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30日，即国民党战犯集中功德林的第二十天，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关系。在这两次合作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曾经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生活在八角楼下的国民党人，是从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段文字的。一张报纸，在第一组战犯手中依次传递。前一个人总是颤抖着手指，用指甲勾画着这段文字，默默无声地送到后一个人手里。现在报纸传到宋希濂的手上，他那短小的手指，居然牵动了粗壮的手臂。他望了众人一眼，用力拍了一下大腿，突然高叫一声：“我是今天被共产党俘虏的！”
宋希濂这句没头没尾的话，贯穿了一部有头有尾的历史。如果说国民党战犯直到现在才被最后征服了，那么力量正来自共产党对历史的高度的尊重。在中国的历史上，尽管蒋介石集团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永恒地连在了一起，但是共产党没有忘记国民党将士曾经有过的功绩。
就拿宋希濂来说吧，在淞沪抗战的战史上，书写着他的名字，在庙行镇战役的战报上，记录了他的战绩。
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回“大日本皇军”的声誉，由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亲拟了一个“中央突破”计划，重兵指向庙行镇南端地区，扬言突破后兵分两路，席卷南北，将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一举消灭的严峻的日子里。
守卫在庙行镇的第五军八十八师一个团，数日来承受着日军十余架飞机、数十门重野炮的猛烈轰击，终于在一个下午，日军步兵突破了一段阵地。形势危急之中，第五军军长张治中亲率教导总队赴八十八师指挥策应，即令八十七师孙元良旅、宋希濂旅一个团开往庙行镇增援。
宋希濂守备在蕴藻浜北岸，他急电张治中曰：“如果情势需要，自当遵命照派，但抽调一个团开往庙行镇，至快要四五个钟头，白昼行军，更易被敌机扰乱，这样恐怕缓不济急，可否以本旅主力立即渡过蕴藻浜，向敌军侧背攻击，借以减少正面压力？”张治中当即应允。
宋希濂的行动，完全出乎日军意外，植田谦吉乃从进攻部队中迅速抽调两个大队的步兵和一部分炮兵，转向宋旅猛烈射击。黄昏时分，向庙行镇进攻的日军在正面遭到八十八师及八十七师孙元良旅的坚决抵抗，在左侧遭到十九路军六十一师的猛烈攻击，在右侧遭到宋希濂旅的顽强进攻。血战入夜，日军大部仓皇溃退，小部被包围就歼。
这段发生在1932年的经历，几十年来，宋希濂从没有忘记，甚至当时南京统帅部给第五军拍来的电报，他至今背诵得一字不离：“自经二十二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说来奇怪，在同一天时间里，在同一种事情上，仅仅因为亲眼看见了周恩来的几行文字，他就产生了思路和心境完全不同的回忆。
宋希濂躺在大通铺上，久久没有合眼。晚风徐徐吹来，仿佛把黑色的幕帷掀起一角，他则不知不觉地起身下床，走进一个遥远的长夜。
日军突然向驻守在上海闸北的十九路军袭击的消息，传到了驻守在南京小营的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宋希濂代表全旅官兵，当日下午赶到三牌楼国民党军政部见何应钦，请求参战，结果遭到对方严词拒绝。宋希濂返回旅部，当晚召集全旅连长以上干部会议。军人们声泪俱下：“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旦。今日敌人打进国门，友军已经奋起抵抗，我们却袖手旁观，难道要我们当亡国奴吗！”会议决定由宋希濂率营长以上干部再度向何应钦请愿。宋希濂当晚深夜率三十余人，乘一辆大卡车闯进南京鼓楼斗鸡闸一号何应钦住宅，结果对方以“现在南京空虚”为理由再次拒绝。
上海危急，国民党中央竟不以增援！
宋希濂躺在大通铺上，慢慢闭上双眼。他不堪设想，一百个刀光剑影的白天，一百个血雨腥风的夜晚，到头来，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南京政府与日军签订了屈辱的《上海休战协定》，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的结局。昔日的热血，只换得失守上海，沦陷南京；今日的冷汗，又教他想起败北武汉，迁都重庆……呜呼！喋血沙场的将军，原来隐藏着好一番难言的衷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