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浊官石崇迥异，王羲之是十足的清流。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小名吾菟，祖籍琅琊临沂。前已叙及，汉代的王祥、王览是琅琊王氏子孙引以为豪的历史人物；到西晋时，琅琊王氏已是著名的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了。王羲之生于晋惠帝太安二年，其父亲王旷和叔父王廙的姨母嫁于晋王朝司马氏，因此与东晋开国之君司马睿是表兄弟。这当然是一层铁关系。再者，王旷曾任丹阳太守，其大部分管辖地区属今天的南京。王旷是个很有见识的人。《晋书·王羲之传》说：“元帝之过江也，（王）旷首创其议。”并且，《语林》还记载了永嘉初年，王旷见天下大乱、四海鼎沸，就到王敦家里商量对策，这时恰好王敦和王导诸人“闭户共为谋身之计”，不接见王旷。王旷从墙壁上的小孔中看到众人密谋，便假意要告官。于是王导等迎王旷进屋，王旷就贡献了“江左之策”。我以为，正因为王旷在丹阳太守任上熟悉江南的民情，对政治、地理、人文精熟，才可能首创其议，对东晋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这是第二层铁关系。可惜王旷在西晋末年，大约王羲之十二岁前后逝世，未能发挥更大作用，亦未能更多地荫庇王羲之。当时辅佐司马睿支撑东晋局面的王家代表人物，是王羲之的从伯王导和族伯王敦。王导位居东晋宰辅，把持朝政；王敦驻守荆州，掌握天下重兵。王羲之西晋末年移居江南之后，就是生长于这样一个名门望族。
然而，幼年的“书圣”并未被人看好。他在孩提时代得了癫痫病，一两年就要发作一次。《晋书·王羲之传》云：“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亦即王羲之幼时并不是一个神童，说话还有些迟钝。然而他自小聪慧机智，有内秀。他十三岁时，去见吏部尚书周。周是十足的显宦名流，一见之下，竟对羲之“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牛心炙”就是烤牛心，是古代待客的重要食品，大概带有礼仪性质。如宋代虞俦诗云：“客来愧乏牛心炙，茶罢空堆马乳盘。”而一代清流领袖周在众客未尝之前，将贵重食品先奉进小小年纪的王羲之，故而引起人们对王羲之刮目相看，其名在公卿将相之间也不胫而走。王羲之的从伯父宰相王导和大司马王敦，亦对羲之非常重视。王敦曾对王羲之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阮主簿指阮裕，阮籍族孙，德才兼备，时为大司马王敦的主簿。王导则感叹子侄“不令”，独重羲之，欲委以重任。
王羲之成人之后，其性格、情感上的特点荦荦大者有二。
一是坦率，少做作。太尉郗鉴有一爱女，想与丞相王导家联姻。王导应允后，叫子弟都到乌衣巷王府东厢房候选。当时正是炎夏，王氏子弟都穿戴整齐，肃立东厢。郗鉴派来的使者相完亲后向郗鉴汇报说：“王家子侄都不错，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恭恭敬敬地站在东厢候选，唯独有一人，在东**披衣而坐，**着肚子，自顾吃东西，满不在乎这次挑选大事。”郗鉴听了点头笑着说：“从此子举止来看，不同流俗，正是我理想的‘东床快婿’！”一打听，正是王羲之，郗鉴于是就把爱女嫁给了他。这就是成语“坦腹东床”的由来。后来，李白《送族弟凝之滁求婚崔氏》云“坦腹东床下，由来志气疏”，正是肯定了王羲之这种坦率自然的意气。
这种坦率的意气在王羲之以后的仕宦生涯中也有所表露。《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了他与谢安一起登冶城（今南京朝天宫内），论及时政：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同样的记述也见于《晋书·谢安传》，应该是可信的史料。此处虽以“太傅”称之，讲的还是谢出仕以前的事。谢安是东晋时与王导齐名的政治家，也是有名的“风流宰相”。然而他出仕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充分展示了当时士人阶层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追求。谢安出身士族，年轻时候尽情享受人生，不顾国家安危；故作清高而生活空虚腐朽；沽名钓誉，借以抬高身价；做官的时机一旦成熟，又扭捏作态，装扮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就这样身负重名，直到四十多岁才出来做官。《世说新语·排调》说，谢安出任桓温司马，官员们都到新亭来送行。中丞高灵来前喝了点酒，这时便借酒发疯地对谢安说：“朝廷多次征召，你都高卧东山，不肯出来做官，以至造成‘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舆论。现在，你终于出来做官了，不知苍生又将如君何？”高灵语含机锋，先指责了谢安出仕前的扭捏作态，待价而沽，然后说，现在你终于出来做官了，是真货假货还得走着瞧。如果是个徒负虚名的伪君子，“苍生将如君何”，百姓又拿你怎么办呢？直接对谢的人品及才干提出了怀疑。现在再回到羲之与谢安的冶城之游。王羲之原是谢安的东山游伴，这时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来启发他出山，谢安则采用“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并不正面回答出与处的问题。我认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八字，与高灵的反面讥讽异曲同工，不仅一针见血地击中了魏晋以来清谈之弊，而且体现了王羲之坦诚的书生本色。
二是长时间地处于隐逸和仕宦的矛盾之中。王羲之曾在《与殷浩书》中表明“吾素自无廊庙志”，然而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官场生活中度过的。他起家秘书郎，继任征西将军庾亮的参军，又迁长史。庾亮临死前向皇帝上疏，说王羲之“清贵有鉴裁”，应予以重用。以后迁守远将军、江州刺史等，最后约在永和六年，由护军将军改授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世称其为“王右军”。
王羲之是一个办事认真的人，既从仕，则积极处之，毫不虚伪。如任会稽内史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当时朝廷赋役繁重，吴地尤甚，羲之每上疏争之。此外，他对当时官吏的腐败现象十分愤慨，对百姓流亡、户口减少等流弊也提出过一些切实的意见。尤其是对当时炒得沸沸扬扬的殷浩北伐，王羲之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计私利，不从物议，看准时势切中要害，他谏阻北伐的书信，被称为“东晋君臣之良药”，载入青史。
永和十一年，王羲之五十三岁时，因与扬州刺史王述有隙，故称疾辞职。归隐前，他特意去祭扫父母之墓，于墓前读了著名的《誓墓文》，以表示其辞官归隐的决心：
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取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曒日！
自此，王羲之说到做到，彻底告别了官宦生涯，远离东晋政治中心建业，也离别了自己生活了四十年的繁华的乌衣巷，来到山明水秀的会稽，开始服食丹药，追求长生不老，怡情养性于山光水色之中。他的绝世佳作《兰亭集序》也就产生在他的生命的晚期。
自初唐李嗣真《书后品》将王羲之评为“书之圣”以后，由于唐太宗的极力推崇，历代书家的称赞，羲之成为“书圣”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以为，王羲之作为中华“书圣”，有两个需要特别指出的地方。
一是其书法作品在生前即具有经济价值。羲之生**鹅。山阴有个道士养了一群雄壮轩昂的好鹅，羲之去参观过一次，十分中意，便想买几只。道士早就仰慕他的书法，便说：“如能给我抄一部《道德经》，我把这群鹅全部奉送。”王羲之心知其意，但由于爱鹅心切，于是欣然写罢经文，笼鹅而去。后来，李白有《王右军》歌咏此事：
右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山阴遇羽客，要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
信笔而书，笔歌墨舞，笼鹅而去，欣欣然不发一言，何其潇洒乃尔！还有一次，王羲之看见一个老妈妈在卖六角竹扇，他就在几把扇子上每把扇面写了五个字。老妈妈起初很不高兴，认为将扇面涂脏了，难得卖出去。王羲之对她说：“你就说是王右军写的，每把扇子可以要价一百两。”老妈妈将信将疑，按他说的去做，人们果然争相购买。
这则故事见于《晋书·王羲之传》，正史所载，应该说是有现实生活作为根据的。
二是王羲之之所以为“书圣”，还因为其书法艺术具有十分可贵的创新性。俗传王羲之苦练书法，不得精进，晚上寝息时在夫人身上点划揣摩，夫人嗔怪道：“我体有我体，你体有你体，你只管在我身上划什么？”羲之顿时解悟。这个故事正说明了王羲之书法的创新性。中国书法古有甲骨钟鼎，先秦有大篆，秦代有小篆，西汉有隶书，这些成为中国古典书法的表现书体。魏晋之后出现的楷、行、草、今草是中国现代书法的表现书体，这四种书体一直延续至今，再没有变化过。其中楷书、行书和草书应是在王羲之手中定型。东晋以后无论哪朝哪代的书家，只要书写楷书、行书和草书，都必须承认他们所师承的源头是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七岁开始跟叔父王廙学习书法。王廙曾说：“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这种强调在书画中体现自我精神的观点，对王羲之的影响巨大。十一岁时，王羲之在父亲的瓷枕中发现一本《笔论》，就取出来私下里阅读。父亲知道后对他说：“现在你年纪还小，不能理解运笔的法则。等你长大后，我再教你。”王羲之不以为然，说：“我愿早一点知道，若长大了，那就迟了。”父亲只得给他大概讲解了《笔论》的要点，而王羲之却早已心领神会，从此学力大进。少年时又到洛阳观摩汉魏各大书法名家的真迹，打开了眼界。著名书法家卫夫人看到他极具书法天分，便把他收为门徒，主要传授小楷技法。后来，王羲之又自学李斯的篆书、蔡邕的隶书、钟繇的行书等诸家书法，博采众家之长而独成一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以风雅著称的梁武帝距东晋不远，他说，王羲之的字犹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也有人说羲之的笔势是“飘若游云，矫若惊龙”，因而王羲之被人尊为“书圣”。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仅在于他兼擅楷书、行书和草书诸体，而且都将它们推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王羲之的楷书师承卫夫人和王廙，属于钟繇系统。钟繇的楷书传世之作有《力命表》《荐季直表》等，其笔画形态的特点是竖短横长，状似隶书，有横张之势，一字之内，笔画之间的结构关系不明确。而经过王羲之的改革，楷书具有的笔画形态已成规模，笔画之间的配置关系基本确立，结体也随之匀称，变横张为纵展，雍容舒展。其代表作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像赞》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特点，将楷书体引入了端庄而生动的“今体”阶段。汉代的草书大多是一种较多地保留母体隶书笔意的章草，它字字独立，笔势不连贯，波挑多；少部分是比章草的书写更为简便的今草，字可与字连，随意性较强。草书在东汉末年是发展初期，到张芝时形成一个**。张芝善草书，有“草圣”之称。王羲之在草书方面的建树，就是发展了今草书。其代表作如《都下帖》《七月帖》《丧乱帖》等，笔势的移动飞移多体现在一字之内，不像张芝那样一笔连贯三五字。但王字所呈现的笔势是神采上的贯通，非形式上的连属，他往往欹侧取势得奇，这使他从深入骨髓的章草意念中摆脱出来。这样，章草书体的字字独立与今草书体的流畅纵逸的笔势，这二者看似不协调的两端，在王羲之的今草中得到了融会贯通。王羲之的行书是极具艺术魅力的神品，尤其是在晚年，他的行书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将草书笔法引入行书，中锋、侧锋互用，运笔速度较为迅疾。由于字与字之间有起承转合的映带，似断若连，笔势连贯，笔画之间的呼应关系更加紧密。《兰亭集序》就是羲之行书的顶峰之作。此帖挥洒自如，随心所欲，融合了魏晋六朝名士那种潇洒脱俗的情怀，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妙境界。据说旷世雄主唐太宗李世民对此帖顶礼膜拜，不惜违背君主的道德尊严，巧取豪夺。到手后他命当时的一流书家褚遂良等精心摹写，最后还将兰亭真迹带入墓葬，痴想在冥间还朝夕欣赏那银勾铁画的满纸云烟。
我们叙述的石崇与王羲之，正是在对金谷和兰亭的考察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