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6年10月，长安陷落，极其腐朽的西晋政权在匈奴的打击下灭亡了。然而，以前已南渡的琅琊王司马睿却在建康重建晋政权，史称东晋。东晋在青山绿水的江南绵延了一百零三年，并形成了六朝“四十余帝三百秋”的“功名事迹”（李白《金陵歌送别范宣》），在保存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王导的作用。
王导（276―339），字茂弘，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据说，王导的祖先是春秋时周灵王的太子晋，其子宗敬为司徒，人称“王家”，于是以“王”为姓氏，代代相传，历代都有显要，如秦时王翦、王贲父子，横扫六国，战功赫赫。到汉代大司空王吉，迁移到临沂，成了琅琊王氏的始祖。当然，这都是久远难稽的尘封的历史了。
王导的从祖父王祥、祖父王览，则是临沂琅琊王氏子孙引以为荣的两位知名的历史人物。
东汉时临沂城北的一个小村里住着一户王姓人家，主人王融，娶妻薛氏，生一子叫王祥。薛氏死后，王融又娶朱氏做继室，朱氏生一子叫王览。朱氏为人刻薄狠毒，视王祥为眼中钉肉中刺，动辄非打即骂。王祥却百般忍受，对继母非常孝顺。一个夏夜，雷电交加，狂风暴雨。朱氏想到园子中的李树，已经果实满枝，不能让暴雨给损坏了，立即叫王祥去园子里看守，不准有一点损失。瓢泼大雨下个不停，结满果实的李树在暴雨中摇曳不止。王祥心急如焚，跪在李树下，泪水和着雨水潸然流下，祈求苍天保佑。说也怪，很快就风停雨止，树上的李子一个也没有掉下来。还有，一个天寒地冻的三九天，朱氏忽然叫王祥弄活鱼来吃。无奈冰封河面，无法捕鱼。为了满足继母的愿望，王祥来到村前的河边，脱去衣裳，毅然卧在河冰面上，用自己的体温融化了坚冰。他的行为感动了上苍，鲤鱼从河里跳出冰面。这就是后来元儒郭巨敬编录的《二十四孝图》中“卧冰求鲤”故事的由来。王览并没有因为王祥是同父异母兄弟，也没有因为母亲对王祥不好，就歧视王祥。相反，他对哥哥王祥非常友爱和尊重。王览比王祥小二十岁，每当母亲打骂王祥时，他总是一边哭泣，一边抱着母亲，苦苦哀求不要打骂哥哥。后来，狠毒的朱氏想除掉王祥，端了一杯毒酒给王祥。朱氏的企图被兄弟二人看穿，二人都争着要喝这杯毒酒。朱氏恐怕自己的儿子王览被毒死，便把毒酒泼在地上。由于王览心地善良和对哥哥王祥的诚挚友爱，被列为元儒郭巨敬编录的《二十四悌图》之一。从此，他们居住的村子就叫孝友村，村前的河就叫孝感河。后来，王祥由刺史的佐吏升到司空、太尉，最后拜为太保，封为公爵。王览入晋后，也官至光禄大夫。其子王裁，也就是王导的父亲，做过镇军司马一类的官。
王导就出生在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他少年时就“有风鉴，识量清远”。当时社会上很流行“品目”（亦即对人物的品评），在他十四岁的时候，有位陈留高士张公看到他，感到十分惊奇，对他的叔伯哥哥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后来，年轻的王导在东海王司马越府中做军事幕僚。
西晋末年，乱象纷呈。与西晋统治者加速腐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匈奴贵族刘渊的崛起。刘渊幼时以“任子”（人质）身份住在洛阳，得以交游汉族士人，读过《诗》《书》，也读过《史记》《汉书》《孙吴兵法》。他曾对同学说：“我每看到《汉书》，常常遗憾随何、陆贾两个名士没有武略和将才，也鄙薄周勃和灌婴这两个武将没有治国的文才。”刘渊认为“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是很可惜的，因此立志文武双全。他一边读书，一边学武，终于学识卓荦，武艺超群，当上了北部都尉。由于他轻财好施，待人诚恳，赏罚分明，匈奴五部中的豪杰都投奔他，幽州、冀州一些儒生名士也不远千里到他那里访问交游。刘渊成了匈奴五部的实力派。
永兴元年（304），刘渊在左国城起兵反晋，他打出尊汉的旗号，自称汉王，建立汉国政权，公开以推翻司马氏的统治为号召，胡汉各族许多人归服了他，力量很快壮大起来。特别是王弥与羯人石勒率军投附以后，汉国势力迅速发展到今山东、河北等地，晋军屡战屡败。西晋的灭亡已是指日可待了。
当时，西晋的王公大臣们犹如即将溃堤之蚁，纷纷寻求退路。既然匈奴的铁蹄不可避免地将要**长安的宫殿城阙，既然粗野的狄羯不可避免地将会践踏名士的衣冠，那么，什么地方能够延续晋室的国祚？什么地方能够保全家族的高贵和荣耀呢？
这里需要插入申明一下：以上两个问题的提出，绝不是千年以后文人的臆想和演绎。对于第一个问题，只要将时间退后一点，西晋建兴四年（316），京师长安被围，城中断粮，外无救援，人自相食。十七岁的愍帝司马邺口含玉璧，**臂膀，乘羊车出城投降。次年，太守宋哲奉愍帝命从北方逃奔江东，传愍帝诏书，司马邺说自己“幽塞穷城，忧虑万端，恐一旦崩溃”，命琅琊王司马睿继摄大位，“时据旧都，修复陵庙，以雪大耻”。足见当时上层有关人士在危急存亡之秋考虑到了国统的承继。对于第二个问题，则必须看到，到了西晋末年，士族逐渐淡化了忠君报国的思想成分，转而重视家族荣誉与社会地位，强调孝悌之道。诚如近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指出：“魏晋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故奉亲思孝，或有其人；杀身成仁，徒闻其语。”正由于此，当年王导南渡时，请郭璞卜筮，卦成，郭璞说：“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不提国运否泰，只说家族吉凶，未尝没有迎合王导求得士族之安的心理。
再回到这两个问题的本身。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江东。在北方匈奴强大的压力下，西晋的有识之士都瞩目于草长莺飞的烟雨江南。这里相对于“白骨涂地”战乱频繁的鼎沸中原，还是一片较安定较富庶的温柔山水；更何况有长江天堑，滚滚波涛可以阻隔胆怯的噩梦，寻求偏安的喘息。于是，西晋“八王之乱”时，最后掌握实权的东海王越看到北方局势恶化，策划在江南留下退路，在永嘉元年（307）七月，任命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驻建康。不久，又署为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成为江南地区最高统治者。应该说，此举圆满地解决了上面提出的两个问题，而且开辟了汉族统治者的三百年南朝之治，在保存和继承汉魏以前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
视野广阔，不拘泥于眼前，投一子而局面一新。无疑，这是一招高棋。
然而，前台的主角司马睿除性情宽厚外，实在是一个庸才。其祖父司马伷，父亲司马觐都不曾建树功业，又是远支，在皇室中的地位并不显要。不仅如此，此人的出身亦大有问题。
早在曹魏时期，太傅司马懿辅政。当时民间流传着一本谶书《玄石图》，里面有“牛继马后”的话。司马懿为此非常忌恨姓牛的人。在他的部下中姓牛的只有将军牛金。于是司马懿特地设计了一把酒壶，转动壶口能倒出两种不同的酒，请牛金喝酒，毒杀了牛金。当时，司马懿以为消除了“牛继马后”的隐患。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孙子、琅琊王司马觐的妃子夏侯氏与一个姓牛的小吏私通，而且还生下一个男孩，就是司马睿。（按妃通小吏牛氏事，《晋书·元帝纪》未云其名，唯《建康实录》卷五作“牛钦”。）再到后来，司马睿建立了东晋王朝，形式上虽然仍还是司马氏的天下，实际上是牛氏的后人做皇帝。人算不如天算，这一点更是司马懿始料不及的。
像司马睿这样的庸人是不可能下出拓展江东这样的高棋的。
古来的历史学家，包括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等，都把这“中兴之功”归于王导。他们的依据主要是《晋书·元帝纪》：“永嘉初，（元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世说新语·言语》注引邓粲《晋纪》：“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
我以为，王导于南渡之事起了重大作用，有“中兴之功”是毫无疑义的，但他并非南渡的决策者，只有说动庸人司马睿南移，并且讨得当时的政治强人司马越决定让司马睿南移，才能谈得上“中兴之功”。“王导说”有失之简略之嫌。
事实上，匈奴兵锋日逼，晋室势如危卵，有识之士争谋退路。东晋人裴启《语林》就记载了永嘉初年王旷到王敦家里商量“天下大乱”的对策，这时恰好王敦和王导诸人“闭户共为谋身之计”，不接见王旷。吃了闭门羹的王旷从墙壁上的小孔中看到众人谋议，就假做要告官。后来王导他们迎王旷进屋，王旷就贡献了“江左之策”。按裴启《语林》写于晋哀帝隆和时，离所记事一百年左右，人物、地点、细节都有，应该可信。但是，“王旷建言说”只是说明了南渡经过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反复谋划，也没有说明如何让司马越拍板的这样一个关捩。也就是说，王旷、王导诸人与司马越之间还缺乏一个关系链。
北京大学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提到一个新观点，从繁杂的典籍中抓住了《晋书·东海王越传》所透露的大可玩味的信息：“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裴妃是司马越的妃子，屡见于《东海王越传》，其兄裴盾为徐州刺史时，曾与时任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的司马睿共事。裴妃的另一个哥哥裴邵则与王导“相与为深交”，事见《晋书·裴楷传》。那么，裴妃一头与司马睿、王导集团相交甚深，一头又是司马越的宠妃，她力主此事或赞同王导的计划，利用自己的身份，让执政的司马越拍板此一计划，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这样一来，司马越—裴妃—裴邵、裴盾—王导等—司马睿的关系链也就畅通了。所以，事后晋元帝司马睿“深德之”，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给东海王当世子，亦透露了裴妃对于东晋帝业的作用。我以为，田余庆先生对《晋书》的这种抉微，丰富了“用王导计”的简略提法，最接近历史的真实。由于裴妃的居中牵线，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琊王司马睿的关键地位主谋其事，南渡之举才得以实施和成功。
琅琊王司马睿南渡以后，西晋王朝风雨飘摇，每况愈下。永嘉四年（310），刘渊病死，子刘聪继位。永嘉五年（311）刘聪派石勒歼灭晋军主力十余万于苦县宁平城，俘杀了太尉王衍等。同年刘聪又派刘曜率兵攻入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又焚烧洛阳宫室，发掘晋朝陵墓，前后屠杀晋朝王公百姓六万余人。这一历史事件因发生在晋怀帝永嘉（307—313）年间，历史上称为“永嘉之乱”。
晋怀帝被俘后，刘曜又攻入关中，同样大肆烧杀。后因缺乏粮食，掳走了八万多人，退出长安。西晋官吏又拥立司马邺为帝。建兴四年（316），刘曜再度攻下长安，西晋遂告灭亡。庆幸的是，先此西晋王朝的几支帝室有琅琊王睿、彭城王雄、西阳王羕、南顿王宗、汝南王祐已南渡江南，得以苟延。当时童谚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就是指司马睿等诸王仓皇过江事。公元317年，喘息未定的司马睿在烟雨迷蒙的江南建立东晋，以儒雅的王导为谋主，使晋朝保有了中国的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