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不宽容，就像古代的高卢一样，主要有三种：懒惰造成的不宽容、无知造成的不宽容、自私自利造成的不宽容。
第一种或许是最普通的一种。在每个国家、社会各个阶层都会存在。在小村庄和历史悠久的城镇极为常见，而且还不仅限于人类。
我家里的那匹老马，在科雷镇温暖的马厩里平静地生活了二十五个年头，可它并不喜欢韦斯堡同样舒适的马厩。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一直生活在科雷镇，熟悉这里的每个柱子和石头，每天漫步在康涅狄格风景优美的环境中，不会有什么陌生的东西让它感到恐慌。
科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波利尼西亚群岛已经消失的语言，可惜猫、狗、马和驴的语言被忽视了。如果我们能明白叫杜德的老马对科雷镇的老邻居们说了些什么，那一定是马的不宽容精神的大爆发。杜德已经不再是个小马驹，它的各方面已经定型。它的各种习性在多少年前就已形成，在科雷镇的习惯、方式对它来说都是合适的，而韦斯堡镇的习惯、方式就是不对的，直到生命结束，它都会这样认为。
正是这种特殊的不宽容，让父母们不赞成孩子们的愚蠢行为，出现向往“过去那种好日子”的荒唐事情；让野蛮人和文明人都穿上了难受的服饰；让世界充满了大量荒唐无用的东西；把具有新思想的人变成了人类的敌人。
不过，这种不宽容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害处。
迟早，我们都会被这种不宽容束缚起来，遭受折磨。在过去的年代里，这种不宽容曾让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不过，这也让大片大片无人居住的地方成了永久居住地，否则，这些地方仍然是荒野一片。
第二种不宽容更为严重。
单凭他对事实一无所知这一点来说，无知的人就很危险。
如果他试图为自己缺乏智慧而大找借口的话，他就更为可怕。因为，他在自己的灵魂中搭起了一座坚实的独善堡垒，他站在这个堡垒的最高处，藐视一切敌人，质问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活在这个世上。
遭受这种苦恼的人既无情也很卑鄙，因为他们经常处于恐惧之中。他们很容易变得残酷，并以折磨那些有冤屈的人们为乐。正是从这伙人当中，冒出了上帝“特选子民”的奇异念头。这种妄想者们，总是认为自己和看不见的上帝之间有着某种关系，以此增大自己的勇气。这样他们的不宽容似乎就得到了神的支持。
例如，这样的人从来不会说，“我们想绞死丹尼·狄威，因为我们觉得他威胁了我们的幸福，因为我们十分痛恨他，因为我们想绞死他。”哦！不不！他们凑到一起召开秘密会议，共同商讨丹尼的命运，为此他们要策划几个小时、几天，甚至几周。最终，宣读判决的时候，可怜的丹尼，他只犯了很小的盗窃罪，却被认定为一个非常恐怖的人，说他居然敢冒犯神的意志。因此，对他的处决也就成了神圣的责任，也为这些法官带来了莫大荣誉，因为这些法官敢于给撒旦的同伙定罪。
那些和蔼而心地善良的人们，和那些野蛮嗜血的人一样，很容易陷入这些极其致命的妄想。这是历史学和心理学上的一个常识。
那些张着大嘴、开心地看着上千名可怜的殉道者受到残忍折磨的人，肯定不是犯罪分子，他们是体面虔诚的普通百姓。他们认为，在他们的神灵看来，自己正在做着非常值得称赞的事情。
假如有人向他们提起宽容，他们会认为这是不体面地承认自己的道德软弱。或许他们很不宽容，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这个事实引以为豪。因为，你看，在寒冷潮湿的清晨，丹尼·狄威站在那里，穿着橙黄色的衬衣和点缀着小魔鬼的裤子，他缓慢地向前走着，走向大市场的绞刑架。而他们，绞刑一结束，就会回到舒适的家中，美餐一顿。
这还不足以证明他们所想和所做的是正确的吗？
要不然他们能是旁观者吗？怎么不颠倒一下二者的位置呢？
当人们确信他们自己的思想就是上帝的思想，也不能理解自己怎么可能是错的时，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推理也是很难回答的。
第三种不宽容是因为自私自利引起的。当然，这实际是一种嫉妒，就和出麻疹一样普遍。
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教导人们，单靠杀十几头牛和羊并不能得到万能上帝的恩宠。神庙里靠着祭祀而生活的那些人便开始公开反对他，认为他是危险的革命者，并在他还没有对他们的主要收入造成持久损害前，就让人处死了他。
圣徒保罗几年前来到以弗所，并在那里宣扬新的信条，但是，威胁了珠宝商的生意，这些珠宝商因为销售戴安娜女神像而获利匪浅。金匠行会差点动用私刑处死这位不受欢迎的来犯者。
从那以后，依靠既有崇拜方式生存的人，和那些宣扬新思想的人之间，便开始公开宣战了。
在讨论中世纪的不宽容时，我们应该记住，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三种不宽容中的一种。更多的时候，在我们关注的那些迫害案件中，我们发现这三种不宽容形式同时存在。
一个组织，拥有大量财富，统治着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拥有成千上万的农奴，就会把全部的精力和怒气，发泄在一群想建立一个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国”的农民身上，这是极其自然的。
这种情况下，消灭异端就成了一种经济上的需求，属于第三种形式的不宽容，即自私自利引起的不宽容。
但是，当我们开始考虑另外一群人，即受到官府重压的科学家的时候，问题就变得极其复杂起来。
为了弄清基督教会对待那些企图揭示自然秘密的人为什么态度蛮横，我们得回到很多世纪以前，研究一下公元后的最初六百多年间，欧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野蛮人的入侵如洪水般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浑浊的污水中还零零碎碎地存在着几片古罗马国家制度的残片。但是，古罗马城墙里的社会已经没有了踪影。他们的书籍被浪潮卷走，他们的艺术被遗忘在无知的泥土之中，他们的收藏，他们的博物馆，他们的实验室，他们长期积累起来的科学文献，所有这一切成了来自亚洲腹地的野蛮人篝火中的柴草。
我们有一些十世纪图书馆的书目。西方的人们几乎没有希腊的书籍，这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希腊书籍确实彻底消失了。当时的学者如果想了解一下古代思想，也只能找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著作中某些章节的译文（翻译得很糟糕）。如果他希望学希腊语，也根本没有人能教他，除非拜占庭出现了神学争议，把一些希腊僧侣从他们的居住地赶出来，迫使他们在法兰西或者意大利寻找临时避难所。
拉丁书籍倒是很多，但是，多数都是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的。仅存的一些古典著作手抄本，因多次传抄而失真，内容几乎没人可以理解，除非他研究了一辈子的古代文学。
至于科学方面的书籍，除了一些简单的欧几里得几何问题，在图书馆里根本找不到任何东西。更令人遗憾的是，也没有人想寻找这方面的书籍。
那些统治世界的人们用敌对的眼神看待科学，他们不鼓励人们在数学、生物学、动物学方面的独立科学研究，更不用说医学和天文学研究。医学和天文学彻底衰落，已经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对于一个现代的人，他根本无法理解这样的事情。
作为生活在二十世纪的我们，无论对与错，都会相信进步这一思想。我们并不知道能否让这个世界更完美，但是，我们认为尝试就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是的，有时候，这种“世界必然进步”的信念，似乎成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信仰。
但是，中世纪的人们不会，也不可能和我们有这种同样的看法。
希腊人曾梦想有一个充满美丽而有趣的事物的世界，可这个梦想持续的时间太短了。它被这个国家不幸的政治灾难所摧毁，使后来几个世纪的多数希腊作家都成了悲观主义者，他们凝视着曾经一度是幸福家园的废墟，凄惨地认为人间所做的任何努力没有任何结果，不过是一场空！。
另一方面，古罗马的作家们则从近千年的历史中得出结论，他们发现人类发展有某种上升趋势。古罗马的哲学家们，尤其是伊壁鸠鲁派，他们满怀喜悦地教育年轻一代，准备迎接一个更幸福更美好的未来。
不久，基督教出现了。人们的关注中心从这个世界转到了来世。人们立刻坠入了绝望、听天由命的黑暗深渊之中。
人最初是邪恶的，他的本性和偏好都是邪恶的。他在罪恶中孕育，在罪恶中出生，在罪恶中生活，就连他死的时候也在忏悔自己的罪恶。
但是，古代的绝望和这种新的绝望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区别。
希腊人认为他们比自己的邻居们更聪明，受的教育也更好。他们很同情那些不幸的野蛮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狂妄地认为，自己是宙斯的“特选子民”，和其他民族不同。
但是，基督教从来没有脱离他们自己的先人。基督教徒把《旧约全书》作为自己信仰的圣书之一，他们继承了难以置信的犹太教义，即认为他们和其他民族是不同的，只有那些承认某种正式存在的信仰的人才能获得拯救，而其他人注定要走向毁灭。
当然，这种思想对那些缺乏谦卑精神，以为自己是千百万人中的宠儿的人，具有巨大的直接利益。在那些十分艰难的岁月里，这种思想把基督教徒变成联系密切、相对独立的小团体，独自漂流在异教的汪洋大海之中。
这片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延伸的海洋上的其它地方，都发生了些什么，对于特土良、圣徒保罗，以及其他忙着把基督教思想写进书本的作家们，根本不需要关心。他们希望只最终到达安全的彼岸，在那里建设他们的上帝之城。同时，其他那些在充满荆棘的路上奋斗着的人们想做些什么，他们同样漠不关心。
因此，他们为自己创造了新的关于人类起源和时空界限的理论。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这些神秘现象都发现了什么，他们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们真诚地相信，所有的一切旧有价值体系都将因耶稣的诞生而烟消云散。
比如，我们的地球问题。
古代的科学家们认为，地球是众多星球的一个。
基督教徒则彻底否认这种思想，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所居住的小盘子就是宇宙的中心。
上帝创造地球，是为了给一个特殊的小群体提供栖身之所。这一点在《创世纪》第一章中说得很清楚、很全面。
当要说明这群受到偏爱的人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多长时间时，问题就有点复杂了。各方面的证据表明世界十分古老，地下有被掩埋的城市，有已经灭绝的大怪兽，还有植物化石。这一切可以被驳倒，可以被忽略，可以被否定，而这之后，建立一个创世纪的具体日期也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了。
在这样的宇宙之中，一切都是静止的，它起始于某年某天某时，将会在某年某天某时终结。它只是为了某个宗教教派而存在的。在这样的宇宙中，根本没有探索奥秘的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化学家---他们只重视普遍原则，在研究时空领域时，希望在永恒和无限这两个概念之间获得一个平衡。
确实如此，很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说，从内心里自己是基督教会的虔诚子民。但是，那些真正的基督教徒更清楚，一个人如果真心对宗教奉献爱和虔诚，他就不该知道这么多，或者拥有这么多书籍。
只有一本书就已足够。
这本书就是《圣经》，里面的每个字母，每个逗号，每个冒号，每个惊叹号，都是受到神灵启示的人所写下的。
如果伯利克里时代的希腊人被告知，据说有一本圣书，书里有没整理好的民族史碎片，真假难辨的爱情诗，有些癫狂的先知描绘的虚幻景象，还有整章整章恶毒的诅咒，被诅咒的人，只是因为某种原因，被认为冒犯了亚洲部落的某个神灵，那么，希腊人会觉得好笑的。
但是，三世纪的野蛮人非常崇拜这些“文字”，这对他而言，就是最神秘的文明。教会经多次会议商讨后，把这本很特别的书推荐给他，说书中没有任何错误、瑕疵和纰漏。他痛快地接受了这本宝书，认为它汇集了人类所知晓或希望知晓的一切。从此，他也加入了人流，指责和迫害那些敢于藐视天国，研究范围超越摩西和以赛亚的人们。
那些愿意为了原则而牺牲的人总是少数。
同时，就某些人而言，渴望知识也是压制不住的，他们必须要为自己被压抑的精神找到发泄的渠道和途径。在这种好奇和压制的冲突之间，产生了矮小羸弱，结不出果实的知识之树，这就是人们后来所熟知的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产生于八世纪中期。当时，法兰克“矮子”国王庇平的妻子贝尔莎生了一个儿子，他比善良的路易王更有理由被当做法国的庇护圣徒。路易王让他的子民花了八十万土耳其金币的赎金，为此，他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宗教裁判所，以回报他的臣民的忠诚。
当这个孩子接受洗礼时，取名卡罗勒斯。我们在很多古代宪章的下面都可以看到签着这个名字。签名有点儿潦草，或许因为他不擅长写字。他很小的时候就学习了法语和拉丁语，但是，当他开始练习写字的时候，由于他的手指在跟俄罗斯人和摩尔人交战过称中得了严重的风湿，不得不放弃练字。他找了当时最好的书记员来给自己当秘书，负责书写工作。
这个长期征战边疆的老兵，在五十年里穿了两次“城市人穿的服装”（即罗马贵族长袍），他为此深感自豪。他非常了解学习的意义，几乎把皇宫变成了太子和官宦子弟的私家大学。
这位西方的新皇帝非常喜欢花时间消遣，他的周围总是名流云集。他很尊重学术上的平等，并为此放弃尊严，像一个普通的教会信徒一样积极参加讨论，甚至允许那些卑下的教授们反对自己的观点。
但是，当我们审视他们有兴趣讨论的问题时，我们不禁联想到新泽西乡村中学辩论队所选的辩论题目。
至少可以说，他们非常天真。在公元800年正确的东西同样适用于公元1400年，这并不是中世纪学者们的过错，他们的大脑和二十世纪的学者们一样敏捷。如果你给当代的化学家或医生充分的研究自由，但条件是，他们不能违背1768年第一版《大英百科全书》中的化学知识和医学知识（化学在当时实际上是一门不知名的学科，而外科学和屠宰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你就明白中世纪学者们的处境了。
结果是，尽管中世纪科学家很聪明很有才能，但是，实验领域很有限，就像把一个劳斯莱斯的发动机安在了一台廉价小汽车上。一旦他踩下油门，就会发生无数次车祸。但是，如果他不敢冒险，而是按照交通规则驾驶这个新发明，他就有点可笑了，因为这样不仅浪费了巨大能源，还哪里也去不了。
当然，这些人中最优秀的人，对他们被迫遵守的速度限制，是受不了的。
他们用尽可能的方法逃避教会无休止的监视。他们写下了宏篇巨著，努力证明恰恰是他们不赞成的东西，以此暗示他们实际想说的东西。
他们说着故弄玄虚的话；他们穿着奇异的服饰；他们在房顶上挂满鳄鱼；他们摆满架子的瓶子里，都装着怪物；他们把散发难闻味道的植物放在炉子上。这样，他们就吓走了那些从前门来的邻居，同时获得一个不会干什么坏事的疯子的名声，于是，他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不必对他们的思想承担什么责任。逐渐地，他们就发展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学伪装体系，即便在今天我们也很难弄清楚他们的实际意图。
几个世纪以后，新教徒们对科学和文学所展现的不宽容，和中世纪教会十分相近，但是，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话题。
那些伟大的改革者们可能会强烈批评和诅咒这些人的内心思想，但他们很少把恫吓变成积极的镇压行动。
另一方面，罗马教会不仅有能力消灭异己，而且每当形势需要，就要淋漓尽致地运用这种能力。
我们中有些人，喜欢对宽容和不宽容的神学价值进行抽象思辨，对于他们来说，上述区别似乎很细微。
对于那些可怜的家伙而言，这确实是个问题，他们要么改弦易辙，要么在公开场合接受鞭笞。
如果他们没有勇气说出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而宁愿浪费时间专门玩《启示录》中提到的动物名称字谜游戏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对他们太苛刻了吧！
我十分肯定，如果是在六百年前，我是绝不敢写这本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