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文心雕龙》思想成分是复杂的，除了以上所叙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以外，还存在着玄学、清谈的影响。
玄学发生于魏正始年间。当时，一批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论理的基本思想资料，崇尚虚无，出言玄妙，因而人们又称这种清谈为“玄谈”，有所谓“正始玄风”之称。
清谈作为魏晋时期崇尚虚无、空谈名理的一种风气，上承汉末清议，从品评人物转向以谈玄为主，两晋大盛，延及齐、梁不衰，是贯穿刘勰一生的世风。当时记录清谈的书不少，现在传世的只有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了。据记载，当时的士人对此废寝忘食，挥麈扪虱，如痴如狂。其中有些是高谈玄理的闲聊天，但不少清谈实质上是一种逐渐形成的准正规的学术讨论。诚如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漫步》中所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透过那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我们可以窥见《文心雕龙》的生长土壤。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文心雕龙》中“风骨”“写送之致”等概念在清谈中往往还不是文论的概念，不过即将成为文论的概念。通过对清谈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些概念的产生和演变。如“风骨”，清谈中所谓“旧目韩康伯，捋肘无风骨”“羲之风骨清举”（均见《世说新语》），可见“风骨”原指人的内在的精神世界和外在的体态形貌两方面，然而在刘勰笔下，“风骨”已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表示具有感染力与说服力的刚性美的风格，从而和谐地融化在其宏伟的文论体系中了。
如果说“风骨”等概念在清谈中还未与文论发生关系，那么，所谓“写送之致”则是刘勰直接从清谈中掇拾。按《诠赋》云“乱以理篇，写送文势”，《附会》云“克终厎绩，寄深写送”，均指文章结尾时的韵味。由于前人不解“写送”之义，遂有臆改旧文者。如通行本《文心雕龙》（即黄叔琳本）《诠赋》作“送致文契”，冯本《附会》作“克终厎绩，寄深写以远送”。其后范文澜、刘永济两先生虽据唐写本更正，范先生《文心雕龙注》更举出《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晋阳秋》桓温评论伏滔读赋“今于‘天下’之后更移韵，于写送之致，如为未尽”，但亦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之嫌。其实，“写送”即诵佛经的拖腔咏叹。《高僧传》卷13《释昙智传》云：“既有高亮之声，雅好转读。虽依拟前宗，而独拔新异。高朗清彻，写送有余。”又同卷《释慧忍传》云：“释昙调写送清雅，恨功夫未足。”晋宋时，玄、佛合流，清谈家从佛教吸取了很多营养，将“写送”带入谈诗论赋，以拖腔咏叹助其谈锋，而刘勰又将其记入文论，抓住清谈这一契机，其间递嬗甚明。可惜前人忽略，遂使其用心，千载淹没。
《文心雕龙》从清谈中掇取的概念还有“风格”“才藻”“新奇”“形似”等，刘勰在不违背清谈本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作为文学理论概念而丰富了自己的文论语言。
除了新的概念之外，更重要的是，刘勰还注意从清谈中吸取新的观点，构成自己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第一个注意到自然美的。《原道》揭橥“自然之文”，《明诗》肯定“极貌以写物”的“近世之所竞”，全书中触及山水之美的论述比比皆是。在《物色》的赞中，刘勰甚至还充满**地写道：“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简直就是一首情景交融的山水诗！这可以看作是当时文坛上的新品种——山水文学的总结。但是这种山水文学发展的美学基础，正是建立在社会对自然认识的提高上。在此以前，对于山川的欣赏，有孔子的“比德”说（《说苑·杂言》）和荀子的“致用”说（《荀子·王制》），然而，他们都忽略了景物的自然属性，也就更谈不上领略景物的艺术美。从《世说新语》所记录的清谈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士大夫眼中的自然美，已是和孔、荀所论截然不同了。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王子敬云：“从山**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这里，有的是活泼的盎然生机，有的是诱人的艺术魅力，恰恰是前引《文心雕龙》的论述的注脚。我们联系到王徽之“何可一日无此君（竹）”的居宅要求，联系到《宋书·谢灵运传》所载谢灵运与门客数百“凿山浚湖”的“山泽之游”，联系到这一时期出现的江南园林，就不难明白，《文心雕龙》关于山水风景的论述，正是当时社会风气的反映。在那个自然美觉醒的时代，不能谈山论水就算不上名士风流；不在著作中辨析山水之妙，从而表现自己的素养，如何能在高士中争取读者呢？
清谈中的言意之辨对《文心雕龙》基本观点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按《世说·文学》载：“王丞相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意之辨三理而已。”其中，言意之辨涉及言词与意念的关系和意与物的关系，所以它直接与文学批评发生了联系。《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的另一次清谈则大可玩味：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中主要的论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和言尽意论。上引文康是个言不尽意论者，他认为“意”是文辞表达不尽的。对此，庾子嵩表示不赞同，委婉地表示了自己得意忘言的观点。《世说新语·栖逸》还记载了另一个清谈的材料：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犹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
真人的“仡然不应”，实则是一种无言之美，这也是得意忘言的另一种形式的体现。无独有偶，《六朝事迹编类》卷五“邀笛步”条还记载了稍晚于此的一个清谈材料：
《晋书》云：桓伊善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师，泊舟青溪侧。伊素不与徽之相识，自岸上过。船中客称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令人谕之曰：“胜闻君善吹笛，为我一奏。”伊是时贵显，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不交一言”实际上已发生了太多的交流，这当然也是得意忘言的体现。
无疑，言意之辨的讨论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当时的作家们大多数接受了言不尽意论，因为言不尽意论说出了作家在创作中深切体验过的一种苦恼。当然，作家们所说的意，已不仅指思想、理念，更多的是指想象、情调等属于艺术思维范畴的东西，这是更难以言传的。
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文心雕龙》深入探讨了文学创作中的言意关系问题。《神思》云：“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当开始执笔创作时，勇气大大超过了文辞。等到作品写成了，也不过只达到创作意图的一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作者的意绪是虚空的，就容易新奇，语言要真实地反映事务，就难于精巧了。显然，刘勰也是承认言不尽意的。但是，刘勰的过人之处是他看到了一篇文章的字句总是有限的，而作者要表达的情意是无限的，有些言不尽意处是“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这正是作家要追求的境界。《隐秀》云：“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意为工。”这里的“重旨”，就是“复意”，就是说文章要有曲折双重的意旨，亦即除去表面的一层意思之外，还有言外之意。刘勰进一步解释说：“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也就是说，作品要情意深隐，不把全部内容和盘托出，而用极精练的语言暗示出来，才显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可见，刘勰的“隐”，是“言不尽意”，但是它不是消极的“言不尽意”，而是积极的不欲明言。这正是中国诗文有巨大艺术魅力的妙谛。另一方面，刘勰也不同意王弼“得意忘言”的命题。他在文章的写作上，非常重视“言辞”。《文心雕龙》中不少篇章都证明了这一点，如《丽辞》甚至以“辞”标目。
魏晋六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剧变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新事物、新变化，都反映到放浪形骸的清谈之中。作为有识之士的刘勰，从中掇取新观念、新观点，批判地吸收，在飘逸潇洒、玄风竞煽的土壤上，呕心沥血建立了《文心雕龙》这一宏丽无比的文学理论殿堂。对于清谈，他为什么不像对待前代文论典籍那样，在《序志》篇中承认其影响呢？我认为，这反映了刘勰头脑中儒学独尊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又代表了一部分士人的时代心理。
诚如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殷周之际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民族文化第一次大转折时期，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第二次大转折时期，魏晋六朝是中国文化第三次大转折时期。我认为，这个时期的特殊的贡献，一是我国真正进入了“哲学时代”。战国时期，虽然百家争鸣，学派蜂起，但是诸子百家莫不围绕道德、伦理、社会旋转，所有的学说都是为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现实需要。因此，诸子百家中绝大多数属于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军事家、法律家以及应用哲学家，而对于自然、宇宙、人生诸问题，他们则视为异端，极少讨论。而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却对宇宙的本体、人生的真谛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何晏、王弼等学者对老子学说中最根本的内容做了纯理论的研究，把以概念的方式进行论辩的思维科学推进到了一个最高的阶段。这种讨论在清谈中大量地出现。二是学者们在论战中（特别是在清谈中）采取了平等的态度。这是一种真正的学者的风度，其光辉是炳耀整个中国学术史的。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互相攻伐，“禽兽”“枭乱”，帽子、棍子乱飞，就是“温柔敦厚”如孔子，对“非吾徒”也叫嚷要弟子们“鸣鼓而攻之”。魏晋学者则不然。清谈中，有人弄通了一个道理，“四座莫不厌心”；有人提出了一个难题，“众人莫不抃舞”，席终人散，传美千里。（《世说·文学》）这也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自许的“同乎旧谈”和“异乎前论”的态度。
以上两点，既是魏晋学术的主流，对于儒学独尊的地位，当然又是一场灾厄。所以当时一部分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仍然坚持名教。“深患时俗**，不尊儒术”，指斥“清谈误国”。如《春秋谷梁传集解》的作者范宁就说：“王、何叨海内之浮誉，资膏粱之傲诞，画魑魅以为巧，扇无检以为俗。郑声之乱乐，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傅子》的作者傅玄也上疏晋武帝，力陈清谈是“虚无放诞之论”。到了刘勰写作《文心》的齐梁之世，对清谈的鄙夷，在知识分子，特别是儒生中，已占上风。对于扪虱挥麈之徒，士人们不再是热情地欣赏，而代之以冷峻地批判。干宝《晋书·总论》中就对“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的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也说：
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
据说，清谈家王衍将被石勒所杀，临刑时对人说：“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桓温入洛时，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望中原，曾慨叹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并把清谈误国的名士斥为“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
平心而论，南朝封建王朝频繁地更换，是封建统治者残酷的争夺所致，“清谈误国”的提法是不妥当的。但是，“清谈误国”论已深深铭刻于齐梁儒生头脑中。他们不加分析地对清谈一概否定，即使自己曾经受益于斯。刘勰就是如此。
综观刘勰的一生，在他的前期，既依僧佑读书十余年，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自认为是孔子的信徒，连做梦都跟着孔丘走，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在他的头脑中相互斗争着。而他写作《文心雕龙》时，正是他入世思想占上风的时期。《序志》云：“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所以才转而论文。《文心雕龙》站在儒家立场上立论，其理论根据和评文标准，多依儒家经典。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勰当然对清谈给予自己的营养讳莫如深。因为活泼泼的辩论、离经叛道的谈话，对于一个儒学信徒来说，无异是一种亵渎。
应该说，清谈对于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无论是在资料的掌握、理论的阐发、作品的分析、作家的品评诸方面，都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清谈和前所叙及的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三种形式的、积淀着不同的时代内容的理论基础，仔细分辨它们，对它们进行深入探讨，对于理解和评价刘勰及《文心雕龙》，都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