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三路159号，平街十米的高坎上，是1938年5月建成的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广播大楼下有两层防空洞兼地下室，有备份播音设备，若遭日机轰炸，可确保人员安全、电波不中断，电台三度有部队警卫，一是陪都时、二是西南大区时、三是“**”“造反夺权”时。解放后，1954年底大区撤销前，一直是西南人民广播电台与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台址，管理体制是一套班子，西南、重庆两个频道播出，媒体前辈和名人、重庆通牛翁居此院内。街对面中山三路152号，是由张群、刘航琛、卢作孚、税西恒等官民合办的川康兴业公司，1942年3月，国民政府安排“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部”入驻，美军高级将领史迪威、魏德迈、陈纳德等都曾在此出入。
广播电台旁是美术家、教育家万从木，1933年2月，通过借贷和募集在牛角沱建立的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地名由原来的“甜水井”，更名为美专校街。陪都时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入驻，把西南美专挤走，搬迁到南岸下浩卜内门洋行继续办学。西南美专培养的刘淑芳，成为女高音歌唱家，一曲《宝贝》《鸽子》人们至今耳熟能详；著名画家、重庆国画院常务副院长杨鸿坤成就卓著，其作品受到画坛内外肯定，一幅《千里嘉陵图卷》从中央到地方数十位领导、画坛同仁吟诗填词赞美。解放后西南美专先后被拆分，师生分流到蜀中艺专更名重庆艺专，这便是此后西南师范大学的老班底之一；分流到成都艺专更名西南美专，这便是此后四川美术学院的源流之一。
解放后西南美专房屋先划归西南区总工会，大区撤销后由重庆市总工会接管，我曾在美专校街生活了三十年，20世纪80年代初，我任重庆市总工会办公室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长，修机关宿舍和多功能用房时，拆毁了万从木取名的“艺苑”教务处、校长室及多栋教舍寝室。在修建市总工会干部宿舍时我大难不死,那是1985年11月18日上午，我去工地检查施工质量，设计院的高工葛庆英、市总工会基建科长吴克定等陪同我，从堡坎搭的跳板到三楼平台，他们走我之前均安全通过，当我走到跳板中央却突然断裂，我坠落在乱石堆里，人世不醒严重脑震**、三根肋骨断裂、尾椎变形，昏死一天一夜，两次发病危，在外科医院住院四十天方才捡回一条命。巧的是我的摔伤地，正是被我指挥拆掉的西南美专教务处、校长室和国民政府中宣部部长办公室，更巧的是基建科长吴克定事后查施工日志，我摔伤日与一年前拆房日同天同时。
1986年11月底，我陪出席纪念重庆市总工会成立60周年，邀请来的原西南服务团工会大队政委、解放初重庆市总工会主席、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邵子言同志，参观他曾工作生活居住过的地方。他指着美专校街口、上清寺一路电车站后面斜坡上，中山三路163号的检察院说：1949年11月30日，重庆新生的第一时间，我们西南服务团工会大队，就住在曾经是国民党黄埔一期、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的公馆里。
出于好奇，我曾查过孙元良的履历，他祖籍绍兴，1904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华阳，20岁考取黄埔一期，最高职务国民党中将、第16兵团司令等，一生毁誉参半。他狙击过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淮海战役；淞沪会战“四行保卫战”系他指挥，获二等“云麾勋章”，南京保卫战有他、贵州独山保卫战是他把日军击败。1938年底，时任驻奉节88师师长的孙元良，还有一震惊中外的爱国大杰作，在白帝城下，瞿塘峡夔门千仞绝壁上，雇石工历时百天凿下“夔门天下雄、舰机轻轻过”十个气壮山河、功底醇厚，每字四米见方巨型隶书石刻，落款孙元良。竣工时，孙元良亲赴夔门为石刻剪彩，并发表“抗日灭倭”誓死抗战到底的演讲。其子孙仲祥，艺名“秦汉”，是台湾人气极旺的影视明星。
中山三路走到底便是上清寺，左边是改革开放前重庆市唯一的一家两楼一底、砖木结构、面积不到三千平方米的“重庆市工业品展览馆”。展览馆对过的邮电所，是一栋中西兼容的青砖三层楼房，这栋小楼和隔壁民航售票处，曾经是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邮电所楼上曾住过“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北京大学代校长傅斯年，以及陶孟和、李济、叶企孙、陈寅恪等。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和从事中国艺术和建筑研究的费慰梅夫妇，他们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妻至交好友，二人中文名字是梁思成所取。1942年3月，费正清来华时曾在这家条件极其简陋的招待所住过，对其印象极差，见不少成就卓越、在世界皆有名望的专家学人栖身于此，他把重庆比喻为“知识分子的落难地”。
1944年开始，中国远征军在印缅战场重挫日军、盟军诺曼底登陆向德国本土逼近、苏联全面向纳粹德国发起反攻，同年6月，美国出动最先进的B-29“超级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开始对日本实施无差别轰炸，拉开对日本本土战略反击序幕。梁思成、林徽因，获知这一消息，感到高兴的是日本终于尝到侵略的苦果，又心急如焚，担心日本奈良、京都被炸，享誉世界的遗产——千年仿唐“长安”古都建筑在战火中灰飞烟灭。
梁思成告别他领衔的中国营造学会、沉疴中的夫人林徽因、考古学家袍弟梁思永，从宜宾李庄赶到重庆，住在不足十平方米的中央研究院招待所，一年多计黑当白、不厌其烦、不辞辛劳，向国府和外交部、军事指挥机关、盟军总司令部、外国驻华新闻机构、中外名人，龙门浩联合国家驻华使团、李子坝外国记者“沙龙”的嘉陵宾馆——“国际联欢社”奔波呼吁，呈递关于避炸世界建筑遗产——奈良、京都仿唐建筑“事由陈情书”。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千年仿唐古都奈良、京都终于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日本以著名画家平山郁夫、世界著名古建筑研究专家福山敏男等为代表的朝野人士，万分感激地说：梁思成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朝日新闻》用整版篇幅，盛赞梁思成是挽救日本古都的恩人和救星。
陪都时命名的国府路，解放后更名为人民路与上清寺毗邻，上面文中反复提到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与原来上清寺民航售票处紧邻，地址就是现在的消防中队。消防队对面电信分局内曾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公机关，系蒋介石亲信张群袍弟，先后任汉口电政局长、川康电讯督查、重庆电报局局长，世人皆知的纨绔——张骧公馆，旁边就是爱国将领范绍增的花园别墅“范庄”，解放后曾是重庆市政府第二招待所内接待贵宾的客房。
白崇禧广西军阀、李宗仁嫡系、外号“小诸葛”，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一级陆军上将，曾参与指挥过台儿庄、武汉、桂南等会战，抗战中期前线指挥官减员严重，奉调回陪都专注中下级军官培训，官邸在国府路2号“大溪别墅”。解放初期中共重庆市委曾短暂入驻“大溪别墅”和一侧的“潜园”办公。
国民政府卫生部曾在北京、南京、天津、广州、重庆设立中央医院，重庆中央医院地址在高滩岩即西南医院，为给国府机关服务，重庆中央医院在学田湾设立城区门诊部。1947年城区门诊部迁到枇杷山麓，取名为国民政府中央医院重庆城区分院，1950年西南局卫生部将分院改名“西南行政委员会直属医院”，1955年更名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位于国府路（人民路）与学田湾交汇处有两栋地标性建筑深深并永恒镌刻在重庆历史上。一是国民政府办公大楼、二是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日本大举入侵，上海沦陷、南京危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937年11月21日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国民政府办公大楼是迁走原重庆高级职业学校后改建而成，1937年12月1日，国旗在大楼前旗台升起，主席林森率部入驻，正式宣布国民政府在此办公。从此，重大国事政务活动、外交使节递送国书等在此举行，国家重要政策、文告发布皆出自于此，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向全世界公告重庆为“陪都”。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南京令》，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时间长达八年半。
1946年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代表团由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等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由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等组成；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团由张澜、罗隆基、张君劢、沈钧儒、张东荪、黄炎培、梁漱溟、张申府、章伯钧等组成；中国青年党代表团由曾琦、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余家菊等组成；社会贤达代表团田莫德惠、邵从恩、王云吾、傅斯年、郭沫若、李烛尘、胡霖、钱永铭、缪嘉铭等组成。以“双十协定”为基础，秉承全国军民意愿，在国民政府大楼一侧，国府路300号国民政府礼堂召开“旧政协会议”，经过二十余天各代表团充分阐述意见、反复讨论协商、异常激烈争斗，1月31日，终于达成“和平建国纲领”，统称《政协决议》。
解放后，重庆成为西南局首府和中央直辖市，竟没有一个能容纳三四千人集会的礼堂，1950年秋，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慎重研究，决定在学田湾、蒲草田、马鞍山交界处，修建一座既体现民族传统又具备现代风格的“西南行政委员会礼堂”，交由西南建筑公司设计建造。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先后设计建造出南京国民议会大厦、成都中央大戏院、沙利文舞厅等一系列时代建筑经典的张家德，作为人才延聘到西南建筑公司担任主任设计师。
在先后两批上报方案皆被否决的情况下，1951年6月，因药物致聋的著名建筑设计师张家德，大胆拿出外融北京天坛祈年殿、故宫午门、天安门城楼等诸多元素，内纳西方先进钢衍梁结构的设计方案。呈送西南军政委员会“过堂”，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首长充分肯定并一眼生欢，后经多方会审评估，大家一致采纳张家德把适用、景观、高雅、庄严、宏伟、磅礴气势等诸元素合一的“大礼堂”设计方案。
1952年6月，确定设计方案，年底破土动工，占地近百亩、投资200亿元，这是1952年时的币值，相当于人民币200万元。“大礼堂”雄踞于逐级递增的马鞍山高台之上，由礼堂、东、南、北楼四大部分组成，其中礼堂1.85万平方米，高65米、大厅净高55米、内径46米、圆形大厅四周环绕四层挑楼、主席台前后左右厢600平方米、礼堂内可容纳四千余人，车道前可抵礼堂大门，后直达礼堂主席台。当时我国与苏联正值“蜜月”期，经西南中苏友好协会提议，这所尚未建成的“大礼堂”，又多了一个“中苏大楼”的名称。
“大礼堂”于1954年4月竣工，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手书“西南行政委员会礼堂”，成为正式定名。印度总理尼赫鲁抗战时曾来过陪都，对重庆印象极深，他得知重庆修建了一座现代化、多功能，美到极致、园林簇拥的宫殿式“大礼堂”，通过外交途径请求提供全套设计图，拟在印度建设一座同样的“大礼堂”。在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协调下，西南局将“大礼堂设计图”送外交部，转印度驻华大使馆，由于国内意见不一，尼赫鲁的美好愿望没能实现。
1949年11月23日，经中央批准在湖南常德成立的西南局，于1954年12月正式撤销，再用“西南行政委员会礼堂”标记已不合时宜。1955年国庆，《四川日报》总编辑、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李半犁书写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八个古而不泥、庄重质朴、致力出新的大字，镌刻在礼堂入口高大宏伟的仿古琉璃牌坊上，至今一直未变。
自“大礼堂”建成，便是重庆最著名的地标和景观，山城人民引以为自豪，视做心中的丰碑和圣殿。恰在此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评“重庆中苏大楼”——《豪华的大礼堂、花钱的无底洞》，坊间流传“大礼堂”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张家德被抓起来了，甚至风传张家德被枪毙了。面对舆论监督，西南局邓刘贺三位主要领导及时向中央说明情况，主动承担责任、自我批评，又派人与《人民日报》沟通，消除误会。同时针对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瞎起哄，把矛头对准建筑设计者，贺老总说：建“大礼堂”是我们领导决定的，他们何错之有，建筑设计师营造出这么杰出辉煌的建筑，不但无过，还要表彰奖励。不久，被刘伯承誉为“天才的聋子建筑设计师”，张家德奉调北京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出任副总工程师。
1987年，英国皇家建筑学会和伦敦大学编辑出版的《世界建筑史》一书中，把“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列为新中国43项杰出工程第二位。《现代工人报》社，输送到《经济日报》担任重庆记者站站长、后出任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的李稀朦同志，1995年前后以政协委员名义三次提案，倡议拆除人民大礼堂周边围墙，把人民大礼堂前的广场，建成一个开放性的广场。这一建言得到重庆市政府的采纳和重视，1997年5月25日，广场开放，从此人民可以自由进出无围墙的广场、参观、讴歌、舞蹈、休憩，放飞心情。
（四）中山四路：从上清寺到曾家岩
叙述中山四路前，先把上清寺、牛角沱重要人文、历史遗迹谈谈。由于上清寺、牛角沱濒临嘉陵江有船码头和走沙坪坝、青木关，去璧山、合川、顺庆等的茶马古道，所以绕过中一至中三路这一段，睿者、商家、传教士和勤劳人，早就在此生根、置业。
上清寺派出所内有民国时期政治家、外交家、金融家宋子文旧居——“怡园”。日本投降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马歇尔为驻华特使，来渝调停国共争端，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让出室内起居舒适、冬有电热暖风、夏抽防空洞冷气、户外花团锦簇的“怡园”，请马歇尔入住、办公，组识国共两党谈判和调停，可见规格之高、宋之精明。
中山路修通，给重庆带来生机活力，人口增加，房舍如雨后春笋，消费骤增、餐饮繁荣，手工作坊磨面质差量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1927年4月，位于牛角沱新都巷，重庆第一家机制面粉厂——新丰面粉厂诞生，不久易手更名复兴面粉厂，开创“麦穗”品牌由小做强，质佳价廉的产品受到青睐，供应面涵盖重庆大半个市场。面粉厂对面，是比利时大使馆，这里曾是宜宾李姓山货商人，歇山式两层砖木结构小院——“叙庐”。向阳隧道旁系原彭泽大公馆，国民政府交通部进驻，交通巷街名由此而来。
牛角沱重庆川江电机厂曾经叫“高公馆”又叫“生生花园”，主人系刘湘主政时任命的省立教育学院首任院长高显鉴，该学院是此后西南师范学院前生。高显鉴出身书香门第、儒商之家、淡漠功利、喜欢交友，“生生花园”是当时主城最大的私家园林，房屋众多设施上乘，是政要、文客、艺人、名记等最喜欢上档次的雅集之所。陪都时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在此办公和从事科研工作。蒋介石曾在“生生花园”宴请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宋美龄曾在“生生花园”滨江观景台，组织和观看“团结抗战”龙舟竞赛。
1966年1月18日，牛角沱嘉陵江大桥通车，这是重庆人民引颈期盼，主城两江上的第一座跨江大桥，为此国家对其安全十分重视，建桥时在桥面下的衍梁钢架中预留有一点五米宽、五百余米长的警卫通道。7835部队派有一个排的兵力驻董家溪，当班战士从零号桥墩升空，在离江面四十余米的钢衍梁通道上巡逻，冬天江风刺骨、酷暑炙热难耐，当时我用战士们誓言：“我为人民守大桥、无畏苦累桥无恙”作标题写稿，曾在《战旗报》上发表，前不久找到当年第一批守桥卫士王正银、何盛富，他们已是年届八旬老人。大桥通车前，桥头两侧山体是联在一体的，有一条便道上山下坡直达江边，有一巨大礁石供人登临垂钓，人称“钓鱼台”。曾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教育部部长、中统掌门人朱家骅的官邸，离“特园”不远，滨江而建，可前瞻闹市，后览江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