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重大转折。在太平洋战场，美国“地毯式轰炸专家”李梅将军指挥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大规模地毯式轰炸。
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也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编制一份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其位置。他同学生不分昼夜地绘制地图。在梁思成标记的地图中，有一份特殊的地图，上面划着两个圆圈，那便是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
梁思成专程带着地图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苦劝美军布朗森上校不要轰炸奈良。因为奈良保存着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唐代木建筑，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梁思成的提议最终被美军指挥部采纳。在盟军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轰炸中，仅东京在一夜间就承受了两千吨燃烧弹和数十吨汽油，全城成为一片火海。其他重要城市也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只有京都、奈良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得以保全，遍布二都的宫殿、城墙和寺院也毫发无损。
后来，在奈良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三十周年纪念日时，《朝日新闻》特刊文《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盛赞梁思成的义举；日本古建筑权威福山敏男也满怀感激地说：“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战中向美国提出了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滥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梁思成夫妇被奈良人称为“恩人”，他们称赞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古建筑学家”。其实，值得称道的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超越于个人和民族恩怨之上的良知和胸怀。梁思成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观念及其践行，甚至要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早了近三十年。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择建立在超越国仇家恨的基础之上。
诚如其子梁从诫所言：“我父亲做出这个建议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人直接死在抗日战争前线。”梁思成的弟弟梁思忠担任第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在“淞沪会战”的硝烟中牺牲；林徽因的三弟林恒牺牲在抗日的空中战场。林梁一家也在1937年11月与1939年1月两次险些在日军的轰炸中丧命。在重庆大轰炸的烈火中，谦谦君子梁思成目睹惨状曾发出怒吼：“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我会看到日本被炸沉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都恨透了日军。
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失去学者的理性和良知。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被清华大学建筑系聘为教授，全家搬进了清华园新林院８号教授楼。梁思成又赴美考察战后的美国建筑教育。同时，应耶鲁大学聘请，做为期一年的讲学，教授《中国艺术史》。后来，梁思成接到林徽因病重的消息，仲夏时节匆匆结束讲学，提前自美归来。
在内战即将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当局企图迫使北平各高等学校南迁。教育部督学来清华交换迁校意见时，林徽因和梁思成当即表示留在北平。林徽因对其他要留下来的同事说：“放心吧，我们不会走的，我们与你们一起迎接解放。”
平津战役前夕，中共决意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即使非打不可，也得尽全力保护古建与文物。某天，两名年轻的军官在张奚若引领下，来到清华园新林院8号梁林寓所。他们拿出一张北平城的作战地图，请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军用地图上标出重要古建筑，划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以便攻城时炮火避开。他们告诉梁思成，此图作为攻城之用，宁愿多流血也得尽可能保护古建筑。梁林二人大为感动，对共产党人有了更深的认识。那一刻，梁思成甚至想到了过去读《孟子》时所讲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接着，林徽因又和同事们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厚厚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为解放全中国时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提供了重要依据。
新中国的一切都是崭新的、朝气蓬勃的。满怀一腔报国热情的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的一级教授，主讲《中国建筑史》课程，并为研究生开设《住宅概论》等专题课。此外，林徽因成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小组成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还是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这一切都来得如此迅疾而不容分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新政权是重视科学文化、重视知识分子的。这让林徽因惊讶和自豪，也让她更加振奋和感动。
为了做好设计国徽、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等重要工作，林徽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投入进去了。自从接受了国徽设计任务后，林徽因紧张地忙碌了两个多月。清华送审的第一稿国徽设计方案却未能通过，审查委员会认为这个方案体现“政权特征”不足，应该在国徽里面加上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天安门。
按周恩来和政协的要求，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两个设计小组重新设计国徽方案。对于天安门，林徽因和梁思成胸有成竹。他们早在30年代就测绘过天安门和故宫，他们找出了当年营造学社绘制的天安门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这些图纸分别按100:1和200:1的比例绘制而成。林徽因和设计小组一起讨论、修改，画了无数张草图，提出了无数个建议，修改了无数个细节。林徽因和思成一连数日通宵达旦地工作，家里变成了一个繁忙的工作间，到处铺满了各个国家的国徽，小组讨论的每一次草图。林徽因靠在枕头上，在**的小杌上作图，累得支持不住了就躺一阵，起来再接着画。
最后的图案终于完美地出现在人们眼前：金色浮雕的天安门立面图庄严肃穆，上方是五颗金色浮雕的五角星。金色五星衬在大红底色上，像是一面铺天盖地的五星红旗；图案外围环绕着金色稻穗和齿轮浮雕，稻穗和齿轮由大红色的绶带联结在一起。整个图案左右对称，由金、红两种温暖颜色组成，庄严美观、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等到汽车把制作好的国徽模型拉走了，林徽因和梁思成才长吁了一口气，双双累得大病一场，心情却十分愉快。当清华小组设计的国徽图案最终入选的消息传来，林徽因和设计小组的同事们大笑欢呼后相拥而泣，几个月以来的劳累一扫而光。
1950年6月23日，中南海怀仁堂。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在这里召开，大红色的宫灯悬挂在主席台上，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摆放在主席台的正中央。林徽因被特邀出席会议。在当天的会上，新政权要正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会议开始后，全体与会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巨大的幸福感像潮水般淹没了林徽因，她却虚弱得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立起来。
此时，林徽因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每天吃得很少，夜里全靠安眠药才能睡四五个小时。每到寒冬，她的病情就愈加严重，药物已不能奏效，只能通过保持居室的温度来延缓病情恶化。即使是一场感冒，对林徽因也是致命的。每到秋天，梁思成就要用牛皮纸把林徽因居室的墙壁和天花板全都糊起来，几个火炉也早早地点上。这时，她又接到了为亚太地区和平会议代表设计制作景泰蓝等工艺品的任务。
一天，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北京海王村旧古玩摊考察北京的特种工艺，被一只景泰蓝花瓶吸引。摊主见他们很喜欢，便说：“二位先生还是有眼力的，这是正宗老天利的景泰蓝，别处你见不到了。就是老天利这家大字号，也撑不住快关张了。北京的景泰蓝热闹了几百年，到这会儿算是快绝根了。”摊主的话引起了梁、林对景泰蓝的关注。
林徽因一直有着天然的艺术情结，对景泰蓝这样的工艺品非常喜爱和关注。景泰蓝的制作工艺包含了青铜工艺和瓷器工艺，同时又引入了绘画和雕刻技艺，堪称中国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她拖着带病之身，跑了一家又一家手工艺品工厂，发现不过只是些小手工作坊。而制作景泰蓝的几家作坊更是破败零落。当时的景泰蓝作坊，大的不过二三十人，小的只有两三人，工人多在低矮、昏暗的作坊从事手工操作。景泰蓝的制作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加上设备和材料简陋、销售不畅，这些作坊处于倒闭的边缘。一些从事了一辈子景泰蓝制作的老艺人，听说大学里来的林徽因想进行景泰蓝工艺改良时，握着林徽因的手，激动得老泪纵横：“你们救救景泰蓝吧。”言语之恳切，竟似生怕景泰蓝从他们手里失传一般，情景令人心酸。
经过多次走访调研，林徽因和梁思成商议后，决定在清华建筑系成立一个美术组，把自己研究的中国传统艺术和手工艺品结合起来，抢救这一濒于灭绝的中国独有手工艺品。林徽因多次和美术小组成员们一起，到作坊里去了解景泰蓝的生产工艺，观看工人的操作流程。她对每个工序都有兴趣，经常要动手试一试，掐丝、点蓝、烧蓝……那些绚丽多姿的艺术品原来就是这样诞生的。她发现，这些工人师傅的手艺其实是很高超的，但是由于传统产品造型落后俗气、色彩图案陈旧，几百年来仅有牡丹、荷花、如意等几种图案，致使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濒于停业。
她和美术小组的人一起设计绘制了一批新的图案，这些景泰蓝图案有的出自汉代刻玉纹样，有的出自敦煌北魏藻井和隋唐边饰图案，也有的出自宋锦草纹和明清彩瓷。其中祥云火珠的图案简洁明快，敦煌飞天的形象浪漫动人。他们把这些新图案拿到作坊中去，看着工人师傅们按照工艺程序操作。当样品成功地烧制出来后，林徽因捧着漂亮精致的景泰蓝工艺品格外高兴。此后，她怀着极大的热情沉浸在景泰蓝工艺品的图案创作中。谁都不会相信这是个身患重病、非常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人。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和平礼物送到了亚太各国代表的手中。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得到了飞天图案的景泰蓝。这位“天鹅公主”喜欢极了：“这是代表新中国的新礼物，真是太美了！”
鉴于林徽因为拯救北京特艺做出的贡献，她作为美术家协会代表被邀请参加全国第二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她见到了她以前在文坛上的老朋友，像沈从文、萧乾等都作为文学界的代表出席，而唯独在文坛素有才名的她却作为美术界的代表出席，这种戏剧性的场面让人啼笑皆非，却也证实了林徽因在不同方面所具有的卓然不凡的博学才智。
1951年，梁思成、刘开渠主持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承担了设计碑座饰纹和花环浮雕的任务。此时她已经病得不能起床了。在卧室兼书房里安放了两张绘图桌，找了一个建筑系应届毕业生做助手。
从总平面规划到装饰图案，她逐一斟酌推敲，反复研究每一个细节。每绘一个图样都要逐级放大，审看视觉效果，直至最后定案。在设计风格上，林徽因主张以既大气奔放、又精致华美的唐代艺术风格做蓝本，她说：“盛唐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彩乐段，显示着时代风貌和社会形态。秦汉雕塑以阳刚之美为主，体现了积极进取的生命力量，而唐代雕塑则刚柔并济，同时吸收了南朝文化的精致、细腻、华美的自然灵气……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结构体系。这些正是我们要借鉴的。唐代艺术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类似的人文主义特点，能更好地表达人民对英雄的歌颂与怀念。”
两个月的时间，林徽因和助手画了数百张图案，最后选定以橄榄枝为主体的花环设计。在上千种花卉中，她最后选定了牡丹、荷花和**这象征高贵、纯洁和坚韧的三种“国花”。须弥座正面设计为一主两从三个花环，侧面为一只花环。它们与基座的浮雕相互辉映，如同一组上行的音阶，把英雄的乐章推向**。建筑委员会讨论通过了林徽因的设计方案。
生如夏花，她那病弱的生命在竭力绽放着绚烂的最后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