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人的土地上，寄托着邱行湘多少个梦呵。他把炮火连天的战场，当作尚存在心底的一块圣地。他把他的青春献给了他亲爱的国民党，他希望国民党亦能恢复青春，把冲锋的信号弹打亮在黄埔村的夜空。
然而，他永远听不见枪声了。他现在坐在四合院地坝里，听见的是令他烦躁的蝉鸣以及比蝉鸣更令他烦躁的战场消息。
——解放军再克洛阳。毛主席亲拟《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
——解放军攻克山东潍县，活捉国民党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
——解放军攻克临汾，活捉阎锡山部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
——解放军攻克襄阳，活捉国民党中央常委、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特务头子康泽。
……
在训练班举行的形势讲座会上，邱行湘随着李主任语调的抑扬，产生了坐态的变化。先前他是正襟危坐，竖起了耳朵，现在他是弯腰驼背，垂下了脑袋。于是，他心底的那块圣地，也就发生了三十度的倾斜。
解放军对洛阳的再克，意味着在他失守洛阳之后，国民党军队对洛阳有一次重新占领。也就是说，胡琏的十八军确实进了洛阳城。他现在急于知道的是，胡琏究竟何时进入洛阳阵地？难道偃师和洛阳边上的枪声果真是胡琏打的？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他失守洛阳真是太不值得了！
邱行湘把解围洛阳的希望寄托在胡琏身上，是基于对胡琏本人的能力与十八军的实力的充分信任。胡琏在邱行湘眼里，堪称乱世里的一位冷静者。一方面，他对共产党军队的战略战术进行过精心的研究。面对共产党在全国战场上的空前胜利，他认为共产党现在不仅与江西时代大不相同，亦与由防御转入进攻的初级阶段大不相同，实在需要重新估计。在政治上，他认为共产党有打土豪、分田地一整套收买人心的办法；在军事上，他认为共产党学会了攻坚战术。解放军已经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仅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另一方面，胡琏充分信赖国民党军队的装备。他认为国民党军队美械装备的一个团可以打解放军的两个团，以后又认为对解放军精锐部队如二野的三、六纵队，三野的第一、第八师，则只能一个团对一个团。
对陈诚军事集团的后起之秀、所谓“知已知彼”的胡琏，邱行湘现在只能折服他的见地的一半。对于前者，邱行湘的洛阳之战，已经成为胡琏高明的佐证；对于后者，邱行湘的全副美械装备的青年军整编二〇六师的惨败，又已经成为胡琏浅陋的注释。
至于国民党十八军，则是陈诚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一手经营起来的最大的本钱。在整个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它是一支装备比较优良、结合比较巩固的军队，号称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十八军没有保住洛阳，邱行湘竟感到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意：迟来也好，早来也好，迟早都是一回事，这就是自保实力的下场。转念他又想到了洛阳城内的滂沱大雨，洛阳失守怪谁呢？不怪天时，不怪地利，只怪国民党人心不齐。
对于襄阳失守，邱行湘并不特别吃惊。他特别吃惊的是，康泽这个无兵司令，怎么会被推到第一线？当然，凭邱行湘在国民党的地位和职务，他是不可能知道以下内幕的：尽管康泽作为蒋介石的学生中最大的亲信，曾与蒋经国、郑介民一道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以后，蒋介石一直把他摆在身边，当人事参谋，也曾任过两次复兴社书记，担任《中国日报》的主编，但是他最终被蒋经国挤开，又一度到美国考察。在国民党内部争夺三民主义青年团最高宝座的权力斗争中，尽管他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但是蒋介石不允许任何人从他的儿子手中把权夺过去。于是，就在康泽的政治命运和国民党的军事命运同时发生危机的时候，他这个从不带兵的特务首脑人物，成了襄阳战场指挥官的最好人选。
邱行湘对于康泽率领区区两万人马，主战小小襄阳之地的唯一的理解是，蒋介石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记起在蒋介石第二次召见他时，他在南京国防部一厅一处处长苏时和二厅少将参谋邱希贺那里看到表册，知道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军或整编师，即是说，几乎每一个军都被解放军吃掉了一部分。战至今日，他哀叹他的日子过得太慢了，而蒋介石的日子过得太快了！他对1946年亲耳听见的陈诚在军事大会上“两个月内消灭苏北共军，五个月内在军事上解决整个中共”的海口和此时听到的1948年4月9日，蒋介石在国民大会上“我必定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内，肃清在黄河以南集结的匪部”的保证，只有啼笑皆非了。
天气火热，战场热火。后方大批解放军干部南下赴战。刚作完形势报告的李主任奉命离开了黄埔村，姚科长留在了同是战场的漳河训练班。
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自1947年3月撤出延安之后，继续留在陕北，在西北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后，于1948年初春迁至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这意味着作为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的国民党被俘将领，也随即向北转移。盛夏7月，姚科长率训练班离开武安，经过邯郸、邢台，来到石家庄附近的井陉河边的一个村子里。
转移那天，邱行湘与姚科长同坐在一辆大卡车上。村口的麦子黄了，他望着消失在滚滚尘埃中的黄埔村，心里顿生惜别之情。他虽然没有意识到这里是他的明天的开始，却明白这里是他的昨天的结束，因此，不管好歹，这里是他人生的一站，黄埔村的山光水色将在他的记忆里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