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一行从南京仓皇出逃，在溧水失散之后，大学士马士英带着贵州兵四百护卫朱由崧的母亲邹太后前往浙江。途经广德州时，知州赵景和怀疑其中有诈，关闭城门不让进城。马士英大怒，攻破该城，把赵景和处斩，大肆抢掠之后才离去。五月二十二日，马士英奉邹太后到达杭州，潞王朱常淓以及在杭州的官员都来朝见。当时，马士英还希望朱由崧到达太平、芜湖后依靠黄得功等部兵力扭转战局。不久，阮大铖、朱大典和总兵方国安等逃来，才知道黄得功兵败自杀，弘光帝被俘。马士英没有指望了，就同在杭州的官僚商量请潞王朱常淓监国。六月初七日，文武官员朝见邹太后，请命潞王监国。邹太后随即发布懿旨给朱常淓：“尔亲为叔父，贤冠诸藩。昔宣庙东征，襄、郑监国，祖宪俱在，今可遵行。”[116]
以太后懿旨名义命潞王监国，是为了给朱常淓即位继统增添合法性。然而，这时的形势已经同上年江南立国时大不一样，朱常淓唯恐出任监国将成为清方打击的主要目标，拒绝接受；在弘光太后流着眼泪反复劝说下，他才勉强答应。[117]
六月初八日，朱常淓就任监国。黄道周记：“八日己未，潞藩始监国，诸臣朝见毕，潞藩素服过谢慈禧宫。马士英、阮大铖、朱大典、袁宏勋、张秉贞、何纶十余人各彩服黄盖腰黄白入谢。皇太后服淡黄衣白襦，左右侍女各素葛衣。受朝御毕，潞藩见余素服角带，与马辅并立，问：‘此为谁？’余出袖中名单付李承奉。殿下欣然，谓：‘先生真一代忠良，今日幸共任大事。’又执马辅袖云：‘先生每事与黄先生商量。’马辅傲然不屑也。而朱大典遽云：‘黄家不知事，吾从行在为圣驾开道来，何不问我，辄问黄家讲话？’余谢云：‘既为圣驾开道，今日圣驾安在？’遂散出。从潞府面朝时，马、阮、朱、袁俱未到，余先至殿中，殿下遽请见，命坐赐茶罢，问：‘今日何以教我者？’余云：‘用贤才，收人心，破故套，行王道，为今日要务。’殿下辄云：‘和气致祥，家不和事不成。今日之事，先生与马辅思量。’余云：‘事有思量不得者，如苍素迥不相入。如今日在两浙，要用两浙人望所归。刘宗周是江东老成，如何坚不召用？’殿下云：‘马辅恐刘家来又分别门户。’余云：‘只为门户两字，破我乾坤。今奈何又听其邪说？’殿下云：‘马辅今手握重兵，如何不与商量。’余云：‘俱非职意想所及。’谢出，见何侍御，乃知马辅与阮、朱诸人议监国且不即真，以俟北人动定……”[118]
朱常淓出任监国后，任命浙江巡抚张秉贞为兵部尚书[119]，以嘉湖道吴克孝接任巡抚，以潞府曾长史为监军御史前往方国安营，“令发兵分守千秋岭、独松关、四安镇等处”，翰林简讨屠象美兼兵科监阁部兵往苏州同总兵王之仁堵遏；又令御马监太监李国翰、司礼监太监高起潜扼防平望。[120]但是，实权仍在马士英一伙手中。黄道周在启本中指出清兵占领南京以后，浙江、江西各地官绅如原任戎政尚书张国维、右庶子杨廷麟、江西巡抚李永茂等人纷纷召募义兵，证明民心可用，“克复之业，早有同心，皆喁喁引领以待。殿下诚得黄铖一麾，应期毕集，上清钟山之尘，次复燕京之业，以仰附鳞翼，传世无疆”[121]。黄道周只谈了浙、赣两省的义兵情况，实际上当时清军尚未占领的地方还相当大，他的意思仅在于说明浙江未尝不可以守，劝朱常淓不要只看到马士英、阮大铖等掌握的少数兵力。所以，他在朱常淓监国的第二天就建议十天之内即位为帝，“使群臣百官有所瞻依”[122]。
可是，朱常淓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监国次日（六月初九日）就按照马士英的意见，派陈洪范去同清军讲和，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陈洪范在弘光朝廷初立时曾随同左懋第去北京通好，暗中投降了清朝，被派回江南充当内奸。他回到江南以后写了一篇名为《北使纪略》的文章恬不知耻地宣扬自己效忠于明朝廷，背后却到处散布清军势大难敌，劝人及早投降，被人称为“活秦桧”[123]。这次，又在马士英主持下作为监国潞王的代表，乘坐悬挂着“奉使清朝”旗帜的船只[124]，去同清方密商卖国事宜了。初十日，朱常淓命黄道周为大学士入阁办事；马士英却唯恐黄道周入阁将影响自己揽权，把监国的令旨缴回不予公布[125]。
就在朱常淓、马士英仍梦想苟且偷安的时候，清军却迅速地向杭州逼进。清豫亲王多铎收取了南直隶十四个府、州后，“随令波罗（即博洛）贝勒、固山额真摆因兔阿山等率领满洲将领摆牙喇兵丁一半、阿里哈兵丁、蒙古固山兵丁各三分之一，乌真超哈兵丁全营向浙江进发，直趋杭州驻马”[126]。六月十一日，清兵进抵塘西，马士英又故技重演，交回内阁印信，私自逃入郑鸿逵的兵船。正碰上方国安部下的士卒前来索饷，把马士英从郑氏兵船上拖走。“马辅踉跄挥涕，坠水中，一足单跣，从方兵入营中”；阮大铖、朱大典则从富阳乘舟遁往婺州[127]。
这时，陈洪范同清军统帅贝勒博洛已经勾结妥当，回到杭州同张秉贞一道劝朱常淓投降。朱常淓贪生怕死，决定奉表降清。总兵方国安和侄儿方元科原先率领兵马护送弘光帝到芜湖，朱由崧被俘以后，他们又来到杭州，所部兵马还有一万左右，准备拥立潞王保卫杭州。没想到朱常淓已决意降清，在方军同清军战于涌金门下时，朱常淓竟丧心病狂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128]。方元科等极为愤慨，东渡钱塘江，后来参加拥立鲁监国的行列。
六月十四日，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杭州[129]。博洛趁势派出使者招降浙东各府州和避居这一地区的明藩王。“时周王寓萧山，惠王寓会稽，崇王寓钱塘，鲁王寓临海。贝勒遣骑修书，以参、貂等物为贽，邀诸王相见。鲁王以道稍远，辞疾不至。周、惠两王渡江偕崇王赴召。寻送南京，同弘光帝、潞王俱北去。”[130]湖州、嘉兴、绍兴、宁波、严州等府州官也纳土降清。
1645年七月，多尔衮得到潞王朱常淓等投降，江、浙一带不战而定的捷报后，认为南方用兵已经基本结束，起自塞北的满洲兵将又难以忍受江南暑热，于是他下令多铎、博洛班师回朝，弘光帝和潞王、惠王，周、崇等藩以及在南京投降的弘光朝廷高官显爵王铎、钱谦益、赵之龙、徐久爵[131]等都随军带回北京。南京改为江宁府，任命多罗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叶臣接替多铎、博洛镇守该地；同时任命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为“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会同勒克德浑、叶臣接管江南各地。八月，洪承畴、勒克德浑、叶臣到达南京[132]；办理交接事务后，多铎等人于九月初四日自南京起程返京[133]。对于俘、降明朝诸王，清廷在七月间曾规定明宗室岁给养赡银，亲王五百两、郡王四百两、镇国将军三百两、辅国将军二百两、奉国将军一百两，中尉以下各给地三十亩。[134]在押送北京途中，朱由崧的嫡母邹太后跳入淮河自尽。朱常淓被清军挟至北京后，于顺治二年十一月上疏清廷“恭谢天恩”。疏中自称：“念原藩卫郡（指河南卫辉府，府治汲县）蹇遭逆闯之祸，避难杭城，深虑投庇无所。幸际王师南下救民水火，即率众投诚，远迎入境。”对清廷给以“日费”“房屋”感激不尽，表示要“结草衔环”“举家焚顶”祝颂清朝统治者“圣寿无疆”[135]。即便是这样摇尾乞怜，也没有逃脱被宰割的命运。次年（1646）五月，朱由崧、朱常淓以及其他降清的明朝藩王都在北京被杀。清廷宣布的罪状是这些明朝藩王“谋为不轨”，企图拥立潞王朱常淓造反。[136]实际上，清廷统治者一方面对朱明王朝有号召力的人物处处提防，力图斩尽杀绝；另一方面又为了减少征服过程中的阻力，把明朝亲、郡王起送北京，所费既不多又便于看管。随着各地抗清斗争的逐渐高涨，清廷才不顾自己许下“给以恩养”的诺言，把他们全部处斩，以消除后患。
潞王朱常淓的监国由于时间极短，又毫无作为，在南明史上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历来的史家因为他的政权从未有效行使过权力，注意甚少[137]。但是，从历史的因果关系来看，朱常淓的降清仍是一个关键问题，值得加以分析。
首先，它证明了明朝北京覆亡以后，麇集在南京一带的官绅为解决继统问题而展开的立亲、立贤的争执不过是汉族官绅内部的一场权力之争，“立贤”的对象朱常淓在本质上同朱由崧毫无二致。时任工科都给事中的李清记载道：“陪都既失，人咸恨不立潞藩。时张奉常希夏奉敕奖王，语予曰：‘中人耳，未见彼善于此。’又叶主政国华为予言：‘潞王指甲可长六七寸，以竹管护之。又命内官下郡县求古玩。’倪廷尉胤培尝曰：‘使王立而钱谦益相，其不支与马士英何异？’”[138]
其次，弘光政权垮台以后，朱常淓本来是皇位继承问题上最少争议的人选，就连不久以后成为隆武皇帝的朱聿键当时正在杭州，也拥护他出任监国。如果朱常淓稍有民族气节，把抗清的旗帜树起来，即便一时守不住杭州，南方各地的抗清势力也比较容易形成一个核心。只是由于他的降清，才紧接而来出现了朱明宗室的两个远派子孙唐王朱聿键同鲁王朱以海的争立；在朱聿键的隆武政权垮台以后，又爆发了朱聿键之弟唐王朱聿援引“兄终弟及”之义同桂藩朱由榔的争立。这两次争斗都严重地分散和抵消了南方的抗清力量，给清廷征服全国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朱常淓的望风纳降确实是关系匪浅的，他应当被作为民族败类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无情的鞭挞。
[1] 李清《南渡录》卷二。
[2] 同上，卷四。按，永、定二王名字诸书颇有出入。这里是引文，不便更改。
[3] 参见孟森《明烈主殉国后记》，收入商鸿逵先生编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孟氏指出朱慈焕所供六子名为和字辈，末一字均为土字部，完全符合明太祖所定宗室命名原则；但他把朱慈焕自述孙名曾裕误信为“钰宝”，说是“皆童稚随意所称乳名”。我在1984年版《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二六八页提出慈焕给孙儿命名为曾裕实隐其曾祖父（朱由检）临御天下之意。
[4] 大悲案据弘光时任工科都给事中的李清所撰《南渡录》卷四，《三垣笔记》卷下，《弘光》。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六《大悲僧假称定王》条说他是齐藩庶宗，冒充定王，受审时口称：“今潞王贤明，应为天子，欲弘光让位。”
[5] 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十一，奏疏四。“三月初二日奉上谕。”
[6] 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十一，奏疏四《为奸人假冒可恨，大干法纪，恳乞皇上乾断事》。
[7] 李清《三垣笔记》卷下，《弘光》；又见《南渡录》卷五。
[8] 李清《南渡录》卷五。
[9] 黄道周《黄漳浦集》卷三十二，杂著《兴元纪略》。
[10] 黄道周在同上书中记：“三月朔日，入汉西门，上惊怪甚。”黄道周在同一天离开南京赴绍兴祭禹陵，日期当可靠。
[11] 李清《三垣笔记》卷下，《弘光》。
[12] 李清《南渡录》卷五。
[13]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七。
[14] 《三垣笔记》卷下，《弘光》；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南都三疑案》。
[15]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
[16] 《弘光实录钞》卷一。
[17] 转引自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18] 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
[19] 钱秉镫《所知录》卷二。
[20] 金堡《偏行堂集》卷九《书米忠毅公传后》。
[21] 《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五五四、五五五、五五八、五七○。谈迁《国榷》卷一○一记：“万历丁未十月癸未生由崧，戊午七月甲辰封德昌王。”朱由崧生于七月，谈迁误为十月；戊午为万历四十六年，年月全错。又《国榷》卷九十七记，崇祯十三年十一月壬寅日“福世子由榘薨”，亦误，李清《南渡录》卷四记弘光元年二月乙亥日“追封皇弟由榘颍王，谥冲”。
[22] 参见《国榷》卷九十八。
[23] 崇祯十四年河南巡抚高名衡题本，见《明清史料》壬编，第五本，第四一三至四一四页。
[24]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七《徐石麒传》。
[25] 《国榷》卷九十七、九十八；孙承泽《山书》卷十四。
[26] 《国榷》卷九十八。
[27] 康熙三十四年《怀庆府志》卷九《古事》记：崇祯“十四年辛巳，贼陷河南府，德昌王北渡入怀庆”。彭孙贻《平寇志》卷五记：“命怀庆知府程之鹏护卫世子。”同书卷八又记：崇祯十七年二月初三日“怀庆兵变，福王同母走，出东门与母相失，走卫辉，依潞王”。
[28] 《祁忠敏公日记》《甲申日历》。
[29] 李清《三垣笔记》卷下，《弘光》。
[30] 李清《南渡录》卷五。
[31]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福王朱常洵婚期在万历三十二年正月，见《明神宗实录》卷三九二。
[32] 谈迁《枣林杂俎》仁集《慈銮》条，谈迁自述笺文是他起草的。后来他在《北游录·纪咏下》有《泊广陵驿记甲申八月陪高相国迎慈銮于此追感》诗。
[33] 李清《南渡录》卷二。
[34] 戴名世《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见《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三七四页。
[35] 《南疆逸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附杨凤苞跋文。
[36] 《南疆逸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附杨凤苞跋文。
[37] 《史可法集》卷二《和议不成请励战守疏》。
[38] 计六奇《明季南略》。按，此书商务印书馆版卷七、中华书局版卷三均作“单怀”，当系“覃怀”之误，指河南省怀庆府武陟县一带。
[39] 《明季南略》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卷七，又见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十八《高杰传》，文字略有不同。
[40] 《明季南略》卷七。
[41] 顺治二年二月初六日许定国给清廷奏本，见《明清档案》第二册，A2—138号。有的史籍记许定国二子名尔忠、尔显，误。
[42] 郑廉《豫变纪略》卷八记睢州之变于正月十二日，李清《南渡录》所记同。戴笠、吴乔《流寇长编》卷十九记十二日高杰率兵五百入城，十三日夜被许定国袭杀。康熙《睢州志》记于正月十三日。
[43] 参见《南渡录》卷四。《明清档案》第二册，A2—158号，镇守河南挂镇北将军印总兵官许定国奏本，封面朱批：许“定国计杀高杰，归睢有功，知道了。征南大兵不日即至河南”，云云。
[44] 应廷吉《青燐屑》。
[45] 应廷吉《青燐屑》。
[46] 《清世祖实录》卷十三。
[47] 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卷二《已矣歌》引。
[48] 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卷二《惜扬州》诗并引。
[49] 陈子龙自撰年谱，见《陈子龙诗集》附录二。
[50] 谈迁《国榷》卷一百二。
[51] 袁继咸《浔阳纪事》。《明季南略》卷三载《左良玉参马士英八罪疏》《左良玉讨马士英檄》《又檄》三文，北京图书馆藏有左良玉檄文抄本。按，侯方域《壮悔堂集》《宁南侯传》中说：“良玉乃兴兵清君侧，欲废弘光帝，立楚世子。”李清《南渡录》卷五记，新升广西总兵黄斌卿于九江附近连败左军，“获其奏檄、书牍甚众，内贻礼部尚书钱谦益一牍，有废置语。斌卿初欲奏闻，恐为诸人祸，乃止”。
[52] 左军到达九江的时间，《国榷》载于四月初五日，《南渡录》卷五与《明季南略》卷二载于初四日，康熙十二年《德安府志》卷八《灾祥》载于四月初二日；此处据袁继咸本人《为密报藩师东下根由并陈江州被焚情形统祈圣鉴事奏疏》，见《浔阳纪事》。袁继咸的官衔是“总督江楚应皖等处剿寇事务”，驻节于江西九江，有的史籍称之为江西总督，并不完全准确。
[53] 九江之变在南明诸书中记载互歧，此处均以袁继咸《浔阳纪事》为准。
[54] 袁继咸《六柳堂遗集》余卷，附《家僮禀帖》云：“左宁南要护先帝太子，与黄澍爷带兵马下南京，进城（指九江）挟请老爷（指袁继咸）同行。不料月初四日左宁南老爷大疾死于舟中，其子总爷左梦庚假称左老爷卧病在床，代替管事。”
[55] 李清《南渡录》卷五。
[56] 谈迁《国榷》卷一百一。
[57] 清顺治二年十一月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中说：“池州府所辖六县，本年四、五月间已被左兵到处攻焚掳掠，在在空城，惟余贵池一县止于焚毁四关”，见《明清档案》第三册，A3—166号。
[58] 李清《三垣笔记》卷下，《弘光》。
[59] 应廷吉《青燐屑》。
[60] 应廷吉《青燐屑》。
[61] 《南渡录》卷五。
[62] 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十二，揭一。
[63] 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十二，揭一《为江上防兵最急，急以兵柄授臣，前赴防守事》。
[64] 日期见袁继咸《六柳堂遗集》余卷《附家僮禀帖》。
[65] 袁继咸《六柳堂遗集》余卷，绝笔三。
[66]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七十七页记：“汉奸金声桓领导着清军进入九江，攻陷南昌，只有总督袁继咸拒守南昌，为清兵所执，不屈身死。”袁继咸在九江变乱后即被左梦庚裹胁随军，并未至南昌。谢氏所记与事实不符。
[67] 在顺治二年四月清廷任命孟乔芳为陕西三边总督以前，这个职务由阿济格委任降官陈之龙署理。
[68] 《清世祖实录》卷十五。按，明代称洛阳为河南府，这里说的“河南”，就是洛阳。
[69] 《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70] 应廷吉《青燐屑》卷下。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说，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按，史可法当时并未到白洋河。
[71] 《清世祖实录》卷十六。
[72] 《青燐屑》卷下。
[73] 顺治二年九月徽宁池太等处提督张天禄“启为亟查功绩事”清册；顺治四年七月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为议设苏松常镇四府提督、总兵、将领清册”；均见《史料丛刊初编》。
[74] 《青燐屑》卷下：归庄《先兄监纪君行状》记载他哥哥归昭的仆人城破逃回后说“吾主从阁部守西门”，可证史可法确实防守该处，见《归庄集》卷八，第四四二页。
[75] 胡有升《镇虔奏疏》卷下《续祈皇恩俯查前劳以励后效疏》中说：“攻打扬州，臣带领甲喇红衣大炮打破城池，功居头等。”
[76] 史可法殉难扬州的具体情况在各种史籍中记载不一致，但为清军俘杀则无疑问。《思文大纪》卷七记，隆武二年（1646）五月“监军兵部主事黄师正进督师史可法遗表。上曰：可法名重山河，光争日月，至今儿童走卒咸知其名。方当击楫渡江，速图恢复，乃为强镇力阻，奸党横行，竟赍志以殁也，惜哉！读遗表，令人愤恨，应得赠恤祭葬易名未尽事宜行在该部即行详议具奏。闻其母、妻犹陷寇穴，一子未知存亡，作何获寻，黄师正多方图之”。按，史可法遗表在现存各种版本的史可法集中均未见。
[77]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七十一页云：“在这样险恶情况下，可法还抗拒清兵，坚守孤城，支持了有十天的工夫。”黎士弘纂辑《阁部史公守扬州府纪事》云“十五日，清兵豫亲王率虏骑至城下”，见郑达编《野史无文》，事实上明清双方当事人记载清兵进抵扬州城下在十八日。
[78] 《史可法集》卷四《二十一日遗笔》。
[79] 《青燐屑》卷下。
[80] 谈迁《北游录》，纪程。按，李庭芝为南宋灭亡时的著名抗元将领。
[81] 云巢野史编《两都怆见录》《南都》，见胡慕椿辑《乡国纪变》第一册。
[82] 归庄《先兄监纪君行状》，见《归庄集》卷八。
[83] 古代典籍记载兵员数字和被屠杀人数往往夸大，扬州城内当时未必有这么多居民。《明季南略》卷三云：“扬州烟爨四十八万，至是遂空。”
[84] 谈迁《枣林杂俎》仁集，《江宁谣》条。“成仇”为“承畴”的谐音。
[85] 康熙十二年《巢县志》卷四《祥异》。
[86] 顺治五年闰四月江宁学政魏琯揭帖，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四十六页。淮阳巡按揭帖残件，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四十八至五十页。
[87] 顺治二年六月初一日准塔与赵福星揭帖，《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一三页；参见同书第一一八页“原任藩镇淮海招讨总兵官东平侯刘泽清揭帖”。田仰与李太监（李国辅）乘沙舟逃到福山、金山一带“假名倡义”，顺治二年九月间被清军击败，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五八页，顺治三年五月苏松巡按赵弘文揭帖。
[88]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89]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记多铎奏报只说命李率泰领兵渡江，实际上渡江打头阵的正是刚刚降清的张天禄、杨承祖等部，张天禄自报功绩说：“五月初九日，天禄亲自统领副将杨守壮、张思达、高谦、延士依……共自备大小船一百余只督率官兵奋勇首先过至江南，连破水师总兵郑鸿逵兵营三处，已经启知。”见《史料丛刊初编》所收顺治二年九月徽宁池太提督张天禄“为亟查功绩事”启本。参见同书内顺治四年七月招抚大学士洪承畴奏报清册。
[90] 弘光帝与马士英一道出逃，计六奇《明季南略》、夏完淳《续幸存录》等书记载分别出逃，均误。
[91] 吴适《南都变略》，见顾公燮《丹午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四四页。
[92] 张怡记：“乃豫王犹疑惧，未敢即入，驻兵天坛，先遣相城中驻牧地，乃以东、北二城与之，限三日迁尽，十九暮议始定，二十日始迁，而二十一日辰刻驰骑四占，不许搬运物件矣。”张怡家宅亦在划归清军驻扎区内，家中财物多被侵吞，见《闻续笔》卷一。
[93] 张怡《闻续笔》卷四。
[94] 顺治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工部左侍郎佟国胤“为奏明应征钱粮以供织造事”题本，见《顺治录疏》。
[95] 蒋景祁编《瑶华集》卷五《南乡子》。
[96] 张怡《闻续笔》卷一。
[97] 《南都变略》，见《丹午笔记》。
[98] 《研堂见闻杂录》，收入神州国光版《烈皇小识》册。
[99] 《祁忠敏公日记》《乙酉日历》。
[100] 钱谦益同冯铨的关系较好，文秉《烈皇小识》卷五记载，崇祯十年钱谦益与弟子瞿式耜为大学士温体仁构陷下狱，钱除求援于太监曹化淳外，还让密友冯舒求冯铨设法帮助，见面后，冯铨说道：“钱谦益的事，我都晓得了，如今已不妨，你可回去，教他安心。”
[101] 顺治二年八月内院大学士冯铨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册，A3—59号。
[102] 《归庄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四七一页。
[103] 1645年二月，马士英题授其次子署理勇卫营务，接替太监李国辅。见李清《南渡录》卷四。
[104] 张怡《闻续笔》卷一云：“弘光至太平，以靖南家属所寓也。城门闭不纳，露宿郊外。上命卢监（卢九德）召大铖、大典等。十三日，靖南、大铖等至，咸咎上不当轻出。上亦悔，因酌三爵饮靖南曰：‘愿仗将军威力。’靖南沥觞于地，曰：‘所不尽犬马以报者，有如此酒。’于是痛哭，将士皆感激。……遂扶上登舟，十七至芜湖。”
[105] 黄道周《黄漳浦集》卷四《恭慰皇太后兴居并述义师情繇疏》。查继佐《国寿录》卷二《广德州知州赵公传》记载：“乙酉五月，上弃都走茅山。茅山乡之人以清兵至，约持槊自为卫，不知驾过此，夜举火乱逐，上失所在，而士英独以其卫卒二千余人南行，欲入杭州……”同书《钱塘知县顾公传》又记：“乙酉五月十四日，马士英弃上茅山，自以兵二千余人先至杭。……廿六日太后始以六七舆至杭，居总兵府。”茅山在江苏句容县东南，与溧水县相近。两书所记基本相符。
[106] 《黄漳浦集》卷二十四《潞王监国记》。
[107] 例如《明季南略》卷四《马士英奔浙》条。按，此据中华书局版，商务印书馆版此条在卷六。
[108]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四十九《黄得功传》。
[109] 张怡《闻续笔》卷一。
[110] 张天禄顺治二年九月“亟查功绩事”启本中说，他在五月“十七日奉王爷命令随贝勒王爷赴芜湖剿抚靖南侯黄得功官兵，招降总兵卜从善、马得功、田雄、丘越、于永绶，续又招降总兵杜弘域”（见《史料丛刊初编》）。
[111] 诸书记载黄得功中暗箭事不完全一致，多说是刘良佐部下所射。如彭而述记：“帝微服出走至公所，未及整槊，追兵适至，公曰：‘岂非天哉！门庭之寇（指左梦庚军）既薄于西，而北来之众亦复压境，一人蒙尘，有死无二。’乃舍舟上马力战。会刘良佐已在北军，谓公曰：‘勿动，吾有说。’镞已中公喉。公素与良佐亲密，不意遂为所卖，知事不济，乃拔刀自刎而死。”见《读史亭文集》卷十三，传上《黄靖南传》。《野史无文》《明季南略》所记大抵相同。《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七十七页记，清军占领南京后，“询问故明福王遁往何处，知者告称已逃往太平府。遂遣贝子吞齐、和托率满蒙军之半追之。至距太平府八十里处，闻福王复走芜湖县，昂邦章京随又率护军、前锋兵连夜趋击。福王登舟渡江而去，我昂邦章京图赖遂据江口，伪靖国公黄得功之兵逆战，击败之，敌兵皆坠水。我军尽夺其舟，截其去路。田、马两总兵官缚福王来献，黄得功中流矢死”。
[112] 郑达《野史无文》卷十一《黄斌卿传》。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辛酉日多铎奏疏。浙江总督张存仁奏稿残件中说：“总兵田雄收黄蜚溃败之卒，缚弘光以投诚。”以其“劳苦功高”建议清廷授以提督之职，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二十页。
[113] 顾景星《白茅堂集》卷十三《六合望黄靖国祠》。另据顺治二年十二月初六日浙江总兵田雄奏本，自称“本年五月……即率兵投诚，朝见豫王。……六月内蒙豫王札委镇守浙省”，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三七页。可以肯定弘光被俘在五月下旬，具体日期尚有分歧。
[114]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十二《乙酉殉难列传》。
[115]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五，《明末五王世家》。
[116] 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蠡城监国》。“宣庙东征”指明宣宗朱瞻基亲统大军往山东平定汉王高煦的叛乱。
[117] 祁彪佳记：“初九日，家仆从武林来，乃知潞藩于初七日受皇太后命，初八日登监国之位矣。盖奸人为假报，武林日日报捷，日日迎驾。……及初六下午大珰数人来，乃不能掩。初七日，皇太后请潞藩谕以监国之意。潞王坚辞。太后泣谕再三，乃受命。初八日登监国位，杭民大悦。”见《祁忠敏公日记》《乙酉日历》。
[118] 《黄漳浦集》卷二十四《潞王监国记》。同书同卷收黄道周《逃雨道人舟中记》云：“七日，余舟至武林，而潞王已监国，乃复以迎驾，讨贼为请。而马、阮、朱、袁已俱在藩邸，偃蹇自若；阮大铖犹媿恧，自称死罪；朱大典直骜然云：‘吾开导在前，安知圣驾所在？’马辅则云：‘小儿亦导驾去，不知小儿何在？无由复知圣驾。’是日，再具启请潞府行监国事宜凡七条，皆朝夕所可行者，而马辅持未下。是午，潞府赐食，而高起潜、孙元德、李进三内侍见陪，而元德脱巾狎坐，起潜作恣睢语，又宛然曩时矣。余请欲商略诸事宜，而李进辞以懿驾在内。见此沓沓，不足共事，遂决计趣归。”
[119] 康熙二十五年《杭州府志》卷三十七《事纪下》。
[120] 林时对《荷牐丛谈》《蠡城监国》。
[121] 《临安旬制记》卷二。
[122] 黄道周《潞王监国笺》，见《黄漳浦集》卷七，笺。
[123] 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蠡城监国》。
[124] 南园啸客辑《平吴事略》记：“顺治二年乙酉六月初九日，大清兵抵嘉兴，时马士英在杭，命督府陈洪范与大清议和，过嘉兴，舟旗书‘奉使清朝’。”张道《临安旬制纪》卷二也说：“时士英方遣陈洪范使北，议割江南四郡以讲和”，“洪范坐舰悬旗书‘奉使清朝’四字”。
[125] 黄道周《逃雨道人舟中记》云：“十日午有令旨移余阁内商略诸大政，而马辅缴回令旨。十有一日，传有红谕颁行所请六事，而□骑已抵塘西。”
[126] 顺治二年闰六月定国大将军多多（即多铎）等“为塘报事”奏本，见《顺治录疏》。
[127] 黄道周《逃雨道人舟中记》，见《黄漳浦集》卷二十四。
[128] 钱肃润《南忠纪》，中华书局1959年《晚明史料丛书》本。
[129] 康熙二十五年《杭州府志》卷三十七《事纪下》。
[130] 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蠡城监国》。按，顺治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明已薨周王朱恭枵内助臣程氏率未封五子朱绍烿奏本”中自称“遭逆闯残害，南迁湖州，浮居异土三载有余”，可见所谓周王是朱恭枵第五个儿子，尚未袭封。又据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故明崇王世子沐恩臣朱慈爚”给清廷奏本，可知朱慈爚是明崇王朱由世子，亦未袭封。惠王朱常润是神宗的儿子，弘光帝的亲叔，同帝室血统关系最近；但他自幼迷信佛教，对国事民生漠不关心，所以崇祯帝自缢后，明朝官绅从未考虑过由他继统。朱常润降清后，送到北京，给清廷上了谢恩、乞恩两件奏疏，现存。
[131] 魏国公徐久爵在《清世祖实录》卷十七中因满文音译误为徐州爵。
[132] 顺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洪承畴题本，见《明清档案》第七册，A7—119号。
[133] 顺治二年十月招抚江西孙之獬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条，五○七页。
[134] 《清世祖实录》卷十九。
[135] 顺治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沐恩朱常淓谨揭为恭谢天恩事”，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136]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记同时被杀的有“鲁王等十一人”，理由是他们“不知感恩图报，反妄有推立，鲁王等私匿印信，将谋不轨”。这里所说的鲁王都是潞王的讹写。清初相当一部分档案是满文写成的，修实录时改译汉文，就常常发生同音、近音异字的错误。按，陆圻《纤言》记：“丙戌（1646）四月初九日，有得蜡丸飞书告诸王同谋灭清者，同日太子、弘光、潞王、秦王等九王俱被戮于市。
[137] 谢国桢氏说：“黄道周等劝潞王在杭州监国，他没有听从，反而苟且偷生地投降了。”（见《南明史略》第七十六页。）朱常淓降清是事实，但说他未出任监国则不妥。
[138]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下，《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