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的桌面上，升腾着八菜一汤的热气。
张玉珍懂得烹调，她做的红烧牛肉，得到溥杰的日本妻子的夸奖，她做的糖醋带鱼，得到溥仪的赞誉。邱行湘则站起身来，把人们认为好吃的东西，连续不断地夹到康泽的碗里。邱行湘的这个举动，虽然并不显眼，但凡是在功德林目击了他与康泽曾经的“战争”的人们，都明白了邱行湘此时的用意。杨伯涛说邱行湘有悔过之心，廖耀湘说邱行湘有感恩之情。杨伯涛则顺着廖耀湘的语意、带着与邱行湘共勉的意思，当即作了一首诗：
特赦再生永回肠，况复殊遇享膏粱。
天高地厚恨难报，愿为统一蹈火汤。
悔过之心与感恩之情，在逻辑上可以构成因果关系。对于在座的前国民党将军来说，这种关系不仅揭示了他们心理运动的趋势，而且表明了他们具体行动的意义。所以杨伯涛最末的那句诗的构思，还应该从前时他们以国民党战犯之身参观人民大会堂的时候谈起。在绘制着高山族风格的几何形图案的台湾厅里，他们站在一幅描绘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油画面前，重温了一部悲壮的历史：从三国时代孙吴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航海到“夷州”，到明朝末年驱逐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祖国的“海上走廊”，到杜鲁门悍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地区《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之后，居然出现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完完整整的华夏古陆便产生了一道人为的裂痕……国民党战犯在台湾厅站得很久很久，莫不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难以迈开艰难的步履？国民党战犯在台湾厅走得很慢很慢，莫不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开始追逐时代的足迹？
邱行湘在寓所的壁头上，贴有一幅中国地图。杜聿明坐在地图之下，发表了一番言语：“民族的分裂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祖国的统一也应当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努力完成，不能把战争的责任留给后人。”邱行湘坐在地图之下，撰写了一篇文字：
……我虽然在洛阳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但是对蒋军的惨败却不服气，不服输，把这次蒋军覆灭的原因，归咎于蒋介石指挥失策，其他蒋军兵团见死不救，以致兵力悬殊，孤军作战。通过十多年来的学习与改造，尤其是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以后，使我逐渐认识了真理，辨明了是非。世人皆知，蒋介石卖国独裁，祸国殃民，固然刚愎自用，指挥无能，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但是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战争的性质和人心向背。蒋军必败，人民解放军必胜的道理就在这里……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在台湾的老朋友、老同事们，目前台湾蒋经国集团的处境，和我当时在洛阳一样，已经是末日将临了。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坚强意志。希望台湾国民党军中的老朋友、老同事们，认清形势，审时度势，早做抉择。只有在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中做出应有的贡献，才有出路。
这是已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发《对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广播》节目里播用的一篇广播稿。邱行湘撰稿之余，除了想起他在赴洛阳主战之前去蒋经国的官邸（励志社）辞行的情景，还想起从那时开始认识的忘年之交赖钟声。他之所以把当年的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与他的首屈一指的得意嫡系门生连在一起，乃是因为赖钟声毫不吝啬地把青春和才智献给了蒋经国，而在得到东西的人继续得到东西的时候，失去东西的人却不知在哪里。
有这么一天，在邱行湘看见喜蜘蛛后十分钟，他突然收到了赖钟声的信，信封的落款是“北京市第九十二中学”。这位戴着眼镜的高中物理教师用他的蝇头小楷向收信人首先表达了提笔时的欣喜若狂的心情，然后笔锋一转，情绪从有顶的高山落到无底的深渊。他谈到新安分别，相视无言，也谈到押解永年，行程坎坷。不过最终是一番不可抑制的抱怨：“我本一介书生，因对当时贪污腐化的局面不满，才放弃工程技术岗位，考了干校。这一举铸成大错，偏为小蒋所用，几成为殉葬品！若不去当那个倒霉的青年军少将政工处长，如出国学习，现在回来，情况会有多大的不同！环顾美籍中国学者、大半系我的联大同学，而今旧同学中都是专家学者，我不过一中学教师耳！有时难免有‘冠盖满京华，唯我独消瘦’之慨！”
赖钟声比起青年时代，显然要发福得多。他是北京物理学会理事、《物理通报》编委，撰写了几本物理方面的小册子。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身上产生了这样的事迹：高二班的上午第四节课，由于授课的一位女教师因病请假，本应改作自习。然而就在上课的电铃刚刚响毕，连续讲了三节课的赖钟声又慢慢走进这个班的教室。他并不准备讲课，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着牛顿第二定律与第三定律的综合练习题。写着写着，双手发抖，写着写着，粉笔落地。正待他弯腰去拾，学生已上前拾起。他透过突然发黑的镜片，看了学生一眼，然后闭着眼睛，写了最后一道题。学生没有看见这道题——他们只看见老师倚靠在黑板上，手里捏着一支粘有污垢的粉笔……
邱行湘收到信的时间是下午，可是他从一封信里看见了一个早晨。尽管赖钟声用略带惆怅的笔调告诉他，因为自此从高血压到脑出血，再到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所以也就如同在生命的树林里，已经从上午走向了黄昏。但是邱行湘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对赖钟声的评价，依然根据着自己的结论。他把这位俊气的书生看作树林中的一只黄莺，站在绿色的树梢上，对着蓝天啼鸣。当然，它也有栖息的时候——邱行湘奇怪的是，它明明站在蓝天底下，为什么不向一只刚刚飞出鸟笼的麻雀唱上一支思恋与欢乐的歌曲？
赖钟声寄出信的时间竟在邱行湘获赦多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人民日报》一则关于江苏各界人士在南京中山陵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活动的报道中发现了邱行湘的名字——赖钟声没有从几年之前的全国任何一家报纸上面获悉三十三名战犯首批获赦的消息，却责怪邱行湘为何不去读读《物理通报》，封底上面的编委名单中，就有赖钟声的名字。邱行湘啼笑皆非之余，好一番长吁短叹：身为少将政工处长时，要了政治丢了技术；身为三级中学教师时，要了技术丢了政治。他了解对方的内心，也希望对方领会他的见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懂得战争的人们也就懂得政治，譬如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既可以当作军事常识又可以当作政治术语。倘若有人连这也不懂，那么赖钟声应该担任这方面的教师，即令在昔日的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同班同学王升、李焕、陈元这些台湾军政大员面前，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经历和事迹。
邱行湘把自己的意思写信告诉了赖钟声，虽然带着几分命令的口气，但是为了使这位当年的下级能够得到相应的职务的委任从而重新与自己战斗在一个阵地，他给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侯镜如写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