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美貌、有才华的女子，往往也是个性凌厉的女子。林徽因也是如此。
所以，若以《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来比喻的话，她更像是伶牙俐齿、心性高傲却个性凌厉的林黛玉，而不是八面玲珑、人情练达得圆熟通融的薛宝钗。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后来，她发现有个专写“花边文学”的男作家叫林微音。“微音”与“徽音”字形读音都相近，林徽因担心人们会弄混，决定改名。她征询弟弟林宣的意见，听林宣说有个朋友的女儿叫“筠因”。林徽因拍案叫好，从此改“音”为“因”。
她说：“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误为林微音的，只怕日后把他的作品错当成我的。”可见她的自负。出身世家望族，少女时代就出洋留学，受到良好的中西文化教育，又有着天生姣好的容貌，过人的才华，特别是所到之处如众星捧月般的受宠，让林徽因显然得格外出众，也很容易让她自视甚高，蔑视流俗。这样的一个女性容易让其他传统女性相形见绌，也很容易使他人产生误解乃至嫉妒。
林徽因的好友李健吾对这一点看得很透彻，曾经说她：“绝顶聪明，又是一副炽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则是：“她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感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1943年初，林徽因读过李健吾《文学季刊》上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极为赞赏，随即致信李健吾约来“太太客厅”晤面。从此两人成为文学知交。林徽因借鉴意识流手法创作了小说《九十九度中》，有些大学教授竟然都读不明白。为此，李健吾写出了与小说同题的评论，热情称赞林徽因：“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上。”并指出：“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
在李健吾的回忆文章里，没有把林徽因描绘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佳人，而是还原出一个更加真实、更富有个性的女子。他曾听林徽因亲口讲起这样一件得意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林徽因当时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京，便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
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写于1933年10月17日，从10月2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开始连载。这年的10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及云冈石窟结束，刚刚回到北平。尽管小说所写的地点、人物和林徽因的文化沙龙不完全一样，但是影射痕迹仍然十分明显。一篇小说，引出一瓶陈醋，林徽因与谢冰心从此结下了心结。
林徽因与冰心的祖籍同为福州，算是同乡。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和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出国之前同在清华念书，而且曾住在一个宿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窗。1925年暑期，已是恋人关系的冰心与吴文藻到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梁思成与林徽因也双双来到康奈尔大学访友。他乡遇故知，而且还是同窗加同乡的关系，四个人在绮色佳美丽的山川秀水间谈天说地，林徽因与冰心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生活照。但是林徽因和冰心虽同为接受西式教育的中国女性，但性格、价值观、处事方式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让她们最终形同陌路。抗战期间，林徽因与冰心两家都流亡西南，同在昆明居住了近三年，早期住处距离很近。冰心先后住螺蜂街与维新街，林徽因住在巡津街，步行只需十几分钟，但从未发现二人有交往的经历。
徐志摩遇难后，冰心给老朋友梁实秋写信，这样谈论：“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我仍是这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志摩的诗，魄力甚好，而情调则处处趋向一个毁灭的结局。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
冰心在信中为徐志摩鸣不平，认为女人利用了他，牺牲了他。虽未明说是谁，但也会让人联想到林徽因。徐志摩曾经说“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他不顾家室狂热追求林徽因，人尽皆知。徐志摩为了听林徽因的报告而在大雾中乘飞机，在当时也流传甚广。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曾说徐志摩遇难后，舆论对林徽因有过不小的压力。
有趣的是，冰心在晚年并不承认《我们太太的客厅》写的是林徽因，在公众场合提到林徽因也多语气平和。1987年，冰心在谈到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女作家时曾提到林徽因，并说：“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1992年6月18日，冰心在和几位作家谈到文学作品不应该对号入座后，忽然讲到《我们太太的客厅》，说写的并不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这大概是冰心老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在和一些学者朋友谈到冰心时，却是“怨气溢于言表”。一次，作家柯灵主编一套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他极为赞赏林徽因，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但多时不得如愿，原因就在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梁从诫为此不肯授予版权。可见，林徽因与谢冰心关于“太太客厅”的心结，并非空穴来风。
除了冰心外，林徽因与另一位极有才华的女作家凌叔华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凌叔华出身名门，是“五四”时期众多走出闺门，接受新思想，以新眼光审视周遭世界的女作家之一。20世纪20年代，凌叔华对于那些遭逢社会变革的传统女性的命运，有着女性独特的洞察力。创作的《花之寺》《绣枕》等小说引起文坛瞩目。这些小说以独具一格、细腻别致的笔触，深入到中国传统女性的内心深处，反映了封建大家庭中备受压抑的女**，在当时颇有影响。徐志摩曾经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儿”。后来，她与《现代评论》的主编陈源结婚，并于1947年移居欧洲。
由于那桩众人皆知的“八宝箱”公案，她与林徽因的关系变得很敏感。人们至今也不明白，凌叔华为什么不愿将《康桥日记》完整无缺地交给林徽因。乃至林徽因去世多年，凌叔华本人也已芳华不再，她对那桩公案仍然耿耿于怀。她在致陈从周的信中抱怨：“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因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但是对于日记的残缺原因，她却只字未提。究竟是什么让她如此心存芥蒂，是出自她对徐志摩的感情，还是对林徽因的嫉妒心理？
林徽因不只是和当时一些女性作家心存芥蒂，和亲戚里的一些女性也相处不太和谐。
梁启超夫人李蕙仙是前清礼部尚书的堂妹，这位大家闺秀年长梁启超四岁，遇事果断，意志坚决，在梁家说话举足轻重。前面曾经提到，梁思成遇车祸受伤后，未进门的林徽因照顾梁思成时没有男女之防的观念，显得那么无所顾忌。更何况，林徽因与徐志摩的关系曾弄得满城风雨，闹得人家要为她离婚。李蕙仙对此很看不顺眼，担心老实厚道的儿子将来会受委屈，不太赞成这门亲事。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对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事耿耿于怀。
虽然梁启超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一封信中说：“徽因我也很爱她，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老夫眼力不错吧。徽因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但是，李蕙仙身为母亲，为儿子挑媳妇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她知道，林徽因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她不拘一格的真性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真诚直接的感情方式，都注定是老实厚道的梁思成无法驾驭的。不过，李蕙仙与林徽因到底是两个时代的人，无法完全理解。客观来讲，李蕙仙当年的忧心不无道理。林徽因的情感世界是很丰富的，个性也有些锋芒，远远超出了传统观念容许的范围。徐志摩对她热烈追求，金岳霖一生“逐林而居”，确实对梁林婚姻家庭的稳定构成了挑战。但最关键的是，林徽因虽然追求诗意浪漫，但骨子里却很清醒很理智。她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其实是严肃的，也是非常理性的。她爱梁思成，对丈夫、对家庭、对子女也是负责任的。所以，梁思成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说：我要用一生来回答。
李蕙仙病故后，梁家长女梁思顺又成为梁林走到一起的阻力。梁启超的这个大女儿梁思顺也是个才女，个性较强，干练精明，擅长诗词，曾编写《艺蘅馆词选》。长大后，她成为父亲处理内外事务的得力助手，在梁家的地位十分特殊。她比思成年长八岁，作为长女，她格外得到父母的信任，也备受弟妹的尊重。梁启超对于家中的大小事宜，都习惯于征求长女的意见。受母亲影响，梁思顺也看不惯林徽因的洋派作风。在失去母亲的悲痛中，梁思顺很直接地反对弟弟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事，认为弟弟应当找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女人为妻。在两人留学美国时，梁思顺随驻外使节的丈夫正住在加拿大。梁思成经常收到姐姐的信，信中对林徽因责难有加，尤其谈到母亲病情加重，称母亲至死也不可能接受林徽因。林徽因知道后非常伤心，她不堪忍受梁家母女种种非难，更不能忍受他人对自己人格与精神独立的干预。梁思成也陷入极度痛苦之中，他很快瘦了下去，经常精神恍惚，在给姐姐思顺的信中，他倾吐了自己的痛苦：“—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
这时，同在美国留学的弟弟梁思永颇为理解他们，一再写信给姐姐梁思顺，要她理解林徽因。他还不断写信回国求助父亲梁启超，恳求他劝说姐姐和母亲。因而到了1925年4月，梁思顺对林徽因的态度有所改变，甚至“感情完全恢复”。梁启超知道后非常高兴，作数千言长信给海外子女们：“思顺对于徽音感情完全恢复，我听见真高兴极了。这是思成一生幸福关键所在，我几个月很怕思成因此生出精神异动，毁掉了这孩子，现在我完全放心了。”
事实上，梁思顺对林徽因的成见并没有完全消失，内心深处是不以为然的。梁林一家从东北回来，在北京东城总布胡同3号安家，梁思顺的女儿正在燕京大学读书，事先没有告知父母就住到了舅舅、舅妈这里。这引起了大姐梁思顺的恼怒，她半夜找上门来要把女儿带走。女儿哭着不愿意走。梁思顺竟然说，你这么喜欢往舅舅、舅母家里跑，为何不向舅舅、舅母要学费？大姐的话气得林徽因说不出话。大姐临走时还说：女儿在这里会染上激进的婚恋观念，有人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这是含沙射影，讽刺常来梁家又不愿结婚的金岳霖。1936年，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一封信中抱怨说：“她全然出于嫉妒心，尽说些不三不四话。”
林徽因在女性中不合群，正是她率真性情所致。林徽因从少女时代起接受的就是西式教育，后来交往的都是当时知识界的精英，可以说无一不是各自领域的名流泰斗。这样的知识背景和社会交往使她在很多方面与其他女性不一样。
她并不以相夫教子为满足，而是更加注重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更有超出一般女性的生活理想和人生目标。1932年，林徽因在给胡适的信中就提到了这一点：“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型的人，靠突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地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对于我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LOVE，我难过极了。”
有时候，林徽因的个性显得矛盾而复杂。
从外表上看，她身体纤弱多病，容貌秀美，气质浪漫，能诗善文。在性格上却又有豪放爽朗的一面，她爱好骑马运动，能和同事们一道跋山涉水、攀爬亭台楼宇，可以抽烟、喝啤酒，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声与人辩论，颇有些男子气。这一点与宋代那位同样才气横溢、个性婉约中又兼有豪放，同样爱喝酒、有丈夫气的李清照颇为相似。
所以，林徽因具有多样化的复杂个性，具有一种与传统女性完全不同的吸引力。可以说，这是一个十分美丽、气质浪漫、追求自我内在精神生活的女人，又是一个个性好强、性情率真、思想观念超越凡俗、事业上多有建树的才女。她理所当然就成了三个著名爱情故事的女主角：一个是与徐志摩共同出演的青春浪漫感伤片，浪漫诗人对她痴狂，并开中国现代离婚之先河；一个是和梁思成这个名字并置在一起的婚恋正剧，建筑学家丈夫视她为不可或缺的事业伴侣和灵感的源泉；另外还是一个悲情故事的女主角，她中途退场，逻辑学家金岳霖因她而终身不婚，用大半生的时间“逐林而居”，将单恋与怀念持续终生。可想而知，她确实是一位魅力非凡的佳人。在她身后，似乎还难以找到一个能及得上她的成就和魅力的女性。
她的风采甚至令同性的女人们也为之倾倒。193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作家陈衡哲之妹陈衡粹上北京香山游玩，于半山腰处遇到一顶小轿下来，她看见轿子里坐着一位年轻女士，那女士的容貌之美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很惊奇。想再看一眼，轿子却已经走远了，她心中顿时出现“惊艳”二字。身旁的人说，那轿子里的女士就是林徽因。她不知该用什么现成的话赞美她，是用闭月羞花，还是用沉鱼落雁？似乎都套不上。她后来写道：林徽因不但天生丽质，而且从容貌和眼神里透出一种内心深处骨头缝里的文采和书香气息。甚至过了许多年以后，她还念念不忘在香山上的那“惊鸿一瞥”。回忆说：“我今生今世，认定了她是我所见到的第一美人。没有一个人使我一瞬难忘，一生倾倒。”
1935年，林徽因曾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英国文学》课。云南大学中文系全振寰教授曾修读她上的这门课。全教授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当时许寿裳任院长，潘家询任外语系主任。曹靖华、周作人、朱光潜都在此执教。林徽因每周来校上课两次，用英语讲授英国文学。她的英语流利、清脆、悦耳，讲课亲切、活跃，谈笑风生，毫无架子，同学们极喜欢她。每次她一到学校，学校立即轰动起来。她身着西服，脚穿咖啡色高跟鞋，摩登、漂亮而又朴素、高雅。女校竟如此轰动，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是男校，那就听不成课了。”
1948年，清华学生剧团在大礼堂用英语出演《守望莱茵河》时，萧乾夫人文洁若见到了已经四十四岁的林徽因。文洁若描述当时的情景，她这样说：“一会儿，林徽因出现了，她坐在头排中间，和她一道进来的还有梁思成和金岳霖。开演前梁从诫过来了。为了避免挡住后面观众的视线，梁从诫单膝跪在妈妈面前，低声和妈妈说话。林徽因伸出一只纤柔的手，亲热地抚摸着爱子的头。”林徽因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美感。文洁若为此感慨说道：“没想到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年过四十的林徽因，尚能如此打动同性的我。”
这就是林徽因，以她的美丽、智慧和独特气质倾倒了无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