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十八岁定亲。
按照乡间的习俗，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十分隆重的。姥姥仄着小脚专程到城里来了一趟，跟母亲商员。毋亲说，让妮来一趟，就在城里见面吧。按毋亲的意思，在城里见面，就有了些体面。姥姥又回去问二姐，二姐不说话，只默默地坐着。于是就这样定了。
那天晚上乡下来了许多人。来相亲的画匠王村人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富裕”。家中的小院里扎满了自行车，全是八成新。七八条小伙整整齐齐地站在院子里，一身的新。进来一个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又进来一个还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个个都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布料是当时很时兴的斜纹布，那说亲的女人排在前边，手里赫然提着十二匣点心！她身后，蓝色的汉子们一个个木偶似的相跟着，小心翼翼地进屋坐了，叫人很难分清相亲的是哪一位。
大概是一支烟的工夫，众人稍稍地说了一些闲话，汉子们便站起身一个一个往外走，像演戏一样，上了场，又慢慢退场。二姐始终在屋里坐着，穿一件枣红布衫，围一条毛蓝色的围巾，就那么勾头坐着，怔怔的，不知在想什么。这当儿，一个瘦瘦的小伙临站起时把一个小红包递到了二姐的手里，他慌慌地看了二姐一眼，就往外走。突然，二姐站了起来，说：“等等。”她扫了那小伙一眼，慢慢地说：“把钱拿走。”
众人一下子愣住了。走出门的蓝汉子全都折回，头来，一个个惊惶不安地望着二姐。尤其是那相亲的小伙，脸慢慢泛白，头上沁出了汗。那汗一豆儿一豆儿地生在脑门上，又一层层一排排地“长”，顷刻间布满了那张微微泛红的脸，凝住挥不尽的尴尬和窘迫。他站在那儿，周围静得没有一点儿声音，只有那汗珠滴滴圆润……
二姐勾下头去，匆忙解开了那个小红包，包里是厚厚的一叠钱。二姐把钱递过去，很果决地说：“拿走。”然后将包钱的小红纸轻轻地揣进兜里。
这是庄严的一刻。屋里的人全都默默不语，呆呆地望着二姐。多年后，我才知道乡下人是很讲究形式的，在他们看来，形式就是内容。这一揣使汉子们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二姐收下了小红纸就等于定下了她的终身。她的一生就押在了那张小红纸上。就在那一瞬间。汉子们笑笑地走出去了。只有那未来的姐夫走得沉重，仍然挂着一脸的汗。他们感到诧异，二姐为什么不收钱呢？
二姐收下了那“汗”。当那汗珠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未来姐夫的脑门上的时候，我分明看见二姐的眼眨一下一下。正是那一豆儿一豆儿的汗珠促成了二妞的婚事。二姐是在汗水里泡大的，她深知世上的一切都可以作假，唯有汗水是不会假的。二姐认”汗”。
事后我才‘知道，那晚画匠工村人的’‘演出”并不成功。事前，姥姥曾差“细作”悄悄去村里打听过。“细作”问：“套家怎样？”人说：”是东头套家还是西头套家？”“细作”又问：“东头怎样，西头又怎样？”人说：’‘东头套家瓷实，家人当着支书呢，西头套家穷……”“细作”回来说：“许是东头吧？”姥姥不说话，就问二姐：“妮，你看呢？”二姐不吭。二姐定然是知道的。相亲的婆家其实很穷很穷。那晚相亲的“行头”全是借的。钱是借的， 自行车是借的，连身上穿的衣裳都是借的。为了相亲， 乡人们集中了全村人的智慧和富有，从乡里借到城里……据说，相亲的姐夫已经说过七次亲了，一次一次都吹了。因为家穷，因为**躺着一个病瘫的老娘……
二姐耳聋心不聋。这一切她都是知道的。她执意不要那三百块钱，就是不要那注定将由她偿还的债务。
在出嫁前的一年里，二姐像换了个人似的，除了下地干活，就不再上田里去野了。我来，她也很少陪我去玩，就坐在家里做鞋，给表兄妹们做，也给那定下亲的蓝汉子做，一双又一双，每次来，总见二姐在纳鞋底，那线绳儿“啦哆、唯锣”地扯着，锥子从这边扎过去，又从那边扎过来，狠狠的。那动作里似乎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二姐的鞋底是有记号的，鞋底:总绣着一只黑蜻蜓。那蜻蜓用黑丝线绣成，翅儿爹食的，还有两条长长的须儿。活生生的，只是没有眼。我指给二姐看，“没眼。”二姐懂了我的意思，笑笑说：“有眼就飞了。”
间或，姐夫也提了礼物到姥姥家来。还是穿着一身新新的蓝衣裳，来了就做，不是去挑水就是扫院子。而后就默默地坐下来，二姐不吭，他也不吭。要是二姐问一句，他就答一句，话是不多的。
二姐问：“吃了么？”
他就说：“吃了。”
二姐问：’‘家里还好？”
他就说：“还好。”
二姐问：“娘的病好些了？”
他就说：“好些了。”
二姐问：“能下床了？”
他摇摇头。没话……
二姐就，‘哦锣、哦哆”地纳鞋底，纳着纳着就拿出一双新做的鞋子让他试，试了，看看合脚，二姐就说：“穿着走吧。”而后，二姐趁姥姥出去的工夫，偷偷地说：“别再借人家的衣裳穿了，别再借了……”
姐夫脸就红了，红得像新染的布。于是那借来的新蓝衣裳穿在身上就显得格外别扭。那天他刚好借的是一条侧开口的女式裤子。
后来姐夫再来时穿得自然破旧，肩头总是烂着，那神色倒显得自然。来了，二姐待他更显得亲切，一进门就打水让他洗。临走，总要给他缝一缝衣服。 刀卜时，二姐他坐着，嘴里咬一节避灾的林桔，就蹲着一针一针地为他缝，就像缝着未来的日子。
记得二姐出嫁前曾到邻村那汉子的坟上去看过。坟荒了，坟上爬满了萎萎荒草。二姐就蹲下来拔那荒草，留下了一圈密匝匝的脚印。似乎没有哀怨和痛苦，拔了荒草，她就去了。不像城里人，有很多的缠绵。
二姐是阴历九月初八出嫁的。那天，为了抢“好儿”，画匠工迎亲的马车四更天就来了。喜庆的日子，二姐自然是穿了一身红，红棉袄，红棉裤，头上还系了一条红披巾。待一阵鞭炮响过，二姐跪在姥姥而前磕了一个头，就挺挺地上了那红圈席的马车。
不料，五更天起了大雾，四周什么也看不见了。刚好那赶马车的老汉眼不济，过小桥的时候，赶着赶着就把马车赶到河里去了。只听得’‘咕咚”一声，二姐已坐在河里了！送亲的兰嫂忙把二姐从齐腰的河里拉出来，接着就破口大骂：
“画匠工的人都死绝了吗？派这么一个瞎眼驴！大喜的日子，把人赶到河里，这不霉气吗？！不去了，不去了！叫人给画匠王捎信儿，重置衣裳重派车，单的棉的一件不能少，少一件也不去！”
迎亲的画匠王村人全都傻了，谁也不敢吭声。那赶车的老汉是姐夫的本家叔，见办了这等窝囊事，竟咧着大嘴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扇自己的老脸：“老没材料哇……”
众人忙给三嫂赔不是，连连求情。三嫂一口咬定：“不中！大喜的日子，妮一辈子就这一回，这算啥？！”
二姐苦苦地笑了，说：“算了，谁也不怨，这就去吧。”
三嫂说：“妮，这可是你大喜的日子呀！……”
二姐说：“既没坐马车的命，就不坐了。三嫂，咱……”
三嫂说：“妮，死妮，要去你去，我可不去，老丢人哪！”
二姐不再说了，就默默地往前走。三嫂在后边喊：“妮，妮，这就去么？你就这么去？！……”
天大亮了。二姐头前走着，身后散散地跟着一群垂头丧气的画匠王村人。没有鼓乐，也没有鞭炮，二姐就这么步行去了。她穿着那身湿媲溉的红衣裳，红衣裳在凉凉的晨风中张扬着，像是生命的旗帜，在漫漫黄土路上行进着，很孤独地飘扬。
后来，那赶车的老汉流着泪对三嫂说：“侄媳妇明大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