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哲学家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作金岳霖，字龙荪，生于湖南长沙，在清华大学号称“清华三荪”之一。
据说金岳霖自幼天赋异禀，聪明异常，有一次居然在梦中背“四书”，小小年纪就考进了清华。1914年毕业，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近十年，所学专业由经济政治转为许多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哲学。他按照当时风行的“清华、放洋、清华”的人生模式，于欧洲归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
回国后，金岳霖在哲学系当系主任。这个系最初只有一位老师，就是他金岳霖，也只有一位学生，就是沈有鼎。那时候，金岳霖只有三十出头，可以说，他是现代中国哲学和逻辑学的开创者和传播者，第一个在中国系统地介绍西方逻辑学，也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自己完备的哲学体系。
在外人看来，逻辑、哲学等学问枯燥乏味，了无乐趣，研究起来肯定是一个苦差事。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要研究逻辑，金岳霖的回答出人意料：“我觉得它很好玩。”在金岳霖看来，逻辑、哲学等学问非但不枯燥乏味，反而乐趣满满，“好玩”成了金岳霖痴迷于哲学、逻辑学的唯一动力。
好友徐志摩这样形容金岳霖研究逻辑学、哲学时的精神状态：“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这位诗人描述金岳霖对哲学研究的痴迷程度，颇为传神。金岳霖自己也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比梁思成大六岁，比林徽因大九岁。由于受欧美文化的熏陶，金岳霖的生活已相当西化。重返清华后的金岳霖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一粒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高贵的男士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加上一米八几的高个头，可谓仪表堂堂，极富绅士风度。而超然物外，视名利金钱如粪土，是金岳霖的典型名士特性。
他的一个学生这样回忆：金先生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投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
金岳霖早年留学学政治学，对政治学理论有独到的见解。他的博士论文在半个世纪以后仍有国外学者在引用。他精通英文，平时用英文思考哲学问题。他能准确地分辨出英国不同地区的发音，他用英文写的散文曾被大学外语系选作范文。他喜欢诗词，不仅能背诵许许多多古代诗词名篇，还能对古代诗词作品作出令方家叹服的评论。他擅作对联，常把朋友的名字嵌入联中，浑然天成，令人叫绝。他对绘画有很高的鉴赏力，尤其对山水画的布局和意境问题有深刻的理解。
金岳霖还酷爱京剧，家中收藏许多名角的唱片。他说看看唱片仿佛就听到了声音，他自己也能唱。他爱好打网球，穿着高档的网球运动员服很像专业运动员，当年曾在巴黎一次留学生网球比赛中荣获亚军。他还参加过级别很高的斗蛐蛐比赛，用一只九厘八的红牙黑打败了一分重的名星翅子。他认为斗蛐蛐涉及高度的技术、艺术和科学。他还是一位美食家，能对中国菜以及英法德意美等国菜的不同特点说得头头是道，能分辨出许多种不同的甜，而他最为欣赏的是“杂在别的东西里面的甜”。
在逻辑和哲学天地里，金岳霖是逻辑思维异常清晰、哲理分析能力特别强的人；而一旦离开这块天地，他则有如孩子般天真单纯。由于老金在日常生活中名士气或书呆子气太重，在当时的北平学术界流传着许多令人捧腹的趣事。
1925年11月，金岳霖回国，他的美国女朋友秦丽莲（LilianTaylor）也随同来到北京。1926年，经赵元任介绍，金岳霖到清华接替教席。他不住在校内，而是与秦丽莲住在北平城内。
那时，金岳霖酷爱养大斗鸡，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缸。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素，与鸡平等共餐。有一天，金岳霖忽然给赵元任家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家里出了事，请在日本学过妇产科专业的赵太太杨步伟赶快过来帮帮忙。杨步伟问有什么事，金岳霖说非请你来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你们吃烤鸭。当时，随同金岳霖一同回国的还有他的同居女友秦丽莲。据说这位洋小姐“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家庭生活”。于是杨步伟猜想是老金的女友秦丽莲怀孕了想打胎，便回金岳霖说犯法的事情自己可不做。金岳霖说大约不犯法的吧。
待杨步伟和赵元任两个人赶到金岳霖家，是秦丽莲小姐来开的门。杨步伟便使劲儿盯着她看，金岳霖迎出来说：“赵太太你真来了，这下我可放心了。”杨步伟问有什么要紧事。金岳霖一本正经地告诉她，他有一只母鸡，有个蛋三天生不下来，现在难受得满园子乱跑，请杨动手术给取下来。赵元任夫妇听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等把鸡捉来一看，沉沉的身子竟然有十八磅重。那个罕见的超重大鸡蛋卡在鸡尾后，已有一半露在外面。杨步伟稍稍用手一掏就万事大吉了。而那掏出来的鸡蛋大得已经像一个葫芦了。金岳霖先生见状愁眉方才舒展开来，如释重负。他说自己天天给它喂鱼肝油。杨步伟大笑说鸡也和人一样，有孕时吃得太多太油，胎儿太大就难产。母鸡的主人金岳霖先生赞叹杨步伟的妙手回春，坚持要送她一块匾。杨步伟要他不要胡闹，几个人于是大吃了一顿烤鸭。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他居然会忘记自己的名字。据金岳霖自己回忆说：“有一次，我打电话给陶孟和，他的服务员问‘您哪儿’。我忘了，答不出来，我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我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我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我只好请教于王喜，他是给我拉东洋车的。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没有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就提醒我了。”后来，金岳霖听人说潘梓年在重庆时要给人签名，一下子恍惚记不起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告诉他姓潘，可光一个姓还不足以提醒他，潘梓年又大声问：“阿里个潘呀？”是说潘什么呀？金岳霖先生闻听此事，不禁释然，原来还有比自己糊涂得更厉害的人。
金岳霖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西南联大时期，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昆明金鸡巷，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从文就在那里办文学讲座。有时，沈从文会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讲。有一次金岳霖也被拉去搞讲座，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从文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岳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一时间，满座为之莞尔。
西南联大时期，金岳霖仍在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他的学术著述不多，仅有《逻辑》《论道》《罗素哲学批判》和《知识论》等寥寥几种。但其著作的学术含量之高、学术体系之完备、原创思想之丰富世所罕见。他最早的一本书《逻辑》出版后，哲学家贺麟誉之为“国内唯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早年曾在西南联大求学过的逻辑学家殷海光与金岳霖有师生之谊。他读过后赞誉说：“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有一次，殷海光和人聊天，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本《逻辑》，立即拿起此书说：“就拿这本书来说吧！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也仅仅就这本书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突然，他把这本书往桌上重重一扔发出“嘭”的一声，说：“你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在一个静寂的黄昏，殷海光随金岳霖散步时，说现在各派思潮的宣传都很凶，不知哪派是真理。金岳霖稍做沉思说道：“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问：“那么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答曰：“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句话成为照亮殷海光后半生的明灯。
后来远走海外的学者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恩师金岳霖对他的深刻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
金岳霖后来又精心写作了《知识论》，这是他穷尽毕生心血完成的力作。书成后，金岳霖异常珍爱。有一次他跑警报，特地把书稿也带上，而且席地坐在书稿上。直到天黑，警报才解除，他这才回去。回来一想：坏了，书稿丢了！再回去，掘地三尺地找，可就是找不见了。金岳霖绝望了，他痛不欲生，可是他也不能就此轻生呀！后来，他终于平心静气，咬咬牙，居然又把这几十万字的东西重写了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哲学家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书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近四十年之后的1983年，此书终获出版。而金岳霖已近生命之终点。他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知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构建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不仅是中国现代哲学的重大收获，也是民族哲学的翘楚。冯友兰的评语则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自然是指道家始祖老子李耳，他曾骑青牛西行，著五千言《道德经》而去。“白马”指名家的公孙龙，以“白马非马”的逻辑诡辩著称。冯友兰这里是称赞金岳霖的学术水准，超越了历史上的那些先贤大哲。学者张申府曾这样评价金岳霖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在中国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
哲学家冯友兰回忆20世纪30年代的金岳霖时，认为他才是真正深得魏晋风流的人物：“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我认为，金先生是嵇康风度在现代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