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工人们买得起他们生产的产品—也就是说，如果工资动机能够完全得到贯彻—那么，发展大企业势在必行。
让工人们买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当然也不是都能做到，有一条必须考虑到：产品的用途必须基本符合工人们的所需。不能期望工人购买一台蒸汽机、一座摩天大楼或一台管风琴。这些东西对工人来说没有什么用处。他们所需要的是优质的食品、漂亮的服装、宽敞的住房和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全家的欢乐。
工人们无法通过任何政治计划或依赖任何谈判组织如工会获得这些物品，因为法律和谈判都制造不出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工会组织并不被广泛承认。过去几年中，有很多外国工会领导人来拜访我，他们都毫无例外地与我大谈政治，而外国工业界的领导人谈起政治则总是愤愤不平。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一直在寻求调解劳资双方的分歧。当然，如果总是用“劳资”概念思考问题，永远走不出圈子，但是，他们至少还是在摸索通过生产来解决问题的出路，而劳工领袖似乎更希望找到一个发表讲话和求得一官半职的机会。
人们一直被教导要提防大企业。人们对企业的担心部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大企业，部分是由于他们害怕大企业搞垄断。另外，他们还害怕金钱的影响力，并且把大企业和金钱的魔力混为一谈。他们的思想已经落后于时代多年了。他们还停留在100 万美元是天文数字的年代，那时候人们都认为谁也不可能通过诚实劳动挣到100万美元。坚持这种观念的人思路极为狭窄，否则他应明白，诚实劳动无论如何也要比不诚实劳动更容易挣到钱。所有这些偏见归结为一点，他们把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视为与金钱有关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服务组织。
现在，我们要记住，今天就是今天，既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
这个世界需要领袖。昨天的领袖是军事和政治性的。过去，组成什么形式的政府无关紧要；国家有领袖就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军事领袖和政治领袖都没有创造性。企业的成功只能建立在取代别人已经创造的物质的基础上。但是，与过去喋喋不休地争吵于事无补。
这种领袖之所以在过去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当时需要。但是，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今天，军事或政治领袖根本做不到像工业界领袖那样，为人民服务。各地的政治领导者们很可能仍是高素质的，之所以显得低下是因为人们无法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式：要求政治去做只有实业才能做到的一切。职业改革家们并不理解这个道理。他们认为政治能够做那些只有实业才能做到的，他们喜欢提出这样那样的价格规则，根据是他们自己能够缔造繁荣。
人们对法律规定的繁荣抱有极高的期盼，仅此而已。仅仅把工作视为谋生手段是对生活的污辱。思想家们认为，工作是人类在道德上、生理上和社会上拯救自己的灵魂。工作不仅仅能使我们得以谋生，还给予我们想要的生活。但是，如果工资和物价可以由法律确定的话，繁荣好像总是离不开高工资和高物价（实际上并不如此），那么，法律就可以取代工作了。
现在大家应该明白，真正的繁荣离不开物价降低，降低物价是唯一能够在正常情况下造就繁荣的途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经济的非正常波动。
我们不妨考虑几个基本原则。首先，为什么我们要有繁荣呢？
所谓繁荣就是很顺利地不间断地供给人们正常的、多种多样的需求，而且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非常充足；另外，当繁荣到来时，我们的各种供给还应有所剩余，以帮助资源尚未得到开发的偏远地区的人们。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没有这种让人神往的繁荣呢？即使在“困难时期”，我们也有繁荣的各种因素，问题是，如果我们的管理体制没有出故障的话，我们何以要经受“困难时期”而无法享受繁荣呢？
但是，必须有人引导人们走向繁荣。一群乌合之众只有面对穷途末路时，他们才会显示出力量。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天生聪慧的，他们需要有人教。不是所有人都明白在工作中运用智慧就能避免千辛万苦，他们需要有人教。不是所有人都明白如何将方法和目的相协调，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珍惜劳动成果，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节省人间最珍贵的商品—时间，他们都需要有人教。
工业领域也得有自己的统帅，而且是高级统帅。工业界得到合理的领导就必然导致大企业或大公司的诞生。
公司会发展多大？公司的发展有没有限制？如果有，那么，这个极限是多少？应该规定他们要服务于公众利益吗？垄断的危险何在？应该限制垄断吗？如果我们看一看一个服务性的公司是如何成立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不言自明了。首先，公司要以提供服务为目的，公司的成立必须在提供服务之后。服务不能跟在成立公司之后。公司的设计至关重要。这个世界的一切要想做得好，都离不开设计，花在做正事上面的时间永远都不是白费。从长远来看，设计还会节省时间。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我应如何设计？”也许你要设计的东西别人已经很了解，你可以参考他的方案设计出更好的方案，但是，更好的方法可能是按照自己的所想去判断他人所想。
立足现实，让公众为你做生意。公众，也只有公众才能为你带来生意。如果说我们现在的钢铁质量不错的话，那是因为钢铁质量还不好时，公众仍然购买，这使得钢铁企业有机会提高钢铁生产的技术。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交通设施很舒服的话，那是因为曾经有人为痛苦的交通设施付过钱，才使得我们现在的交通系统发展得如此完善。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汽车很便捷、耐用而且性能可靠的话，那是因为当初汽车处于试验阶段时人们购买过它们。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汽油产品的话，那是因为人们曾经购买和使用过煤油，正是他们的信任和帮助，才使得石油工业在全世界范围得以迅猛发展。
既然是公众造就了企业，那么，企业的责任就是为公众服务。
那些在企业里工作的人也是公众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基本的公司政策便确定下来—企业发展后的利益应该给谁？
假如某个行业通过提高效率和改善服务，使得客户的购买价格下降，那么，该行业发展的好处就等于给了它的客户。如果生产某件商品的费用比以前少花一美元，那么，这一美元就要在售价上体现出来。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买得起该商品。客户越多企业就越大，企业生产成本降低的幅度越大，反过来就越能促进企业的发展。
很显然，不管企业生产的效率如何，如果企业的效益不能与公众共同分享，那么，企业就得不到发展。假如在生产中节省的一美元打入企业利润，客户购买产品的价格仍没有变化，那么，企业的业务量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假如生产过程中节省的一美元打入工人工资，企业的业务量同样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如果这一美元与公众分享，公众很快就会得到很大的好处，企业随即会受到良性刺激，产品价格下降，企业的业务量相应上升，结果以前只雇用几十个人的企业现在却招聘几千人，工人的工资因此大幅提高，企业利润相应增加。也就是说，只要产品的价格对公众下降，产品的价值和工人的工资就会上升，企业盈余也会自动增加。应该注意的是，绝对不能迫于工人工会的压力，就把全部利润转入工人工资的账下。对于一位拥有五口之家的工人来说，降低其全家生活必需品的费用比只给他提高工资而不降低生活必需品费用会给工薪家庭带来更多的利润。增加工资必须依赖企业业务量的扩大来取得，不降低面向公众的商品价格就不可能增加企业的业务。
与其说劳动者是销售者，不如说是购买者。整个汽车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用户购买。要为购买者提供便利。这样可以创造工作机会，可以创造工资，也可以创造扩大生产和服务所需要的盈余资金。
所有这些任务都是管理者应该负责的。普通工人在任何管理体制下都可以工作。在车间里，工人们并不关心或很少关心他们的方法是否是最好的，也很少关心能否从原材料和工人的劳动得到最好的结果。他们习惯于一成不变的日常工作。每天工作的重要性在于生产价值，这方面属于管理者负责的事务。
假设某个企业在为公众服务的政策方面得以发展和繁荣，企业无法自给自足—它必须从企业外部购买企业所需。企业的供应也会受到威胁。供应原材料的企业一旦管理不善引起工人罢工，其他依赖该企业供应原材料的企业就无法得到应有的供给。交通管理政策的失误常常导致交通费用上涨，影响原材料供应商以合理的价格向客户出售商品。凡此种种，企业管理者便受到企业外部劳工活动和原材料供应商的支配。保护企业客户的利益是企业管理者必须承担的义务。消费者需要买得起的商品，他们害怕商品的价格涨到买不起的程度。
企业—也就是生产者—必须立即决断他对客户的服务是受自己难以控制的外力的限制，还是不得不由自己供应生产所需。
如果他像我们那样做出决定，即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由我们自己控制，那样，他逐渐便过渡到自己生产原材料以及其他事宜，后面我们将对此详细论述。控制原材料供应以后紧接着便是对服务的考验。
我们使用的每一种原材料都有利润，如原煤利润、石灰石利润、铁矿砂利润、木材利润、交通运输利润等。生产厂商应该把这些原材料利润和产品的利润加在一起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吗？如果他是一个真正按照用户至上原则做事的企业家，他就只会取得企业发展所需的必要利润，他会放弃各个环节的辅助利润，并将其返回到用户身上。
他利用以前公众给予他的利润获得了企业发展，现在企业可以通过稳定的产品供应、稳定的成本消耗和较低的销售价格回报公众。
这样，在一种商品中取得的多种利润便相应削减。
检验一个公司服务质量的标准就是看产品的利润在多大程度上返还给了公众。企业在一种产品的利润种类和总量的削减对社会公众将会很快地产生积极影响。
这样做对一个企业是一种危险呢还是一种优势？如果这样的企业能不断发展，这样做对公众当然是一种优势。企业可以通过向公众服务获得发展，企业的规模大小标志着它向公众服务的能力。另外，企业向公众的服务也会受到企业管理水平和交通运输状况的制约。我们没有感觉到管理上有多费劲，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管理体制比较灵活（这个问题我在上一篇中有详细的论述）。我们的企业在发展，各个部门在增加，与此同时，从基层涌现出许多人才便能胜任公司的管理工作。
真正制约企业规模的因素是交通运输状况。如果产品运得特别远，企业就无法提供应有的服务—这样等于限制了它的规模。
从生产工厂到用户运输环节和距离太多。
如果把低销售价格和高工资视为危险的话，那么，大工业就是一种危险。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有些公司成立以后，没有去提供服务，只注重销售股票。
有些人认为大公司有危险仅仅是因为它规模大。他们相信企业利用本地资源自给自足的老方法。这种方法在一百年以前是好方法。
鞋匠在自己的小镇里制造鞋子—他们做的鞋子的确不错。当地马车制造者为整个小镇制造马车。
在企业筹建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记住，为每一个发明创造和革新领取工资或利润的人，正是那些最终购买这些新产品的人。如果没有人去弥补生产消费，那么，任何新的工业产品包括拖拉机、汽车、脱粒机、火车机车都开发不出来。
那些旧的商业思想，包括乘人之危赚钱的做法，也不再为一贯奉行此类商业规矩者所坚持。美国的商业思想要以经济科学和社会道理为基础—也就是说，我们要坚持在遵守习惯法的前提下从事商业活动，再也没有比商业活动对其他人的影响那么大、那么持久了，我们不必要求对商业活动进行统一的公众规定。公众总是不会忘记给商业活动设定规矩的。对于一个文明而智慧的民族来讲，想要超级控制或垄断某种商品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个不愿意对茶征税的民族怎么可能容忍别人完全控制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呢？一个解放奴隶的民族怎么可能再把自己变成奴隶呢？别针生产者有权生产好别针，否则，其他人会取而代之。真正的控制权在公众手里。
不管大企业或是小企业，都是因市场的需求而做出反应，而市场需求则是由服务所带动。服务一旦停止，需求便不复存在。如果需求没有了，那么，何来大企业呢？即使把全世界的钱加在一起都不能制止美国人民的竞争精神。把一件事做好有助于把另一件事做得更好。
企业是因公众的需求而发展。但是，任何时候企业的发展都无法超过需求。任何垄断都比不上公众对服务的反应。唯一可能的垄断是以提高最好服务为基础的，这种垄断是一种优势，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任何别的试图垄断某个产业的行为不过是变相浪费资金。
但是，大公司的增长会不会扼制个人的创造力呢？年轻人还有没有前途呢？
一个人是到别人的企业里就业好呢，还是自己创业好？清楚下面两方面的情况再问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开创私人企业的机会比以前多，到别人工厂里就业和开创自己的私人企业各有利弊。
有些人总是不断地跳槽。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都有这样的人：他们曾经开创有自己的企业，后来他放弃了。也有另一种人：他们希望有一天辞去现在的工作，自己当老板。
那些放弃自己的企业到别的工厂就业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有些人觉得受不了那种压力。他们很适合听从调遣，但不习惯指挥别人，甚至无法使企业的服务赶上时代的发展或形势的变化。所以最后他们选择在别人的指导下工作，这样，有稳定的有限收入，也有空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和随便做点别的什么。
有些人选择在别人的企业里任职是因为他们看到，在现代企业里，他们的才能有更广阔、更有利的施展机会。他们终生梦寐以求的显然就在他的身边，而且由其他人为他铺就，他只需在其中即可。
这就是现代企业对青年人的魅力所在：他起步的机构已经磨合成熟，准备了走向更加成功的条件，因为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如果说在自己开创企业的过程中，创业者体会到一种竞争精神的话，那么，在他人的公司里就业更能感受到合作的气氛。现代化大企业的发展依赖于许多人的聪明才智和奉献精神。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人们对工作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个人爱好或感情协议。
同时，在大企业中升职的机会和竞争能力的提高比私人企业里更多、更大。因为那里需要更多的人去填补各种机会，而且报酬更多。
在美国，大企业的薪水比小企业的利润更丰厚。那些认为企业会嫉妒员工进步的思想是过时的。只有企业内部员工的才智获得充分发挥的情况下，企业本身才能获得提升。企业的生存离不开企业所激发出来的员工的智慧和活力。与小企业相比，每个大企业都需要更多、更好的人才。这种对人才的需求越大，企业所提供的机会越多。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要做的事要比我们现有员工所能做的要多。
所有这一切都是大企业所带来的影响。
当人员比机会多时，总是会出现异常激烈、通常又不人道的争斗。但是，认为这是现代企业基本规律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现在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知道良性的正常的竞争有助于企业的发展，因为过去机会稀少的很多领域都出现了更多的机会。
以服务为宗旨的大企业会规范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规模。
但是，如果企业在经营中主要依赖金钱的影响，而不是全神贯注于为用户服务，那么，问题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