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东晋成帝咸康五年（339）王导逝世，后二十年谢安辅政。谢安是一代风流人物，为政“弘以大纲，不存细察”，尤其是经历了东晋王朝命运攸关的淝水之战，历来被认为并肩王导，“兴灭国，继绝世”，功业千秋，人品亦千秋。
我以为，这实在是历史的误会。谢安其人，功业还需斟酌品评，人品却十分巧伪矫情。
谢安（320—385）字安石，出身于陈郡阳夏谢氏士族高门。他的父亲谢裒，官至太常卿。伯父谢鲲，放浪形骸，是中朝“八达”之一，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玄学界的八大天王之一。不过，东晋初年陈郡谢氏尚无名望，《世说新语·方正》载谢裒曾求诸葛恢小女为婚，因琅琊诸葛是望族，随元帝渡江，地位亲显，诸葛恢竟拒绝与陈郡谢氏通婚。还有一次，一群男人聚饮时，谢安的弟弟谢万当众寻找小便器，阮裕见了，竟不屑地斥为：“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可见直到东晋中期，谢氏在旧族眼中还不是一等旺族。
俗话说：三岁看八十。谢安幼时即有佳名。四岁时，桓温的父亲、大名士桓彝来谢家做客，一见谢安就赞叹道：“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王东海指西晋东海太守王承，史称“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并且极有风度。东汉时评论人看“骨相”，魏晋时评论人重“风神”，“风神秀彻”当然是极佳的品评。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里还记载了一个故事。据说谢安幼时美誉远播遐迩，远在北方的鲜卑少年慕容垂极为神往，就派人给谢安送去一对白狼眊。所谓白狼眊，就是用白狼的毛做成的饰物，一般都安在长矛上。慕容垂是后来雄踞一方的燕国统帅，当时才七岁，而谢安十三岁。“英雄出少年”，“英雄总相惜”，此之谓也。
历史上王、谢并称，王导比谢安大四十四岁，在王导去世前几年，谢安曾经去拜访他。接谈之下，王丞相对这个十几岁的青年大为欣赏。《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支道林、谢安、王濛等人一次以《庄子·渔父》为题清谈，支道林先讲，“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等大家都谈过之后，谢安则向支道林粗略发难，他“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座莫不厌心”。的确，青年谢安相貌俊雅，神情深沉，思路敏捷，风度潇洒，是清谈名胜，工诗文，擅行书，很快就名动江南，成了时人追捧的偶像。
然而，时尚的偶像难免染上时人的通病，在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由隐入仕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隐居南阳卧龙岗时，“好为《梁父吟》”“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诸葛亮传》），终为刘备所赏识。刘备三顾茅庐时，在著名的《隆中对》中，诸葛亮精辟地纵论天下大势，定出鼎足三分的策略，划定了三国时期基本的政治格局。以后，又运用他纵横捭阖的才智，建立了盖世的功业。然而，东晋士人们不注意诸葛亮的粗茶淡饭、躬耕陇亩，也不折服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神人共泣的对蜀汉的忠诚，而只是将他的隐与仕，看作人生的手段与目的。这样一来，相当一部分士人就以隐居为养望，为蓄势，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们风花雪月，尽情享受人生，不顾社稷安危；故作清高而生活空虚腐朽；沽名钓誉，借以抬高身价；做官的时机一旦成熟，却又扭捏作态，装扮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这样假隐居之士、真名利之徒的嘴脸，在稍后的南朝文士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中就淋漓尽致地加以了讥讽和揭露，“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荫，白云谁侣？”此处且不赘述。
谢安瞄准了会稽东山，作为自己隐居蓄势之地。
当时的会稽郡，包括现在的杭州、绍兴、宁波一带，此地山水绝佳。著名画家顾恺之以艺术家的眼光考究一番后，回京后叹为观止：“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言语》）书法家王献之从会稽过，亦称：“从山**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世说·言语》）会稽的首府是山阴（今绍兴），东山则在山阴东南，此地林木繁茂，清泉蜿蜒，波光粼粼的曹娥江从山前流过，景色幽美。不管当时北敌压境，庙堂风雨，谢安“与王羲之及高阳许珣、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他在东山还养有绝色的家妓，整天莺歌燕舞，鬓影衣香，不知胡然为天胡然为地。诚如李白诗云：“谢公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昔人还绘有《东山携妓图》以纪其盛。无疑，这种名士风流是颇令后世的封建文人神往的。李白、苏轼、辛弃疾这些旷代才人都为此写了很多赞美诗篇，王安石甚至在走访谢安遗迹半山谢安墩后，颇为荣幸地写了一首《争墩》诗说：“我名君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向前代政治家，一寄千古渴慕。
关于谢安高卧东山的优游岁月，《世说》中记述有许多的片断。《世说·雅量》说，有一次，谢安与孙绰、王羲之诸人舟游海上，时值浪涌风起，大家都要回船靠岸。这时谢安却“貌闲意悦”，只顾吟啸，命舟子继续往前驶船。愈往前划，愈浪涛汹涌，小船颠簸不止，孙、王诸人惊恐万状，“皆喧动不坐”。谢安见了，轻轻一笑说：“你们这样害怕，那就驶回岸边去吧！”众人如遇大赦一样，赶忙呼叫回船。通过这一次海上遇险，谢安博得了“足以镇安朝野”的美誉。人们深信，以谢安这样遇事不惊、沉着冷静的气度，完全能够镇抚朝廷上下。后来李白还写诗赞叹道：“安石泛溟渤，独啸长风还。逸韵动海上，高情出人间。”《晋书·谢安传》说，有一次，谢安邀友人共往临安山中，他坐在一间石房子里，面对深谷，闭目遐想，然后叹息说：“如此境界，与伯夷相差又有多远呢？”
本来就“少有佳名”，再加上三番五次的作秀，长期蓄势，为谢安取得极高的声名。《世说·赏誉》云：
王右军语刘尹：“故当共推安石。”刘尹曰：“若安石东山志立，当与天下共推之。”
好一个“当与天下共推之”！当时，朝野上下都喧腾起一派“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呼声，仿佛谢安就是彼时彼国彼民的救世主。谢安俊雅的容貌和潇洒的风度，很快就使他成了那个时代魅力无穷的偶像。谓予妄言，择二例可说明。其一，谢安患有鼻炎，说话吟诗的声音都不清亮，而时人则称美为“洛生咏”，大家都以捏着鼻子吟诗为时尚，后来文学史上也多了“拥鼻”的典故。唐代诗人杜牧《折菊》“雨中衣半湿，拥鼻自知心”，就记述了这种名士风流。其二，据说，有一次有一穷同乡因经商不善，潦倒不堪，向谢安辞行。谢安有心赠他些银两，又怕伤了他面子，于是就问他还有什么能换钱之物。此人说，家当仅有五万把根本卖不出去的蒲葵扇。谢安略作思忖，说道：“我试试帮你推销如何？”就从中随意拿了一把。平时与名流们交谈时，谢安总是手持这把蒲葵扇，轻轻拂动，真名士，自风流。于是人们纷纷效仿，在当地居然掀起了一股蒲葵扇抢购风，那个穷老乡的五万把扇子不久就倾销一空了。这就是“新会蒲葵”的故事。一直到清末民初，“新会蒲葵”年产一亿柄以上，是个很响亮的品牌，当然谢安可以算是最早的产品代言人了。
世间就有这样的怪事：有些东西，你尽力追求，尚且难以得到，而推辞和躲避反而让它向你靠拢，甚至如影相随。谢安就是这样。起初司徒府征辟为“佐著作郎”，他以疾辞；扬州刺史庾冰以谢安有重名，屡次命郡县官往逼，谢安不得已才赴召，但是月余就告归；又拜尚书郎，亦不就任；吏部尚书范汪举荐他为吏部郎，又上书拒绝。因此，朝中有关官员上奏皇帝：谢安屡不就征，性情乖僻，应终生监视，不得录用。对此，谢安“晏然不屑”，似乎并不在意，索性栖迟东山，放情丘壑。
难道面对名利，谢安真的心如古井了么？其实，横亘在谢安内心的问题，不是出不出山，而是什么时候出山。《世说·排调》说，谢安隐居东山时，一次兄弟聚会，除他还是布衣之外，其他兄弟都仕禄轩冕，声势“倾动”。相比之下，谢安显得十分寒酸。他的夫人便指着那些做官的兄弟，用话激他说：“大丈夫难道不应该这样吗？”谢安于是用手捏着鼻子，半真半假地说：“我恐怕也难免走这条路子了。”道出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世说》还记载，谢安东山隐居时曾“戒约”子侄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子侄们一时弄不懂他的语意，只有侄儿谢玄答道：“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谢安听了很高兴。谢安、谢玄的叔侄对语，素以意味深远难解。谢玄理解伯父的“佳”字，意思是说，既然是芝兰玉树，就要争取生长在庭阶，让主人能闻其芳香、睹其美姿，而不应像《琴操》中记述的孔子所见的“隐谷之中，香兰独茂”一样。这显然不是一个决心长隐者的心态。事实上，其弟谢万为吴兴太守时，时谢安三十七八岁，就随弟从行，对谢万的公务常有匡正。这也可以视为对自己行政才能的历练。总之，谢安并非真的不想做官，而是要做大官，一再拒绝征辟，不过是自高标置、抬高身价的一种手段。所谓“玉在匣中求善价”，当养望蓄势到一定程度，他才会考虑出山。只有会稽王司马昱（亦即后来的简文帝）看到谢安携妓出游，窥知其情欲尚存，一语道破说：“安石与人同乐，必肯与人同忧。”果然，等到谢万因战败而废为庶人，谢氏门第减色时，四十多岁的谢安终于决定变节出山了。正巧征西大将军桓温上表皇帝请求辟谢安为征西司马，这个职务是个军内职务，相当于幕僚长的角色，谢安正中下怀，就此结束了东山高卧，至都中，转至江陵桓温军中。后来，唐代诗人胡曾作《东山》诗叹道：
五马南浮一化龙，谢安入相此山空。
不知携妓重来日，几树莺啼谷口风。
作秀再如何出色，行伪再如何巧妙，总是难以掩尽世人耳目的。不待后世写《北山移文》，当时总会有明眼人，不失时机地送上识破机关的棒喝，就像《三国演义》中，庞统行连环计，瞒过了曹营中的文武百僚，却在江边被阚泽说破一样。
《世说·排调》说，谢安出任桓温司马，官员们都到新亭来送行。其中中丞高灵借着三分酒醉，大声抢白谢安道：“朝廷多次征召，你都高卧东山，不肯出来做官，以至造成‘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舆论。现在，你终于出来做官了，不知苍生又将如君何？”这番“醉话”无异醉八仙拳，连出两手，风生水起。一拳打中谢安扭捏作态，高自位置；又一拳欲打出徒负虚名的伪君子的原形：真货假货还得走着瞧，到时候名不副实，“苍生又将如君何”，百姓又拿你怎么办呢？
《世说·排调》还记述了一则郝隆的讥刺。谢安在桓温手下任司马时，有一次有人送桓温药草，其中有种药草叫远志。据《尔雅·释草》，远志又名葽绕或棘菟，多年生草本植物，叶线形，夏秋开紫花，形如蒿根，性温味苦，可以入药。古代称其根部为“远志”，其叶部为“小草”。当时桓温拿起一株远志，有意无意地问谢安道：“远志又叫小草，本是一种东西，为什么会有两种叫法呢？”谢安一时语塞。参军郝隆时在座，便接口说：“这很好理解，所谓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这是一个令人绝倒的回答，表面上他是在解释这种药草之所以有两种叫法的原因：根“处”于地下，名远志；叶“出”于地上，名小草。实际上，却是用“出”与“处”比喻人的生活道路。古代隐士又称处士。谢安幽处东山，常以大济天下自诩，“志”不可谓不“远”，而一旦出来做了桓温的司马，仰人鼻息，唯命是听，也不过是小草一株罢了。郝隆的话绵里藏针，使谢安“深有愧色”。桓温当然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见状便打圆场说：“郝参军并无恶意，这样解释也觉别致。”
然而，“出”与“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此前的大名士殷浩，亦以隐谋进，出仕前先“在墓所几十年”，骗取得很高的声名，“于时朝野以拟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兴亡”（《世说·赏誉》）。后出任扬州刺史，朝廷原意是希望借重其大才，求得与上游桓温势力的平衡，谁知他畏桓如虎，毫无作为。后又北伐兵败，贻害百姓。最后被废为庶人，整天对着天，划写“咄咄怪事”。应该说，谢安非殷浩所能望项背。对于巧伪功夫极深的谢安来说，“出”后当然还会遇到严酷的考验，要通过这些考验，靠才干、学问、追求、手段，也还要靠机遇和运气，淝水之战就将他推到了功业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