为了探讨清初的社会矛盾，需要先回溯一下明末的社会情况。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满族是生活在我国领土上的古老民族之一。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满族同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为祖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当汉、满统治阶级的私利发展到了无法调和的时候，民族矛盾就可能激化成武装对抗。明朝万历年间，由于汉、满统治阶级利益的冲突，这两个长期友好相处的兄弟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起来，从万历年间直到明王朝覆亡，战祸连绵，斗争是相当激烈的。然而，就当时的整个社会矛盾而言，汉、满民族之间的矛盾仍处于次要地位。当时全国的主要矛盾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1]由于朱明王朝中、后期的日趋腐朽，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越来越重，激起了各地农民的强烈反抗，终于爆发了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战争。
崇祯皇帝朱由检是个自视甚高、刚愎自用的人。他继承皇位时，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经极度激化。但他对于朱明王朝覆亡在即的形势并没有什么认识，仍然幻想在他的统治下把起来反抗的农民镇压下去并且挫败关外少数民族的骚扰。朱由检曾经神气活现地说过：“那汉、唐、宋何足道，目今只要将流寇平了，却用全力制敌（指满洲贵族武装），有何难事？”[2]他手下的一些臣工也在奏疏里认定“流寇”是“腹心之患”，而关外的满洲贵族不过是“癣疥之疾”。在慑于农民起义汹涌澎湃地发展时，他曾经考虑过向满洲贵族订立停战协定。而当时满洲贵族也自知力量有限，还没有取代以朱明王朝为代表的中央政权的野心，多次表示愿意和谈。这些都说明在明初灭亡、清兵进关以前，国内阶级矛盾是主要的，民族矛盾仅占次要地位。
清兵进关以前，全国范围内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进关以后，在一段时间里，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
明清之交的那一年，即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在中国历史上是风云变幻的一年。这年的春天，汉族居住区的农民战争已成破竹之势，明王朝的统治有如摧枯拉朽，以惊人的速度土崩瓦解。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后期，汉族地主阶级的动向是：一部分官绅、地主慑于起义军的兵威，力图跻身于起义农民建立的大顺政权，准备以新瓶装旧酒的形式重建以汉族为主体的地主阶级专政；另一部分汉族地主豪绅则站在大顺政权的敌对方面，竭力维护土崩之势已成的朱明王朝。
关外的满洲贵族这时已经吸收了一批汉族地主阶级人物参加统治集团，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汉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攫取渔翁之利。他们由于同明王朝的多次秘密和谈未能达到不费兵卒安享“年费”（即以合法形式通过明朝廷分享汉族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就一度转而考虑联合起义农民推翻明王朝，掠取部分胜利成果。这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廷派迟起龙等人取道蒙古部落地区给大顺政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3]这封信送到陕北榆林时，李自成已经率军大举东渡黄河，攻占了山西、河北的广大地区。从迟起龙的回禀并参考其他材料可以得知，清廷要求同起义军“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书信送到了奉李自成之命镇守榆林的大顺军将领王良智手里，王良智阅信后给了一封回书，并将原信退回，告以把来信内容“奏知他主上去了”。从后来的情况看，李自成对清廷的提议，没有予以考虑。
山海关之战和这次战役后大顺政权管辖区内汉族地主阶级的纷纷叛乱，拜表归顺清廷，表明满洲贵族的入关和入关后的一段时间里，是满、汉地主阶级勾结起来共同镇压起义农民，重建地主阶级统治。而在南方的汉族地主阶级得到消息以后也莫不举手加额，齐声喝彩。这说明，清兵进关的初期，中国社会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
清兵占领北京以后，开初并没有明确的一统全国的计划。多尔衮等满洲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对于汉族居住地区这个庞然大物究竟虚实如何还心中无底。因此在方针上不过是想在华北地区尽可能地多占领一些地方。下面一些材料反映了这种情况：
当时正在北京的张怡记载说，多尔衮刚入北京，下令为崇祯举哀三日，然后剃发改制。“薙（剃）发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薙发，不得归。远近闻风惊畏，非一统之策也。’九王曰：‘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4]
六月初一日，清摄政王多尔衮颁诏江南，摆出一副吊民伐罪的架势，大骂李自成起义军，自夸功德，目的是为满洲贵族攫取渔翁之利披上一件堂皇的外衣。然而在措辞上还是留有余地的。诏书中说：“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清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咨尔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扬。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诏书下文又说：“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或假立愚弱，实肆跋扈之邪谋；或阳附本朝，阴行草窃之奸宄。斯皆民之蟊贼，国之寇仇。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师南讨，殪彼鲸鲵，必无遗种。於戏，顺逆易判，勉忠臣义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养。布告天下，咸使闻知。”[5]诏书的措辞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它反映了多尔衮等清廷决策者对于自己的实力究竟能够控制到多大的范围还没有把握。因此一方面把政治统治暂限于河北、河南以及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示意“不忘明室”的南方汉族地主可以“辅立贤藩”，“共保江左”。另一方面又设下种种借口，以便一旦条件成熟时，可以立即宣布江左政权并非明朝的“贤藩”，而是“民之蟊贼，国之寇仇”。那么，“移师南讨”就师出有名了。
据谈迁记载，弘光朝廷在得到大顺军在山海关之战中失利被迫撤离北京的消息以后，曾经招募了一个姓何的南京人授以副将衔前往北京封吴三桂为蓟国公，赐诰券。到达北京后，吴三桂因为已经剃发降清被封为平西王，对南明的诏诰根本不放在眼里，原封不动地呈送给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在南城召见这位何副将。从多尔衮与何某的谈话可以看出，满洲贵族进占北京的初期，曾经考虑过南北分治。[6]
清廷态度的变化，是在汉族大地主亲满派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自清兵占领北京以来，为数众多的汉族大地主、官绅由于饱尝了起义农民的铁拳，一旦满洲贵族入关给他们打跑了农民军，并且宣布恢复地主阶级统治的旧秩序，连那些一度“从逆”的官僚只要归顺清朝也一概官复原职，这就足以使他们感到恩同再造，把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摇身一变成了清朝的新贵。河南归德府人士宋权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原是明朝的顺天巡抚，李自成起义军一到，他为了身家性命计，钻进了大顺政权任顺天节度使，实际上是潜伏了下来。清兵进关，他趁大顺军遭受重大挫折之机，发动叛乱，把大顺军留守遵化地区的将士一网打尽，卖身投靠了清朝。他说：“我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7]这句话颇能反映当时黄河流域受到大顺农民军打击的一大批汉族大地主那种丧家之狗的心情。当清廷命他“巡抚如故”时，宋权立即感激涕零，首献治平三策，说“四海可传檄而定”[8]。原明朝御史柳寅东也在甲申六月上言，为清廷出谋划策说：“时已届秋，庙堂宜早定大计。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欲图西贼，必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收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须先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9]摄政和硕睿亲王是其言。
在汉族亲满派的影响下，清廷多尔衮等人的态度日益骄横。甲申七月，多尔衮致南明弘光朝廷大学士史可法的信件中口气就大变了，强词夺理地指责弘光朝廷是“乘逆贼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并断然声称，“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10]
“对晚鸦，江南一半残霞。”甲申五月在南京建立的弘光小朝廷是个非常昏庸腐朽的政权。在它存在的一年时间里，始终对起义农民持敌视态度。它满足于偏安江左，沉浸在一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虚幻太平景象中。
弘光皇帝朱由崧和他的大小臣工们有个如意算盘，就是让清兵去扑灭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通过所谓的和议把汉族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劳动生息的土地划出一部分献给清廷作为酬劳。在付价的多少问题上虽有分歧，然而在以农民军为敌、借满洲贵族为助这一基本点上却几乎是上下一致的。这就充分暴露了弘光朝廷的本质。甲申八月，弘光朝廷派出以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三人为代表的北使团。行前，弘光“命会同府部等官从长酌议。或言以两淮为界。高辅弘图曰：山东百二山河决不可弃，必不得已，当界河间耳。马辅士英曰：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11]。史可法常常被人们描绘成同马士英针锋相对的抗清派，其实他在清军南下以前，一直抱着联“虏”杀“贼”的幻想不放。例如，他在《请遣北使疏》中就曾说过：“先帝以圣明之主，遭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舒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至于清兵，他的看法是：“宁前既撤，则势必随以入关。此时畿辅间必不为我所有。但既能杀贼，即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释前嫌，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数也。”[12]
正是在弘光朝廷一厢情愿地制定的“借虏平寇”政策的指导下，以朱由崧为首的南京当权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毫无作为，过着苟且偷安的日子。我们从弘光小朝廷处置降顺和降清官僚士绅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这个政权是怎样区分敌友的。它在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主持下，大兴“顺案”，对所谓“从贼伪官”分六等定罪。而对降清的吴三桂却认为有功社稷，甚至在“举朝皆知吴三桂无心本朝”的时候，仍加封吴三桂父、祖为蓟国公，遣使清廷时还专门给吴三桂带上一份厚礼，加以进行联络。
就在弘光政权把希望寄托于左懋第北使议和的时候，顺治元年十月下旬，清廷决策分兵定向，征服全国。它派英亲王阿济格等率领一支军队进攻陕北，镇压李自成起义军；同时命豫亲王多铎等率领另一路大军南下进攻南明。十月二十四日，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13]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清廷的决策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的，因为当时清军的战斗力虽然比较强，但人数相当有限。多尔衮等人把自己的主力分别投放在相隔数千里的两地同时发动大规模战役，在战略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仅在一旦受挫时势必呼应不灵，而且大军既出，整个华北地区清军的守御力量非常虚弱。然而，历史的偶然性却帮了清廷的忙，使它为时不晚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就在清军分兵作战的关键时刻，大顺军在河南怀庆地区发起了反击战。这年十月，大顺军攻克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济源、孟县一带，清军提督金玉和被击毙于柏香镇，叛将董学礼部也伤亡惨重。如果多铎仍按原计划统兵南下，即便腐败透顶的弘光朝廷一触即溃，大顺军于怀庆得手以后，完全可以乘清兵后方空虚，取道长治直指北京。大顺军的怀庆反击战使多尔衮等清廷统治者如梦初醒，火急下令改变多铎的进兵路线，暂停南下，掉过头来向怀庆进军，取胜后渡黄河攻潼关，同阿济格所领清军夹攻西安。这就是说，由于大顺农民军在怀庆地区展开反击，吸引了全部清军主力，才推迟了弘光朝廷覆灭的时间。当时在整个东部地区清军的兵力十分薄弱，弘光朝廷如果稍有战略眼光，乘此机会北收山东、河北，未尝不是一种自强之道，客观上牵制了西进的清军，对大顺政权的抗清斗争也是一种支援。一部分南明官僚对当时的局势也是有比较清醒的估计的。如江西总督袁继咸在疏中就曾指出：“闯为虏败，虽可喜，实可惧。虏未及谋我者，闯在耳。闯灭，非江南谁事？”[14]山东总督王永吉曾经派人前往北京侦探消息，得知“建州精骑尽往征闯，北直、山东一带皆单虚”，因此向朝廷建议说：“若简骁劲马、步二支疾趋沂济，为奇兵电掣星驰，计日可复二城。若二城复，兖、济、临、德遂成破竹。诸军辐辏，联络犄角，攻其无备，必建奇功。”[15]这些主张以抗清或防清为战略重点的合理意见却被弘光决策当局束之高阁，根本不予理睬。这年十一月，史可法上疏朝廷说：“屡得北来塘报，皆言清必南窥……是和议断断不成也。一旦寇为清并，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势鸱张，足以相扼，必转与清合，先犯东南。宗社安危，决于此日。”[16]说明他对于清兵将成为弘光朝廷存在的主要威胁，并不是毫无察觉。然而，地主阶级的反动本性却决定了他念念不忘的是所谓君父之仇，无法懂得唇亡齿寒、祸起萧墙的道理。于是在清军倾巢西向夹攻农民军时，这个督师大学士竟在疏中愚不可及地建议：“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与四镇悉简精锐，直指秦关……”那位“万事不如杯在手”的弘光皇帝看了奏疏以后“优诏”答曰，“朕于皇考、先帝深仇，朝夕未尝去念”，接着叫了一阵没钱支饷的苦，只是颁发了一道“讨贼诏书”就算万事大吉。[17]正是由于弘光小朝廷的疯狂敌视人民，加以文恬武嬉，毫无进取之心，才使清廷各个击破的战略得以逐步实现。
明遗民张岱曾经说过：“弘光痴如刘禅，**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殢酒**，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18]张岱对于弘光朝廷的腐朽做了深刻的揭露，却没有看到南京小朝廷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认敌为友，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丝毫没有改变朱明王朝敌视人民的反动立场。所以，一旦清兵南下，这个丧尽民心的政权立即土崩瓦解就是很自然的了。
顺治二年五月十日，清军渡江，弘光小朝廷作鸟兽散，非逃即降。六月初八日，明潞王奉弘光太后之命监国于杭州。这个被一部分明季官绅推崇为“贤藩”的朱常淓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监国两天之后清牌至杭州，就在浙江巡抚张秉贞等人的怂恿下“从阉弁之议，甘心降清”[19]。弘光和潞王的相继覆亡，标志着南明最高统治者妥协投降政策的破产。南方的汉族统治阶级终于认识到满洲贵族所建立的清政权不仅是起义农民的死对头，也是汉族地主阶级政权的最大威胁。原先幻想“借虏平寇”、分治天下的迷梦，被清军南下的铁骑冲得烟消云散了。从此抗清派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