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打过一个比喻：竹林七贤就像在悬崖隙缝里生长的瘦弱青松，躯干虬曲，高高依偃，在寒风严霜里低了头，弯了腰，然而却坚强地生存下来，岁寒心不改，依然是株株青松。
继正始名士后，则有竹林名士，世称“竹林七贤”，即以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为代表的一派名士。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淮北市濉溪县）人，是曹氏的女婿，做过中散大夫。他身高七尺八寸，仪表非常，工书画，善抚琴，虽家世习儒，却醉心老庄，蔑视礼法，非议周孔。终因言论**罪而下狱遇害。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曹操的很多文告书檄都出自其手，所以曹丕称其“书记翩翩”。可惜阮瑀去世时，阮籍才三岁。他幼习六经，有济世志。因政治黑暗，于是寄情山水，纵酒昏酣，不与世事。他著有《大人先生传》《达庄论》，对名教礼法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猛烈的批判。晚年抑郁寡欢，在好友嵇康遇害的第二年，他也抱病而殁。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人。他性好老庄，与嵇康、阮籍相交甚深。由于他兼具名士声望和从政能力，仕途顺达，位至三公。他和司马懿的妻子有中表之亲，虽很受司马氏的信任，但又不失为一正派人物。后来做到吏部尚书，对所举荐的人物“各为题目”（分别做出品评），再为上奏。他的评语精彩中肯，时称“山公启事”。他的生活以节俭著称。后来谢安曾以此为题问大家：以前晋武帝每次赏赐东西给山涛，量总是很少。这是为什么呢？谢玄回答得很妙：“这应是由于受赐的人要求不多，才使得赏赐的人不觉得给少了。”山涛能够全身以终，就是得益于小心谨慎。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沛县）人。他容貌丑陋，深通老庄之道。一生以酒为命，不以生死为念。
阮咸，字仲容，阮籍的侄儿。他精通音律，妙解丝竹，不拘礼法，虽官至散骑侍郎，却全然不理政事，尸位素餐而已。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他与嵇康友善，嵇康会打铁，向秀常做嵇的助手。向秀在竹林名士中独树一帜，他甘于淡泊，中和平静，以一种随遇而安的恬静和自娱自乐的达观心态面对黑暗龌龊的现实。嵇康死后，向秀到洛阳做了个闲官。司马昭看到他冷言问道：“听说足下有高隐之志，怎么会屈身此地呢？”向秀只得说：“以为巢父、许由等对尧不够了解，不值得去效仿。”这是把司马昭捧作尧，司马昭听了自然满意。向秀这种向权奸屈节的话，嵇康是绝对不肯说的。向秀的保身大概得益于他对庄子思想的深刻领悟。《晋书·向秀传》说：“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由于向秀精研《庄子》，著有《庄子注》，开创了一代研读《庄子》的风气，使《老子》《周易》和《庄子》并列“三玄”，对玄学的发展有承前启后的重大贡献。
王戎，字濬沖，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出身士族。他虽然身材矮小，但神采清秀，英气逼人，颇具名士魅力。据说他六七岁时，在宣武场上观戏，猛兽忽然在槛中惊起，吼声震天。众人皆惊惧奔跑，唯王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还有一次，他与同伴在路边玩耍时，见一李树结满了果实。同伴都奔去抢摘，只有他不为所动，说：“树在路边，结了果实却没有被人摘光，那一定是苦李。”后来一尝，果然如此。另外，他清谈名胜，擅长挥麈论辩，往往机锋潜伏，颇多隽语，深得玄学言约旨远之要义。因此，他颇受阮籍等人的赏识，得以跻身于竹林名士之列。无奈仕途数经坎坷，后位至三公，仍追念竹林之游。
竹林七贤的名称，最早见于《三国志·王粲传》附《嵇康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同样标举“竹林七贤”的记载，还见于《世说新语·任诞》之一和《世说新语·伤逝》之二。这就是后世所艳称的“竹林七贤”的故事。
“竹林七贤”一词极具风流浪漫色彩，几乎成了清谈、隐居、避世、饮酒、放达等的代名词。然而，历来就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如相隔七贤约一百年的东晋戴逵的《竹林七贤论》引文康的话说：
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盖好事者为之耳！
因西晋建都中原，故东晋人称西晋为中朝，而自称江左。戴逵的说法有些强词夺理，一个群体的称呼在当时没有出现而出现在后几十年，应该不能作为否定该群体的证明。
近世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认为：“所谓‘竹林七贤’者，先有‘七贤’，即取《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实与东汉末三君八厨八及等名同为标榜之义。迨西晋之末僧徒比附内典外书之‘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至东晋中叶以后江左名士孙盛、袁宏、戴逵辈遂著之于书（《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竹林名士论》），而河北民间亦以其说附会地方名胜，如《水经注玖·清水篇》所载东晋末年人郭缘生撰著之《述征记》中嵇康故居有遗竹之类是也。”
我认为，陈寅恪先生指出“竹林”出于佛家语是很精微的，将“竹林”与佛学联系起来，见解卓出。竹林或不必坐实，但聚会的七位主要的人物应不必怀疑。阮籍、嵇康、山涛、向秀之间的交往不仅史有明文，而且有他们自己的诗文作证。《世说·德行》其十六载王戎与嵇康同居山阳，《晋书》本传载戎少为阮籍赏识，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刘伶是阮籍的酒友。这七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说，他们有一段时间同在山阳居住，常常在一块饮酒清谈，这并不是什么难以想象之事。学兄唐翼明教授在《魏晋清谈》（台湾东大图书公司版）中更考证七贤聚会的时间是齐王芳嘉平年间，因为如再早则王戎的年龄太小，再晚，嵇康就与山交了，义证兼赅，这里就不赘引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南京附近发掘了五座南朝墓葬，发现了《竹林七贤及荣启期》的砖刻壁画。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名士，在东晋时为社会名流所崇敬。在三幅“七贤”画中，以南京西善桥墓的“七贤”画最为精美。由于画在南北两壁中，需要对称，故一幅画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另一幅画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各人之间，又以青松、银杏、阔叶竹分隔，形成各自独立的画面。画嵇康，头梳双髻，赤足，坐于豹皮褥上，正怡然自得地弹琴；画阮籍，头戴帻，身着长袍，侧身而坐，突出用口作长啸的姿态，十分生动；画山涛，头裹巾，赤足曲坐，一手挽袖，一手执耳杯，突出饮酒的神态；画王戎，露鬂赤足，强调手弄如意的动作，正好是“王戎如意舞”的写照；画向秀，戴髻垂带，袒肩赤足，突出闭目沉思的样子；画刘伶，一手持耳杯，一手斟酒，细腻地表现注视杯中的动作，正好刻画了他嗜酒如命的形象；画阮咸，挽袖持拨，弹一直颈琵琶（传为阮咸所创用，故又名阮咸）。可以看出，每画一个人物，都突出了他们的爱好，表达了他们特有的精神气质。这也雄辩地证明了在东晋南朝时，“七贤”的归属已基本固定。
大致说来，嵇康以其反对司马氏集团的鲜明立场，反对儒家学说的坚决态度，长于辩难的才干，成了竹林七贤的当之无愧的领袖。而阮籍以其才学、声望成为竹林七贤的又一面旗帜。阮咸、王戎因阮籍而入竹林之游，向秀、山涛因嵇康而入竹林之游，刘伶则与嵇、阮二人相遇，欣然神会，携手入林。这些当属情理之中的因缘。然而，竹林之游也并不限七贤，嵇康的朋友吕安、阮侃、张邈、郭遐叔等人也都参与竹林之游，不过不在七贤之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