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贴近历史的佳作
首先申明一下，在座的都是文学界朋友，只有我是史学工作者，在评价、分析这部文学巨制上可能说不到点子上。另外，不久前才收到书，匆匆阅读，未能细细品味、思索，只能谈点粗浅的意见。
先谈取材问题。作者集中描写的是从明崇祯十五年到清顺治三年江南士大夫在内忧外患中的种种表现，既突出了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特征，又曲折反映了那一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民生疾苦。就历史事实而言，明代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腐败，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特别是万历四十六年萨尔浒之战后以努尔哈赤为首的满洲贵族的兴起，紧接而来的是天启朝魏忠贤乱政、陕北农民大起义的爆发，明王朝急剧衰微，陷于内外交困、难以招架的窘迫状态中。士大夫阶层随之发生分化，多数依然沉湎于争权夺利、纸醉金迷之中，只知追欢逐乐，力求保护自己家族的利益，置国计民生于脑后。少数有志之士眼见大厦将倾，致力救亡图存，即如顾炎武在崇祯十三年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言中所说“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把目光转向经世致用的“实学”。甲申北廷覆亡以后，清兵入关，由于满洲贵族当权人物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征服政策，激起了长达20年的抗清运动。在明清易代前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各方面（民族、阶级、阶层、集团等）的激烈斗争真是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固然数不胜数，可鄙可憎的丑恶形象不一而足；其间随波逐流、进退失据、内心充满矛盾的人物也屡见不鲜。可以说，恐怕没有一个作者敢于把这几十年间波涛汹涌、局势变幻诡谲之中方方面面的众生群相写成一部“全景式”的鸿篇巨制；为了取材较集中，叙述生动，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就某一时限、某一方面着笔。这种创作方法早在明末清初时就已经如此，《剿闯小史》《樵史通俗演义》《桃花扇》一直到当代作家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和近年来海内外影视剧中取材于这段历史的许多节目，都只能取其一枝一节。明清之际可写的题材实在太多了，原因是处于大变动当中社会各方面的素材极为丰富。尽管写出和编出的文学作品已经为数不少，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这方面可供创作的素材还远远未能充分利用；二是已面世作品中功力深厚、堪称传世之作的寥寥可数。仅从上面列举的个别例子来看，取材是构思创作一部作品的先决条件。孔尚任的《桃花扇》应当说是一部经过时间考验的名著，至今蜚声海内外。《桃花扇》在取材上就是从崇祯十六年二月（第一出《听稗》）开始，到乙酉年（1645）七月（第四十出《入道》）为止，前后加康熙甲子八月（试一出《先声》）做开场白，戊子九月（续四十出《余韵》）为煞尾，基本情节只是明清易代两年多的事情，围绕以侯朝宗、李香君为主角的悲欢离合情节反映江南政局的演变。刘斯奋先生的《白门柳》取材面比《桃花扇》在时间上要长一些，主要人物也多一些，创作体裁和立场观点更有很大的区别。但我猜测刘先生在构思时多少汲取了《桃花扇》成功的经验，避免了贪大求全，分散力量，以致平铺直叙的不良效果。书中抓住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的生活、政治动向做了深入的刻画，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情节紧凑曲折，引人入胜。这种写法，肯定是反复探讨了事件人物的前因后果，经过深思熟虑，断然做出抉择，删繁就简，尽量以精彩的场面展现给读者。
刘斯奋先生写的是小说，但是他却有一种坚定的使命感，力求运用艺术形式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真实，在史籍上投入了很大的功夫。从《白门柳》对人物和情节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作者查阅了相当多的材料，而且读得非常仔细。写一部真正能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历史小说，和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史学工作者着眼点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小的差别。史学工作者一般是重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主要事实，弄清真相，从而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而对于“细枝末节”如居家环境、出外游历、衣饰装束、礼仪习惯、言谈举止，以至饮食男女之好等记载则一般浏览过去，不做收集史料的重点（自然，史学界内专门研究者例外）。而历史小说的作者为了使作品贴近当时的生活，就必须格外注意这些细节，唯恐其不详不确。只有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细节掌握得愈多愈深，下笔时才能随手拈来，不致扞格。孔尚任写《桃花扇》时上距明亡不远，当时的社会又处于相对停滞阶段，描写人物性格和生活状况几乎不存在时代隔膜问题。包括刘斯奋先生在内的当代文学家要做到描写各种情景恰如其分就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本书作者为跨越这种社会生活习俗业已大大变化的鸿沟，尽量真实地反映作品描写时代的风貌，不惜花费十余年的精力，刻苦攻读，既把握当时的国家大事，胸有全局，又尽量从文献中披沙淘金，一点一滴地收集可用的材料。就成果而言，虽不能说完全妥切，今人阅读时如置身于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但在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上确实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从书中描写许多情节发生的地点来看，作家肯定不辞辛苦做了不少实地调查，避免了向空凿造之嫌。正是由于作者的勤奋，这部小说才能够从一个侧面较为准确地反映那一段历史。文学创作免不了虚构，但能够这样贴近历史真实，作为历史小说来说就是非常成功的。比如第三卷中描写清廷中满汉矛盾，虽然细节不免有部分虚构和挪动事件前后次序，但体现当时大局入微，颇有深度，又生动形象。在当前社会上借历史题材粗制滥造成风的情况下，作者的严肃创作精神更显得特别可贵。
《白门柳》的文笔非常流畅，在白话小说中依据情节的需要插入少量文言、诗词、典故，都运用得相当熟练，恰到好处。这足以说明作者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史学素养。总之，刘斯奋先生的历史小说《白门柳》堪称当代佳作，她的出版为我国文学园地增添了一株奇葩异树，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原载于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编：《名家评说〈白门柳〉》，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