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根神经都系在风水先生的罗盘上的，是一位自诩为“桂林才子”“活济公”的桂系兵团（国民党第三兵团）司令张淦。

张淦迷信八卦，会看风水，就连他每次坐下，也必须事先对对罗盘的出向。尽管如此，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由湖南、广东、贵州分三路向广西进军，张淦率部向雷州半岛逃窜，结果仍于十万大山被活捉。如果说张淦对罗盘的研究还不够精当，那么他在《易经》上面确实下过功夫。

《易经》是一部卜筮的书，它的基本观点是万事万物都在变化，都在运动。仅仅从这一点去看，《易经》与唯心主义也不能混同。倘若张淦能客观地总结一下他研究《易经》的成果，说不定真能撰写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可惜能够背诵《易经》的全部的张淦，却不能够领略一点儿其中的要素。他虽然懂得身外物的万变，却是以自己的不变作为前提的。这样一来，张淦的《易经》不仅与唯心主义发生了联系，同时也与实用主义产生了瓜葛。

为了领教张淦的《易经》的奥妙，让我们旁听一次功德林国民党战犯的学习讨论会吧。

这次讨论会是由学习委员会组织的，地点就在胡同的走廊里。讨论的内容是毛泽东的《矛盾论》的第一节《两种宇宙观》和第六节《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徐远举操着湖北话打头炮说，他认为毛主席把人类的认识分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两大类，使他乱麻一团的思维经纬两分。他承认，毛主席说的“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这一句话击中了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他说他之所以当年肆无忌惮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对共产党人施加法西斯暴行，正建筑在对国民党统治的充分信赖上。他由此引申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天”，必然产生法西斯的“道”；法西斯的“道”，必然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天”。反过来，国民党反动派的“天”之不存，亦正说明法西斯的“道”之不存；法西斯的“道”之破灭，亦正导致国民党反动派的“天”之破灭……

张淦用他的广西话打断了湖北话：“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张淦解释说，这是《易经·系辞上传》第十二章的话。他针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一语说，一方面伸张变化之说，一方面贬渎道随上（天）变，器随下（地）变，变随裁改，通随行易，又怎能自圆其说？……

廖耀湘的湖南话又打断了广西话。他先指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出处是汉代儒师董仲舒对汉武帝刘彻所说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然后说明毛主席“天不变，道亦不变”一语的本意是“命中注定”，而非“变化”之说。

张淦淡淡一笑，没有作答。

陈长捷扭转了话题。他对毛泽东“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是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为非对抗性的”一语发表学习体会说，这是辩证法在解决矛盾的发展中的运用，特别适用于国共两党尚在继续的矛盾的解决。他认为对于国民党在押战争罪犯来说，共产党实际上在这里指明了唯一的出路——这条道路决不等于作战时陷入进退维谷之境，而是为历史的洪流所冲凿出来的河床。他说，同是国民党人，程潜、傅作义、张治中、蒋光鼐、卫立煌、侯镜如、邵力子等人已经在这条河床里春江放舟，他也决意从现在开始扬帆远航……

人们刚进入理想天国，突然又出现宇宙洪荒。

张淦在角落里暴发性地唱诵道：“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张淦解释说，这是《易经·谦卦》中的一段话。他看了讨论会主持人王耀武一眼，继续说道，黄帝子孙历代相传，都以谦让为德行。唯有“阶级斗争论”者数典忘祖，变谦让为对抗，化玉帛为干戈。而——他认为——战争就是屠杀，战争的双方既没有正义之师，也没有乌合之众。说到这里，他又唯恐大逆不道，不得已在通变之说中闪烁其词……

王耀武待张淦说完，接过话题道：“不错，‘谦让’、‘行礼’是民族传统。曹孟德也有《让礼令》称‘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斯合经之要矣’。但就是曹孟德杀了吕伯奢，恩将仇报，落得世人耻骂。共产党化敌为友，不杀不辱，宽大为怀，恩同再造，岂止谦让？有同学身受其惠，反而出言不逊，足见反动立场根深蒂固，不可教化！”

张淦淡淡一笑，作答道：“不读《离骚》，最好不要谈诗文；不读《易经》，最好不要谈哲学，否则就要失之风马牛。”

会场哗然。众人纷纷掉头指摘张淦，或曰狂妄之尤，或曰嚣张之甚。张淦不变坐向，舌战群儒，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稳操着他的古老的新式武器——《易经》之内的六十四个别卦，三百八十四个爻辞……

邱行湘现在在闹中取静。他觉得他的大脑几乎是透明的——他亲眼看见了其间的清醒和混乱是怎样交织在一起，前者又是怎样依据血液循环的轨道战胜了后者。他没有读过《易经》，对于张淦的摇头晃脑，正像他由于不懂外国话，当有人在他面前叽里呱啦的时候，他既不能点头，又不能摇头一样，是谈不上任何思想交流的。他之所以轻视《易经》，是因为张淦毕竟位于李宗仁、白崇禧之下。白崇禧虽然绝顶聪明，也只有“小诸葛”之称，可见《易经》并没有帮张淦多少忙；他之所以重视《矛盾论》，是因为他的思想的运动，证实了毛泽东的文字的可靠性。他至少相信，他的“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保不变”的意志的破产，是在毛泽东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揭露之中最后完成的。

邱行湘懂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他对张淦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此时他告别性地望了张淦一眼，叹息这位六十来岁的干瘪老头不会走路——就像京剧中的蒋干一样，走路跷着脚，一摇一晃的。

邱行湘现在理想中的英雄，是人生道路上的神行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