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都不能去的时候，躲在家里也许是唯一的办法。宋希濂这样做了。可是，自从居民委员会也成立了“造反派”组织，这个办法就失效了。那天，宋希濂与杜聿明合住的四合院里突然闯进来几个“造反派”，其中一人张口就问：“谁是杜聿明？”杜聿明正在院里干木匠活，替宋希濂做一个床头柜。床头柜的式样是宋希濂设计的，他手拿图纸，告诉着杜聿明下料的尺寸。杜聿明听见有人问话，立即放下锯子，摘掉眼镜：“你们找杜聿明吗？我就是！”“造反派”们打量着对方的汗衫、围腰以及卷起来的裤腿，异口同声道：“你不是，你哪像国民党头等战犯，你是给杜聿明打家具的。”“造反派”们转向身旁白衬衣、蓝裤子、黑皮鞋的宋希濂，其中一人说：“看来你就是杜聿明了。”宋希濂来不及答话，就被人左右开弓狠狠抽了两耳光。杜聿明箭步上前：“我是杜聿明，你们凭什么打他？”“你这个臭木匠，胆敢包庇大战犯！”“造反派”边骂边踢了杜聿明一脚。宋希濂见状不妙，立马又站到杜聿明前头：“你们要打就打我吧，我是杜聿明。”“造反派”们围住宋希濂，个个摩拳擦掌，正欲大打出手之时，院外进来几位民警，好说歹说总算把“造反派”们请出去了。
这日，四合院里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要找的人不是杜聿明而是宋希濂。宋希濂先是一惊，看见对方语态谦和，彬彬有礼，尤其听见对方乡音纯正，且以晚辈自称，这才放下心来，把客人请进屋内，沏茶敬烟。客人是家乡报社的记者，去年宋希濂偕新婚夫人回湖南的时候，曾接受过这位记者的采访，只因为当时人多事杂，宋希濂没能记得住他的长相。
这位记者却记住了宋希濂的谈话，说：“你上次谈到你和其他国民党战犯在监狱改造的情形，这次我想就这个话题，继续向你请教。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写一部关于你们改造生涯的长篇报告文学。当然，作为文章的开头，我要写出你们战败被俘后的抵触情绪，比如说，上次你谈到的‘照相风波’……”宋希濂频频点头，朗朗大笑：“有这个事，有这个事！”这个事发生在宋希濂大渡河畔被俘之后的第三天，他随俘虏队伍经峨眉前往乐山集中时，城门外面，有位解放军干部要给俘虏中少将以上的军官照相，首当其冲的目标便是中将宋希濂。用他三十五年后写在回忆录《鹰犬将军》里的话说，“当时我思想上很反感，心想你们把我抓来也难以活命了，还照什么相？如果报上一登，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的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然无存？要死也要死个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于是，我把心一横，准备捣乱。待解放军干部举起相机，对好镜头，就要按动快门时，我突然转身扭过头去。如此反复了四五次，气得那位干部因完不成任务而捶胸顿足！”
面对记者，宋希濂好久没有这样开怀过了，更因为话题对路，他手舞足蹈，侃侃而谈。他谈到乐山城内，自己战场上的直接对手、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与他的见面。“宋将军，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们曾经策划过争取你起义的事。”杨勇笑容可掬，“当时找了几个人，一个是你大哥，其他是你朋友，可是他们到达湖北恩施时，你已经率部西撤，没有找到你。”宋希濂满脸铁青：“就是找到我，也没有起义的可能。要知道，一个人的信仰与追求是矢志不渝的！” 宋希濂继而告诉记者，他和曾扩情、钟彬被关押在重庆市郊白公馆的时候，时任云南军区司令员的陈赓专程来渝看望了他这三位黄埔一期的同班同学。“你还记得我们上次的见面吗？”陈赓问宋希濂。“记得。那是抗日战争爆发，西安事变之后，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来看我。”陈赓又说：“那是我奉周恩来先生之命来看你的。记得当时我说过，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同室操戈，现在要感谢日本鬼子，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当然，这条路还要走下去，我期待着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
那位记者最后问及从战犯到公民的感受，宋希濂想了想，感慨万千地说：“记得我在长沙上中学时读过一篇古文，是欧阳修的《酒囚论》。文章谈到唐太宗李世民曾于贞观六年将三百多名准备处死的囚犯放回家中，让他们料理一下后事，与家人再团聚一次，并临走时同他们约定期限，‘自归以就死’。等约定的日期刚到，他们竟然全部回来了。当时，读到这一段，我觉得唐太宗以德服人，真是了不起。可今天仔细想来，唐太宗与毛主席还不能相提并论，前者是沽名钓誉，收买人心，而后者励精图治，化消极为积极，变腐朽为神奇……”说到这里，宋希濂戛然而止了。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想起“造反派”以及自己如同老鼠过街的处境。想到这里，他的脸色刷地发灰发白，声音也开始颤抖起来：“记者同志，我刚才给你讲的内容，你一定不能写，就是写了，也不会让你出版。至于原因我想你比我更清楚，如果我能熬过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那时候你再来吧……”
记者走了，宋希濂的心依旧不能平静。他对自己说，在获赦人员当中，你还算学习共产党理论的佼佼者，可是，你懂得阶级斗争，却不懂“**”。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推翻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四大家族”，建立了属于劳动人民的政权。那么“**”呢？《人民日报》说它是阶级斗争的继续，要打倒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当权派为什么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是有人受骗上当？还是有人图谋不轨？宋希濂满脑子都是这样那样的问号。然而，有一个事实他是深信不疑的，那就是周总理过去对他们的爱护，现在对他们的保护。那天倘若没有几位民警的及时赶到，他大概早已在“造反派”的拳打脚踢之下倒地不起了。这样想时，宋希濂又对自己说，你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也许这是人生的最后一个关口，你就咬咬牙，拿出生活的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