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印象中的美女加才女，仿佛都是多愁善感，吟诗填词，弹琴吹箫。然而，这大概是个错觉。宋代才女李清照就以自己的天赋和才能证明，她不仅仅会诗词文赋，还精通金石之学；后来在南渡的颠沛流离中证明，她还是一个生活的强者，一个有着男儿豪放气质、关心天下大事的伟大爱国女性。
林徽因也是如此。人们往往只从关于林徽因的文学作品中，从她的社会交往中，从她的情感经历中，感知她的美丽、才华和性情。常常将她想象成一个多愁善感、蒲柳弱质的小女人，或是至多会一点诗词、懂一些外语的小资范儿。其实，林徽因一生的作为、建树和命运表明，她不愧是一个学贯中西、视野开阔，对民族文化有着强烈责任感、使命感的非凡女性；不愧是林长民的女儿，梁启超的儿媳。她无愧于家族的荣誉、时代的厚爱、历史的眷顾。
林徽因不是眼界只囿于家庭儿女的女性，尽管她非常看重家庭亲情；也并非一个纯粹的诗人，尽管她天性中有着浪漫情怀。在她早年选择的人生理想—建筑研究领域里，她的建树非常突出，堪称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之一。她是中国第一位建筑学女教授，第一位女建筑师，而建筑领域通常是男人们纵横驰骋的天下。
作为诗人、作家的林徽因有着浪漫诗意的想象力，有着细腻深刻的情感体验。在“太太客厅”那样高雅的艺术沙龙里，她是那样神思飞越，侃侃而谈。在从事建筑学考察研究的时候，她表现出来的却是科学家严谨细致的务实作风，测绘、勘察一丝不苟。她常年和丈夫一起外出考察古建筑，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到处寻访那些古代遗存的楼台、石桥、寺庙、高塔，透过厚厚的岁月积尘，勘定年月，揣摩结构，计算尺寸，然后绘图、照相、归档。
从1930年到1945年，她与梁思成共同走了中国的十五个省，两百多个县，考察测绘了两百多处古建筑物，获得了许多远溯唐宋的重要发现。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人的认识并加以保护，如河北的赵州石桥、山西朔州市的应县木塔、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等等。她坐在开往太原的列车上经过榆次时，从窗口无意地一瞥，便察觉到远处的雨花宫非同寻常。后来的考察结果证实，它是一座建于公元1008年宋代初期的木结构建筑，是古建筑中简洁结构的重要例证，体现了中国建筑风格由唐到宋的过渡，在建筑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1936年，为了实地测量古建筑，林徽因与梁思成一起登上了宁静肃穆的天坛祈年殿屋顶。她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祈年殿在古代是皇帝祭天的场所，在祭祀时都不要女性在现场，而林徽因居然踏上其屋顶，足见其豪迈不羁的个性。
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考察古建筑工作中最重要、最辉煌的发现，就是山西五台山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正是林徽因首先敏锐地留意到佛光寺梁上的字迹，为确证寺庙的年代提供了有力依据。
中国古代建筑多以砖木构建，易朽坏。当时已不知中国境内是否还有唐代木构建筑的存在。日本人曾经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的木构建筑。要看唐制木构建筑，人们只能到日本奈良去。但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相信，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肯定会有唐代的木构建筑存在。
他们到图书馆去翻阅了很多材料，结果有重大的发现。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写的《敦煌石窟图录》里，有两张唐代壁画的研究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两张壁画描述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标明了每座寺的名字。梁思成又在北平图书馆见到一本《清凉山(山西五台山)志》，里面有佛光寺的记载。梁思成和林徽因猜测这个地方由于交通不便，进香的人也不多，比较有利于古建筑的保存。他们决定去碰碰运气。
对林徽因来说，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山西之行。
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一起乘火车到太原，再坐车到一百二十多公里外的东治。到了东治，由于山路狭窄崎岖，路沿着陡峻的山崖迂回前伸，一边是绝壁，另一边是深崖，有时候连毛驴、骡子都害怕得腿颤抖着不肯前行。他们只好骑着驮骡慢慢前行，往五台山进军，也不知沿路有没有他们要找的建筑。他们这样走了两天，终于在南台外圈找到了佛光寺大门，到达位于五台县城东北三十公里的佛光寺。
在1937年6月26日的黄昏时分，他们望见了夕阳下金光四射的宏伟殿宇。佛光寺矗立在高坡上，黄昏柔和的光影勾勒出了它苍劲朦胧的轮廓，让一行人不禁发出了惊喜的赞叹。只见古木参天，山门幽闭，墓塔森森，特别是那硕大而简洁的斗拱和高挑远翘的飞檐，还有柱头、门窗，处处都像出自唐代工匠们的高超手艺。
佛光寺坐东朝西，南、北、东三面群峰环抱，西面地势阔而豁朗，整座寺庙显得气势不凡。进得山门，前后有两个院落，两个院落都很宽阔，殿、堂、楼、阁、窑、房、厩、舍井然有序。佛教以东为上，后院的东大殿是正殿。正殿面宽七间，进深四间，柱、额、斗拱、门窗、墙壁均未施油漆彩绘，而用土朱涂刷，看上去素洁古朴。正坛有如来佛陀和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无数尊者和金刚侍立两侧。据史料记载，这座寺院始建于北魏时期，是五台山颇负盛名的大寺之一。唐武宗“会昌灭法”时，佛光寺被毁，十二年后，由逃亡在外的该寺僧人愿诚法师募资重建。
第二天，林徽因和同事们就开始了仔细的调查。那里的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以及寺内外的魏(或齐)唐墓塔、石雕，泥塑、石刻、壁画、墨迹，荟萃一处，都显示出了晚唐建筑的特征。推开古老厚重的大殿门，大殿中有一尊身着便装、面目谦恭的女人坐像，据寺僧介绍说是武则天的塑像。
考察人员戴着厚厚的口罩掩盖口鼻，在黑暗和尘土秽气中进行测量、画图和拍照。大殿屋顶藻井是一间黑暗的阁楼，藻井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土。屋檩上吊挂着成千上万只黑色蝙蝠，尘土中还堆积着许多蝙蝠的死尸。蝙蝠聚集在黑暗的角落，翅膀扇动着令人窒息的尘土和秽气。不料照相时镁光灯闪亮惊飞了蝙蝠，被惊扰的蝙蝠在他们身上飞来撞去。没想到底下还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臭虫，它们以吸食蝙蝠血为生。他们身上和背包里爬满了臭虫，浑身奇痒难耐。头几天，他们就这样不停地爬上爬下与蝙蝠、臭虫周旋，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他们细细看过了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无论是单个还是整体，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当他们爬进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间时，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使用双“主椽”，其做法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他们还看到了古老的人字形“叉手”承脊栋—这种结构过去只从《营造法式》上读到过，也许这是国内仅存的孤例。这些发现顿时让一行人兴奋不已。正如梁思成后来写道：“……但我追猎遗构多年，以此时刻最感快慰。”
不过，只有找到明确无误的文字记录才能确证这是一座唐代建筑。他们用了两天时间搭起支架，洗去了大梁上积得厚厚的灰土。第三天，林徽因毅然第一个爬上高悬的大殿脊檩，寻找可能的文字依据。即使对男人来说，这都是件艰辛而又危险的事。只见上面一片漆黑，打亮手电就只见檩条盖满了千百只蝙蝠，竟然驱之不散。她把头尽量往后仰，从各个不同角度尽力辨识梁上的文字。在一根梁的根部下面，她注意到有很淡的墨写字迹。这个发现对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人们来说犹如电击一般，如果是明确的年代日期，他们将不虚此行。
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她费劲地辨认了半天，终于见到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其余则依旧模糊一片。她想起在大殿外的经幢上好像看到过类似的名字，急忙跑出去核实。果然，经幢上刻着“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而且有“唐大中十一年”的刻字。这是明确的唐代纪年！假定石柱是大殿建成不久后立的，已基本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唐代建筑。太高兴了，他们把布单撕开浸上水不断擦拭。梁上涂着土朱，一经水浸，字便显了出来，水一干马上又消褪了。然后，林徽因边清洗尘垢，边仔细寻找辨认那些文字记录，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还带有长长的唐朝官职名称。在最右边两丈高的那根梁上，林徽因隐约辨出了梁底有墨迹，费了足足三天时间，才读完整个梁面的题字，字体宛然是唐风，“功德主故军中尉王”正是唐代宦官监军时的职务。
原来宁公遇就是捐资建造佛殿的女施主，大殿建于唐朝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大殿中那尊身着便装、面目谦恭的女人坐像，并不是寺僧所说的“武后”塑像，而是女施主宁公遇夫人。这一切确证，林徽因和同伴们发现的佛光寺大殿，是当时国内已知的现存最古老的唐朝木结构建筑！
日本学者此前的论断被打破了，中国还保存有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大家的狂喜不言而喻，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刻，殿前庭院里一片灿烂。他们取出本来用作应急的饼干、牛奶和沙丁鱼罐头，顾不得将来的断餐之忧，先倾其所有地大大饱餐了一顿，以示庆贺。
林徽因还专门站在“女弟子宁公遇”塑像前，让梁思成拍了张纪念照。也许，她是要感谢这位唐代虔诚礼佛的女子，在香雾袅袅中端坐千年，留下这辉煌的唐构佛光寺。
此后，他们一行人又看了附近的显通寺、塔院寺、万佛阁、罗候寺、圆照寺等二三十所庙宇，大都是明清时代的建筑。这更让他们对佛光寺的发现充满了欣喜。林徽因和梁思成立即致信太原教育厅，详细陈述了佛光寺的历史价值，建议他们立即制定出一个永久性保护办法。回到北平后，林徽因见到朱自清和萧乾，还兴致勃勃地向他们讲述考察经历。
这无疑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伟大发现。梁思成称它为“国内古建筑的第一瑰宝”。直到今天，佛光寺东大殿仍是中国现存唐代木构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一座。1961年，佛光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梁思成发表在英文版《亚洲杂志》1941年7月号上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一文中这样写道：“佛殿是由一位妇女捐献的！而我们这个年轻建筑学家，一位妇女，将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难得的古庙的人，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
这是梁思成在向自己的妻子致敬。
林徽因和梁思成三次到山西考察，发现了华严寺、云冈石窟、应县佛宫寺释伽塔（木塔）、洪洞广胜寺飞虹塔、晋祠圣母殿、鱼沼飞梁等古建筑，并因此破解了成书于宋代的古代建筑学“天书”—《营造法式》。
他们的每一次野外考察其实都像是一次艰难探险。出外考察大多依靠畜力车和人力车，有时还要骑骡、驴，住的则是鸡毛小店，卫生环境极差。他们曾徒步跋涉泥泞黄土路三百余里，住过肮脏得可怕的小店，睡过农家的大炕。一路上他们还常常担心断粮断水。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当年，行路也是一个考验。到了不通公路和铁路的地方，一切都要靠原始的大车和毛驴，风尘扑面，颠颠簸簸，而要去的目的地一般都在很偏远的深山荒野。梁思成在1932年第一次去河北蓟县独乐寺考察中，住店后好不容易找了个电话，和北京的林徽因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学社某日考察笔记记载着：“下午五时暴雨骤至，所乘之马颠蹶频仍，乃下马步行，不到五分钟，**之干。如是约行三里，得小庙暂避。”又一日记载：“行三公里骤雨至，避山旁小庙中，六时雨止，沟道中洪流澎湃，明日不克前进，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内。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人各一），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可见有时能宿在大车店已经不算太倒霉，但大车店里起床每人一身虱子。考察的艰辛还在于风险，途中他们要提防土匪的出没；到考察点，测量旧寺古塔，爬上风蚀了数百上千年的顶端，随时都有坠落的可能。
梁思成也有记述：“今天工作将完时，忽然来了一阵‘不测的风云’，在天晴日美的下午五时前后狂风暴雨，雷电交作。我们正在最上层梁架上，不由得不感到自身的危险。不单是在二百八十多尺高将近千年的木架上，而且近在塔顶铁质相轮之下，电母风伯不见得会讲特别交情。”
这些困难对于寻常人来说已是殊属不易，而林徽因，一个书香门第走出来的大家闺秀，一个曾经向往诗意浪漫生活的女子，一个体弱多病的女性，却经受住了如此艰苦的野外考察生活。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向优雅浪漫的她会和男子一样餐风宿雨，爬梁上柱。
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出一种可贵的内在精神，一种坚忍与执着，一种自我奉献和牺牲的精神，一种在艰苦环境中依然乐观自信的情绪。这段《山西通信》中的文字就有如阳光般明朗灿烂：
我们因为探访古迹走了许多路，在种种情形之下感慨古今兴废。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只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乡村的各种浪漫的位置，秀丽天真，中间人物维持着老老实实的鲜艳颜色，老的扶着拐杖，小的赤着胸背，沿路上点缀的，尽是他们明亮的眼睛和笑脸。由北平城里来的我们，东看看，西走走，夕阳背在背上，真和掉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云块，天，和我们之间似乎失掉了一切障碍。我乐时就高兴的笑，笑声一直散到对河对山，说不定哪一个林子，哪一个村落里去！我感觉到一种平坦，竟许是辽阔，和地面恰恰平行着舒展开来，感觉的最边沿的边沿，和大地的边沿，永远赛着向前伸……
富有诗人气质的林徽因还认为，建筑与人的精神世界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面对不同的建筑，人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崇高的、愉悦的、宁静的或错乱的、忧伤的甚至荒诞的。她的建筑学论文处处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那是人文的、审美的、情感的和价值判断的印记。
正是在这里，作为建筑师的林徽因有着女性的感性视角与诗人的独特感悟。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考察古建筑时，林徽因就常常发现坚硬冰冷的建筑物中蕴涵着独特的“诗意”和“画意”。在她的眼里，“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抑或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河的杀戮”。于是她在《平郊建筑杂录》中创造出一个建筑学的新概念“建筑意”：“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地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即不叫他做‘建筑意’，我们也得要临时给他制造个同样狂妄的名词。”
确实，当我们面对那些历经战乱烽火和风霜侵蚀有幸遗留下来的亭台楼阁时，一种与这种古建筑相关的怀古幽情，一种历史的记忆，一种岁月的沧桑感会在心头油然生起。这种人文景观与大自然原本存在的山川河流、风雨雷电并不同，它们保留着古代文化的某些信息，与古代人类的衣食住行和审美观念密不可分，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实物见证。所以，这个“建筑意”，很准确地把握了建筑与人的主观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与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关系，将建筑学研究注入了人文的色彩。“凝固的音乐”“无声的史诗”就是“建筑意”最好的说明。这个概念的提出属于林徽因在建筑学方面独特的、富有文化学内涵的重要建树。中国古代诸子先贤，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大多能驰骋于艺术与科学两个领域，甚至在某一成果中同时放射两大领域的光辉。林徽因秉承的正是这种打通几个领域并融会贯通的创造精神和气质。
这样的学识才情，这样的坚忍精神，这样的业绩贡献，谁还会把林徽因看成是那些八卦传闻中只会撒娇卖萌、写写诗、调调情的小资女子？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学术地位也是不容小觑的。1923年，他们在刚刚成立的东北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后来又共同创建了清华大学(营照社)建筑系。20世纪30年代初，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
梁思成是中国最杰出的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人。1947年，有个学生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上学，老师告诉他，中国文化界有三个国宝级的人物：梁思成、陈寅恪、翁文灏。梁思成的建树，若没有林徽因的奉献是不可想象的。他坦然地承认：“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有位诗人认为：林徽因“实际上却是他（梁思成）灵感的源泉”。梁思成和林徽因常常为一个看法，乃至一个词语表达争论不休。
林徽因的学术著作常常显得风格独特。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林徽因把枯燥的学术论文当成美文来写，这样她笔下的木石结构便有了灵性，字里行间流淌出诗样的韵律。使得容易枯燥乏味的建筑论文变得灵气生动，富有文采。
她的建筑灵感还常常在诗行中闪动：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
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
笑成万千个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
摇上
云天？
假如不是攀上古塔亲手测绘，体验了古塔每一层琉璃檐边的美感，亲耳听到百层塔上鸟鸣声的清脆和风铃声的宛转，怕是难以写出这样如云端飘来的美妙诗句。
梁思成有学者的稳重作风、严密思维和踏实精神。可是若论文笔和才情，他显然逊于夫人。梁思成起草的文稿一般得经过夫人修改润色才肯发表，他的文章里那些闪光的句子很多是林徽因的点睛手笔。同行们不无夸张地说，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再也没能写出先前那样精彩漂亮的文章。更重要的是，林徽因基于她广博而深厚的中西学功底，“文艺复兴色彩”般的艺术气质，敏锐而准确的洞察力，为中国建筑学术做出了基础性的和发展方向性的重大贡献。她在理论上的作用完全不应低于任何一位与她同时期的建筑学者，她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先行者和思想者。
在中国现代建筑学史上，素来“梁林”并称，两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共同发表有关建筑的论文主要有《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与梁思成合著）、《清式营造则例》第一章绪论、《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署名林徽因、梁思成）、《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的鉴别问题》（署名林徽因、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辽、宋部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梁思成、莫宗江合著）。
林徽因在自己年少时选定的人生道路上，步伐稳健，姿态优雅，走得很远、很苦也很美好，很痛也很快乐。
她一路走来，风生水起，繁花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