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本书时，读到这里就不再往下读的人，只能对旧制度时期的政府有一个十分片面的了解。他要想了解那个造就了大革命的社会，根本是不可能的。
民众彼此分裂，自我封闭，国王的权力扩张、膨胀，大家见到这样的情景，可能会觉得在公众自由沦丧后，独立精神也随之沦丧了，法国民众无一例外都变成了顺民。可实情并不是这样的；尽管所有公众事务的决定权都落到了政府手中，但要将全体民众都掌控在自己手中，政府还没有这样的实力。
公众自由在很多为专制政权量身打造的制度中依旧是存在的；但这种自由非常怪异，今人简直无法想象，我们要对它展开仔细研究，才能弄清楚它能带给我们哪些好处和坏处。
一切地方政府都被中央政府取而代之，国内各地的情况日渐趋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再采取行动时，就会遇到多种阻碍，其中既包括其先前准许存在甚或其亲自制定的各项制度，又包括那些年代久远的风俗习惯，往昔的社会潮流，甚至还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弊端。这些阻碍让很多人骨子里一直葆有抗争的念头，让各种各样的特色一直稳定地保存了下来，且没有丧失其原有的个性。
无论是在性质、程序，还是目标方面，当时的中央集权制度都跟现在的中央集权制度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是前者的权力尚不及后者。政府将大多数官位都卖了出去，以满足自身对金钱的渴求，这样一来，他们就丧失了随心所欲地册封或罢免官员的权力。他们为了满足自己这个欲望，对自己的另外一个欲望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对金钱的欲望抑制了对权力的欲望。他们为了处理政务，不得不持续使用一些工具，那些工具不是出自他们之手，并且他们也没有能力将其毁坏。最终的结果是，他们最具专制性质的决策在实施的过程中总是变得相当软弱。官位作为一种怪异、有害的组织，成了一道政治屏障，阻挡了中央政府伸展到四面八方的权力。就好像一道体型倾斜、质量低劣的堤坝，同样能起到转移力量、缓解冲击的作用。
如今，一切恩赐、赈济、荣耀、财富的支配权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但当年的政府却没有这样的权力。正因为这样，今天的政府使用的引诱或强迫性质的手段远远超过了当年。更何况，政府对自己的权限并无确切了解。其权力从未得到正式而稳固的确立；其行动范围广阔，行动步伐却踉踉跄跄，就像走在一片漆黑而陌生的大地上。所有权利的分界线都被这恐怖的黑暗遮掩了，所有权利都被黑暗包裹了，这能帮助国王剥夺自己子民的自由权，很多时候还能保障这种自由权。
政府在处理政务时总是表现得很胆怯，唯恐遇到什么阻碍，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感觉自己没什么地位，也没什么经验。在阅读18世纪大臣与总督交往的书函时，人们会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并为之感到惊诧：大臣和平民对政府完全服从，政府专制霸道，极富侵略性，然而，一遇到反抗，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反抗，它都会感到无所适从；一遇到批评，哪怕是最不值一提的批评，它也会觉得恐慌至极，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程度，不能不停下脚步，又是迟疑，又是磋商，又是妥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连自己的天然权限都不敢逾越。这种倾向在奉行犹豫不决的利己主义政策的路易十五身上，还有他那慈悲的继任者身上均有所表现。更何况，这些君主从来都没想过，自己的地位会被别人推翻。之后的君主时常会因为害怕变得惶恐而冷漠，但这些君主却完全没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只会将自己看不到的人当成自己折磨的对象。
那些特权、偏见，以及错误的观念，是树立规范的、能使民众获益的自由权的最大阻碍，但如今让独立精神在很多臣子和平民心中得以保留的却正是它们，另外它们还促使人们向滥用权力的政府提出了坚定的反对意见。
虽然贵族经常会向政府求援，但对于严格意义上的政府，他们却轻视到了极点。就算他们已经放弃了昔日的权力，但他们照旧对奴役制度和法律采取敌对态度，一如他们傲慢的先人。对于民众的自由权，他们一点儿都不关注，政府对民众的控制权加强，他们也没有半点儿异议；可是当政府想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时，他们却断然无法接受，只要有需要，他们情愿冒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大革命爆发前夕，贵族这个阶层眼看就要跟王权一块儿被推翻了，可他们在国王面前，特别是在国王的代言人面前，却表现出了比日后的王权推翻者第三等级还要激进的态度，还要无所拘束的言谈。在代议制实施的37年间出现的一切对抗权力滥用的保障条例，贵族都迫切要求重新实施。我们在读贵族的请愿书时，一方面能感受到他们的固执己见和怪异嗜好，另一方面也能感受到他们独有的精神和一些高贵的品质。
民众将贵族彻底打倒、连根拔除，而非将其用法律束缚起来，这一点永远值得叹惋。此举将国家体制中必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割除了，将一道永远都无法愈合的伤口留在了自由身上。这个阶级引领时代潮流数百年，期间一直发挥着自身不容置疑的伟大品格，如果将国家比作一副身躯的话，他们便是其中最强大的组成部分，他们内心充满傲气，有种与生俱来的自信心，对特殊待遇习以为常。他们自身强大之余，还给别的阶级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刺激他们也变得强大起来。贵族被彻底铲除之后，他们的仇敌也衰弱下去。他们原先的位子，是其他任何事物都取代不了的；他们也断然不会死而复生；就算将贵族的头衔和财产归还他们，也不能叫他们从内心深处恢复原先的状态。
从那以后，教士在处理俗事时总是表现得非常顺从，哪个君主掌权，他们就臣服于哪个君主，他们从君主那里得到一点点好处，就会说一大堆奉承话作为报答；他们原本是国内各组织中最独立的一个，拥有特别的自由权，别人因此对他们敬重有加。其他省份的自治权已经丧失，城市中的自治权也所剩无几。贵族不能组织十人聚会，针对任何事务发表各自的看法，除非他们得到国王的批准。到了最后的时刻，法国的教会还没取消定期会议。教会内部，权力处处受限，而它又不能冲破这样的限制。这会保护底层教士不受其上司虐待，并保护他们不受主教胁迫，被逼对国王臣服。对于教会这种古老的体制，我不想随意做出任何评判；我唯一想说的是，教士的内心被教会保护得很好，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方面的奴役。
另外，教士之中有不少人都带有贵族血统，贵族身上那份骄傲与不羁也被他们带到了教会中。并且他们全都是拥有很多特权的上层阶级。这样的封建特权严重破坏了教会的威严，却让教士们的独立精神得以保全，没有被社会政权污染。
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将公民应有的思想、需求、情感和热忱赐予了教士。我曾耐着性子，将过去省三级会议留下的大多数报告和辩论读了一遍，尤其是朗戈科特省的相关资料，因为相较于其他省的教士，该省的教士在公共管理的细节方面参与更多；我还曾怀揣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耐心阅读了1779年和1787年的省三级会议记录，结果发现那些主教以及修道院的院长——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品格高洁，知识渊博——写了关于修路或是修运河的报告，从专业角度阐述了修建这些工程的原因，从科技的多个角度讨论了提高农产品的数量、保障民众福利、促进工业繁荣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相较于那些俗世中的专业人士，他们的水准要么与之相当，要么比之还要高。
我的观念跟那种在社会上相当盛行，且地位不容置疑的观念截然相反，在我看来，将天主教教士的土地所有权全部剥夺，将他们的收入全都改成俸禄的形式，这样做会让民众丧失很多自由，唯一能从这种做法中获益的只有罗马教廷和君王。
某个人将自己人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对外界某种权威的服从上，并且此人无法在自己所在的国家成家立室。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除了土地所有权，几乎没有法子能将这个人牢牢地固定在他所在的土地上。一旦这个纽带被切断，他便无所归依了。他生活在这个他在机缘巧合下诞生的世俗之地，他在这里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基本找不到任何与自己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东西。教皇是他在精神方面仅有的依靠，君王则是他在物质方面仅有的依靠。他只有一个祖国，那就是教会。他在所有政治事件发生时都只关心一件事：对教会而言，什么是有好处的，什么是有害处的。教会发展得好他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其他的，他根本不在乎。他从来不关心政治：一个优秀的教士放到社会上，只会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他们共同构成的组织，不光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指导，还为成年人的道德行为提供指导，可由于他们本身具有这种感情和思想，最终导致全体民众在处理公众问题时都表现得懦弱无能。
要想准确了解由民众的地位变化导致的精神方面的革命，一定要把教士这个等级在1789年写的请愿书重新读上一遍。在请愿书中，教士们总是表露出小气的一面，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会对过去拥有的特权表现出偏执的眷恋；可就算是这样，他们还是对专制政权充满了敌对情绪，在这方面，他们跟第三等级和贵族没什么区别，他们支持民众享有自由权，他们对政治自由满怀热忱，他们宣称每个公民的自由都应受到保障，这要依靠人权保护法之类的司法程序，而非依靠单纯的承诺。他们还要求毁掉国家监狱，将特别法庭与调案废止，公开所有法庭辩论，每个公民都有机会被录用为法官，录用依据只有个人才能这一项，不能罢免任何一个法官；所有需要服兵役的人都不能逃避，在向民众征兵时，要尽量避免让民众觉得受辱、受强迫；他们宣称，出现于封建时期的领主权是自由的对立面，现在要将其赎回；将内地的关税废止，不要让劳动自由权受到半点儿约束；兴办私学：他们的意见是，每个教区都要设立一所学校，教育学生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乡下各地都要设立像扶贫社和慈善工厂之类的慈善机构；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刺激农业发展。
说到真正的政见，他们表明了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为坚定的政治态度：公民拥有的权利包括召开议会，制定法律法规，还有对国家征税自由表达意见，这些权利不能被剥夺，也不能转让给其他人。在他们看来，要让某个法国人缴税，必须先经由其本人或是代表投票决定。另外，教士还要求，每年都要召开一次由民主选举出来的三级会议；三级会议要对所有重要的事务进行商讨，这一过程必须向民众公开；三级会议务必要制定普遍法，所有特例或是特权都不能与其相违背；财政预算的决定权由三级会议掌控，连王室都要受制于三级会议，臣子们要对三级会议负责到底，三级会议的所有代表都不容侵犯。他们还要求各个省份也都设立三级会议，另外，每座城市都要成立市政府。然而，他们却完全没有提及神权这个问题。
抛开那些罪大恶极的教士不说，我认为大革命爆发时的法国教士总体上称得上是全世界最优秀、最开通、最爱国、最富公众道德、信仰最坚贞的教士。最后一点在那些迫害教士的行为中得到了极佳的证实。在研究旧制度之初，我对教士存有很多偏见；等到研究结束时，我已对他们满怀尊敬。教士的缺陷其实是各行业团体内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缺陷，无论是政治还是宗教类型的团体，一旦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就会变得狭隘，充满侵略性，他们在维护团体本身的特权时，完全是出自本能，偶尔还会表现得很盲目。
跟如今的资产阶级相比，旧制度时期的资产阶级也更擅长表现独立精神。正是这份独立精神，致使其结构方面出现了很多缺陷。相较于现在资产阶级占据的官位，当年他们占据的更多，在谋求官位方面，中产阶级的热情跟他们不相上下，这些我们都已注意到了，不过时代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得到这些官位的人变得比以前更重要了，因为其中的大部分官位政府都无法授予、收回。这样一来，政府便没办法肆意驱使这些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最有效保障了他们尊严的东西，现在却成了逼迫他们的同僚谦恭顺从的有力武器。
除此之外，资产阶级还在各类豁免权的帮助下变成了假贵族，正是这些豁免权造成了资产阶级脱离群众的悲剧。真正的贵族身上有一种傲慢与反抗的精神，这种精神在绝大多数假贵族身上同样能看到。资产阶级被那些特别的小型组织切割得四分五裂，这导致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所有人都本能地只顾及本组织的利益与权利，却将大家共同的利益抛诸脑后。在这个地方，人们需要让整体的尊严与特权得到捍卫。任何人都不能躲在群体中得过且过地活下去。所有人都在那个很小却很明亮的舞台上，舞台下面的观众一直都是那些人，随时准备给他们掌声，或是为他们喝倒彩。
相较于现在，当时压制反抗的手段尚不够完善。当时的法兰西还不像现在这样静寂；虽然当时政治自由尚未在法兰西出现，但其内部却有轰隆不断的响声，只要高声说话就能让远方的人听到。这种情况刚好与现在相反。
当时受压迫的人只能通过司法渠道向上头的人传达自己的意见。那段时期的政治和行政制度将法国变成了一个专制国家，但国内的民众依旧是自由的，这是司法制度造就的结果。旧制度时期的司法机关繁冗复杂、充满阻碍、程序滞后、花费高昂；这些无疑都是极大的缺陷，但司法机关从来不会屈服于政府，屈服只是作为一种卖官的表现形式存在，有时也会出现更加恶劣的情况。那种要命的弊端荼毒了法官和所有民众，却未能荼毒当时的司法机关。法官之所以能保持独立，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法官是终身任职；二是法官不追求升官。如此一来，不管采用什么方法，都不能迫使法官屈服。
差不多所有跟政府当局有关的审理权，都被王权从普通法院那里抢过来了，可即便是这样，对于法院，王权也依旧存有畏惧心理。原因就是，王权无法永久剥夺法院旁听控诉、表达意见的权力，它只能阻挠法院开展审理工作而已；政府的所作所为总是被法官评价为专制、武断，法官们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那时候的司法语言还保留着古代法语喜欢使事物名实相副的特色。政府在开展行政工作时经常遇到阻碍，这是法院不正规干预的结果，不过对付非常之人就该采用非常手段，某些时候，法院的这种工作倒是保障了公民的个人自由。
过去的流行风潮在司法机关内外的新思想中的影响力从未间断过。
高等法院对公众事务的关注，还不及其对自身的关注，这是毋庸置疑的；可其在维护自身的独立和荣耀时，从未妥协过半分，其身边的人也都深受这种精神的影响。
高等法院的法官在1770年巴黎高等法院被取缔时失去了自身的地位和权力，但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个人选择对国王妥协。除此之外，当其他没有被牵连的法院——比如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法院——受到国王的严厉惩处时，他们也会勇敢地站出来一同受罚。另外还有些事件的精彩程度更甚于此：负责在最高法院内辩护的首席律师愿意跟最高法院同甘共苦；他们将自身荣华抛到一边，为了不当着受辱法官的面上庭，他们选择了一句话都不说。在自由民众的历史上可曾发生过比这更伟大的事？这一点我并不清楚。但这件事的发生时间不过是在18世纪，发生地点也不过是在路易十五的皇宫旁边。
从很多角度来说，司法习惯最终演变成为了民族习惯。法院将这样一种思想传达给了大众：所有事务都能提交上去，大家共同商议，所有决定都能推翻，重新来过，要讲求透明度，形式是不能不重视的——这便是旧制度为我们留下的仅有的人民自由教育，每一项都跟任人奴役背道而驰。政府自身用到的不少语言，也是从司法语言中借鉴而来的。在国王看来，颁布命令时一定要把原因说清楚，给出结论时也应如此；御前会议的判决书总是带有篇幅很长的前言；总督若要下达法令，定会委派执行官员去做这样的事。众人在为每件事做决定之前，都要先进行公开讨论，这种情况适用于一切古老的行政组织，比如法国财政官员或是刚刚走马上任的官员所在的组织。这些习惯和形式都给君主专制造成了不小的阻碍。唯有民众在压迫面前一直难以做出反抗，特别是乡下的民众，除非他们选择暴力反抗。
刚刚我罗列出来的这些反抗手法，对民众而言有实用价值的实在屈指可数；只有在社会上相当有影响力的人才能适用这些手法。可在法国，民众以外的那些人都能有技巧地发出抗议，选择服从，并坚持做出反抗，除非这些人是有意为之，否则他们绝不可能做不到这些。
国王在对子民们说话时，语气不像主人，倒像统领。路易十五登基之初下达了一道命令，其中的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统领着这样一个自由、慷慨的民族，让我们感到无与伦比的荣耀。”很久以前，路易十五的一位先人便用更加古老的语言表述过相同的意思，此人为向敢于对国王提意见的三级会议表达感激之情，说：“我们希望我们说话的对象是自由的人，而非奴隶。”
对安稳生活的渴望能培养人的奴性，这份渴望既软弱又顽固，极易跟某些个人品德，比如热爱家庭、推崇旧俗、尊重宗教信仰、虽然按时参加宗教活动但对现在的宗教仪式却态度淡漠等相互交融，甚至融为一体；这份渴望最擅长打造顺民和懦夫，它能让人变得忠诚无比，却对个人英雄主义相当排斥。不过，这份渴望在18世纪的民众身上是不存在的。跟今人相比，18世纪的民众更好也更坏。
那时候的法国民众对欢快与享乐推崇备至；他们的习惯比今人更放浪，思想情感也更混乱；可对于现在这种克制守礼的肉欲主义，他们又全无半分了解。上层社会的人整天想的不是改善生活质量，而是改善生活外观，不是赚取更多的钱财，而是获得更高的地位。就算是中产阶级也从未将舒适的生活当成自己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时常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享受，将对舒适生活的追求丢到一边；除了金钱，别的类型的财富也是他们追求的对象。那段时期曾有人用一种诡异而不失骄傲的语气写下了这样一番话：“我对自己的民族相当了解：他们在赚取财富和挥霍财富方面同样擅长，可是像普通人那样崇拜财富，他们可做不到，我能断言，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打算复古，恢复他们推崇的那些古旧的价值、荣耀、大方、雄壮。”
另外，在评判民众是好是坏时，绝对不能把对最高统治权的服从程度作为评判依据，这个依据根本是错的。旧制度时期的民众对国王的旨意缺乏反抗之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服从一个与法律相违背，或存有争议，经常被人轻视，得不到人们尊敬的政权，仅仅因为这个政权有权有势或是能肆意妄为。这样的奴役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羞耻，他们从未接受过。
他们内心对国王产生了多种类型的情感，我们却很难了解这些情感是什么，因为大革命已经让它们彻底消失了，过去最专制的君王都做不到这一点。对于国王，他们一方面充满了感情，就像对自己的父亲一样，另一方面又满怀尊敬，就像对上帝那样。他们是在爱的驱使下选择了遵从国王的指令，哪怕那种指令极度专制，而非被逼无奈才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正因为这样，他们总是在极度的依赖中葆有极度的自由精神。服从产生的最大弊端，在他们看来就是强制；但这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再小不过的瑕疵。逼迫人们选择服从的奴性，才是最大的弊端。我们无权轻视我们的先人，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不能这么做。在从他们身上发掘出偏见与缺陷的同时，希望我们也能从他们身上发掘出一点伟大之处！
所以不要觉得旧制度时期是充满奴役与臣服的。那段时期的自由，比现在要多很多：不过，那种自由并不正式，而且时有间断，从头到尾它都没有突破阶级局限，没有打破自身与特殊性及特权的关联，它没有满足民众对各类不可或缺的天然保障的需求，尽管它对民众违背法律差不多采取了放纵的态度，并且允许民众跟专制的举动抗衡。这种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适用范围很小的自由，依然是十分鲜活的。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能在中央集权制促使所有民众的性格日渐趋同，越来越缺乏反抗精神和鲜明个性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的天性和独特性，使自己内心生出骄傲，使自己对荣誉的热爱超越对其他一切的热爱，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份自由。是自由培养出了我们将要看到的那些活泼的精灵和傲气与勇气兼备的天才，令无数后人对法国大革命充满敬意与畏惧的最大功臣，就是这些人。这样宏伟的品格，怎么可能在缺乏自由的土地上成长起来？
可若说为法国民众推翻专制制度做好准备的，正是这份不够正式，也不够正常的自由，那将法国变成全世界最不适合在专制制度的残骸中建立和平、自由的法制之国的，也正是这份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