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种怀疑是怎么来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一开始先从这个问题入手，“首先嚷嚷说斯麦尔佳科夫杀人的是被告自己，就在他被捕的时候。但是从他嚷出第一声，一直到目前法院开审为止，没有提出一件事实来证实他的指控，不但事实，甚至连多少符合人类理性的对某种事实的暗示都提不出。在这以后，支持这项指控的只有三个人：被告的两个兄弟和斯维特洛娃小姐。但被告的二弟直到今天，在病中，在发作了无可置疑的疯狂和脑炎的时候，才说出这个怀疑来，以前整整两个月内，我们清楚地知道，他完全赞同他的哥哥有罪的看法，甚至根本不试图找理由来辩驳。不过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专门谈它。同时，被告的三弟刚才也自己对我们说过，他并没有任何一点点事实可以证明他认为斯麦尔佳科夫犯罪的想法，这只是从被告自己的话里，‘从他的脸色上’加以判断。是的，这个惊人的证据刚才从他的兄弟嘴里说出了两次。也许，斯维特洛娃的说法甚至更加惊人：‘被告对你们说什么话，你们相信他好了，他不是撒谎的人。’这三个跟被告的命运密切相关的人用来指控斯麦尔佳科夫的事实证据，不过如此。但尽管这样对于斯麦尔佳科夫的指控却还是广为流传，以前有人赞成，现在也还赞成，可是对这种指控能够相信吗？能够想象吗？”
说到这里，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认为必须把已故的、“疯病发作时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斯麦尔佳科夫的性格稍稍介绍一下。他描绘他是个智力贫乏的人，有一点模糊的知识，但被那些他的头脑所无法理解的哲学思想弄得迷迷糊糊，并且为一些关于责任和义务的现代学说所唬住了，这学说是他在现实生活里从去世的主人，也许还是他的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不规则的生活上学来的，至于理论方面则从他主人的次子伊凡·费多罗维奇和他所做的各种奇怪的哲学谈话里得来。伊凡·费多罗维奇很乐意做这种消遣，大概是由于烦闷，或者是由于想要嘲笑而又找不到适当的对象。他自己对我谈到过他在主人家里最后几天的精神状态，”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解释说，“别人也做出同样的证词：如被告本人，他的兄弟，甚至仆人格里戈里，全是照理很熟悉他情况的人。此外，斯麦尔佳科夫受着羊癫风的折磨，‘胆小得像只母鸡’。‘他对我下跪，吻我的脚。’被告自己这样向我们说，那时候他还没有感到他这样声明对于自己多少有点不利。他用他那种特别的话形容说：‘他是一只害羊癫风的母鸡。’被告自己供出，他就是挑了这样一个人来做自己的心腹，把他威吓得只好答应做他的侦探和送信人。他充任这种埋伏在家里的暗探，背叛他的主人，把他有一包钞票的事，和怎样闯进主人屋里的暗号，统统都告诉了被告。不过他又怎么能不告诉呢？‘他会杀人的，我完全看得出，他会杀死我的。’斯麦尔佳科夫在预审的时候说，甚至当那时吓唬他的折磨者自己早已被捕，不能跑来惩罚他的时候，他在我们面前还是怕得浑身发抖。‘他随时都在疑心我，而我自己在满心害怕和战战兢兢的情况下，为了不让他生气，只好连忙把所有的秘密全告诉他，使他看出我在他面前是多么忠实，好让我活下去。’这是他亲口说的话，我记录下来，记住了：‘他有时朝我一吼，我当时就在他面前跪下来了。’显然，作为一位本来天性十分诚实，并因此获得了主人信任的年轻人，主人在他交还失落的钞票那件事情上看出他的诚实来了，不幸的斯麦尔佳科夫的心里不免感到万分痛苦，懊悔不该背叛了自己尊作恩人的主人。根据有经验的精神病医生的证明，害严重羊癫风的人总是有不断的，自然是病态的自怨自艾的倾向。他们时常为了在什么人面前，为了什么事情‘犯了错处’而感到痛苦，受到良心的煎熬，老是凭空夸大，甚至没来由地给自己想出各种的错处和罪名。而现在这样一个人果真出于害怕，又因为受人家的恐吓，犯了罪，做了错事。此外，他还深深地预感到，从正在他面前出现的情势看来，也真可能会发生什么祸事。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次子伊凡·费多罗维奇恰在灾祸发生以前动身到莫斯科去的时候，斯麦尔佳科夫哀求他留下来，但是由于他的胆怯的习惯，不敢用坚决明确的方式对伊凡表示自己的全部担心。他只能做一点暗示，但是人家没有了解他的暗示，应该注意的是他把伊凡·费多罗维奇看作他的保护人，似乎是只要他在家，就可以有保障，不会发生灾祸。你们记得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醉后来信里的词句：‘我要杀死老头子，只要伊凡离开了这里。’由此可见，伊凡·费多罗维奇的在家似乎对大家来说都是家里平静无事的保障。现在他走了，斯麦尔佳科夫差不多在小主人走后只一小时，就立即发作了羊癫风。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斯麦尔佳科夫受到恐惧和某种绝望心情的折磨，在最近几天里特别感到自己有马上发作羊癫风的可能，因为这病以前也总是在他精神上紧张和震惊的时候发作的。发作的日子和时刻自然无法预测，但是每个羊癫风病人都有可能预先感到发作的倾向。医学上是这样说的。伊凡·费多罗维奇刚坐车离开院子，斯麦尔佳科夫在所谓孤立无援的感觉之下，为家务事下地窖去，一边走下台阶，一边心想：‘我会不会发病？如果现在一发作，可怎么办呢？’就是由于这种情绪，由于疑虑，由于上面这样的问题，喉咙里突然**起来，这是羊癫风的先兆，接着他就一下子跌到地窖底上，丧失了知觉。而现在有人竟想在这极自然的事情上挖空心思找出一点疑窦，一点迹象，一点暗示来，说他是故意装病!但假如是故意的，那么立刻会发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抱着什么打算？出于什么用意？关于医学方面我暂且不讲，人家要说，科学是难以为凭的，科学常有错误，医生不能辨明真实和假装，好吧，好吧，但是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假装？是为了他预谋杀人，所以偏要用发作羊癫风来尽早预先引起家里人的注意吗？诸位陪审员，你们注意到没有，在发生犯罪的那个夜里，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家里，前后一共有过五个人：第一个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自己，但他总不会自己杀死自己，这是很明显的事；第二个是他的仆人格里戈里，但是他自己就几乎被杀死了；第三个是格里戈里的妻子——女仆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但说她是她主人的凶手简直是可耻的。这样说来，就只剩下两个人——被告和斯麦尔佳科夫了。但既然被告竭力说他没有杀，那么不用说，一定是斯麦尔佳科夫杀的，再没有其他出路，因为再找不到别的任何人，举不出任何别的凶手来了。显然，对于这个不幸的、昨天自杀的白痴所做的那种‘巧妙’的、惊人的指控，就是这么来的!恰恰就只是因为没有别人可以检举!只要对于任何别人，对于第六个某人，有一点嫌疑的影子，我相信连被告自己也会认为指控斯麦尔佳科夫是可耻的事，必定要指出那第六个人来的，因为指控斯麦尔佳科夫杀人实在是太荒唐了。
“诸位，我们抛开心理学，抛开医学，甚至抛开逻辑，只研究事实，单单只研究事实吧，我们可以看看事实对我们说什么？假定是斯麦尔佳科夫杀的，可是怎样杀的呢？是自己一个人，还是和被告同谋？我们先看看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是斯麦尔佳科夫一个人杀的。自然，既然杀了人，总得为了点什么，为了某种利益。但是既然像被告所有的那些谋杀的动机，如仇恨、吃醋等等，斯麦尔佳科夫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那么毫无疑问，他只能是为了钱财而杀人，为了劫取他亲眼看见主人装在信封里的那三千卢布。可是他既然起意谋杀，却还对别人，而且偏偏是像被告那样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说出关于银钱和暗号的一切情况：信封放在什么地方，信封上写了些什么，用什么包扎的，而且特别是，特别是关于进主人屋里去的‘暗号’。难道说，他这样做，是故意为了把自己暴露出来？或者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竞争者，让对方也想进去取得那个信封吗？是的，有人会说，他之所以告诉别人，是因为害怕。可是那是怎么回事？一个能不眨眼地做出这种肆无忌惮的野蛮罪行的计划，以后并予以实行的人，竟会把世上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只要他不提起便决没有人会猜得到的情况告诉别人吗？不会的，一个人无论怎样胆怯，只要起意要做这样的事，决不会对任何人说出这类的话，至少是不会说出关于信封和暗号来的，因为这等于预先把自己出卖。即使人家死逼他说出情况来，他也会设法想出些别的什么，撒一两句谎，而把这类的话瞒住不说的!反过来说，我还要重复一下，只要他不暴露关于银钱的事，那么杀人劫财以后，整个地球上就决没有人会指控他，至少没有人会指控他为谋财而杀人，因为除他以外谁也没有看见过这笔钱，谁也不知道家里会有这样一笔钱。即使有人指控他，也一定会认为他是出于别的什么动机而行凶的。但既然事先谁也看不出他怀有这样的动机，却反而看出他被主人所宠爱，为主人所信任，因此不用说，别人最不容易怀疑到他，而最容易怀疑到那些具有这样的动机，自己也嚷嚷有这样的动机，而且毫不隐瞒地向众人诉说这些动机的人。一句话，会怀疑被害者的儿子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这样，斯麦尔佳科夫杀了人，劫了财，而死者的儿子被指控，这对于杀人的斯麦尔佳科夫来说不是正得其所吗？可现在斯麦尔佳科夫在起意杀人以后，却竟事先会把关于银钱、信封和暗号的事情偏偏都去告诉德米特里，这合乎逻辑吗？这能叫人弄得明白吗？
“斯麦尔佳科夫预谋杀人的日子到了，可他却假装发羊癫风，摔了跤，为了什么？莫非首先是为了好让本来打算自己治病的仆人格里戈里看见没人看守，只好延期治疗，亲自来看守？其次是为了好让主人自己看见没有人保护他，生怕儿子进来(这点他并不隐瞒)，因此加深疑惧，更加强戒备？最后，尤其是为了好让人家立刻把为羊癫风所苦的他，斯麦尔佳科夫，从他一向远离别人独身居住，并且另有出入口的厨房，搬到厢房的另一头，格里戈里卧室里的隔板后面，离他们两人的床只三步远的地方吗？因为每当他犯了羊癫风，出于主人的吩咐和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的慈悲心肠，老早以来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他躺在隔板后面，为了装病装得像些，自然多半要不住呻吟，弄得他们俩整夜醒着(据格里戈里和他的妻子所供实际上也正是这样)，而这一切，这一切莫非会更便于他突然从**起来，跑出去杀死主人吗？
“但有人会对我说，他之所以装病，也许正是为了使人家把他当作病人，不想到他头上来，而他把关于银钱和暗号的事告诉被告，也正是为了好让被告忍不住自己跑来杀人，而等到他杀人劫财，逃之夭夭，也许还弄得沸反盈天，吵醒证人之后，那时候斯麦尔佳科夫就好起身离床，走了出去，嗯，出去做什么呢？就是走出去再把主人杀死一次，再去取已经被拿走的银钱!诸位，你们觉得好笑吗？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做这样的假设，但是你们能想象得到吗，被告所咬定的却正是这话。他说：‘在我已经从屋里走出来，把格里戈里打倒，闹了乱子以后，他起床走出去，杀了人，劫了财。’我也不必说斯麦尔佳科夫怎么能预先全都算到，全都未卜先知，对一切都了如指掌，而且恰恰算到这个恼火得发狂的儿子跑来以后，会单单只为了恭恭敬敬地向窗内张望一下，尽管知道暗号，却仍退了出去，却把到口的食全留给了斯麦尔佳科夫!诸位，我现在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斯麦尔佳科夫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做的案？请你们指出这个时间来，因为不这样就不能指控他。
“‘也许羊癫风是真的。病人忽然醒了过来，听见了喊声，就走了出去。’嗯，那又怎样呢？是不是他看了一下，就对自己说，让我去杀死主人？但是他怎么会知道里面所发生的情形，既然他在那时以前还一直躺在那里，人事不知？诸位，你们知道，幻想也总得有个限度!
“‘也许是这样，’细心的人会说，‘但要是他们两人同谋，一块儿杀人分赃，那又怎样呢？’
“是的，这的确是个很有分量的问题，而且首先，马上就可以拿出支持这个疑问的极大的佐证：一个动手杀人，承担一切，另一个同谋者蜷卧在床，假装发羊癫风，就是为了预先引起大家的疑惑，使主人、格里戈里提心吊胆。有趣的是这两个同谋者到底出于什么动机会想出这样疯狂的计划来呢？但是，也许这共谋在斯麦尔佳科夫来说并不是主动的，而可以说是被动的，不得已的。也许受了恐吓的斯麦尔佳科夫只答应对于谋杀不阻挡，但因为预感到人家会指控他纵容谋杀主人，不呼喊，不抗拒，所以预先请求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允许他到时假装羊癫风发作，躺在那里，‘你尽管去杀你的罢，与我不相干。’但即使果真如此，那也同样因为羊癫风一发，家里一定会引起慌乱，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预先见到这一层，也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这个主意的。不过我可以暂且让步，就算他能同意；但是结果仍是一样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终归是凶手，直接的凶手，是他起意杀人，而斯麦尔佳科夫只是被动的参与者，甚至还不是参与者，而只是由于惧怕才违背自己的意旨加以纵容。法庭是一定会区别对待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被告刚一被捕，就一下子把一切都推到斯麦尔佳科夫一人身上，只对他提出指控。并不指控他和自己同谋，却只指控他一个人，说这是他一个人做的事，他杀人越货，是他一手干的!既然两人立刻互相对咬，那又算是什么同谋呢？这是永远不会有的事。而且你们应该注意，这在卡拉马佐夫是极冒险的事：他明明是主谋，而斯麦尔佳科夫却不是，只是纵容者，作案时正躺在隔板后面，而他竟想把一切推在一个躺倒的人身上!那个躺着的人一生气，单单为了自卫也很可能会马上把事实真相说了出来。他会说，这是两个人都参与干的，不过我没有杀人，只是因为害怕才准许和纵容了他。因为斯麦尔佳科夫会明白，法庭一定会马上辨清他的犯罪的程度，因此他可以指望即使自己受到惩罚，也一定会比打算把一切推到他身上的主犯所得的刑罚要轻得多。但要是果真这样，他不用说是一定会直供出来的。然而我们并没有看见这种情形。斯麦尔佳科夫一点也没有露出同谋的话，尽管凶手曾坚决地把他指控出来，一直指控他是唯一的凶手。不但如此，斯麦尔佳科夫在预审的时候反而坦白说，是他自己把关于装钱的信封和暗号告诉被告的，要是没有他，被告将毫无所知。假使他们果真同谋犯罪，他会不会在预审的时候这样轻易地说出这话，说一切都是他自己告诉被告的呢？相反，他必然会一味抵赖，把事实加以歪曲和缩小。但是他既没有歪曲，也没有缩小。只有无罪的人，不怕人家指控他同谋的人，才能这样做。现在他由于羊癫风和不久前爆发的这桩祸事，害起了病态的忧郁症，竟在昨天上吊自杀了。死后留下了用他那种特别的文体写的一张纸条：‘我出于自觉自愿，消灭了自己的生命，与他人无涉。’是的，最好他在纸条上再添上一句：凶手是我，不是卡拉马佐夫。但是他并没有添上。他的良心对一件事情敢做，而对于另一件事情却不敢吗？
“可怎么回事呢，刚才又有三千卢布缴到了法庭上，据说，‘这就是原来装在物证桌上放着的那只信封里的钱，是昨天从斯麦尔佳科夫手里拿到的。’但是诸位陪审官，你们自己也记得刚才那幅悲惨的图画。详细情形我不再复述，但我要挑选其中两三个最不重要的情节来说一说我的看法，正因为它们不重要，所以不是每个人想得到，而且是容易忽略的。第一，还是那套话：斯麦尔佳科夫由于受良心谴责，昨天把钱缴回，自己悬梁自尽了(因为没有良心的谴责，他是不会交出钱来的)。而且不用说，他自然是在昨天晚上才第一次对伊凡·卡拉马佐夫承认他的犯罪，就像伊凡·卡拉马佐夫自己宣称的那样，要不然后者为什么一直缄口不言呢？那么说，他确实是做了坦白，但我又要重复一句，既然这样，既然他明知明天就将对无辜的被告进行可怕的审讯，那他又为什么不在他临死的那张字条里向我们宣布出全部的事实呢？光是钞票不能算作证据。比方说，我和在这大厅里的另外两个人，就在一星期以前完全偶然地得知一桩事实，那就是伊凡·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曾把两张年息五厘的五千票面的库券，一共一万卢布，寄到省城里去兑现。我说这话的意思是钱在一个时期内是大家都可能有的，缴出三千卢布，并不能完全证明它就是那笔钱，就是从某个抽屉或信封里拿出来的钱。还有，伊凡·费多罗维奇在昨天从真正的凶手那里得到那样重要的消息，却竟会抱着若无其事的态度!为什么他不立刻告发呢？为什么他要拖延到第二天早晨呢？我以为我有权这样猜测：一星期来他的健康失调，曾对医生和他的亲近的人承认他常看见幻影，遇到已亡故的人们，他当时已处于发作脑炎的前夜，而今天果真发作了。在这种情况下出其不意地听到斯麦尔佳科夫自杀的消息，便突然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人已经死了，可以把事情推到他身上来拯救兄长。钱我有，只要拿出一叠来，说这是斯麦尔佳科夫临死时交给我的就行了。’你们会说，这是不光明的事；虽然诬赖的是死人，撒谎总是不光明的，即使是为了救兄长也一样。这话也对，但如果他的撒谎是无意识的呢？可能他自己就这样认为，因为他由于仆人暴卒的消息已完全丧失了理智。你们刚才看见过那种情景，看见过这人处在什么状态下。他站在那里说话，但是他的理性在哪里？就在这脑炎病人的供述以后，出现了一个文件——被告给维尔霍夫采娃小姐的信，是他在犯罪前两天所写，把犯罪的详细计划都预先说了。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寻找另一个计划和它的编制者呢？事情是完完全全照着计划实行的，而实行的人就是它的编制者，决不是别人。是的，诸位陪审员，‘完全照所写的那样实行了!’他根本没有恭敬而小心地从父亲房间的窗户那里跑开，尤其是因为他深信他的情人就在房里。是的，说他走开了是荒诞不经的，他确实走了进去，把事情了结了。他大概刚一看见他不共戴天的情敌，就怒火中烧，在激怒中杀了他，他也许是一下子，一挥手，用铜杵杀的。但杀了之后，经过详细的搜查，虽明白了她并不在那里，却仍旧不忘记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拿出装钱的信封，它的撕碎了的空套现在就和其他物证一起放在桌子上。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让大家注意到据我看来极具特征的一桩事实。假使他是有经验的凶手，蓄意劫财的凶手，他会把空信封留在地上，像在尸首附近发现时的那个样子吗？假使这是斯麦尔佳科夫为了劫财而谋杀的，他一定会直截了当把信封带走，不必费事站在尸首旁边把它拆开来，因为他早就知道信封里是钱，那本来是当着他的面装进去封好的，假如他把信封完全带走，那就谁也不会知道是不是发生过劫财的事了。我问你们，诸位陪审员，斯麦尔佳科夫会不会这样做，他会不会把信封留在地板上呢？不，会这样做的正是一个已经失了理性的发狂的凶手，这凶手不是贼，在这以前从来没有偷过东西，现在从床垫下抢走钱时也并不像在偷东西，而只是在向偷东西的贼那里拿回自己的东西，因为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对于这三千卢布恰恰是这样想的，这种想法使他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所以现在他抓到了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信封时，就撕了开来，看看里面有没有钱，然后就把钱朝口袋里一揣，跑了出去，甚至想也没有想到他在地板上给自己留下了极大的罪证，就是那个撕碎了的空信封。原因全在于那是卡拉马佐夫，而不是斯麦尔佳科夫，所以才会没有想到，没有考虑到。他哪里还顾得到这些!他跑了出去，他听到追他的仆人的呼喊，仆人抓到他，阻拦他，但被铜杵打倒了。被告出于怜悯的情感跳下来看他。请想想看，他竟忽然告诉我们他当时跳下来是出于怜悯，出于一种同情心，为的是看一看能不能救护他。请问，那是表现这种同情心的合适时刻吗？不，他所以跳下来，就是为了弄明白：他的罪行的唯一的证人是不是还活着？一切别的情感，一切别的动机都是不自然的!你们要注意，他在格里戈里身边忙了好一会儿，用手帕擦拭他的头，在确信他已经死了以后，才像丧魂失魄似的，带着满身血污，又跑到他的情人家里去。他怎么会不考虑到自己满身血污，会立刻被人发觉呢？但是被告自己告诉我们，他甚至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满身血污。这是可以相信的，这是十分可能的，在这种时候犯罪的人总是这样。一方面精明得像魔鬼，另一方面又毫无头脑。在这时候他念念不忘的只是她在哪里。他必须赶快知道她在哪里，因此他跑到她家去，才知道了一个对他来说是突如其来的惊人的消息：她到莫克洛叶去会她‘以前的’‘无可争议的’那一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