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老离开修道室大约有二十五分钟。已经十二点半了，可是大家为他而聚会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竟还没有来。但人们几乎也好像把他忘记了，等到长老重新走进修道室的时候，看见宾客间正谈得十分热闹。谈得最起劲的是伊凡·费多罗维奇和两位司祭。米乌索夫显然也很热烈地参加了谈话，但是他又不走运，显然处于次要地位，别人甚至不大理睬他的话，这个新情况更增加了他越来越大的火气。原来在此以前，他就已经在知识见闻方面和伊凡·费多罗维奇唇枪舌剑地交过几次锋，对于他对自己那种有点满不在意的神气不能不往心里去。他暗地想：“到现在为止，至少我还没有落在一切欧洲进步潮流的后面，但是这新的一代却根本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自己曾说过要坐在椅子上默不作声，实际也果真沉默了一些时候，但却带着嘲弄的微笑，观察着邻座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显然对他的发火极为高兴。他早已为了一些事想报复他一下，现在不愿错过机会，最后终于忍不住向邻座的肩头弯过身去，再一次低声逗起他来：
“您刚才为什么在‘亲热地吻手’以后不马上离开，却愿意继续留在这伙不体面的人中间呢？那是因为您感到自己受了气，受了侮辱，所以要留下来翻本，显示一下自己的才情。现在您在没有显显自己的才情以前是不会走的。”
“您又来了？正相反，我马上就走。”
“您要走得比任何人都晚，都晚些!”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又挖苦了一句。这时正好长老回来了。
辩论停了一会儿，但是长老在原先的座位上坐定以后，朝大家看了一下，似乎客气地请大家继续谈。阿辽沙对于长老的各种脸色差不多都心中有数，因此明显地看出他已经十分疲倦，在勉强支持着。他最近生病以来，由于无力，时常有昏倒的情形。昏晕前那种惨白的神色，现在差不多又出现在他的脸上，他的嘴唇已经发白了。但是他显然不愿让聚会散去，这里面他似乎自有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目的呢？阿辽沙留心观察着。
“我们正在议论他那篇十分有趣的文章，”掌管图书的司祭约西夫指着伊凡·费多罗维奇对长老说，“他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但是思想似乎是两面的。关于宗教社会法庭和它的权限范围的问题，曾有一位教会人士写了一大本书，他发表在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就是就这个问题作答的。”
“可惜我没有读到大作，但是听说过的。”长老回答，目光锐利地盯着伊凡·费多罗维奇。
“他的见解十分有趣，”掌管图书的神父继续说，“在关于宗教社会法庭的问题上，他显然完全反对教会和国家分离。”
“这很有意思，但理由是什么呢？”长老问伊凡·费多罗维奇。
他终于回答了长老，但是并没有露出那种高傲客气的神气，像阿辽沙头一天担心的那样，却是谦逊、持重，显然极有礼貌，而毫没有话中有话的意味。
“我的论据是，把两种因素，也就是把国家和教会两者各自的实质探合在一起的做法，自然还将长久存在，尽管它毫不可能，而且不但无法处于正常状态，甚至连使它处于起码的和谐状态都不可能，因为这种事从根本上就隐藏着虚伪。据我看来，国家和教会之间在司法这类问题上的折中，从纯粹、根本的实质上来看就是不可能有的。我所反驳的那位教会人士断定，教会在国家里占有一定的明确位置。我却反驳他说，正相反，教会本身应该把整个国家包括在里面，而不应该只在后者中占据一个角落，即使它在目前由于某种原因办不到，那它实际上也无疑应当成为基督教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直接的、主要的目的。”
“完全有理!”佩西神父，那位有学问而沉默寡言的司祭坚决而神经质地说。
“这是纯粹的教皇全权论!”米乌索夫嚷了起来，不耐烦地把架着的两腿交替了一下。
“咳，可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山!”[12]约西夫神父大声说了一句，接着又对长老说，“您看，他还反驳了那个教会人士的这样一些‘基本和主要’的主张：第一，‘无论哪一种社会团体不能也不应自行僭取权力，来支配其成员的各种民事和政治权利。’第二，‘刑事和民事诉讼权不应属于同它本质不相容的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机构，人们为了宗教目的组成的团体。’第三，‘教会是世外的天国。’”
“教会人士像这样玩弄词句未免太无聊了!”佩西神父忍不住又插嘴道。“我读过您所反驳的那本书，”他对伊凡·费多罗维奇说，“对于一个教会人士说出‘教会是世外的天国’来，很感到惊讶。既然是世外，那就根本不能在地上存在。这是把福音书里那句‘世外’的话引用得和原意不合了。这样玩弄词句是不行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降到地上来设立教会的。天国自然不在世上，而在天上，但必须经过建立在地上的教会才能走到那里去。所以把世俗的双关语用在这个意义上是无聊而不合适的。教会是真正的天国，是有责任统治人的，而到后来它也无疑终将以整个大地上的天国而出现，——这是我们的誓愿。”
他忽然沉默了，似乎抑制住自己。伊凡·费多罗维奇恭敬而且注意地听完了他的话，用十分安详的态度，朝着长老，依旧愉快而坦白地继续说：
“我那篇文章的整个主旨是这样的：在古代，基督教最初的三个世纪里，基督教在地上只是教会。但当罗马的异端国家想要成为基督教国家时，结果自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它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后，只是把教会包含在内，而它自己在许多机能上仍旧像以前一样，继续是一个异端的国家。实际上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必然的。但这样，在罗马这个国家里，也就保留了许多属于异教徒的文明和异端的智慧的东西，甚至包括国家的目的和基础在内。基督教会包括在国家以内，无疑地，不能从自己的基础上——自己所站立的那块磐石上有所让步，只能奔向自己的目的，也就是上帝坚决树立并指示给教会的目的，其中包括把全世界——自然古代的异教国家也在内——都转变为教会。因此，作为未来的目的，并不是教会应在国家里求得一定的位置，像那个被我反驳的作者所形容似的，只成为‘某种社会团体’，或‘人们为了宗教目的组成的团体’，而是恰恰相反，一切地上的国家以后应该完全转变为教会，只成为教会，摒弃同教会不相容的一切目的。这一切一点也不降低它作为伟大国家的地位，一点也不剥夺它的荣誉，只是使它离开虚伪的还是异端的、错误的道路，走到正确的、真正的、唯一引向永恒目的的道路上去罢了。所以，《宗教社会法庭原理论》一书的作者，假如在探索和提出这些原理时，把它们看作临时的、在现在这罪孽重重一无成就的时代必要的折中办法，而没有别的意思，那么他的判断是对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制造者只要敢说他现在所提出的原理——也包括刚才约西夫神父列举的一部分——是一些不可动摇的、天然的、永恒的真理，那就是直接反对教会，反对它的神圣的、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使命。这就是我的那篇文章的全部内容。”
“用两句话来说，”佩西神父字斟句酌地又说，“根据我们十九世纪明确宣扬的某些学说，教会应该逐渐化为国家，仿佛由低级形态上升为高级形态，随即在里面消灭，让位给科学、时代精神和文明。如果它不愿而且抗拒，那就只在国家内另腾出一个角落给它，还要加以监督，现在欧洲各国就到处是这样的情形。但是照俄国人的见解和希望，却并不是要让教会像由低级形态升为高级形态似的转化为国家，相反地，是国家最终不应成为别的，而恰恰应该只成为教会。这是会来的，肯定会来的!”
“好吧，老实说，您现在使我放心了些，”米乌索夫冷笑一声，又把架着的两腿替换了一下，“那么据我理解，这是要实现一种无限辽远的理想，在基督再度降临时的事情。那就听便吧。一种再没有一切战争、外交官、银行等的美妙的、乌托邦式的幻想。甚至有点像社会主义。我还以为这一切是认真的，譬如说，现在教会就要裁判刑事案件，判决鞭笞和徒刑，甚至死刑。”
“即使现在就只有宗教社会法庭，教会也不会把人流放出去，或判决死刑的。而且犯罪和对于犯罪的眼光到那时一定会改变，自然是渐渐地改变，不是突然一下子立刻就变，但是会很快的。”伊凡·费多罗维奇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平静地说。
“您说的这是真话吗？”米乌索夫盯着他说。
“假使一切都是教会的，那么教会就一定会把犯罪和不服从的人开除出去，而不会杀他的头的。”伊凡·费多罗维奇继续说，“我问您，被开除出去的人到哪里去呢？那时他不但应该像现在似的离开人们，而且要离开基督。他一犯罪，不但是对于人类的反叛，也是背叛了基督的教会。自然，严格地讲，现在也是如此，但到底还没有明确地加以宣告，因此，现在的罪人常常想自己欺骗自己的良心：‘我偷了东西，却没有存心反对教会，我没有与基督为敌。’现在的罪人老是这样自己对自己说，但是一旦教会代替了国家，他就很难再说这种话了，除非否认地上的一切教会：‘所有的人都是错的，大家都迷了道，大家都属于虚伪的教会，只有我这杀人犯和小偷，才代表真正的基督教会。’这当然是很难自己承认的，需要有重大的条件，那就是百年不遇的特殊情况。再从另一方面讲，教会自身对于犯罪也应该抛弃现在那种近乎异端的看法，由机械地除掉被染污的分子，像现在为了保护社会所做的那样，完全而切实地改变为拯救人，让人重新获得复活、再生的观念。”
“这又是怎么回事？我又不明白了。”米乌索夫插嘴说，“这又是一种幻想。一种无形的、无法捉摸的东西。什么开除，开除是什么意思？我疑心您简直是在那里开玩笑，伊凡·费多罗维奇。”
“实际上现在就是这样的，”长老忽然说，大家马上全都转脸朝着他，“假使现在没有基督教会，那么罪人作恶就将没有任何阻挡，甚至事后没有对他的惩罚。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惩罚，不是像他们现在所说的那种机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使心灵更加痛苦的惩罚，而是真正的惩罚，唯一实在的，唯一令人生畏、使人安分、教人良心发现的惩罚。”
“请问，怎么会这样的呢？”米乌索夫十分好奇地问道。
“那是因为，”长老开始说，“现在所判的一切流放罚充苦役，以及从前还要加上的鞭笞等，都不能改造任何人，而且主要的是几乎也不能使任何罪人产生畏惧，犯罪的数目不但不减少，反倒越来越多。您应该承认这一点。结果，社会毫没有因此而得到保障，因为有害分子虽然已经被机械地割除，而且流放远方，不在眼前了，但是，接着马上会出现另一个罪人来递补他，也许两个。如果有什么东西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起保障社会的作用，甚至能使罪人本身得到改造，重新做人，那就唯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的法则。只有认识到自己作为基督的社会(也就是教会)的儿子所犯的罪孽，他才能对社会，也就是对教会承认自己有罪。因此，现代的罪人只有在教会面前，而不是在国家面前，才可能承认自己有罪。如果法庭属于作为教会的社会，那时候它就会知道应该把什么人从开除中挽救过来，重新容纳。但现在的教会并没有任何有效的法庭，只能做道义的制裁，而且自行放弃对罪人的积极惩罚。教会不是把犯罪人开除出去，而只是永远对他进行慈父般的监督。不但如此，它甚至努力同罪人保持一切基督教会的联系：许他参加教会的礼拜，领圣餐，给他赐物，对待他像俘虏，而不像犯人。假使基督的社会，也就是教会，也排斥他，像民事法律排斥他、弃绝他一样，那么，上帝啊，罪人将何以自处呢？假使教会也跟在国法的惩罚后面，立刻并且每次都用开除的办法惩罚他，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呢？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了，至少对俄国的罪人会是这样，因为俄国的罪人还有信仰。但是谁知道呢？那时候也许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也许在罪人的绝望的心里会丧失信仰。那时候还怎么办呢？但是教会好比慈爱的母亲，自行放弃积极的惩罚，因为即使它不加惩罚，罪人也已被国家的法庭惩罚得够厉害了，应该有人来怜惜他一下。所以要放弃积极的惩罚，主要因为教会的法庭是唯一拥有真理的法庭，因此绝不能和任何别的法庭从实质上和道德上相互配合，即使作为临时折中的办法也不行。这中间无法妥协。据说，外国的罪人很少忏悔，因为种种甚至是最新的学说都竭力使他相信，他的犯罪并不是犯罪，而是对压迫者横行霸道的反抗。社会依仗那种机械地压服对手的力量使他和自己完全割断关系，并且——至少他们欧洲人自己是这样讲的——在实行这种摒弃的时候，还对他怀着仇恨，以及对于他这个弟兄的未来命运，抱着完全冷漠和淡忘的态度。因此，在这事的进行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教会方面所给予的怜悯，因为那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根本没有什么教会，而只剩下教会人员和教会的宏丽大厦。至于教会本身，早就在力求从教会这种低级形态，转变到国家这种高级形态中去，以便最后完全消失在国家里面。至少在信路德教的各国是这样。至于在罗马，宣告以国家取代教会已经有一千年了。因此罪人自己已经不认为他是教会的一分子，而被摒弃以后，就陷入绝望状态。即使回到社会里，也总是怀着极大的仇恨，好像自绝于社会一样。这样最后会弄到什么样的结果，你们自己可以想象得到。在许多情况下，好像我国也是这样的；但问题是，除了已设立的法庭以外，我们这里还有教会在，它永远也不和罪人断绝联系，始终还把他当作可爱的、仍值得珍贵的儿子看待，不但如此，我们还保存着教会的法庭，哪怕只是在思想中保存着，这法庭现在虽不活跃，但它仍旧为未来而存在，哪怕是存在于理想中，而且也一定为罪人自身、为他的心灵本能所承认。刚才在这里所说的话也是对的，如果真的成立了教会的法庭，拥有全部力量，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都成了教会，那么不但教会的法庭将以目前绝不会有的影响力量，促使罪人改过自新，甚至犯罪本身也真的会减少到难以相信的程度。毫无疑问，教会对于未来的罪人和未来的犯罪的看法，在许多情况下也会和现在迥然不同，而且一定能让被摒弃的人重新回来，对心怀恶念的人及早警告，使堕落的人得到新生。不错(长老苦笑了一下)，现在连基督教的社会本身还没有建立好，仅仅靠着七位使徒存在；但是既然这样的使徒尚未绝迹，所以它还是可以毫不动摇地指望着从目前几乎还属于异端性质的社会团体，完全转变为全世界单一的、统治一切的教会。将来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哪怕是到了千年万代之后，因为这是注定要实现的!用不着为时间和期限着急，因为时间和期限的秘密存在于上帝的智慧里，存在于他的预见里、他的爱里。照人们的预计也许还很遥远的事，按上帝的预定，也许已到了出现的前夜，已经近在眼前了。最后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
“将来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佩西神父虔诚而庄严地说。
“奇怪!太奇怪了!”米乌索夫说，神情并不激烈，但似乎隐含着怒气。
“您为什么觉得这样奇怪？”约西夫神父谨慎地询问。
“这到底成了什么东西？”米乌索夫好像忽然爆发了似的嚷道，“地上取消了国家，教会升到国家的地位!这不但是教皇全权论，而且是超教皇全权论!这是连教皇格里果利七世[13]都梦想不到的!”
“您理解得完全相反!”佩西神父厉声说，“并不是教会变成国家，您要明白!那是罗马和它的幻想。那是第三种魔鬼的**!相反地，是国家变为教会，升到教会的地位上去，成为整个地球上的教会，这和教皇全权论，罗马以及您的解释全都相反，这只不过是正教在地上的伟大使命。灿烂的星星会从东方升起来。”
米乌索夫威严地沉默着，全身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自尊感。他的嘴唇上浮现出高傲而带宽容意味的微笑。阿辽沙怀着剧烈跳动的心看着这一切。整个这一场谈话把他的心神彻底搅乱了。他偶然瞧了拉基金一眼。拉基金仍在门旁原来的地方站着不动，注意地倾听和观察着，尽管低垂着眼睛。但是从他的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看来，阿辽沙猜出拉基金心乱得也不亚于他；阿辽沙知道他为什么心神纷乱。
“诸位，请听我讲一段小故事。”米乌索夫忽然一本正经地说，显出一种特别威严的神气，“几年前，在巴黎，正当十二月叛乱以后不久的时候，有一天，我去访问一位当时很重要很有势力的人物，遇到了一位十分有趣的先生。这个家伙不只是个密探，而且好像是一大批政治密探的头目，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个很有势力的职位。我碰到这个机会，由于非常好奇，就和他谈起话来。他受接待不是由于交情，而是以下属的身份来报告什么事情的，因此看见我受到他的上司的招待，就跟我多少开诚布公地谈了起来，自然只限于一定的程度，与其说是真正地开诚布公，还不如说是客气，本来法国人很讲究客气，况且他又看见我是一个外国人。但是我很了解他话中的意思。谈论的话题是当时正在追查的社会主义革命党。我先不说谈话的主要情节，只说这位先生忽然脱口说出的一句极有趣的话，他说：‘说实在的，我们对于所有这些机会主义者，像那些无政府派呀、无神派呀、革命党呀，倒并不怎么害怕；我们监视着他们，知道他们的动向。但是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虽然不多，却很特别：他们是信仰上帝的基督徒，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对于这类人我们最伤脑筋，他们是可怕的人!社会主义者兼基督徒，比社会主义者兼无神论者要可怕得多。’这几句话当时就使我很吃惊，现在听了你们的话，各位，我好像不由得突然又记了起来。”
“那就是说，您想把这些话硬安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当作社会主义者，是不是？”佩西神父直截了当、老实不客气地问。但是在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想出答话以前，门开了，姗姗来迟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走了进来。大家好像真的已经不再等他，所以他突然出现，甚至引起了一些惊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