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黄济人的出生地，而立之年重返故里的时候，迎接他的竟是一场瓢泼大雨。上次在南京采访了邱行湘，计划寒假即去北京采访其他获赦人员，奈何假期太短，需要阅读的资料太多，总不能在采访的时候问对方毕业于黄埔多少期，和共产党打过哪些仗吧？所以他把采访计划推迟到了第二年暑假。

按照邱行湘提供的地址，黄济人来到永定门东街，叩响了黄维的房门。房门打开了，开门的正是黄维。黄济人在邱行湘那里看过黄维的照片，他现在看见的，不过是从照片上走下来的黄维：没有惊奇的神色，没有意外的表情，整个面部，平淡得像是涂在房门上的浅灰色油漆。黄济人暗自庆幸，自己这只被大雨淋得狼狈不堪的落汤鸡，竟没有扰乱黄维的心情。“你进来！”“你坐下！”黄维的声音是命令式的，然而，在随后“你脱鞋！”“你脱袜！”的命令声中，黄济人却听到了别样的情绪——那是在黄维看见黄济人破漏的皮鞋在地板上留下鞋印的时候，那是在黄维看见黄济人潮湿的袜子还露出了脚趾的时候。“你是不是好吃懒做的人？”黄维突然问，“不然的话，你怎么这样穷！”黄济人无言以对，他只觉得顺序有点问题，是他来采访黄维，不是他来接受黄维的询问。

这样沉寂了片刻，黄维把一双深蓝色的棉线袜子轻轻放在黄济人的膝盖上面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对不起！我怎么能责怪你呢？怪只怪我们打败了仗，把国家丢了，让你们这些晚辈受苦受罪，受苦受罪啊……”黄济人吃了一惊。这样的肺腑之言，他父亲黄剑夫没有说过，他舅舅邱行湘没有说过，现在黄维在不经意间自然流露出来的时候，他甚至有些后怕。“黄伯伯，你还是讲讲被俘以后，生活在共产党监狱里的事情吧！”“嗯嗯。”黄维坐回黄济人对面的沙发，“你舅舅早有来信，说你想写战犯的改造。老实不客气地说，这个东西写出来有什么意思呢？除了让共产党看国民党的笑话，我认为一点儿意思也没有。听邱行湘说你是学中文的，我报考黄埔军校前，也在中学教过语文。中国的文人，不管旧社会还是新社会，都是政客们的御用工具，所以你师专毕业不愿教书的话，可以去当木匠。我看你肩膀宽宽的，手上肯定有力气……”

黄济人只知道黄维不苟言笑，殊不料黄维如此健谈。虽然他明白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出于对晚辈的爱护，吐露的是真情实感，但，黄维对于采访的婉言谢绝，又让他如坐针毡。好在黄维站了起来，径自走进一间卧室，领出一位老太太。老太太是黄维现在的老伴，说话带着江浙口音：“你是小黄吧，老头子晓得你要来，叫我给你收拾房间呢。他对你呀，就像对待亲儿子。喏，又叫我上街去买鸡，他是不吃鸡的，他有糖尿病。”黄维听得不耐烦了，做了个“去去去”的手势。黄济人心存感激地说：“黄伯伯，谢谢你的好意。我在北京有住处，住在通县姐姐家里。”“通县那么远，你跑来跑去干什么？”黄维皱着眉头道，“你不是要写战犯改造吗？我楼上楼下全是战犯，我不给你讲监狱的事情，总有人会告诉你嘛！”

天时、地利、人和，黄济人有邱行湘搭桥，有黄维铺路，他得天独厚地采访到了北京所有获赦人员。黄维虽然坚守着他的意志，但是在这个中文系学生看来，那更是任何资料都无法比拟的鲜活素材。回到学校，白日上课，晚上写作，不到半学期，他便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初稿。关于书名，他毫不犹豫地确定为《功德林》，因为这座废旧的庙宇，是战犯们心中永恒的圣地。至于书稿往哪里寄，黄济人甚为困惑。如果说为写这本书，他攀登的第一步叫作初生牛犊不畏虎，那么到了山顶上，但见密林深处，云雾缭绕，他才知道如此重大的题材，这般敏感的话题，岂容一个师专的学生在那里评头论足。这样想时，他放弃了任何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部，选中了主管国民党战犯改造的公安部。公安部自然没有审稿的义务，但是，黄济人是幸运的，就在他毕业之前，收到了公安部相关部门的公函，要他立即赴京改稿。

公安部的会议室里，黄济人受到三位部领导一个局领导的接见。凌副部长开宗明义地说：“谈《功德林》之前，先谈《战犯自叙》。”《战犯自叙》的作者是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最后一批获赦后，与同批获赦的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去了香港。他准备去台湾时，却遭到当局的拒绝。无奈之下，段克文去了美国。为了生存，他在“好心人”的引导下，去美国各大学演讲，主题是“揭露共产党监狱的黑暗”。“好心人”把讲稿汇集成一本书，这便是《战犯自叙》。“我们无须责难段克文，他不这样讲就没有饭吃。”凌副部长继续说，“但是我们需要澄清事实，公布真相，所以准备找战犯管理所的管理员，让他们逐条比对，以正视听。”李副部长插话说：“正在这时，我们看到了《功德林》。里面几乎不写管理员，只写战犯自身的感受，这就把评判改造工作的话语权，直接交给改造对象。与段克文一样，他们也来个现身说法。”席副部长接着说：“我们的思路调整以后，对《功德林》的写作就寄予了希望。当然，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命题作文，我们只是希望你写得更加真实，更加生动，从而更加具有说服力。”现在说话的是十三局姚局长：“《功德林》需要修改，需要补充资料，比如说，战犯们先后给毛主席写过三封感恩信。你写了这件事情，没有写信的内容。信件在我局存档，我们提供给你。”凌副部长最后告诉黄济人，书名取得不好，北京老百姓谁都知道功德林是监狱，给人以灰暗的感觉，而“四人帮”的阴霾早已散去，书名要体现时代的晴朗与开阔。黄济人说，那我想一想。凌副部长说，我已经想好了，你不反对的话，就叫《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这样，黄济人在北京长住下来，没有住在黄维家里，没有住在姐姐家里，而是住在公安部安排的一幢宿舍楼里。为着改稿，他需要重新采访一些人，而这里距永定门东街很远，离宋希濂住家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