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元璋奠定立国基业的过程中，朱文正曾经起了重要作用，是个不应忽视的人物。然而，由于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就已经被朱元璋处死，何况他是朱元璋的亲侄，明初人士为避免触犯忌讳，很少记载他的事迹。直到现在，史学著作中只在叙述朱元璋建立大都督府时任命朱文正为大都督，陈友谅进攻南昌时朱文正负责守城这两件事情上记载稍详，其他情况就不大清楚了。从明朝起，朱文正就没有一篇独立的传记，这不能不说是研究明朝开国史的一个缺陷。下面就依据所见可信材料尽量探寻一下朱文正的经历和他同叔父朱元璋的关系。
一、朱文正事迹是怎样被掩盖的
朱文正获罪以前是朱元璋的主要亲信帮手之一。龙凤九年闰三月朱元璋撰写的《朱氏世德碑》中提到“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为都督”[75]。这份由龙凤政权降制追赠朱元璋的曾祖、祖、父为吴国公而撰写的碑文在朱元璋立意帝制自为以后自然属于禁止流传的文献之列。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在《御制皇陵碑》中写道：“……戍守滁阳。思亲询旧，终日慨慷。知仲姊已逝，独存驸马与甥双。驸马引儿来我栖，外甥见舅如见娘。此时孟嫂亦有知，携儿挈女皆从傍。次兄已殁又数载，独遗寡妇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计忙忙。一时会聚如再生，牵衣诉昔以难当。于是家有眷属，外练兵钢。……”[76]朱元璋的长嫂（即孟嫂）王氏与儿子朱文正、女儿（后封福成公主[77]）来滁阳（今滁州）在李贞携保儿（李文忠）之前（见下文），朱元璋有意突出外甥李文忠、淡化朱文正已情见乎词。
《明太祖实录》虽然是在朱元璋去世以后修纂的，但有关朱文正的事实则已被大量删除。只要把实录中记载的李文忠同朱文正的相关条文做个比较，不难发现朱文正的事迹已被删削到不近情理的程度。如卷一甲午（元至正十四年，1354）尾记：“李贞携其子保保自淮东来见。……养为己子，俾姓朱氏，更名文忠。”可是却不记朱文正与母、妹来见事。戊戌年（1358）二月“升领军舍人朱文忠为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左副都指挥兼领元帅府事”[78]；庚子年（1360）“九月乙卯朔，以亲军左副都指挥朱文忠同佥枢密院事”[79]。直到辛丑年（1361）三月（壬子朔）丁丑日下记“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命枢密院同佥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80]。这是明实录中第一次出现朱文正的名字。人们要问李文忠由领军舍人升为左副都指挥，两年后再升为同佥枢密院事都有记载，朱文正的任职情况为什么就阙而不载呢？在《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到乙巳年（1365）正月“甲申，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县。……后文正卒，上推亲亲之恩，大封同姓，封（其子）铁柱为靖江王，改名守谦”[81]。据统计，在这以前有关李文忠的记载为16条，朱文正仅为8条，何况以后李文忠的记载还多得很，洪武十七年李文忠卒后有长篇传记；在《高皇帝御制文集》里也收录了朱元璋给李文忠的敕谕书信多件。明中期开始，私家修撰“国史”长盛不衰，成书并保存下来的也为数不少，尽管作者对朱文正已不存在任何顾忌，但他们都碰到史例缺乏的困难，只好把朱文正的有限事迹附载于靖江王传内，从郑晓的《吾学编》起直到清朝乾隆四年颁布的钦定《明史》都是这样处理的。不为朱文正立传和有关他的基本情况记载甚少绝不能解释为朱文正无足轻重。因为在他得罪以前无论是在战功等作为上，或是在官职地位上都比李文忠更高一筹。即以出生年岁而言，《明太祖实录》记甲午年（1354）李文忠随父来滁阳投靠舅舅朱元璋时记载了他当时“年十四”[82]。甚至在卷九辛丑年（1361）九月丁卯日下记“皇从孙守谦生，皇侄文正之长子也”。朱守谦死于洪武二十五年，自幼娇生惯养，封为靖江王后为非作歹，从来没干过一件好事，记载他的生卒年月日和封爵受谴等经历只因他是第一代靖江王，按修实录体例不得不记。而朱文正究竟出生于何年，至今难以查考，只能做大致的推测（见下文）。可见在明初官修正式史籍中已将朱文正相关史实删得七零八落，令后世史家难以措手。幸好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御制纪非录》[83]《太祖皇帝钦录》有抄本保存下来，另外俞本《纪事录》，郎瑛《七修类稿》中收《朱氏世德碑》，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六收《老舅家书付保儿（李文忠）》都保存了一些有关朱文正的原始文字，堪称吉光片羽。然而，仅凭这点残枝败叶，无论如何也恢复不了被蓄意砍伐的大树原貌。
二、朱文正幼年同朱元璋的关系
我们至今对朱元璋少年时代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多，只知道他家很穷，1344年他父母和长兄在一个月之内相继病死，连块葬身之地都没有，靠着田主刘德的哥哥刘继祖发善心，施给一块地，他和入赘妻家的二哥草草安葬了亲人。双亲及长兄既亡，长嫂带着儿女回了娘家。朱元璋刚满16岁，生活无着，入于皇寺当了一名小和尚。进庙刚50多天，“寺主封仓”，打发他去沿门托钵。三年后又回到寺里，直到1352年（元至正十二年，壬辰）闰三月投入濠州（凤阳）郭子兴部下为兵，从此逐步崭露头角，这年他已经25岁。在他投军以前究竟结交了哪些朋友，没有见到准确记载。野史中说他曾为地主放牛，同玩伴把一只小牛杀了吃肉解馋，饱餐之后才想到无法交代，就把牛尾巴插进地中，谎报地主说小牛陷入地下。主人不信，亲往查看，无论使多大劲牛尾就是牢不可拔，只好自认晦气。[84]这个故事本来就不足信。吴晗写《朱元璋传》大概为了情节生动，采入书中，还把参与吃肉的玩伴坐定为徐达、汤和、周德兴。[85]其实，朱元璋为徐达写的神道碑说得很清楚，他初次见到徐达是“岁癸巳，朕集义旅，王来麾下”，那时徐达已经22岁了。[86]朱元璋在少年时代是否有比较密切的玩伴，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除非某一儿时玩伴后来对朱元璋的事业起了值得记载的作用。这里，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朱元璋在17岁以前关系最密切的是以他父亲朱五四为家长的亲人，包括朱文正在内。元末战乱，饥荒疫病流行，朱元璋家和他的伯父家几乎死绝，男性幸存者只有朱元璋和他大哥的儿子朱文正。
由于史料缺乏，朱文正的准确生年难以考定。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朱元璋的《御制纪非录》做大致的推算。朱文正的父亲朱重四比幼弟朱重八（即朱元璋）大约年长20岁。“守谦（文正之子）之祖母（朱元璋长嫂王氏）七月适守谦之祖（即朱重四），九月朕生，是嫂见朕生长也。”[87]这就是说，朱重四娶妻两个月后朱元璋才出生。朱重四与王氏生了两男一女，长子夭亡，次子即文正。《天潢玉牒》记：“皇兄南昌王长子山阳王先淳皇（指朱元璋父朱五四）薨，次子曰文正。”[88]1344年（元至正四年）四月朱元璋的父亲、母亲、长兄相继病殁。《明太祖实录》卷二三记，吴元年四月（丙午朔）辛亥，“上曰：往者吾父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内，三丧相继，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终天之痛，念之罔极”。朱家连遭不幸时，朱元璋刚满十六岁，“当是时，朕方出幼一载余（按元朝规定十五岁出幼）[89]，方临一十七岁之初”[90]。那么，朱文正多大年纪呢？朱元璋接着写道：“守谦父幼随母而孤，虽在未出幼之先，同守谦之祖母备历诸艰，以难枚举。云何昔元承平，朕家因遭疫疠，眷属亡其半，家道萧索，余存者人各东西，由是守谦之祖母携守谦之父栖于父母之家，所以备历诸艰。”[91]又据《太祖皇帝钦录》洪武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谕靖江王朱守谦敕云：“且朕与尔父同寒微，平日所受艰辛，有不可言之苦。”[92]从这两段话来分析，1344年朱元璋“方出幼一载余”，文正“在未出幼之先”，叔侄二人的年龄必相差不大，当在十岁以内。如果朱文正当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孩童，朱元璋就不会用“在未出幼之先”“同寒微”，备受艰苦之类的词句来表达。这里还应注意到朱元璋的父母在世时“长兄侍亲，仲兄（朱重六）、三兄（朱重七）皆出赘”[93]。朱元璋实际上是同父母、长兄、长嫂及其子女居住于一所茅屋之内。朱元璋说“是嫂见朕生长也”，他也完全可以说“是朕见文正生长也”。从朱文正出生起，直到1344年朱元璋的父母、长兄相继病亡，长嫂王氏带文正和女儿投靠娘家止，朱元璋和侄儿朱文正天天在一起，这种亲密关系无人可比。
关系亲密不等于没有矛盾。朱元璋对他的大哥朱重四就非常不满。朱重四作为长子从小受到父亲朱五四的宠爱，是个惯坏了的孩子。用朱元璋的话来说：“朕不幸有骨肉乖离之患，且从孙守谦之祖（即其大哥朱重四），幼因皇考惜之甚，及壮无状甚焉。其非奉父母之道有不可胜言。呜呼，尝云孝顺还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94]他写这段话是在朱文正、朱守谦父子行为不轨之后有感而发。朱重四不孝敬父母肯定实有其事，指责朱文正、朱守谦不孝忤逆大概是指他曾抚文正如己子，文正父子辜负了他的信任而言。文正在父亲死时方为少年，朱元璋也说不出朱文正对朱重四有什么不孝之事，至于朱守谦在父亲朱文正被叔祖朱元璋处死后，确实曾经心怀不满。据朱元璋所写“其守谦听奸臣胡惟庸、陈克名所教，作文以触朕怒，其文兼诗，诗引《蓼莪》以思父云云，出无所怙，入无所恃。又曰：不恋鞍马之嬉游，不恋金饰之高楼，愿住茅檐之矮屋，甘心老死于桑林。冒渎之词，难以笔尽。”[95]看来，正是朱守谦思父之孝思形于诗文进一步触怒了朱元璋。朱元璋虽然对他的大哥的不孝敬父母耿耿于怀，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对朱文正显然相当偏爱。1344年他与朱文正分别时，文正还是个“未出幼”的孩童。十年后（1354年）重聚时，亲人死丧殆尽，只剩下这唯一长大成人的侄儿，朱元璋是由衷高兴的。即如他自己所写的：“分离数年，扰攘中一见眷属复完，其不胜之喜复何言哉！”[96]何乔远则记载：“文正早孤，貌类高帝，高帝爱之。”[97]
上面我们指出朱文正获罪以后官方文献（包括朱元璋写的《御制皇陵碑》等公开文献）都刻意突出李文忠而抹杀朱文正，是出于政治原因。就实际情况而言，朱元璋同朱文正的关系比李文忠要亲密得多。首先，按中国的传统，侄儿比外甥要更亲；其次，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姐姐出嫁至临淮县东乡李家后所生，1354年来滁阳以前同舅父见面的机会相当有限，根本不能同朱文正相比。来滁阳时，朱元璋是27岁，李文忠不过16岁，1358年以前还只能当个“领军舍人”；而朱文正在20岁左右，正是年轻有为之时，成为朱元璋的有力助手乃是理所当然的事。
史籍中有一个细节往往不详，这里也顺便说一下。朱文正和李文忠都是在元至正十四年（甲午，1354）来到滁阳投靠朱元璋的。那么，谁先来呢？《明太祖实录》卷一二○，洪武十一年十月驸马都尉曹国公李贞薨条下记，李贞携儿保保（李文忠）“达滁阳见上，时甲午冬十有二月也。……文忠时年十六”。朱文正随母王氏来滁阳投靠叔父一事，《明太祖实录》没有记载，查继佐《罪惟录》帝纪卷之一记：“冬十月，孟嫂携其子名文正，及仲嫂间关至。帝姐曹国长公主已卒，子保儿名文忠，从其父陇西王李贞亦至。”查继佐的记载和朱元璋《御制皇陵碑》都有点含糊，把侄儿和外甥的来附牵连书之，据《御制纪非录》可以肯定朱文正与母亲王氏来得较早。“元至正甲午，朕帅师滁阳，守谦之祖母携守谦之父至。时朕只身，举目略无厚薄之亲。虽统人众，于暇中凡有眷属之思莫不欷嘘而涕泣焉。俄而侄男至……”朱元璋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朱文正和其母来滁阳之前他举目无亲。李文忠随父来滁阳既确定在十二月，朱文正之来依肯定稍早，也许是如查继佐所记的十月。
三、朱文正的战功
上文讲到《明太祖实录》在辛丑年（1361）朱文正任大都督之前无一字记述，仿佛他任大都督仅仅是因为他是朱元璋的亲侄。刘辰《国初事迹》载朱文正获罪后，马皇后谏曰：“文正虽骄纵，自渡江以来，克太平，破陈也先营，取建康，多有战功。坚守江西，陈氏强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乃骨肉亲侄，纵有罪，亦当宥之。”[98]郑晓《吾学编》靖江王传内述及朱守谦父朱文正事云：“文正少孤，其母王氏守节，抚文正，依太祖，太祖爱之。比长，涉传记，有才略，从渡江克太平，破陈也先，取建康，擢枢密院同佥。辛丑，改院为大都督府，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99]郑晓所记朱文正跟随朱元璋渡江后的战功显然是依据了刘辰的《国初事迹》，然而他却插进一段“依太祖，太祖爱之。比长，涉传记，有才略，从渡江……”，未免是画蛇添足。因为朱文正与母亲王氏来依“太祖”在1354年十月，朱元璋帅师渡江克太平、破陈也先在1355年（乙未，元至正十五年）六月[100]，取建康在1356年（丙申）三月[101]，从投靠叔父到随军渡江参与领兵征战，其间不过半年多，怎么能说半年时间里朱文正就由一少年长大成人，而且涉猎史传成为文武全才？《明史》卷一百十八《靖江王守谦》传内附其父朱文正事迹，说他“饶勇略，随渡江取集庆路。已，有功，授枢密院同佥”。我们只能断言，1354年朱文正来滁阳见叔父朱元璋时已经成年，朱元璋立即视为亲信，命他为领兵官（具体官职因史料删削难以弄清），次年渡江后在攻取太平府、迎战陈也先（又名陈埜先），以及在丙申年三月攻克建康战役中都立下了战功。从采石渡江到攻占建康是朱元璋奠定基业的开始，朱文正不负乃叔的期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入建康后，朱文正还曾经受朱元璋委托延聘人才。如徐达攻克镇江后，朱元璋访知元朝旧臣秦从龙“才学老成”，避居该地，“即命兄子文正及朱文忠（即李文忠）以白金文绮往聘之。从龙遂与其妻陈氏偕来，上亲至龙湾迎之以入。……事无大小皆与之谋，每以笔书漆板问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102]朱文正为朱元璋办的事肯定还有不少，只是没有留下记载罢了。
他出任枢密院同佥大约与徐达、汤和在时间上相距很近。俞本《纪事录》卷上记丙申（元至正十六年，1356）十月，“上升侄文正为同佥，与（徐）达、（汤）和共总大军攻常州”。同书记徐达、汤和于是年三月升同佥，略早于文正。《明太祖实录》卷四记，丙申七月“置江南行枢密院，以元帅汤和摄同佥枢密院事”。同月，命（元帅）徐达帅师攻常州。八月，因攻常州久不下等缘故“自元帅徐达以下皆降一官，以书责达曰：虐降致叛，老师无功，此吾所以责将军。……”十一月，“徐达兵围常州久不下，上复益达精兵二万人围之”。下文提及攻常州将领有徐达、常遇春、汤和、廖永安、胡大海，至次年（丁酉，元至正十七年，1357）三月奉张士诚命守常州的大将吕珍因城内军多无粮，被迫主动撤出该城，常州才为朱元璋军占领。[103]常州位于南京和苏州之间，是朱元璋和张士诚争夺的要地。经过长达九个月的围攻，朱元璋几乎派出了全部精兵强将才夺得该城，巩固和扩大了自己以南京（建康）为中心的地盘，张士诚兵败失地，士气也大受影响。可以说，常州之役是朱元璋同张士诚较量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当时，张士诚的地盘跨越长江南北，比朱元璋军控制区要大得多，也富庶得多。特别是二人视为根本之地的南京和苏州（平江路）相距过近，常州一城的得失对后来局势的发展确实是关系匪浅的。这里又牵涉到朱文正是否参与了指挥进攻常州，由于《明太祖实录》对朱文正事迹删削得极其明显，我们宁可相信俞本的记载，朱文正是率兵攻取常州的主要将领。
朱文正为朱元璋打天下做出的最大贡献无疑是在同陈友谅的征战当中，特别是固守南昌之役。俞本《纪事录》卷上记载，己亥（元至正十九年，1359）“七月，上以侄朱文正仍同徐达领马步军，廖永忠、俞通海领水寨，水陆并进，攻安庆，不克。十月，大军由潜山回，遂克无为州。……”《明太祖实录》卷七记载这次战役较详，但未提及朱文正。南昌之役和随后鄱阳湖之战对朱元璋和陈友谅的成败都有决定性意义，也是朱文正一生中最具光彩的篇章。《明太祖实录》记，辛丑年（1361）三月，朱文正被委任为大都督府大都督。[104]次年（壬寅，1362）正月，陈友谅部下的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以南昌等地来降，朱元璋亲至南昌（时名龙兴）视察[105]，命改龙兴路为洪都府，以叶琛为知府，留大将邓愈镇守。三月，随胡廷瑞投降的陈友谅旧部祝宗、康泰率部叛变，攻陷洪都府，叶琛死难，邓愈逃回建康。朱元璋命右丞徐达等领兵平叛，四月再克南昌。五月初二日，朱元璋“命大都督朱文正统元帅赵德胜等同参政邓愈镇洪都”[106]。朱文正受命镇守一方以后，深知江西为陈友谅与朱元璋必争之地。他未雨绸缪，于受事之初即改建南昌城池。万历《新修南昌府志》记载：“国朝壬寅，大都督朱文正以城西南滨江，故筑于内，比旧减五之一，周二千七十有奇，高二丈九尺；浚濠三千四百丈有奇，阔十一丈。共存七门：曰广润、曰惠民、曰进贤、曰顺化、曰永和、曰德胜、曰章江。南昌、新建二县附府城。”[107]可是，在《明太祖实录》中却于是年二月辛丑日（十五日）下记：“上既定洪都，乃经度城守，以旧城西面临水，不利守御，命移入三十步，东南空旷，复展二里余，以邓愈为江西行省参政留守。……上还建康。”[108]正如上文提到的，胡廷瑞纳降后，朱元璋确实曾经到过南昌，并做短期的停留，也不排除他对改建南昌旧城做过指示，但是负责动工兴修使南昌成为一座坚固的城池，肯定是朱文正主持进行的，从而为后来凭城同守，陈友谅大军围攻近三个月而不破创造了条件。改建南昌城墙，墙外挖浚深壕从筹划决策到完工不是朱元璋暂留该地一个月时间内所能完成，《明太祖实录》归之于朱元璋本人，不过是立意抹杀朱文正的作为罢了。
除了加强江西省会南昌的防务外，朱文正还调兵遣将收取江西未定地力。这年（1362）八月，陈友谅部将熊天瑞领军攻占朱军所据之吉安、永新一带。守将派人由间道赴南京求救，朱元璋命朱文正出兵往援。十二月，朱文正派遣裨将击败陈军吉安守将饶鼎臣，收复该城，留参政刘齐、陈海等守吉安。[109]刘辰《国初事迹》载：“文正到镇，招谕山寨来降，头目尽皆归顺。好讼者诛之。号令严肃，远近震慑。”又记：“都督朱文正守江西，以各府山寨头目或降或叛，发解到京。太祖以此等人持两端之心，尽投于水。”朱文正采取的这些措施巩固了朱元璋政权对江西的统治，为次年迎战陈友谅的大举进攻创造了有利的前提。
1363年（癸卯，元至正二十三年，宋龙凤九年）对朱元璋来说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一年。这年二月，张士诚派大将吕珍进攻宋主（小明王）韩林儿、丞相刘福通驻守的安丰。龙凤政权处于危急之中，下诏命朱元璋统军来援。三月，朱元璋亲自帅大将左丞徐达、参政常遇春等统领主力渡江救安丰。正在这时，陈友谅“忿其疆埸日蹙”（指江西与今安徽西部为朱元璋军所夺），大举出兵由武昌东下，准备同朱元璋军展开决战。史载，友谅“乃作大舰来攻，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自以为必胜之计。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110]，“兵号六十万”[111]。陈友谅可能消息不灵，不知道朱元璋这时正率主力往江北救安丰，同张士诚部作战，应天府的留守兵力相当单薄，因此决策先攻南昌（时名洪都）。四月二十三日，陈友谅大军包围南昌。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朱文正精心组织防御，命参政邓愈守抚州门，元帅赵德胜等守官步、士步、桥步三门，指挥薛显等守章江、新城二门；元帅牛海龙等守琉璃、澹台二门。朱“文正居中节制诸军，自将精锐二千往来应援以御之”[112]。
南昌之战，朱文正以少御多，战斗极其惨烈。“丙寅（四月二十七日），陈友谅兵攻洪都之抚州门。其兵各戴竹盾如箕状，以御矢石，极力来攻。城坏三十余丈，邓愈以火铳击退其兵，随竖木栅。敌争栅，都督朱文正督诸将死战，且战且筑，通夕城完。于是，总管李继先，元帅牛海龙、赵国旺、许珪、朱潜，万户程国胜等皆死。后俱配享洪都功臣庙。”[113]五月初一日，陈友谅军复破吉安、临江，将被俘之参政刘齐、吉安知府朱叔华、临江同知赵天麟押至洪都城下胁降，朱文正等不为所动。六月十四日，陈友谅“围洪都久不克，增修攻具，攻水关，欲破栅以入。都督朱文正使壮士以长槊从栅内刺之。敌夺槊更进。文正乃命煅铁戟、铁钩，穿栅更刺。敌复来夺，手皆灼烂，不得进。友谅尽攻击之术，而城中备御随方应之。友谅计穷，又以兵攻宫步、士步二门，元帅赵得胜力御之，暮坐宫步门楼指麾士卒，中流矢死”[114]。
“洪都被围既久，内外阻绝，音问不通。”朱文正手下的战将和士卒伤亡惨重，他知道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了，决定派千户张子明用东湖（东湖在南昌城内）里的小渔船趁夜间陈军不备之时从水关潜出，“越石头口，夜行昼止”，六月二十五日历时半月才到达朱元璋驻处，报告了南昌危急的情况。朱元璋问他陈友谅兵势如何，张子明回答道：“友谅兵虽盛，而战斗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贼之巨舰将不利用，又师久粮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朱元璋当即指示：“汝归语文正，但坚守一月，吾自当取之，不足虑也。”张子明返回途中在鄱阳湖口被陈军捉获。陈友谅对他说：“若能诱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贵。”张子明假意答应，在陈军押送下来到南昌城下，大声呼喊：“大军且至，但固守以待。”陈友谅大怒，下令将其杀害。[115]朱文正得知朱元璋援兵将至，信心倍增，鼓励将士奋勇固守。张子明的告急，使朱元璋大为震惊。当时，他的主力正在江北围攻庐州。二十七日，他下令大将徐达、常遇春从庐州撤退，准备援救南昌。七月初六日，朱元璋经过紧张的抽调兵员、船只、器械，于龙江祭旗溯江而上。朱元璋亲任统帅，随征大将有右丞徐达、参知政事常遇春以及冯国胜、廖永忠、俞通海等，兵员多达二十万，军势颇盛。十六日，军至湖口。十九日，“陈友谅围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闻上至，即解围东出鄱阳湖以迎我师”[116]。接着就是著名的鄱阳湖之战，陈军大败，陈友谅本人也中流矢死，虽然友谅之子陈理在大将张定边（陈氏大汉政权太尉）保护下逃回武昌，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大汉政权的覆亡已成定局。朱文正在陈军解围后除移军鄱阳湖配合朱元璋主力作战外，还曾派出兵员断绝陈友谅的饷道，为朱元璋战胜陈友谅创造了条件。史载：“友谅住湖中既久，食尽，遣舟五百艘掠粮于都昌。都督朱文正复使舍人陈方亮潜往燔其舟。友谅粮绝，势益困。”[117]在陈友谅兵败身死后，朱文正又派兵招降江西未下地方，为朱元璋政权稳定对江西的统治做出了贡献。[118]
综观朱文正镇守南昌的全过程，应当说他为乃叔朱元璋削平群雄，实现一统天下的目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元末群雄争霸时，朱元璋夹处于两大实力集团之中，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张士诚虽被朱元璋称为“自守虏”，但他所拥有的地盘、兵力和财力都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两方的根本之地——建康与平江相距极近，接境之处如不留重兵把守，随时都有巢毁覆败之虞。当张士诚命大将吕珍统兵进攻龙凤政权驻地安丰之时，朱元璋奉诏亲统大军过江援救，才将吕珍击败。平定陈友谅之后，朱元璋已无后顾之忧，出动精兵猛将大举伐张，也是经过旷日持久的战斗才攻克平江（苏州），俘杀张士诚。又如，在朱元璋与陈友谅展开鄱阳湖战役之初，胜败尚未见分晓，朱元璋即命手下第一员大将徐达回守建康，证明朱元璋唯恐张士诚乘朱军主力西上，发动进攻，后方有不保的危险。张士诚没有抓住战机拼全力进攻朱元璋据地，是他战略上的重大失算，而不是没有这个实力。然而，朱元璋最具有威胁性的对手还是陈友谅。陈友谅地广兵多，曾一度据有今湖北、湖南、江西以及安徽部分地区，由于他处理内部事务不当，安庆等地和江西大部落入朱元璋之手。但他的主力并没有严重削弱。朱元璋的西扩使他怒火中烧，决心倾全力同朱元璋决战。上文已说到他用兵失宜，采取了逐步推进的战略，先攻南昌，待收复江西之后再顺江而下，由安庆攻建康。陈友谅很可能估计攻克南昌易如反掌，因为他是“空国而来”；而朱元璋留守南昌和江西其他地方的兵力相当有限。收复江西既可以扩大自己的控制区，又可以避免直接东下时朱文正部由赣江出长江同朱元璋主力形成首尾夹击之势。如果陈友谅知道朱元璋主力当时正在长江以北，建康守军单薄，他完全可以在攻占江州（九江）后留下少数兵力镇守该地和湖口，主力顺江而下直攻建康。即使朱元璋军回师迎战，在大江之中陈军顺流而下，处于有利位置；战役在建康附近展开，张士诚也可能乘机夹击，朱元璋失败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陈友谅既然在用兵策略上第一步就没有走对，全师进入鄱阳湖围攻南昌，那么结果可能是两个：一是在朱元璋主力来援之前攻克南昌，除留部分兵力镇守外，主力仍出长江东下，与朱军交战于长江之中；另一种情况则是久攻南昌不下，大批舟舰被牵制于鄱阳湖之中，活动余地缩小，军资粮饷供应不易。由此可见，朱文正坚守南昌对朱元璋战胜陈友谅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昌若失守，陈友谅主力必转移到长江，朱陈决战的地区不可能在鄱阳湖中，陈军的后方供应有绝对保障。陈军凭战胜之威、顺流之势，胜算多于败算。
从朱元璋和明人的评述中，我们可以加深对朱陈决战胜败原因的认识。刘辰记鄱阳湖战役后，“太祖谓刘基曰：‘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陈友谅乘我之出，京师空虚，顺流而下，捣我建康，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归也，遂班师。”[119]高岱说：“元末群雄共起，与我圣祖并驱中原者，固非一人，而当时称勍敌，为腹心肘腋害者，惟友谅为可虑哉。……及我圣祖出援安丰，金陵可乘矣，乃老师南昌，而不能捣根本之虚，虽天命有在，未可力争；而用兵之道，当如是哉！……虽然我圣祖之所以得肆力于友谅者，则以士诚之乏远图耳。观其鄱阳湖之战，亟命徐达归守建康，友谅既殂，诸将劝之西蹙武昌，竟不从而班师者，拳拳以东吴之乘虚为虑耳。”[120]黄金说：“予尝闻之长者曰，昔王师之蹙友谅，顺天应人，无不一当百，鄱阳之战，过于赤壁。僇鲸鲵而殄豺虎，如摧枯拉朽，散亡之卒，投戈请命。此固神谟庙略之有定，然亦豫章之守老其师，挫其锐，遂致摧败零落而不可支吾也。”[121]这几段引文表明，朱元璋自悔安丰之行造成金陵防守空虚，庆幸陈友谅未直捣金陵而围攻南昌，双方都在战略上出现重大失误。然而，关键的一着却是朱文正坚守南昌八十五天，才直接导致朱元璋在鄱阳湖中大获全胜。陈氏大汉政权既灭，张士诚等的覆亡已成为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朱文正的战功是不可低估的，说他为朱元璋后来削平群雄、建立大明帝国起了关键性作用，大概并不过分。
四、朱文正的被处死
朱文正被授予大都督府大都督节制中外兵马的大权，接着奉命镇守南昌，为朱元璋战胜最强悍的对手陈友谅立下了卓越功勋。这以后不过一年多时间就突然失去了叔父朱元璋的信任，不仅解除了一切官职，而且以罪处死。其中缘由，史籍中多有忌讳，宣布的罪状和处理，情况有虚有实。《明太祖实录》卷十六记：乙巳（1365年，元至正二十五年，宋龙凤十一年）正月庚申朔“甲申，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县”。所列罪状有三项，一是“怨上不先封己”。据说朱元璋曾经问他：“汝欲何官？”文正对曰：“爵赏不先众人而急私亲，无以服众。且叔父既成大业，侄何忧不富贵。”朱元璋听了很满意。后来却发现他“怨上不先封己，前所对上者皆诡辞”。第二项是镇守江西时“骄**暴横，夺民妇女，所用床榻僭以龙凤为饰”[122]。第三，最关键的一项是，朱元璋得知朱文正有怨言，兼骄奢**逸，特派使者前往责备。“文正惭惧，谋叛降张士诚。”江西按察使李饮冰奏之，朱元璋大惊，说：“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无以定之。”“即日往南昌，舣舟城下，遣人召之。文正不意上遽至，仓卒出迎。上泣谓曰：汝何为若是？遂载与俱归。至建康，群臣交章劾之，请置于法。上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置之法，则伤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铁柱语曰：尔父不率教，忘昔日之艰难，恣肆凶恶，以贻吾忧。尔他日长大，吾封爵尔，不以尔父废也。尔宜修德励行，盖前人之愆，则不负吾望矣。后文正卒，上推亲亲之恩，大封同姓，封铁柱为靖江王，改名守谦。”[123]
实录所记有的未必可信，有的含混不清。比如说朱文正“怨上不先封己”，就很难站住脚。朱文正在世时，朱元璋还没有大封功臣。朱文正在免官带回南京以后究竟做了何种“安置”，又是怎样死的，何时死的，都有不同记载，真相颇难考定。有关朱文正获罪和处理情况，朱元璋本人的三份不准备公开的文件应当是最接近事实的。一份是他给外甥李文忠的信：
老舅家书付保儿，教你知道驴马做的人。当自从守住江西，好生的行事不依法度。近来我的令旨，为开按察司衙门，他三日不接我言，教在江上打着船，便似教化的一般。他又差人往浙西城子里官卖物事。及至开我令旨，不许军民头目来听。密行号令，但有按察司里告状的割了舌头，全家处死。在那里奸人家妻女，多端不仁。我禁人休去张家那下买盐，他从江西自立批文，直至张家盐场买盐，江上把截的不敢当，尽他往来。南台城里仓与库四处俱各有物。其余多等不仁不孝的勾当，我心里闷，说不的许多。保儿且知道这几件，你父亲到时，自有话与他说也。保儿守城子，休学驴马，你想你母亲，你便休恼。……（王世贞注：驴马者，朱文正也）[124]
《太祖皇帝钦录》载洪武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敕谕靖江王朱守谦云：
朕招率义旅……集众兵于江左。后因尔父长成，拨军护卫，教练威武，威武既成，令守江西。恣意放纵，视人如草木，作孽无休，其不仁者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事觉，教之不听。未几，谋奔敌国，又觉，而方囚之，然后而殁。[125]
《御制纪非录》说：
大逆之道既泄，朕恐为人所庑，特召而审之。其应之词虽在神人亦所不容。其逆凶之谋愈推愈广，由是鞭而后故。[126]
仔细分析朱元璋亲笔所写朱文正的罪状，显然有个事件发生先后的差别。案件初发时，给李文忠的家书里只数落朱文正的罪过，一是镇守江西期间胡作非为，唯恐朱元璋开设江西按察司后将其过失上告，所以多方阻挠。二是**人家妻女。三是违反朱元璋禁令，自立批文，派人往张士诚控制区买盐。朱元璋接到报告后，即将他召至南京当加审问。朱文正的性格大概是非常倔强的，他肯定知道不少朱元璋的隐私。[127]朱元璋的面审变成了一场叔侄对骂，即所谓“其应之词虽在神人亦所不容”。朱元璋盛怒之下，已有意将其处死，大约为马皇后和某些官员劝阻。《国初礼贤录》记：“上侄文正以荒**擅杀得罪。宋濂曰：文正罪固当死，陛下体亲亲之义生之，而置诸远地，则善矣。”如果我们把朱元璋在《御制纪非录》中开列的秦王、周王、齐王、潭王、鲁王等的为非作歹、荒**擅杀同朱文正做一比较，至少是毫不逊色的。朱元璋对自己的儿子的荒**不法、作践官民，不过是著书训斥，令其熟读，“以革前非”[128]。而对立有大功的侄儿朱文正却直欲置之死地，处置轻重悬绝，耐人寻味。朱文正的“谋投敌国”（指张士诚）如果确有其事，那也肯定是在召回南京以后。他不仅被免去一切官职，更重要的是他从朱元璋的态度上已看出自己引以为豪的至亲、功勋适足以遭忌，万无转圜余地，为保命计才出此下策。密谋败露之后，朱元璋加以“大逆”的罪名，一顿鞭子把朱文正打死。用朱元璋的话来说是“其逆凶之谋愈推愈广，由是鞭而后故”。这时，不仅群臣不敢再谏，连朱元璋的长嫂也只能私下饮泣。
朱文正致死之由固然同他恃亲恃功干了不少非法事宜有关，但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朱文正为朱元璋亲侄，功高位尊，已为文武群臣惮惧。俞本《纪事录》记己亥年（至正十九年，1359）“六月初二日，朱文正谮徐达有叛意”[129]，朱元璋没有轻信，于七月间仍命朱文正与徐达一道领兵攻安庆。朱文正镇守南昌时，朱元璋派汪广洋等文官往辅佐[130]，汪广洋从未向朱元璋报告过朱文正的过失。到洪武十二年朱元璋敕谕处斩丞相汪广洋时还说：“昔命助文正于江西，虽不能匡正其恶，自当明其不善，何其幽深隐匿，以致祸生。”[131]当朱文正获罪以前，朱元璋已生了七个儿子，年纪幼小，朱文正在朱元璋内心里已成为主要的猜忌对象。他不仅浑然不觉，而且桀骜不驯，终于招致杀身之祸。朱元璋的用心猜忌和果于诛杀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且不说洪武年间的大批屠戮文武功臣，即就最受信任的大将军、右丞相魏国公徐达和朱元璋的外甥曹国公李文忠而言，功勋卓著、忠顺有加，也难免朱元璋的猜忌。徐达病死以前廷臣奏疏中就提及“徐达之见疑”[132]。李文忠死后《命李景隆袭封曹国公诰》文中有“非智非谦，几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终”语，且命景隆“尔其鉴前人之失”[133]。朱国祯在所撰李文忠传后特加按语云：“岐阳之功莫大于浙西，莫迅于应昌，莫险于骋海，盖亚中山（徐达）、匹开平（常遇春），而文学议论又宛然儒者气象，自古人臣文武全才未见有及者。太祖因居然以唐太宗目之矣。‘非智非谦，几累社稷’之语，尽吐心事。亲为帝甥，共平天下，如何用智，如何执谦，岐阳至是其道穷，而其功乃所以为累。上固筹之深矣。借事发怒，借馆人行刑，中道而逝……千古变局，殊不忍言。……”[134]朱文正被处死后，徐达、李文忠生平谨慎，尚不免功高震主；朱文正秉性刚烈，又有不少过犯落入朱元璋之手，被定为“大逆”不得善终，可谓势之必然。
朱文正自南昌召回后，实录记“安置桐城”，“后文正卒”。刘辰《国初事迹》记：文正镇守江西，“岂期荒**，惟用掾史卫达可等小人为心腹，专求民间闺女，用则数十日，不用则投之于井，为数甚多。凡遇太祖差人到彼公干，多以银、段钳之，受者蔽而不言其恶。按察佥事凌说到任，察其实劾奏之。太祖即取回文正问罪，其郭子章、刘仲服、卫达可、王三元帅不谏阻，皆诛之。及部下随从、头目五十余人，尽皆断其脚筋。太祖既问文正，明日欲治之。皇后谏曰：（见上文中述文正战功部分）……。太祖曰：后言是也，且释之。未久，太祖命文正整点荆州城，回京未用，复出不逊之言。太祖意其怀不轨，欲废之（按，朱元璋口语杀人即谓“废了”）。皇后极谏：文正止是性刚，恐无此心。文正母见存，当念其母子之情，用曲赦之，且见亲亲之义。太祖从后言宥之。后复遣文正往濠州祭祀，暮夜与从人议，有异志，从人备告。太祖废之。”俞本《纪事录》云：丙午至正二十六年（1366）“七月，上命相国达、平章遇春俱加征南大将军，授以印剑征浙西，以侄朱文正乃授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为监军，由宜兴出大浦口，直至大钱港，攻湖州。……朱文正昔镇江西时，大肆不敬，强夺军民妇女**而杀之，填于井中，及僭用乘舆服用。按察使凌廉使覆之，贬为庶人，安置六合县。潜命道士朱书上（指朱元璋）年甲，钉地厌之。侍人阕奏于上，取回禁于内苑。逾月释其罪以为监军，征浙西。至太湖中，文正欲叛归张氏，事泄，取回饿死”。王世贞《史乘考误》云：“又言朱文正贬广东死。非也。文正先拘，守凤阳先墓，以逃故赐死，死时尚未及取广东。”[135]诸书记载出入颇大，即以获罪罢官召回南京后，有说安置桐城的，有说安置六合的，有说拘于凤阳（濠州）的。具体情节更是互相抵牾。从朱元璋《御制纪非录》的用语来看，很可能召回南京经过“面审”之后不久即被鞭死。其卒年当为1365年，即自南昌召回之年。但上引俞本《纪事录》载1366年七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征浙西，仍以侄朱文正授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的头衔出任监军。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六之《诏令杂考》二收龙凤十二年（1366）四月吴王令旨云：“今再差克期赍批前去，教左相国与同委官朱文正会议，须留精细能干边上头目镇遏淮安。编排队伍，务要防奸，此城系亲降军马，理宜乘大军兵威在彼，事断其初。……”似乎直到1366年（元至正二十六年，宋龙凤十二年）四月至七月，朱文正不仅活着，还同徐达等一道领兵同张士诚作战。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丙午年（即1366）夏四月辛酉日：“上命朱文忠往徐达军会议淮安城守事宜。谕达曰：大军既克淮安，足以保障江淮，控制齐鲁。然将士新附，军士移戍者多，留镇者少。今就于其属选将简卒，人人望长其属，不得则易怒。将军在处置得所，使上下相安，则吾无阃外之忧矣。”看来王世贞所抄录《诏令杂考》中龙凤十二年令旨内“朱文正”为朱文忠（即李文忠，是年底命复原姓李）之误。朱元璋兵取濠州（后改名凤阳）在1366年（丙午年）四月，同月朱元璋即往该地省父母墓，接见父老，若云文正以罪拘守凤阳先墓，亦当在1366年四月以后。这时，张士诚败象已现，八月朱元璋即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万攻张士诚，九月命李文忠领兵攻杭州，开始了最后消灭张士诚的战役。俞本记载七月间朱文正仍以大都督身份任徐达、常遇春监军，已经不近情理，接着说他在太湖中欲叛归张士诚，“事泄，取回饿死”，显然为无稽之谈。
总之，明人史著中因朱文正在明朝建国以前即被朱元璋处死，忌讳甚多，大量删削有关他的事迹。这在《明太祖实录》中已开创先例。直到现在，因史料缺乏，仍难觅一篇稍具轮廓的朱文正传记。然而，朱文正在朱元璋奠定立国基业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不可磨灭。他在1354年十月到达滁阳以后，是朱元璋最亲近的人，次年渡长江后攻太平，战陈也先，再次年攻克集庆（今南京）均立下战功，朱元璋的发迹实赖于此战。随后，参与指挥力克张士诚军据守的常州，稳定了朱元璋东面的防线。任大都督后出镇江西南昌，坚守南昌八十五天，为朱元璋取得鄱阳湖决战的胜利，消灭大汉政权，进而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朱文正是没有见到明朝开国的开国元勋。至于朱文正的生年及处死的准确时间、他的相关事迹仍有待深入探讨。
附记
此次会议[136]讨论中心为明人文集。在明朝人物中首屈一指的当为朱元璋。朱元璋的文集在明代已有《高皇帝御制文集》，所见本为嘉靖十四年刻本，内容遗漏甚多。1991年11月黄山书社出版的点校“安徽古籍丛书”内收《明太祖集》基本即《御制文集》。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明文》第一册为朱元璋文，该社1990年出版《全明诗》第一册中一至五卷为朱元璋诗，对《御制文集》做了部分增补，主要为《大诰三编》《大诰武臣》。1995年7月黄山书社出版《洪武御制全书》又做了进一步的增补，如《祖训录》《宝训》《宝训补》。但朱元璋亲撰文字仍然遗漏尚多，不得称“全”。本文中引用之《御制纪非录》为朱元璋历数其子秦王朱樉等过失，除朱元璋以父皇之权威，无人敢作。又如集中体现朱元璋宗教政策的《钦集录》亦为“御制”，此书并不罕见，收入葛寅亮编《金陵梵刹志》。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并刊布了朱元璋亲撰的《太祖皇帝钦录》和《明太祖御笔》（七十七幅，计七十三篇）。[137]像这样整本的著作都付阙如，何况还有明朝地方志和少数私人著作中载有未收入文集之朱元璋诗文散篇。朱元璋文集若能尽量增遗补阙，去伪存真，区分亲作和儒臣代言，不仅对于研究朱元璋的事业与为人处世大有裨益，而且必有助于加深对明史之研究。
（原载于台湾中国明代研究学会主编：《明人文集与明代研究》，乐学书局2001年版，第5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