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之初，无论中外，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是混在一起的。
在人类语言的语词上把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分开是19世纪才发生的事。183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会上，著名的科学史家威廉·休厄尔才仿照“艺术家”（Artist）一词，造了个“科学家”（Scientist），用来称呼像法拉第那样在实验室中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们。在这之前，像伽利略、牛顿等历代研究自然的人都称为自然哲学家。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纯属自然科学的力学巨著，其书名就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直到1809年进化论的先驱马克出版的生物学代表作，还叫《动物哲学》，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到此时还是个“连体儿”。
人类怎么会弄出个哲学和科学来的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篇中解释道：“当今人们开始从事哲理的思考和探求，都是由于惊异。他们最初从明显的疑难感到惊异，便逐步进入到那些重大问题上的疑难，例如关于日月星辰的现象和宇宙创生的问题。感到困惑和惊异的人想到自己无知，为了摆脱无知，他们就致力于思考，因此，他们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求知和追求学术，而不是为了任何实用的目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有天赋的好奇心，有强烈的给自己产生惊异的对象的解释欲望，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自然科学，在开始都是受好奇心驱使的，以求得一个没有实用目的的满意解释。
人们对日月星辰等天体现象的惊异，对控制个体行为的风俗习惯的惊异，起初都是用宗教和神话来诠释的。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诠释由神来创世造物，由神来为人类制定道德秩序。在西方，自古希腊人发明了逻辑之后，他们率先用人的合乎逻辑的思维——自然哲学——去解释人的惊异。
当然，自然科学中的欧几里得几何学，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和浮力定理都在开始时就被实用了，这就是科学史上的所谓“工匠传统”。但是，它们还是离不了所谓“哲学传统”。一直到17世纪的笛卡儿，将自然科学数学化，用数学演绎的符号体系代替日常语言的推理体系，才获得了定量的精确性。后来，牛顿继承伽利略倡导的实验加数学的方法，提出实验归纳和数学演绎的方法，于是开启了现代科学，使得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中逐步独立出来，成为主要是为了征服自然的有实用目的的科学。
当现代自然科学出现之后，哲学等人文学科，就剩下解释人的精神领域的“形而上”地盘了。
用数学加实验的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可预测性的准确性。它在人类物质生产中不断创造奇迹的事实，尤其是产生了工业革命的辉煌成果，使得人文学科的古典光辉——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为王的光辉——黯淡下来。这样，一种模仿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泛数学主义”流行开来。这个人文新潮流认为，数学不仅统领整个自然科学，还要统领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德国当代哲学家、思想史家卡西勒（Ernst Cassirer）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一书中举例证明了这种“泛数学主义”的存在：“格劳秀斯所制定的现代自然法（Naturrecht），就是建立在法律知识与数学知识之间存在着的一项彻底的类比之上的；而斯宾诺莎则建造了一个崭新的伦理学，这一伦理学以几何作为其取法的典范，并且借着几何的典范去描绘出其目标与途径。……因为只有如此，数学性思维之网，才能以用同样的方式去把物体世界与心灵世界、自然的存在和历史的存在予以全部笼罩。”[1]
卡西勒接着就指出，对于这种在人文学科中应用的类比式的泛数学主义，18世纪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就开始说“不”了。
人文学科是在价值和意义上做功夫的，价值和意义怎么能用数学方程式表达呢？
这便是人文学科不可能获得像自然科学那样准确的宿命之一。
之二是，人文学科更不可能做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验和观察实证。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物质世界，具有性质上的恒常性与法则上的恒常性，因此可以通过可重复的实验或观察，去验证由逻辑推出的和用数学表达的理论。我们称这种实验验证为“自然科学理论的实验自洽”。人文科学的对象——广义的人文学科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在西方，通常认为包括语言、哲学、历史、文学和其他艺术的研究等——大凡是不可重复的有生命的“个别”，根本不可能进行可重复的实验，宿命地没有保证命题有可靠的“实验的自洽性”。
之三是，人文学科没有自然科学体系里的“公理自洽”。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中，理论前面就有被我们千万次经验不证自明的5条公理。凡根据公理按逻辑推出的所有定理都是正确可靠的。我把它称之为“公理自洽”。可是，所有人文科学，只有理论前的假设，如老子的“道”，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萨特的“存在”等，这些假设都不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因此就不能保证从理论前的假设所逻辑推导出的各种命题的可靠正确。人文学科宿命地不具备“公理自洽”性。
一言以蔽之，由于不可能将充满歧义的日常语言改变成没有歧义的数学符号体系，由于没有自然科学式的理论前的“公理自洽”或理论后的“实验自洽”，人文学科宿命地就不可能具有自然科学那样可验证的确定性。所谓人文学科的“逻辑上的学理性”，不过是个不能保证理论确定性的“花架子”而已。
马克思经过可谓严谨的逻辑推理，声称发明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了预测，对如何实现共产主义进行了设计。然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国际性实践，还是像柏拉图逻辑推理出来的“理想国”一样，是个乌托邦。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有多少苏联和东欧问题的研究所，有多少关于这方面的专家，可是，没有一个研究所和一位专家对1989年开始的东欧及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解体做出预测。
即使是以日常语言为符号体系的社会科学，譬如热门的经济学，也是与人文学科一样有着三个“宿命”的。世界上没有一位研究亚洲经济的经济学家，在1997年对正在兴旺发达〔为此，李光耀在大声疾呼要以“亚洲（威权）价值”取代西方民主价值〕而突然爆发的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提出任何预警报告。同理，美国以及全球那么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位能对2008年在美国发生的次贷经济危机做出预测。
然而有趣的是，柏林墙倒了之后，成千上万个国际政治学者马上站出来用“逻辑严谨”的学术语言给世人解释柏林墙为什么会倒；在亚洲国家货币危机与美国次贷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立即就有成千上万个经济学家“科学地”证明发生的机理是什么。
上述这些例子，不是证明人文学者、社会学者智能低下而无为，而是证明这类以日常语言为符号体系的学科，因为其先天缺陷，不可能有准确预测之为。
[1]卡西勒：《人文科学的逻辑》第12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