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康以后，竹林名士的反抗精神日渐式微，名士日渐堕落。
名士大多是贵游子弟，他们生活的环境，是轻歌曼舞、灯红酒绿的温柔乡，诚如梁杨皦《咏舞诗》所云：折腰送余曲，敛袖待新歌。嚬容生翠羽，曼睇出横波。
他们“肤脆骨柔”“体羸气弱”，到了梁、陈时，有些士大夫甚至不能骑马，有位建康令王复，见到马嘶喷跳跃，竟然周身震栗，说了一句“千古奇谈”：“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世说》注引王隐《晋书》）
中朝名士及以后的江左名士在温柔乡中加速了腐化。据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这些名士全靠俸禄，不知稼穑，人世事务完全不懂。他们通常宽衣大带，高冠高底鞋，香料薰衣，剃面搽粉，涂抹胭脂，出门坐车轿，走路要人扶持。这种衰弱得不堪一击的名士遇到兵锋竞起的动乱，就会大量丧生。如孙思乱后，东方诸郡大饥，很多名士连掘些草根充饥的本领都没有，只能披着精制的罗衣，抱着心爱的珍宝，关上大门，整家整家地饿死。
另一方面，名士的厄运，也伴随着短命的王朝。不少人直斥“清谈误国”。桓温入洛时，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望中原，曾慨叹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并把清谈名士斥为：“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这是一句刻毒的骂人的话，是说养这帮名士如同养牛，给它喂吃常牛十倍的饲料，拖东西跑远路还不如一头瘦弱的老牛！
桓温的话，可以视作中朝名士（亦包括以后的江左名士）的挽词。
泰始以后的两百多年，真正继承了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精神的是陶渊明。《庐山记》卷二记载，庐山有清泉绕寺而过，湍流成溪，僧人慧远每次送客到这里便停步，老虎就大声吼叫，因此人称“虎溪”。据说，有一次慧远送陶渊明和著名道士陆修静下山，边走边谈，到虎溪时谈得忘情，不知不觉走过了路头，等到惊觉，三人不由同时大笑，笑声伴着虎吼声回**山谷。这便是著名的“虎溪三笑”的故事。有人指出陆修静晚出许多年，不可能和陶渊明、慧远交往，在此我不想拘泥于“虎溪三笑”的真实性，只想体会其中的象征意义。儒、释、道三家融入一笑，水色山光，笑声虎吼，陶渊明真正是名士风度！陶渊明自己种秫酿酒，并采撷**服食，在龌龊、黑暗的社会始终保持了高尚的节操。梁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云：“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陶渊明和阮籍、嵇康遥遥嗣响，是六朝名士的一抹灿烂的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