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不知道，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您这么乐意答复问题，使我们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摘下了眼镜，兴致勃勃地开口说，在他那鼓出的，虽大而十分近视的浅灰色眼睛里露出明显的愉快神色。“您刚才说我们应该相互信赖，这话很对，在这样严重的案件上，要是受嫌疑的人真正愿意、希望而且能够为自己辩白，那么我们中间如果没有互相信赖，有时简直是不行的。从我们来说，我们将尽其所能努力去做，就是现在您也可以看出我们是在怎样处理这件案子的。您同意我的话吗，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他忽然对检察官说。
“毫无疑问。”检察官同意说，虽然和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的热情相比，显得有点冷淡。
有一点我要在这里交代清楚：新到此地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从接事之日起就对我们这位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十分敬重，而且差不多和他完全情投意合。几乎唯有他绝对相信我们这位“职务上受委屈”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具有不寻常的心理学方面和辩论方面的天才，而且也十分相信他受了委屈。他在彼得堡时就听人说起过他。在另一方面，年轻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也是全世界唯一为我们“受委屈”的检察官所衷心喜爱的人。他们俩在到此地来的途中就已经大致交换过意见，约定好关于办案的步骤，现在两人坐在桌旁，头脑敏锐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能从一言半语、一个眼色或眼睛的一眨中，就迅速地抓住和理解他的老前辈的每一个指示和他脸上的每一种表情。
“诸位，只要让我自己讲，不要用不相干的事和我打岔，我就可以一下子全都跟你们讲出来。”米卡的精神振奋了。
“好极了。多谢您。但是在听您的陈述以前，最好请您先让我再查明一件我们觉得极有意思的小事实：听说您昨天五点钟左右，用手枪做抵押，向您的朋友彼得·伊里奇·彼尔霍金借过十个卢布。”
“是押的，诸位，押了十个卢布。还有什么呢？刚刚出门回到城里的时候押的，就是这样子。”
“您出门回来？您出城去了吗？”
“出城去了，诸位，坐了四十多俄里马车，你们竟不知道吗？”
检察官和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交换了一个眼色。
“总而言之，您在开始叙述的时候，先从昨天早晨起把一整天有系统地描写出来好吗？比如，请您说说：您出城去有什么事，什么时候走的，什么时候回来的，以及一切诸如此类的事实。”
“您一开头就应该这样问了，”米卡大笑说，“假使您愿意的话，不是应该从昨天说起，而是应该从前天，从前天早晨说起，那样您就可以明白我到哪里去，怎样去的，为什么事情去的。诸位，我前天早晨到此地的商人萨姆索诺夫那儿去，向他借三千卢布，有最可靠的抵押做保证，我是突然急需，诸位，突然急需……”
“容我打断您的话，”检察官客气地说，“为什么您忽然这样需要钱，而且恰巧是那个数目，是三千卢布？”
“唉，诸位，不必扯那些不相干的事：如何，什么时候，为什么，为什么恰巧需要这么多钱，而不是那么多钱，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大堆废话。照这样三卷书也写不完，还要加上一段后跋哩!”
米卡说这些话时，用的是一个真心实意想说出全部真情来的人那种好意却又不耐烦的亲昵态度。
“诸位，”他仿佛突然醒悟了过来，“你们别怪我爱闹别扭，我再次请你们相信，我是完全尊敬你们，也明白眼前的处境的。你们不要以为我喝醉了。我现在已经完全清醒了过来。即使酒醉，也并不碍事，我这人是这样的：
酒醒后聪明些——变得傻了；
酒醉后愚笨些——变得聪明了。
“哈，哈，不过，诸位，我明白，现在在还没有解释清楚以前，就在你们面前说玩笑话是不合适的。我也应当保持自己的尊严。我完全明白眼前的差别：不管怎么说我在你们面前总是一个犯人，和你们的地位并不平等，你们是奉命监督我的一切的，你们总不能为了格里戈里的事反而慈爱地摸摸我的头。老实说砸破老人们的头也确实是不能不加惩罚的，因为这事你们要把我送交法庭，判我蹲上半年或一年反省院，我不知道你们怎样判，恐怕总不至于剥夺公权，不会剥夺公权吧，检察官？所以，诸位，我是明白这个差别的。……但是你们也要明白，你们用这类‘这一步是在哪里跨的？怎么跨的？什么时候跨的？跨上了什么路？’等等的问话，会把上帝都弄糊涂的。如果这样下去，把我弄糊涂了，你们立刻一把抓住，记录下来，那又会有什么结果呢？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即使我现在胡说起来，也要让我说完，你们诸位既是极有教养、极正直的人，就一定会原谅我的。归根结底，我的请求还是：请你们诸位别再搞那种老一套的审讯办法了吧，就是先从一点小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开始：怎样起床，怎样吃饭，怎样吐痰，然后，‘在麻痹了犯人的注意力以后’，突然用一个惊人的问题弄得他措手不及：‘杀死了谁？抢了谁的钱？’哈，哈，这是你们的老一套，这已成了你们的常规，你们的全部把戏就都在这里面!你们可以用这类把戏麻痹乡下人，却麻痹不了我。我懂这一套，自己也担任过公职，哈，哈，哈!诸位，请别生气，你们会原谅我的狂妄无礼吧？”他大声嚷着，用一种几乎令人惊异的憨厚态度望着他们。“这是米卡·卡拉马佐夫说的话，所以是应该原谅的，因为对聪明的人不该原谅，对米卡是应该原谅的!哈，哈!”
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听着也笑了。检察官虽然不笑，却锐利地、目不转睛地端详着米卡，好像不愿意放过他的一句话、一个字、一点点动作以至脸上神情的一点点细微的变化似的。
“可是我们一开始问您，”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仍旧继续笑着回答说，“就没有用您早上怎样起床、吃什么东西等等的问题来打乱你，甚至一开头就是从极重要的事情上问起的。”
“这我明白，早就明白而且十分珍视，尤其珍视你们目前对待我的无比的好意，这正说明你们心灵的无比高尚。我们现在是三个高尚的人碰在一起了，让我们把一切都建立在有教养、有共同的高尚出身和名誉的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相互信赖上吧。无论如何，请容许我把你们看作是在我一生的这一时刻，在我的名誉受侮辱的时刻的最好的朋友吧!诸位，你们不觉得这是冒犯吗？不觉得是冒犯吗？”
“相反，您这些话说得很好，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用郑重和赞成的态度表示同意。
“至于那些琐碎问题，诸位，所有那些故弄玄虚的琐碎问题应该统统抛掉，”米卡兴高采烈地说，“要不然鬼知道会弄出什么事情来，对不对？”
“我愿意完全接受您的有见识的劝告，”检察官忽然插嘴对米卡说，“但是我仍旧不能不提刚才的那个问题。我们认为十分有必要知道，为什么您恰恰需要这个数目，恰恰需要三千。”
“为什么需要？总是为了这个或者那个原因，嗯，为了还债呗。”
“还谁？”
“这个我坚决拒绝回答，诸位!并不是因为我不能说，或是不敢说，或是怕说，因为这本来是小事，完全不相干的事，我不说，是因为这里有个原则问题：这是我的私人的生活，我不许人家干涉我的私生活。这是我的原则。您的问题和案件无关，一切与案件无关的就属于我的私生活范围。我打算还债，打算还名誉担保的债，至于还给谁——我不能说。”
“那就请让我们把这一点记录下来。”检察官说。
“请吧，您就记录说，我就是不能说，就是不能说。诸位请你们写下来吧，我甚至认为说出来是不名誉的。你们真肯费工夫来记这些事情呀!”
“先生，容我警告您，假如您还不知道，我再提醒您一下，”检察官用极严肃的特别强调的口气说，“您完全有权利不回答现在对您所提出的问题，相反，如果您出于某种原因拒绝作答的话，我们也没有任何权利强迫您回答。这完全根据您自己的想法来决定。但是在逢到发生和现在相类似的情况时，我们有义务对您明白和详细地说明您在拒绝做某一种供词时，将给自己带来多么大的害处。现在请您继续说下去。”
“诸位，我并不生气，我……”米卡嗫嚅地说，被这几句话的强调口气弄得有点心慌了。“你们知道，诸位，我当时去找的那个萨姆索诺夫……”
我们自然用不着把他所讲的那些读者已经知道的事再详细复述一遍。供述人急于想讲得十分仔细，同时又想越快讲完越好。但是因为一面供述，一面要记录下来，所以不得不时常打断他。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不满意这办法，但还是服从了，虽然生气，却暂时还保持着好脾气。固然他有时嚷着：“诸位，这连上帝也会发疯的。”或是：“诸位，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完全是无缘无故招我生气？”但是嘴里尽管这样嚷，却暂时仍没有改变他那友好热烈的心情。因此，他供述了萨姆索诺夫前天怎样“愚弄”他(现在他已经完全意识到他受了愚弄)。关于把表卖了六个卢布做路费的事，是检察官和预审推事完全不知道的，这立刻引起了他们特别的注意，却使米卡感到无比生气，因为他们竟认为必须把这一点详细记录下来，作为一项附带的旁证，证明他头天晚上就几乎一个钱也没有了。米卡渐渐变得阴郁了。接着，在描述了他去找“猎狗”的那次旅行，和在烟熏的农舍里度过的那一夜之后，又一直说到了他怎样回城，说到这里，他并没有特别经别人请求，就详细说起他为格鲁申卡吃醋的苦恼感情来。大家沉静而全神贯注地听他说着，特别注意地弄清了这样一件事，那就是他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宅后，玛丽亚·孔德拉奇耶芙娜家里，早就设置了一个监视格鲁申卡的瞭望哨，还有斯麦尔佳科夫替他传消息；这事他们非常注意，并且记录了下来。他热烈而且全面地讲到他的醋意；虽然他把自己极隐秘的情感暴露出来“被大家耻笑”，内心里不免感到羞惭，但是为了做到真实不欺，显然在尽量克制这种羞惭。预审推事，特别是检察官在他供述时一直紧盯着他的目光中那种冷淡的严肃态度，最后弄得他心里很不舒服：“这个小孩子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我和他几天以前还谈论关于女人的傻话，还有那个痨病鬼检察官，都不值得我对他们讲这些事，”他的脑子里忧郁地这样想，“真可耻!”“忍着吧!驯顺下去，沉默下去吧!”他用这样一句诗作为结束，不再想下去。但他仍旧再次振作精神，以便继续讲下去。当他改换话题开始讲霍赫拉柯娃太太的事的时候，甚至重又愉快起来，甚至想特别讲讲新近有关于这位太太的一件与本案无关的小趣闻，但是预审推事止住了他，客气地请他转到“比较重要的话题”上去。最后，在描述了他大失所望的心情，讲到他从霍赫拉柯娃家中出来，甚至想“就是杀个什么人也要弄到三千卢布”的时候，人家又把他止住，记录了他“想杀人”的话。米卡一声不吭地听任他们记录。后来他讲到他忽然知道格鲁申卡骗他，他送她到萨姆索诺夫家去，她虽然亲口说她在老人家中要坐到半夜，却立刻离开了那里，说到这儿他忽然迸出一句：“诸位，我当时没有杀死那个费尼娅，只是因为我没有工夫。”这句话也仔仔细细记录了下来。米卡阴郁地接着说下去，刚开始讲他怎样跑进父亲的花园，预审推事忽然止住他，打开放在沙发上面他身旁的大公事皮包，从里面掏出铜杵来。
“您认识这个东西吗？”他给米卡看。
“啊，是的!”他阴郁地苦笑了一下，“怎么不认识呢？让我看一看……见鬼，不用了!”
“您忘了提到它了。”预审推事说。
“见鬼!我不应该瞒你们，想不提它是不成的，您大概在这样想吧？其实只不过是偶尔忘记罢了。”
“劳您驾仔细讲一讲，您是怎么用它做武器的。”
“好吧，诸位，我可以劳驾。”
于是米卡讲他怎样取了铜杵跑开。
“可是您准备下这家伙有什么目的？”
“什么目的？一点目的也没有!抓住就跑了。”
“既然没有目的，那拿它干什么？”
米卡心里气往上冲。他盯了这“小孩”一眼，阴郁而又恨恨地苦笑了一声，——他对他刚才这样诚恳而自愿地对“这种人”讲述他的吃醋的经过，越来越感到羞愧了。
“这倒霉的铜杵!”他突然迸出这句话来。
“但到底拿它干什么？”
“为了防狗才拿它的。夜里很黑，防备发生万一的事情。”
“您那么害怕黑暗，以前夜里出门的时候，也带着什么武器吗？”
“唉，真是见鬼!诸位，我简直没法子跟你们说话!”米卡恼火到极点地嚷了起来，转身向着书记，气得满脸通红，带着一种疯狂的口气，迅速地对他说：
“你就记录下来，马上记录下来，‘抓起铜杵，预备跑去杀死我的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当头一下’，你们现在满意了吧，诸位？开心了吧？”他用挑衅的神情盯着推事和检察官说。
“我们很明白，现在您的供词是在对我们生气并且对我们所提的问题发火的时候说出来的——这类问题您认为极琐碎，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检察官冷冷地回答他。
“哎呀，诸位!是的，我抓了一个铜杵，是的，为什么在发生这类事情的时候手里要抓点什么东西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抓起就跑了。就是这样子。真丢脸，诸位，就这样[16]，不然我真要起誓不讲下去了!”
他用肘支着靠在桌上，手托着头。他斜对着他们坐在那里，眼望着墙，努力抑制心里的恶劣情绪。他确实真想站起身来，宣布他不再说一句话：“哪怕立即处死也不说。”
“你们瞧，诸位，”他忽然勉强地控制着自己说，“你们瞧。我一面听你们说话，一面好像又做起梦来，你们瞧，我有时睡觉的时候老做一个梦，那样一个梦，我时常做，时常重复，梦见好像有一个人追我，一个我极为惧怕的人，在夜里、黑暗中追赶着，寻找我，我逃避他，躲在门后，或是橱柜后面，不顾有失身份地躲起来。最糟的是他明知道我躲在什么地方，但是故意假装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以便再折磨得我长久些，拿我的恐怖取乐。现在你们就是那样的做法!就像那样!”
“您常做这种梦吗？”检察官问。
“是的，我常做这种梦，您要不要记录下来？”米卡佯笑着说。
“不，不用记录，但是您的梦是很有意思的。”
“可现在已经不是梦!现在是现实，诸位，生活的现实!我是狼，你们是猎人，你们在那里猎狼哩。”
“您打这样的比喻是多余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十分温和地正要说下去。
“并不多余，诸位，并不多余!”米卡又暴躁起来，尽管显然由于突然发泄了一顿怒气，心里好过了一点，语气中逐渐恢复了善意，“你们可以不相信被你们的问题所折磨的犯人或被告，但是对于高尚的人，对于高尚的心灵流露(我要斗胆地这样说!)你们不能不相信，你们甚至没有权利不相信，不过：
沉默吧，心儿，
忍着吧，驯顺下去，沉默下去吧!
“嗯，怎么样？继续说下去吗？”他阴郁地打断了话头。
“自然喽!请吧!”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