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渡以后，因西晋在中原，故称西晋为中朝。不过，笔者所说的“中朝名士”，包括泰始之后以迄梁、陈的大多数六朝名士。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第七章中说，经过一二百年的努力加上佛教的大力量，到了南朝后期士风已从绚烂而复归于平淡。“中朝名士”正是一代平淡之辈。用现代时髦的话说，是“山寨版”名士。
中朝名士在气质上，在精神上，较之正始名士和竹林诸贤，确只是末流了。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得好：“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没有了正始和竹林的精神，有的只是他们的病态的形迹。西子已逝，扪心效颦，情何以堪！加之东晋以后儒学受挫，玄风益煽。众所周知，儒学实际上是穷人学问，是入世学问，讲修身守法，而玄学是富贵哲学，讲惊世骇俗。葛洪在《抱朴子·疾谬》中将这些病态的形迹一一列举如下：
蓬头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拨淼折，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
也就是说，朋友们相聚见面，既不叙旧问安，也不切磋学问，砥砺道德，而是以无理取闹为乐，放浪胡来，丑态百出。《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之饮，对弄婢妾。”均属此类。《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也提出了同样的佐证：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据此可知他们的所谓“祖述于籍”只是形似阮籍罢了。例如中朝名士之首阮瞻，字千里，他的父亲阮咸及叔祖父阮籍同为竹林名士。阮籍恶恶善善，能为“青白眼”，阮咸狂放不羁，阮瞻却与乃祖乃父大相径庭，没有什么不羁形迹。他清虚寡欲，与世无争。一次，阮瞻与众人同行，当时烈日当空，口渴难耐，忽见路边有一口小井，众人争先恐后地跑去饮水，唯独阮瞻逡巡在后，等众人饮完之后才去，其与人无竞如此。竹林名士那种敢于反抗潮流的棱角是完全没有了。著名的“三语掾”典故就反映了阮瞻的思想倾向。一次，司徒王戎问他：“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阮瞻答曰：“将无同。”王戎咨嗟良久，以为他说得太精辟了，即命辟之为掾，时人称之为“三语掾”。其实“将无同”三字，既可解释为“得无同”，也可解释为“也许同”，也可解释为“也许并无不同”，是典型的和稀泥的回答！
竹林名士不论是饮酒服药、奇癖怪好，或是着高屐、戴斗笠、悬紫罗香囊等，皆凸显真我，皆有“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殷浩语）的精神追求，皆有一种哲学体验和美学探求的意义。而中朝名士的盲目模仿就完全是两回事了。他们大多原本是北方的“高门放诞之士”，来到素朴明净的江南后，世称“贵游子弟”，穿着上讲究“熏衣剃面，敷粉施朱”，着高底鞋，乘长檐车。靠的是锦花坐垫，铺的是丝绸枕褥，左右陈设的是种种名贵的古董和器玩，“从容出入，望若神仙”。（见《颜氏家训·勉学》）精神上，他们则打出了“达”的旗号。于是，就产生了“八达”。《晋书·卞喜传》就有“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的记载。
中朝名士的这种“达”，他们以为源头可以上溯到“三玄”中《庄子》的任情放达。据《庄子》一书介绍，庄周及同道齐万物，等生死，故有一些诸如妻死鼓盆而歌、援髑髅而眠的诡异行为。庄子任情放达，特立独行，而阮瞻、谢鲲等“八达”恰恰只有“放达”而丢掉了“任情”。他们片面理解并奉行《庄子·达生》“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认为通达人生的人不应当有所作为，去改变现实。这当然是种参透人生的消极处世态度。“达”之甚者，当然首推谢鲲为首的“八达”。所谓“八达”，也就是当时玄学界的八大天王。“八达”之所为，《晋书·光逸传》倒是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寻以世难，（逸）避乱渡江，复依（胡毋）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
这段文字活灵活现，如在眼前。从狗洞中钻进头来，并大叫，竟至受到主人的热烈欢迎，这种作客方式古今中外似属罕见。所以章太炎先生在讲到东晋、南朝的历史时评价说：“盖**之至，竟似习与性成矣。”（《太炎文录》卷一，72页）他们的酣畅任达，必然既没有痛苦的回味，也缺乏对光明的追求，而只留下空虚轻浮、纵情享乐。《世说新语·简傲》载，王澄离开京都去任荆州刺史，他的哥哥王衍及当时名士都前来送行。当时院子里有棵大树，树上有个喜鹊窝。王澄竟不管客人，脱掉长袍，取下头巾，径直上树掏小喜鹊。下来后又继续把玩手中的小喜鹊，旁若无人。作为一个官吏，竟有如此荒唐之举，实在叫人啼笑皆非。还有谢鲲，字幼舆，号“八达”之首，名重一时，邻家高氏有女貌极佳丽，谢鲲曾经轻薄地挑逗她，高女不堪谢鲲性骚扰，奋力向他投掷织梭，打折了他的两颗牙。旁人讥刺道：“任达不已，幼舆折齿。”谢鲲听说后，不以为羞，反而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对于这样的无赖，同族谢安还拍手叫好：“若遇七贤，必把臂入林。”《世说新语·任诞》载，周素来德高望重，有一次他与朝中名士到尚书纪瞻家观赏歌舞。纪瞻爱妾声色俱佳，楚楚动人。周不能自已，当众脱掉裤子，欲奸其妾。有人嘲笑他，而周却辩解说：“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当众露出自己的**还毫无羞惭，其放任无忌已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晋书·王忱传》载，王忱岳父的亲人死了，王忱乘着酒兴去吊丧。岳父正在伤心痛哭，王忱和十几个朋友却手牵着手，散发**而入，围着哭泣的亲友绕了三圈，扬长而去。
他们的任达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政治生活也到了无家无国的麻木程度。在天下分崩、朝野危惧的时日，山简却优游卒岁，常常醉卧池上。（《晋书·山简传》）王衍累居显职，但遇事推脱责任，以“不予世事”自释。（《晋书·王衍传》）周嗜酒成性，虽职任仆射，却“只有姊丧三日醒，姑丧三日醒，大损资望”，于是时人送给他一个“三日仆射”的雅号。（《晋书·周传》）王澄为荆州刺史，“日夜纵酒，不亲庶事，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怀。”（《晋书·王戎传附王澄传》）王恭不打自招地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对于他们来说，清谈只是语言游戏，饮酒只是高尚点缀。无怪乎戴安道分析说：“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晋书·戴逵传》）这里引用了两个典故，一方面是说，竹林名士的放达，乃椎心泣血的心结所致，就像美女西施因心痛经常在人面前捂扪着心口，皱着眉头，自有风情，惹人怜惜。另一方面是说，中朝名士的放达，徒慕其形式，是为了赶时髦，就好像人们模仿郭泰遇雨折头巾那样可笑。无疑，戴逵所言，是极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