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店老板的儿子吓坏了，他的父亲也是如此。
“发发慈悲吧，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我的儿子。”他对孩子哀求道。
科威特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两名代表彬彬有礼，他们向烟杂店老板作了自我介绍，并坚持希望他的儿子能对他们坦率地说真话。
烟店业主虽然知道客人告诉他的是假名字，但他明白他正与同胞中的重要人物说话。更糟的是，原来他的儿子在参加积极抵抗，这使他大为吃惊。
最糟糕的是，他刚刚获悉他的儿子参加的不是正式的科威特抵抗运动，而是在一个他闻所未闻的怪异土匪的指使之下，被人家看见在伊军卡车底下安放炸弹。任何一个父亲听到这种事都会心脏病发作。
他们四人坐在位于凯番的烟杂店老板的舒适的客厅里。其中一位客人解释说，他们不会去为难那个贝都，只不过想与他联系上，以便能够合作。
于是，男孩把发生的事情从头说起。他的朋友如何准备向一辆路过的伊军卡车射击，又如何被人从石堆后面拖住。一切从那一刻开始。客人们静静地倾听着，只有那个提出要求的人偶尔插了几个小问题。而那个戴着墨镜、没有说话的人是阿布福阿德。
提问者对学生们与贝都会面的那座房子表示出特别的兴趣。小伙子给出了地址，然后补充说：“我认为你们去那里找他是没什么意义的。他非常警觉。我们的一个人有一次去那里想与他谈话，但那地方上着锁。我们认为他不住在那里，可他知道我们去过了。他警告我们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做。他说如果再这样的话，他就不与我们联系，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阿布福阿德坐在角落里，他点点头表示赞同。与其他人不一样，他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军人，他知道，对方也是一个受过训练的高手。
“你们下次什么时候会面？”他静静地问道。
那孩子可以传递信息，这样就有机会邀请他会谈。
“现在他只与我们其中一人联络。被联络人再通知大家。这也许要过一段时间。”
两个科威特人离开了。他们现在知道了两辆汽车的大概样子：一辆破旧的皮卡，伪装成从乡下往城里运送水果的市场摊贩用车；以及一辆适合沙漠行驶的大马力四轮驱动吉普车。
阿布福阿德通过交通部的一位朋友，对汽车牌照进行了查核，但是追踪中断了。两个号码都是假的。唯一的线索只剩下身份证——那人必须携带身份证，才能通过伊拉克人到处设置的路障和检查点。
通过委员会，他联系上了内务部的一名公务员。他的运气来了。那人回忆起，他曾给一个来自贾赫拉的摊贩做过一份假身份证。那是六个星期前他应百万富翁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的要求帮忙做的。
阿布福阿德欣喜若狂，并产生了兴趣。那富翁在抵抗运动中是一个有影响的、受人尊敬的人物。但大家认为他仅限于提供资金，而不是参加行动。他究竟为什么要充当那个神秘的、致命的贝都的恩人呢？
在科威特南方国境对面，美军如同潮水般地涌进来。当九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过去时，在沙特国防部大楼地下室办公的多国部队总司令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知道，他终于有了足够的兵力可以保卫沙特阿拉伯免受伊拉克的进攻。
在空中，多国部队空军司令查尔斯(昵称查克)·霍纳中将已经建立起一顶钢铁防护伞，配备了能够快速抢占制空权的大量战斗机中队、攻击地面目标的战斗轰炸机队、空中加油机队、重型轰炸机队，和对付坦克群的雷电攻击机队，并进行频繁的空中巡逻，足以从地面和空中摧毁来犯的伊拉克军队。
他的空中技术能通过雷达覆盖伊拉克境内的每一寸土地，能感应到每一台重型金属设备在道路上行驶、穿越沙漠或试图升空，能截听到通过电波传输的伊拉克人的每一次通话，并能确定任何热源。
在地面上，诺曼·施瓦茨科普夫确信已经有足够的机械化部队、轻重装甲部队、炮兵和步兵，可以迎战任何伊军进攻纵队，拖住他们，包围他们，歼灭他们。
在九月的最后一周，在绝对保密的条件下——对盟国也没有透露过——美国开始制订从防御转为进攻的作战计划。尽管联合国的命令仅限于保卫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的安全，仅限于此，但美国还是制订了攻入伊拉克的计划。
但施瓦茨科普夫也有问题。其中一个是，针对多国部队布置的伊军兵力、大炮和坦克，已经是他们六周前抵达利雅得时的两倍之多。另一个问题是，在解放科威特时，他需要的多国部队兵力比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兵力多一倍。
诺曼·施瓦茨科普夫是一个牢记乔治·巴顿格言的人：死一个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任何其他联军战士都嫌太多。在他发动进攻之前，他有两个要求：一，把他目前的兵力增加一倍；二，实施空中打击，确保边境北面的伊军减少百分之五十。
这就意味着更多时间、更多装备、更多大炮、更多坦克、更多部队、更多飞机、更多燃油、更多粮食和更多的钱。他告诉国会山那些目瞪口呆的空想拿破仑们，如果他们想打赢战争，那么最好快把这些东西全都给他。
实际上，这些话是由更文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转述的，他把话说得婉转了一些。政客们喜欢与军人玩游戏，但不喜欢直接听到军人的语言。
总而言之，九月底制订的计划绝对保密，后来结果也表明该计划正是时候。一直在抛出和平计划的联合国，要等十一月二十九日才授权多国部队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发起进攻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除非伊拉克在一月十五日前撤出。假如拖到十一月底才开始制订计划的话，一切都来不及了。
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感到很为难。他当然知道阿布福阿德，知道他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况且他也很理解阿布福阿德的要求。但他有过承诺，他解释说，他不能违背诺言。
即使是对科威特同胞和抵抗运动成员，阿尔卡里法也没有透露那个贝都其实是一名英国军官。但他还是同意在某个地方给贝都留下一张纸条。贝都迟早会发现条子。
第二天上午，在基督教墓地一等水手谢普顿的大理石墓碑下，他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他的个人意见，请求贝都同意会见阿布福阿德。
伊军的巡逻小分队共有六名士兵，由一名中士带队，当贝都从街角上转出来时，他们与他一样大吃一惊。
麦克·马丁刚把那辆微型卡车停在车库里，锁好，正步行穿越城市向他选定过夜的别墅走去。他太累了，所以一反常态，警惕性迟钝了。他看见了那些伊拉克人，并且知道对方也看见了自己，忍不住咒骂了自己一声。他的工作中，只要一秒钟的松懈就可能送命。
时间早已进入了宵禁，尽管他已经相当习惯穿越空****的、只有伊军巡逻兵巡视的街道，他还是会选择灯光暗淡的小道，越过黑暗的废弃场地，穿行在小巷子里，而伊军一般都守在主要公路的十字路口。这种方法使他和伊拉克人各自相安无事。
但自哈桑·拉曼尼返回巴格达以来，尤其是针对常规军的无能提交了一份充满尖刻批评的报告之后，情况变了。伊拉克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士兵——开始在科威特市街头出现了。
虽然不能与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相提并论，但绿色贝雷帽部队至少要比常规军那些乱糟糟的应征士兵更守纪律。现在静静地站在卡车旁边的就是六名绿色贝雷帽士兵，那里通常是没有伊拉克人的。
马丁正好有时间重重地倚在他随身带着的一根手杖上，扮起了一个老头的样子。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在阿拉伯传统中，老人是受到尊敬的，或者至少是受到同情的。
“喂，你，”那中士喊道，“过来。”
四支步枪对准了戴着格子茶巾的孤独的身影。老人停顿了一下，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来。
“这么晚了你还在干什么，贝都？”
“只是一个老头子想赶在宵禁前回到自己家里去呀，赛义德。”那人呜咽着说。
“现在已经过了宵禁时间了，笨蛋!过了两个钟头了。”
老头迷惘地摇摇头。
“我不知道，赛义德，我没有手表。”
在中东，手表并不是必备的，而是一种供收藏的珍贵物品，也是财富的象征。进入科威特的伊军士兵很快都有了手表——白拿来的。
中士咕哝了一声，这个借口倒也站得住脚。
“证件。”他说。
老人用那只空着的手拍了拍他沾满尘土的袍子。
“我好像丢了证件。”他哀求着说。
“搜他。”中士命令道。一名战士走了上来。一颗手雷绑在马丁的左大腿内侧，像一只西瓜垂在那里。
“别碰我的蛋蛋。”老贝都尖利地说。那战士停住了。后面的一名士兵咯咯地笑了起来，中士尽力屏住不笑。
“怎么啦，上呀，朱海尔。搜他。”
年轻战士朱海尔犹豫了，脸涨得通红。他知道这个玩笑是针对着他的。
“只有我老婆才能碰我的蛋蛋。”贝都说。两名战士大声笑起来，并放下了他们手里的步枪。其他人也跟着放下了枪。朱海尔仍畏缩着不肯走上前去。
“跟你们说，这对她没有任何好处。我可是早就过了干那种事情的年纪。”老人说。
太过分了。巡逻队爆发出一阵狂笑。那位中士也忍不住张口笑了。
“好吧，老头，回家去吧。以后天黑后不要出门。”
贝都一瘸一拐地走向街角，一边用手在衣服下面抓痒。在街角上他转过身来。那颗手雷掠过鹅卵石街面停留在朱海尔的脚边。六个人都凑上去看，接着它就爆炸了。那是这六名士兵的最后一天，也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
那天晚上，在遥远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摩萨德局长科比·德洛尔将军坐在哈德尔·达夫纳大厦的办公室里，正与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施洛莫·格桑(大家都叫他沙米)一起喝酒。
沙米·格桑是摩萨德的战斗部主任。他的部门负责操纵外勤特工，是危险的锋口间谍行动。当局长向美国人奇普·巴伯说谎时，他是在场的两名属下之一。
“你认为我们不应该告诉他们吗？”格桑问，因为这个话题又冒了出来。
德洛尔抓起啤酒瓶，往嘴里猛灌了一口。“去他们的，”他咆哮着说，“让他们自己去招募宝贝内线吧。”
一九七六年春天，当四个阿拉伯国家准备与以色列一次性算总账时，德洛尔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战士，在沙漠中蹲伏在巴顿坦克下等待战斗。他还记得，外界全是对以色列的一片责备声。
在一名二十岁小伙子的指挥下，他和其他坦克手在米塔拉山口轰开一个缺口，把埃及军队打回苏伊士运河去了。
他仍然记忆犹新，同是西方的媒体，在五月份时还对他的祖国的生死存亡表示深切忧虑，当以色列在六天之内打败四个国家的陆军和空军时，却反过来指责他们是靠恐吓和欺骗打胜的。
从那时起，科比·德洛尔的哲学观点就形成了：去他们的。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没有大卫·本-古里安等人那样的高瞻远瞩，更没有他们的耐心。
在政治上他忠诚于极右翼的利库德党，与贝京和沙米尔同属一个党派。
有一次他坐在教室里听课，他手下的一名教官正在培训新招聘的特工学员。当他听到教员说出“友好情报机构”这个短语时，他起身接管了这堂课。
“世上没有以色列的朋友这种事，除了在国外散居的犹太人。”他告诉学生们，“这个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我们的敌人和中立国。我们的敌人，我们知道该如何对付。至于中立国，攫取一切，什么也不给他们。朝他们笑笑，拍拍他们的背，向他们敬敬酒，奉承他们几句，谢谢他们透露的消息，什么也不告诉他们。”
“嗯，科比，我们希望他们永远发觉不了。”格桑说。
“他们怎么可能发现？只有我们的八个人知道。而且都在局里。”
肯定是因为啤酒。他忘了还有一个人。
一九八八年春天，一个叫斯图尔特·哈里斯的英国商人在巴格达参加了一个工业展览会。他是诺丁汉一家筑路机械公司的一名销售董事。展览会是伊拉克运输部主办的。与绝大多数西方人一样，他也下榻雅法街上的拉希德宾馆。该宾馆系涉外宾馆，时刻处于监控之下。
展览会的第三天，哈里斯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发现从门缝下塞进了一只普通的信封。信封上没写名字，只有房间号码，而房间号码没搞错。
里面有一张纸和另一只普通的航空信封。纸片上以大写的英语字母写着：“你回到伦敦后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以色列使馆的诺尔曼。”
就这些。斯图尔特·哈里斯吓得魂不附体。他知道伊拉克的名声，知道秘密警察的手段。不管这个平常的信封里装着什么，都会使他遭到逮捕、拷问，甚至丢命。
他努力保持冷静，坐下来，试着理清事情的头绪。首先，为什么找他呢？英国人在巴格达有几十个，为什么选中了斯图尔特·哈里斯？他们不可能知道他是犹太人，他们不可能知道他父亲是一九三五年从德国去英国的。难道他们知道？
他永远不会知道，这都是因为两天前伊拉克运输部的两位官员在一个公共食堂里无意间说过的几句话。其中一人向另一人讲起，他前一年秋天曾去诺丁汉的工厂参观访问，哈里斯在头两天一直陪着他，然后消失了一天，然后又回来了。他曾打听哈里斯是不是病了。一位同事笑着告诉他，说哈里斯是庆祝犹太教赎罪日去了。
两名伊拉克公务员后来再也没去想过这件事，但旁边桌子的一个人却记住了。他把这次对话向他的上司作了汇报。这位上司似乎并不在意，但后来考虑了一番后，去查了诺丁汉的斯图尔特·哈里斯先生，查到他在拉希德宾馆的房间号码。
哈里斯坐在房间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有理由认为，即使那个匿名的送信人已经发现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有一件事他们不可能知道，绝不可能。很巧合的是，斯图尔特·哈里斯是一名沙燕。
根据本-古里安亲自下达的命令，一九五一年创建了以色列情报和特别行动研究所，外界称为摩萨德，在希伯来语中有“研究所”的意思。但内部从来不曾，也从来不会这么称呼，而是叫做“局里”。在世界上的主要情报机构中，它是最小的。按在册工资单人员统计，它非常精简。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大约有两万五千名职工，这还不包括所有驻外情报站人员。与中情局和摩萨德同样的负责国外情报搜集的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高峰期时在全世界共有一万五千名外勤特工，在总部工作的约有三千人。
一直以来，摩萨德只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名雇员，外勤特工(被称为卡查)不足四十人。
摩萨德能靠那么微薄的预算和那么少的人员开展行动，并确保行动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中一个是，它有能力深入到以色列人民群众中去。以色列人民具有大都市居民的眼光，并具有令人惊奇的各种才能，比如语言能力和五洲四海的地理知识。
第二个因素是，他们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国际帮手，希伯来语称之为“沙燕”。主要是散居在国外的犹太人(他们必须父母双方都是犹太人)，虽然他们也许忠诚于所定居的国家，但也会同情以色列国。
光是在伦敦就有两千名沙燕，在英国其他地区有五千人。在美国的人数是该数字的十倍。他们从不真正去参加行动，只是应要求提供帮助。而且他们按要求提供的帮助不会是针对他们的出生国或入籍国，决不会让他们去干背叛国家的事。这些帮手能使行动的成本下降不少。
例如，摩萨德特工队抵达伦敦，要开展一场对付巴勒斯坦隐蔽小组的行动。他们需要一辆小轿车。一个沙燕就会按要求把一辆合法的二手汽车留在某个地方，车钥匙放在汽车脚毯下面。行动结束后这辆小车就归还了。那位沙燕永远也不会知道汽车被拿去干了什么；行车记录本上只记载着曾为某位客户出车。
比如这个特工队需要一个“门面”，一位有房子的沙燕就会借给他们一间空店面，一位糖果商沙燕把糖果和巧克力放进那个商店。特工队需要一个联络站，一位房地产商沙燕就会提供一处登记在他名下的空办公室。
斯图尔特·哈里斯去过以色列的埃利特胜地度假，当时在红岩酒吧里，他与一位说一口漂亮英语的快乐的以色列青年聊上了。在后来一次交谈时，以色列青年带来了一个朋友，年纪比他大些。那人诱导哈里斯说出了对以色列的态度。在假期结束时，哈里斯已同意，如有任何事情用得上他的话，他愿意提供帮助。
返回英国后，哈里斯按建议过着正常的生活。两年来他一直在等待着请他帮忙的电话，但这种电话从没来过。然而有一个友好的人定期拜访他，保持着联络。联络名单上的沙燕也正是卡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现在，斯图尔特·哈里斯坐在巴格达那家宾馆的房间里，越想越感到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封信很可能会惹是生非——夹带它出去时他会在机场被查获。偷偷地放进其他人的包里呢？他对于那种事情没有把握。而且到了伦敦他如何去取回呢？
最后他镇定下来了，制订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的。他把外层信封和那张纸在烟灰缸里烧了，捣碎余烬，倒进抽水马桶里放水冲掉。然后他把内层信封放到了衣柜上格的备用毛毯下面，事先把那里擦干净了。
如果他的房间遭到搜查，他可以发誓说他从来就不需要毛毯，从来就没动过柜子的最高一格，那封信肯定是前面一位客人留下的。
在一家文化用品商店里，他买了一只结实的牛皮纸信封、一只背面带胶的标签和封口胶带；在一个邮局里，他买了足够把一份杂志从巴格达寄到伦敦的邮票。他在展销会上选了一本赞美伊拉克成就的进步杂志，还在那只空白的信封上贴上了展览会的标志。
到了最后一天，就在跟两位同事一起赴机场之前，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那封信夹在杂志里面装入了信封。他在信封上写上英国朗伊顿的一位叔叔的地址，并贴上了展览会标签和邮票。他知道宾馆大厅里有一只邮箱，下一次开邮箱的时间在四个小时之后。他合理地推测，即使到时信封被安全机关的侦探们用蒸汽开启，他也已经坐上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到阿尔卑斯山上空了。
有人说好运气青睐勇敢者或笨蛋，或两者相加。酒店大厅里有秘密警察监视着，时刻观察着是否有伊拉克人走近任何外国人，是否有人把什么东西塞给他们。哈里斯把那个信封放在衣服里面，夹在左腋下。角落里有一个拿着报纸的密探在注视着，但哈里斯把信投进邮箱时，正好一辆行李推车从他们之间通过。当那个观察者再次看到他时，哈里斯已经在服务台交钥匙了。
一星期之后邮件到了他叔叔家。哈里斯知道他的叔叔正在度假，他有钥匙便于帮叔叔照看房子，以防失火或失窃等意外。他进了叔叔家，取了这份邮件。然后他带着信，去了伦敦的以色列大使馆，要求面见他的联系人。他被引入一个房间等着。
一位中年人进来询问了他的名字，并问他为什么想见“诺尔曼”。哈里斯作了解释，从口袋里取出航空信封放在桌子上。那以色列外交官的脸变白了，又让他等着，自己走掉了。
位于格林广场2号的使馆大楼是一座漂亮的建筑物，但从它那古典的线条看不出它昂贵的防御工事，以及隐藏在地下室里的摩萨德伦敦情报站的安保技术。就在这个地下要塞里，一名年轻人被紧急召唤过来。哈里斯等了又等。
尽管他并不知道，但他坐在那里，身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信封的形象，正有人通过单面镜子审视着。在特工人员核对记录，确认他是一名真正的沙燕而不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同时，他也被拍了照片。直到档案中的诺丁汉沙燕——斯图尔特·哈里斯的照片，与坐在单面镜子后的人脸完全相符了，那位年轻的特工才进入了房间。
他微笑着自我介绍说他叫拉斐，并请哈里斯从头说起，从埃拉特度假时说起。于是哈里斯全都告诉了他。拉斐知道埃拉特的事(他刚刚看过了整卷档案)，但他需要亲口核实。当讲到伊拉克时，他来了兴致。他先是提了几个小问题，让哈里斯慢慢说来。然后正式提问开始了，没完没了的问题，直至哈里斯把他在巴格达的所作所为重复了好几遍。拉斐没作记录；整个谈话都由录音机录下来了。最后，他用墙上的电话与隔壁的一位资深特工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希伯来语。
他最后向斯图尔特·哈里斯再三表示感谢，称赞他的勇气和冷静，叮嘱他千万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并祝愿他平安返家。然后哈里斯就被引出去了。
一个人戴着防爆头盔、穿着防弹衣、戴着手套把信取走。信件用X光机拍了照片。以色列使馆已经有一个人死于邮件炸弹，他们不想再发生这种事了。
最后，这封信被拆开了。里面有两张半透明的航空信笺，上面写满了阿拉伯文。拉斐不会讲阿拉伯语，更不用说阅读了。伦敦情报站也没有任何人懂阿拉伯语，至少不能阅读这种蜘蛛般的阿拉伯文字。拉斐发了一份高度加密的无线电报告给特拉维夫，然后用正式和标准的格式——摩萨德内部称为纳卡(NAKA)——写了一份更详尽的报告。原信和报告被装进了外交信使袋，信使搭上了埃尔阿尔航空公司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的夜航班机。
骑着摩托车的收发员和一名武装警卫直接到飞机旁迎接信使，并接过了帆布邮袋，送往索尔国王大道。刚过早饭时间，邮袋就到了摩萨德总部大楼，交到伊拉克科科长——一位叫大卫·沙龙的年轻能干的特工——手里了。
沙龙能说、能读阿拉伯语，这两张薄纸上的内容，带给他的震撼不亚于当年他与伞兵们一起训练时，在内格夫沙漠上空第一次跳出飞机时的感觉。
他避开秘书和文字处理器，用自己的打字机打出了信件的希伯来语译文。然后他拿上原文和译文，加上拉斐写的那份报告，去见他的顶头上司——中东处处长。
信中所述的大意是，写信人是伊拉克政权高层集团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愿意为金钱而为以色列工作——只为金钱。
还有一些其他内容，并提供了巴格达一家大邮局的一个邮政信箱作为回信地址，但信件的主要意思就是这个。
那天晚上，科比·德洛尔在他私人办公室里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战斗部主任沙米·格桑，还有中东处处长埃坦·哈达尔——大卫·沙龙的顶头上司，那天上午沙龙翻译的巴格达来信就是交给他的。沙龙本人也被叫来了。
从一开始格桑就持悲观态度。
“这是假的，”他说，“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拙劣、这么明显的陷阱呢。科比，我可不会派我手下任何人去那里查核。那等于让我们的人去送死。我连派奥特到巴格达去接触也不会考虑。”
奥特是指摩萨德使用的阿拉伯人，是一种较低级的中间人，一般任务是去接触阿拉伯同胞以建立初始的联系。牺牲一个奥特，比牺牲一名羽翼丰满的以色列外勤特工损失要小得多。
格桑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那封信是一个疯狂的举动，很明显目的是要诱骗一名高级的卡查到巴格达，对其实施逮捕、拷问、公开审判、公开处决。最后，德洛尔转过头去看大卫·沙龙。
“嗯，大卫，你也有发言权。你有什么想法？”
沙龙遗憾地点点头。
“我基本上同意沙米的意见。我们不可能派人过去接头。”
埃坦·哈达尔向他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部门之间通常是对手。不能把胜利拱手让给格桑的战斗部。
“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一个陷阱。”沙龙说。
“百分之九十九？”德洛尔讥讽地问，“那还有百分之一呢，年轻人？”
“哦，可能是一个并不高明的主意，”沙龙说，“我只是想起来，这百分之一也许是突然间我们又有了一个彭科夫斯基。”
房间里一片沉静。这个词语如同一个公开的挑战悬浮在空气之中。格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科比·德洛尔盯着他的伊拉克科科长。沙龙看着自己的指尖。
在情报界，招募渗入到目标国高层集团中的间谍只有四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最难的：派一个本国人——受过特别训练，还必须长相酷似目标国的国民——渗入到那个目标中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渗入者是在目标国土生土长的，能重新融入进去，并对他出国受训那段时间有个很圆满的解释。即使如此，他也必须经多年等待——也许是十年卧底——才能爬到能接触到秘密文件的有用的位子上。
然而曾几何时，以色列是这项技术的大师。这是因为当以色列还年轻时，在世界各国长大的犹太人纷至沓来。有些犹太人长得酷似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利比亚人、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或也门人。这还不算来自俄罗斯、波兰、西欧和南北美洲的犹太人。
其中最成功的卧底要数在叙利亚出生长大的埃利·科亨。他在外边度过一段时间后返回叙利亚，进入大马士革，有了一个新的叙利亚名字，随后成了高级政客、公务员、将军们的知心朋友。慷慨大方的科亨经常举办各种豪宴和聚会，这些军政要员在聚会上对主人无所不谈。他们说出来的一切，包括叙军作战计划，全都在“六日战争”前夕及时反馈到了特拉维夫。科亨暴露了，经刑讯后在大马士革的革命广场被处以绞刑。这种渗入者是极危险的，也是极稀少的。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先移民的以色列人老了；他们土生土长的犹太孩子不学阿拉伯语，也无法从事埃利·科亨曾经干过的事业。所以到一九九〇年时，摩萨德的阿拉伯学专家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不使用阿拉伯语特工还有第二个原因。一般来说在欧洲和美国更容易窃取阿拉伯国家的秘密。比如一个阿拉伯国家在从美国购买战斗机，在美国更容易获得这笔交易的细节，风险也更小。如果一位阿拉伯高官看上去比较容易接近，那么为什么不在他访问欧洲时，到他寻欢作乐的场所去接近他呢？所以，一九九〇年前后，摩萨德大部分行动是在风险较小的欧洲和美国进行，而不是在风险较大的阿拉伯国家。
然而所有渗入者中的大师，当属曾经多年操纵东德情报网的马库斯·沃尔夫。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东德人与西德人长得一模一样。
在他那个时期，马库斯·沃尔夫把几十名间谍渗透到了西德。其中一人当上了威利·勃兰特总理的私人秘书。沃尔夫专长于训练和派遣那些作风古板、模样不漂亮的老处女。她们的勤勉使雇主们——西德部长们——感到离开她们就无法工作了。这样，她们把经手的每一份文件都复印下来传回东柏林去了。
第二个渗入方法是使用第三国的公民。目标国知道来者是一个外国人，但认为他是一个来自友好国家的、富有同情心的外国人。
这方面，摩萨德有一个极漂亮的例子，泽埃夫·古尔·阿利赫。一九二一年，他在德国曼海姆出生时名叫沃尔夫冈·洛兹。沃尔夫冈身高六英尺，金发碧眼，未经割礼，但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在孩提时来到以色列，在那里长大，并起了一个希伯来名字，参加过地下工作，后来成了以色列陆军的一名少校。然后，摩萨德把他弄到了手。
他被派回德国去待了两年，一边完善他在小时候学的德语，一边“发家”——用的是摩萨德的钱。然后他带着非犹太人的德国妻子移居开罗，并创办了一所骑术学校。
他的事业很成功。埃及的官员喜欢把骑马作为一种休闲活动。他们参加沃尔夫冈举办的香槟酒会，认为他是一位极右翼的、反犹的德国人，对他可以吐露一切。而且他们确实吐露了。他们说出来的一切都反馈给了特拉维夫。洛兹最后被抓住了，幸好没被处以绞刑，“六日战争”之后与埃及交换战俘时获救。
但更为成功的渗入者是早期的一个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理查德·佐尔格就已经是驻东京的外国记者了。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与东条英机政府的高级幕僚关系密切。那届政府追随希特勒的政策，官员们都认为佐尔格是一名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他自己当然说是。
日本人实在想不到佐尔格竟会不是一个德国纳粹。实际上，他是为莫斯科工作的德国共产党人。多年来他一直把东条英机政权的战争计划提供给莫斯科作研究。他最漂亮的一次行动也是他最后一次行动。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急需知道，日本会不会从中国东北入侵苏联？佐尔格为他提供了情报，答案是不会。斯大林据此把蒙古军团四万兵力从远东地区调往莫斯科。增援部队把陷入绝地的德国人又拖住了几个星期，直至冬天来临。莫斯科得救了。
但佐尔格本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面目被揭穿，并被处以绞刑。但他生前送出的情报也许改变了世界历史。
在目标国招募间谍的最常用方法是第三种：直接去招募一个已经“在位”的人。招募过程可能慢得枯燥，也可能快得出奇。有才干的观察员们游**在外交人员社区，在对方的高级官员中间物色人选，他们要找的往往是那种清醒过来的、愤恨不平的、牢骚满腹的痛苦的人，或者不管怎么说是能被“策反”的人。
他们也在出国访问的团员中仔细研究，看看是否有人可以被拉到一旁，跟他们聊聊过去的时光，趁机策反。当观察员搭上一名“可能目标”之后，策反员就出动了。通常是从建立平常的友谊开始，后来发展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热络。直至“朋友”问此人，能否帮一个小小的忙——他需要一个无足轻重的消息，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后果。
目标一旦落入陷阱就无法回头了。而且被招募者为之服务的政权越是冷酷无情，他就越不可能坦白自首。
这些人同意为另一个国家服务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变节者也许负债累累，婚姻痛苦，错过了提升机会，遭到自己政权的冷落，或者单纯是受新生活和大量金钱的**。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因为自己的软弱，也许因为要掩盖不当的性关系或性取向，或者就因为听信甜言蜜语和奉承而被策反了。
有几个苏联人，像彭科夫斯基和戈尔季耶夫斯基，确实是因为改变立场而决定为自己的信念工作的，但大多数背叛祖国的间谍都是心灵空虚，自以为重要的人物。
但在所有招募方法中，第四种也是最古怪的一种，被称为“闯进来”。顾名思义，就是对方径直找上门来，事先未打过招呼，主动提出愿意提供服务。
被闯进的情报机构对这种人总是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这肯定是对方“安插”进来的。因此，一九六〇年，当一位高个子俄罗斯人走进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声称自己是苏联军事情报局(军情局)的一名上校并愿意为西方当间谍时，他被拒绝了。
那人在迷惘中去找了英国人，英国人让他试一试。结果奥列格·彭科夫斯基成了有史以来最神奇的间谍之一。在他短短的三十个月间谍生涯中，他把五千五百份文件转给了操纵他的英美情报机构，每一份文件都是机密级或绝密级的。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世人永远不会明白，肯尼迪总统怎么会知道尼基塔·赫鲁晓夫要打的整副牌，简直像扑克玩家在对手的背后安了一面镜子。那面镜子就是彭科夫斯基。
那天晚上在特拉维夫，科比·德洛尔房间里的人对奥列格·彭科夫斯基的事都了如指掌。在情报界他是一个传奇。沙龙提到这个名字后，美梦浮上了他们的脑海。在巴格达有一个活生生的、货真价实的叛徒？这是真的吗？这有可能是真的吗？
科比·德洛尔严肃地盯了大卫·沙龙很长一段时间。
“你心里有什么主意，年轻人？”
“我只是在想，”沙龙故作缺乏自信地说，“一封信……对任何人都没有风险，只是去一封信……问几个问题，难度较大的问题，我们想知道的事，看看他能否答得上来。”
德洛尔扭头去看格桑。外勤行动的这位负责人耸了耸肩：“我是负责派遣人员的。”这话的意思似乎在说：“寄信我有什么可顾虑的？”
“好吧，大卫。我们给他写一封回信，问他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下一步怎么走。埃坦，你与大卫一起办这件事。信发出去之前先让我过目。”
埃坦·哈达尔和大卫·沙龙一起离开了。
“我希望你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干什么。”中东处处长向他的门徒咕哝着说。
几名内勤专家极小心地起草了这封回信，先是希伯来语文本——翻译工作以后再进行。
在信一开始，大卫·沙龙仅仅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他对来信人表示感谢，并让他放心，信件已经安全抵达来信人想要它抵达的目的地。
回信继续说，来信人不会不明白，他的信因其源头和寄送方法而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和怀疑。
大卫说，他知道来信人肯定不是傻瓜，因此应该知道“我们的人”需要建立某种诚意。
大卫继续向来信人保证说，如果他的诚意能够建立起来，那么支付报酬不成问题，但是产品应该与“我们的人”准备支付的报酬相符合。请问来信人是否愿意回答附件上所列的问题？
整封回信还要长一些、复杂一些，但要点是这些。沙龙最后给了来信人一个罗马的邮政地址，以便让他回复。
在特拉维夫的紧急要求之下，罗马情报站准备了一处已弃之不用的安全房作为联络站，将地址报了过来。从那时起，罗马情报站将时刻注意这个地址。如果有伊拉克特工去观察那里，情报站就会及时发现，行动也将会取消。
附件的二十个问题是专家们绞尽脑汁想出来、又精心筛选出来的。其中八个问题摩萨德已经知道了答案，只是试探对方。所以要想愚弄特拉维夫是不可能的。
另八个问题是关于正在发展中的事件，在事件有了结果时就可以鉴定答案的真实性。还有四个问题特拉维夫确实想知道答案，尤其是萨达姆·侯赛因本人的打算。
最后摩萨德从特拉维夫大学阿拉伯语系召来了一位教授，请他把信件内容写成阿拉伯文字。沙龙用阿拉伯语签上了他的名字——大卫。
信中还提到了一件事。大卫想给写信人起一个代号，如果在巴格达的来信人不反对的话，叫他“耶利哥”不知他是否介意？
那封信从唯一一个设有以色列使馆的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开罗——寄出了。
信寄出后，大卫·沙龙一边继续忙于自己的工作，一边等待着。他越想越觉得这事不可思议。在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一个由哈桑·拉曼尼那样聪明的人管理着反间谍网——邮政信箱极为危险。“直接”书写绝密情报也同样危险，但显然耶利哥根本不懂密信书写。而且如果这种关系要发展下去的话，使用普通邮件也不是一个办法。然而他认为，这事不大可能继续发展下去。
但是，事情有了下文。四个星期以后，耶利哥的复信到了罗马，并被原封不动地装进防爆盒内带到了特拉维夫。开启信封前仍采取了极为小心的防范措施——信封也许含有炸弹或涂有毒药。科学家们最后宣称不存在安全问题后，信封被开启了。
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耶利哥的复信大有苗头。摩萨德已知答案的八个问题答得完全正确。另八个问题——军队调防、官员提升、罢免、政府要员的出访——要等事情发生后作核对。最后四个问题，特拉维夫既无从知晓也无法核对，但都回答得相当靠谱。
大卫·沙龙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信文的内容即使遭拦截也不致造成安全问题：“亲爱的叔叔，来信收到，非常感谢。很高兴获悉你现在很好，身体也很健康。你提出的几件事需花时间，但一切都很顺利，我还会写信给你的。爱你的侄子，大卫。”
在哈德尔·达夫纳大厦内，认为耶利哥是个真心实意的投诚者的观点开始占了上风。如果那样的话，就应该马上采取行动了。互相通信是一回事，操纵一名在残忍的独裁政权内的间谍是另一回事。再也不能以明明白白的书写、公开邮寄到邮政信箱的方法进行通讯了。那只能很快造成一场灾难。
摩萨德需要派一名外勤特工进入巴格达，住在那里，使用一切技巧来操纵耶利哥——密信书写、密码、死信箱，以及其他不会遭到截击的手段，把“产品”从巴格达弄到以色列。
“我没有那样的人，”格桑重复说，“我不会派遣一名以色列卡查长期在巴格达执行危险任务。这需要外交官身份掩护，要不然任何人不能去。”
“好吧，沙米，”德洛尔说，“要外交掩护。让我们看看谁合适。”
那年夏天，摩萨德的几个主要部门简直忙得发了狂，尤其是研究部。格桑早就告诉他们，他在巴格达的任何使馆里都没有安插过间谍。因为这事，他的工作计划全被打乱了。摩萨德开始去寻找合适的外交官。
驻巴格达的每一个外国使馆都被作了鉴定。以色列先从每一个国家的首都拿到他们驻巴格达的使馆人员名单。没人符合条件，没人曾为摩萨德工作过而且可以重新起用。这些名单中甚至连一个沙燕都没有。
最后，一名职员出了一个主意：联合国。这个世界性的组织在一九八八年时有一个机构驻在巴格达，即联合国西亚经济委员会。
摩萨德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里很活跃，于是拿到了一份职务清单。其中一人较适合：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一位年轻的犹太裔智利外交官。他不是受过训练的特工，但他是一名沙燕，因此可以推定他愿意提供帮助。
随着时间推移，耶利哥的答复一个一个地变成了事实。他说过要调防的部队果然调防了，他预先告知的官员提升和罢免果然发生了。
“要么萨达姆本人导演了这出闹剧，要么耶利哥彻底背叛了他的祖国。”科比·德洛尔这样评价说。
大卫·沙龙寄出了第三封信，也伪装得很好。在写第二封和第三封信时，已经不需要那位教授了。第三封信是写给巴格达的一位客户的，他订购了一些精细瓷器和玻璃器皿。大卫在信中说，很明显，稍微多一点耐心是必要的，这样可安排好转运，并可保证货物不致遭受意外灾难。
驻扎在南美洲的一名能说西班牙语的卡查立即被派到了圣地亚哥，并说服了本茨先生的父母，同意立即召唤他们的儿子请事假回来，理由是母亲得了重病。父亲打电话给在巴格达的儿子。焦急万分的儿子申请了三个星期的事假，当即获准并飞回了智利。
他回家见到的不是患病的母亲，而是整整一组摩萨德培训官。他们恳请他同意他们的要求。他与父母亲商量之后同意了。虽然全家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但对先辈的国土仍怀有强烈的感情。
在圣地亚哥的另一名沙燕，二话不说就借出了他在首都郊外海滨一座有围墙的花园别墅，训练组去那里开始了工作。
训练一个卡查，使他可以深入敌国操纵隐蔽的间谍，至少需要两年时间。但训练组只有三周时间。他们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他们向这位三十岁的智利人传授如何用基本密码书写密信，如何使用微型照相机和微缩胶卷。他们带他到大街上，教他如何发现尾巴。他们警告他，千万别去甩掉尾巴，除非是在绝对紧急时——比如携带着机密情报。万一发现自己遭到跟踪，要取消约会或接收情报，改到以后再进行。
他们把他带进小轿车内向他示范如何发现汽车尾巴。一人充当教员，其余的扮作“敌方”。他们不停地向他灌输，直至他头晕耳鸣，眼睛直冒金星，哀求要睡觉。
然后他们给他讲死信箱，或邮筒——可以留下信或收取信的秘密地点。他们向他示范如何在不同的地点建立邮筒——在墙上的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一块墓碑下面，一个树洞里，或一块地坪石下面。
三星期后，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告别含着眼泪的双亲，经伦敦飞回巴格达去了。在那栋别墅里，培训组长把身体往椅背一靠，筋疲力尽地用手摸着自己的额头，对同事们说：“如果这个外行人能活着、不被抓住，我愿去麦加朝觐。”
训练组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他们的头儿可是一名虔诚的正宗犹太教徒。在向蒙卡达传授间谍技能期间，他们没一个人知道这个智利人回到巴格达以后要干什么。这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不需要知道。连智利人自己也不知道具体要他干些什么。
在伦敦停留时，蒙卡达被带到了希斯罗机场旁的五角宾馆。在那里沙米·格桑和大卫·沙龙将任务告诉了他。
“不要试图去查明对方的身份，”格桑警告蒙卡达，“这件工作留给我们去做。只要建立和使用邮筒就行了。我们会寄给你问题清单。你是看不懂的——全是阿拉伯语。我们猜测耶利哥的英语水平不是很好，可能一点英语都不懂。千万不要试着去翻译我们寄给你的材料。只要把它放进其中一个你对他的邮筒即可，不要忘记标上相应的粉笔记号，这样他就知道了该到哪个邮筒去取。当你看到他的粉笔记号时，你就去他对你的邮筒，把他的答复取回来。”
在一个单独的卧室里，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领到了他的新行李。里面有一架宾得照相机，看上去就像普通游客用的相机，但装着可曝光一百多次的胶卷。还有一只看不出什么名堂的铝合金支架，用这个架子可以把照相机架在纸片上方恰好合适的距离之上。照相机已经预先设定好了焦距。
他的洗漱用具盒内，放进了伪装成剃须液的化学燃料以及各种无色墨水。信纸袋里放置着各种经过处理的用于书信密写的纸张。
最后，他们告诉他与他们通讯的方法——他在智利受训期间他们设立了一个新途径。信件的伪装是讨论象棋——他原来就是一个棋迷，通信的对象是他的笔友——在纽约联合国总秘书处工作的乌干达人简斯汀·波可莫。他发出去的信一定要放进联合国外交邮袋，从巴格达带往纽约。回信也由波可莫从纽约发过来。
波可莫的来信在背面处理后，会显示出摩萨德的问题清单。他要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把清单用照相机拍摄下来，并放到双方商议好的其中一个邮筒里去，让耶利哥去取。耶利哥的回复应该是用蜘蛛似的阿拉伯语写的。回信的每一页纸都要拍照十次，以防万一模糊不清，然后把胶卷寄送给波可莫。
回到巴格达后，这位紧张得心快要跳出来的年轻智利人建立了六个邮筒，大都在断墙残垣上，破败房子的松动的砖头后，小巷子里某块地坪石下面，还有一个在一家废弃店铺的石头窗台下面。
每一次，他都以为会被可怕的秘密警察团团围住，但巴格达市民表现得与往常一样彬彬有礼，他去巡游时根本没人注意过他。他显然是一个好奇的外国游客，穿行在老市区、亚美尼亚区的大街小巷，在卡士拉的农贸市场、在老墓地等地方，寻找着没人想看的败瓦颓墙和松动的石块。
他记住了这六个不同的地点，三个用于他给耶利哥的信件，另三个用于耶利哥给他的回信。他还要选定六个地点——在某处墙上、大门上、百叶窗上——用来做记号。其中三处他来画粉笔记号，提醒耶利哥有给他的信件；另三个由耶利哥发信号，表示某个邮筒里有他的答复等待收取。
每一种粉笔记号对应一个不同的邮筒。他把这些邮筒和粉笔记号的地点写得极其精确，耶利哥凭描述能准确地找到它们。
他一直在注意有没有尾巴，不管驾车的还是步行的。有一次似乎有人在监视他，但那是马马虎虎的例行跟踪——看来秘密警察会偶然选几天跟踪外交官。第二天就没有尾巴了，于是他重新工作。
六个邮筒和六个粉笔记号地点全都建立起来后，他用打字机把详情打印出来，并用心记住了所有细节。他销毁了打字机色带，对打印在纸上的内容拍了照片，销毁了纸片，把胶卷寄给了波可莫先生。经过纽约东河岸联合国总部大楼的收发室，这个小包裹到了特拉维夫的大卫·沙龙手里。
要把这些通讯细节情况告诉耶利哥需要冒很大的风险。这就意味着要给巴格达那个讨厌的邮政信箱发去最后一封信。沙龙写给他的“朋友”说，他需要的资料将准确地在十四天以后，即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的中午寄达那个邮政信箱，而且必须在一小时内取走。
这份用阿拉伯语写成的确切的书面指示于八月十六日到了蒙卡达的手中。十八日中午十二点差五分，他进入邮局，问了一下方向，走到那个邮政信箱前把厚厚的包裹投进去了。没人来拦住或逮捕他。一小时后，耶利哥用钥匙打开信箱把包裹取走了。同样也没人拦住或逮捕他。
特拉维夫同意了，并立即对那家银行进行了调查。那里确实有一个与此吻合的账户，因为特拉维夫第一笔转进去的两万美元没被带着问号退回转账行。
摩萨德建议耶利哥最好能挑明自己的身份，这是“为了保护他自己，万一出了岔子他在西方的朋友可以照应”。耶利哥一口回绝了；而且他告诫他们，如果以任何方式试图去勘查那些邮筒或靠近他，或者不汇款，他将立即关闭渠道。
摩萨德同意了，但通过其他途径作了尝试。他们给他画了心理画像，研究了他的笔迹，将伊拉克的要人名单排出来仔细作了研究。内勤专家们能做出的全部猜测为，耶利哥是一个中年人，受过中等教育，也许能说一点结结巴巴的英语，有军人或类似军人的背景。
“这样的描述符合伊拉克高层集团的一半官员，复兴党的前五十名要员，还有张三的表弟李四。”科比·德洛尔不满地大声嚷嚷着说。
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把耶利哥操纵了两年，产品是纯金的。内容涉及政务、传统武器、军事进展、高级将领人事变动、兵器采购、火箭研究、毒气战、细菌战，以及两次企图针对萨达姆·侯赛因发动的政变。只是涉及到伊拉克的核研究项目时，耶利哥才显得吞吞吐吐。摩萨德当然问了他这个问题。但他报告说，核研究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只有伊拉克物理学家贾法尔·阿尔贾法尔博士那样的人才知晓详情。如果施压太多会招致暴露的。
一九八九年秋天，耶利哥告诉特拉维夫说，格里·布尔已受到怀疑，并在布鲁塞尔被来自伊拉克安全部队的一个小分队盯上了。当时摩萨德也在利用布尔，作为了解伊拉克火箭项目进度的另一条渠道，所以摩萨德想尽办法去警告过布尔。但他们绝对不可能把他们知道的事当面说出来——那等于告诉他，他们在伊拉克高层有一份财产，这样的财产是任何情报机构都不想暴露的。
所以，在那年的秋天和冬天，在布鲁塞尔情报站的卡查转弯抹角地留下了一些信号：给录像带倒了带，把玻璃杯移了位，把窗户打开，甚至还在他的枕头上留下了一绺女人的长发。
那位火炮设计师开始担心了，但程度还不够。耶利哥关于要干掉布尔的情报到得太晚。暗杀已经执行了。
耶利哥的情报给摩萨德描绘了一幅近乎完整的一九九〇年伊拉克准备入侵科威特的军队集结图。他提供的关于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让乔纳森·波拉德——当时已经被捕并被判终身监禁——已传递给他们的图示证据得到确认，并且更加细化了。
到一九九〇年八月，摩萨德已经将总计两百万美元转到了维也纳的那个账户上。耶利哥是昂贵的，但也是出色的，特拉维夫认为这个钱花得值。随后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不可预见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了。联合国在八月二日通过决议，敦促伊拉克立即撤军，随后认为不应该在巴格达保留任何联合国机构继续支持萨达姆。八月七日，西亚经济委员会突然关闭，其外交人员被召回。
本茨·蒙卡达在撤走之前办了最后一件事。他在一个邮筒里留下一封信，告诉耶利哥他要走了，联系就此中断。然而，他有可能回来，因此耶利哥应该继续去巡视那几个地点，看有无粉笔记号。然后他离开了。年轻的智利人在伦敦进行了全面的汇报，直到最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倒出来给大卫·沙龙为止。
这样，科比·德洛尔就能正视着奇普·巴伯的脸说谎了。美国人问他的时候，他并没操纵巴格达的财产。要向美国人承认他从来不曾弄清那个叛徒的名字，现在甚至失去了联系，这太难堪了。但是，诚如沙米·格桑的直言相告，万一美国人发觉……他要到后来才知道，也许他确实应该提到耶利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