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提_回了两壶开水，满满的。我不像老同志们那样，总好一杯接一杯地喝水，但却总是一壶接一壶地打水。不是天生有这个嗜好，你想想，全室十几个人，有的军龄等于我的年龄，有的党龄等于我的年龄，还有的干龄等于我的年龄。而他们的年龄不是比我父亲大，就是和我父亲差不多。工资不是比我高一倍，就是比我父亲高一倍。如果还像以前，不犯错误就按年头晋升军衔的话，怕有的已授少将了。他们常常羡慕地对我说：“你们这一代真幸福啊，我们那阵……”享受着令人羡慕的幸福，打打开水那不是应该而又应该了嘛！所以每当谁把暖壶拿起来，壶身倾斜到45°角才勉强倒满时，我便赶忙去打。
机关统一组织学习，全室十几个人都来了，一人泡一杯茶差不多就得两壶水。我提着两壶水刚一进屋，好几个人就一边拧着水杯盖一边夸奖说：“咱们小宫就跟有些年轻人不一样，年终评先进时，这得算一条！”随着滚开的水倒入绿莹莹的茶水里的扑扑声，我的心里也不自觉地跟着翻滚上一阵，但却说不上翻滚出来的是啥滋味。我的确和有些年轻人不一样，本来全室数我最年轻，可常常有人跟我开玩笑：“也不知你是哪年参加革命的，光看头发，数你资格最老了，看白的！”
我也学会了自我解嘲，说：“不会白瞎白呗，都和母亲同龄了（建国那年生的），才白了三分之一，白得很不够哇！”
也许是听出了我这话里含了淡淡的苦味，老同志就安慰我了 ： “小宫那是少白头嘛，何况是又黑又白。不信你看，没白的比我们的可黑多了，像你们老家黑龙江的土一样，油黑油黑的。我们的虽然没白，可是有点发灰哟！”这样一说，我心中那点淡淡的苦味便像冲了四五遍的茶一样，淡而又淡了。
讨论时不许干别的。他们品茶，我只好品味品味他们的话——少白头？古人不是说三十而立吗？三十二了，还少白头？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虽然算少年不大恰当，但算不算等闲呢？领导和同志们不总是说“小宫跟有些青不一”吗？还作为青年代表参加过一次全国性的大会……白是白，也不算太等闲……吧？
扑哒！ 一大撂子报纸杂志落到我的办公桌上。我靠门最近，暖壶、电话都在我的桌上，公务员理所当然就往我桌子扔嘛。《中国青年》、《青春》、《青年作家》、《人民文学》……都是我最爱看，每天都盼着快点来的杂志，我心里痒痒地把它们往桌角推了推。学习时闲扯一阵没人说什么，看看书可不行。等着休息吧！
室主任看着报刊，又看了看手表，说：“这阵讨论的不错，提前休息一会！”还没等我伸手，杂志已被抓光了，我只拿到一张解放军报。主任忽然举着一封从报纸里抖出来的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嗬，司法部还有熟人！”
“谁和司法部有熟人？以后再有冤假错案走个后门可有扑头了！”
祖辈都是农民，只有父亲当过中学教师，也退休了，有冤假错案也不至于惊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所以我也不关心谁在司法部有熟人，一心翻着报纸。
“给，老实巴脚的怪能保密，和司法部还有联系！”随着这话，一封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字样的信落在我手中。信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我”收。我不禁一怔，什么事把我牵扯到司法部去了？想了一会，断然自己绝没做过什么值得司法部纠缠的错事，才把信撕开了。我急忙先看落款，啊？是她！站在身边的主任已看见了这个名字，感兴趣地问：“女的？这么洋气的名字，怎么认识的？”
我被问窘了，吱唔了一下，冷丁被我的姓所启发，灵机一动说：“我叔叔的女儿，新调了工作单位！ ”说完心还突突地跳，脸也红了。我故做镇静把信装入衣兜，等又去打开水的时候在水房里慌忙看了一遍。来后，大家都讨论了些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了。我在一句一句想着信中的话。
“小宫同志：你好！接到这封信你一定很奇怪吧？我是宫丽莎，还记得吧？去年国际倶乐部联欢会，一别已是半年多了啊，是的，记得，记得的。
去年秋天，我去北京参加代表大会期间，正赶上全国青联举办一次联欢晚会，邀请与会青年代表参加。整个大会几千名代表，青年人不多。平时就总跟老同志在一起，开个会还是和老同志在一起，我可真是个从未年轻过的青年人。好容易遇上青年人联欢的机会，去！
和领导请假的时候，慈祥的老人戴上花镜把我的请柬细细看了一遍：“联欢会有什么意思，这么好的京剧不看，嘁，年轻人！”见我脸上现出了近于央求的表情，才无可奈何说：“那你把看京剧要车的事再交待个人，你那张京剧票也留下，黑市上几块钱一张呢？”
我紧紧张张赶到国际俱乐部时，几百名青年男女自由的谈笑声椽春天的甘霖在东飘西洒，像夏日的海潮在澎湃喧哗。我仿佛一个久病初愈的老人第一次走进春光明媚的海滨浴场，真想纵身投到清新的海水里畅游一番，焕发焕发青春的活力。但这气氛对我太陌生了，冷丁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我想找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军人一块坐坐，而全场廖廖几个军人都不大年轻了。当我在无数交叉扫射的陌生眼光中慌忙找个位置坐下时，麦克风里响起了诗一般的祝辞：“……祖国的春天真正地到来了。青年人是春天的花朵，愿青年朋友们在春天里为祖国怒放出浓郁的芳香吧！祝大家尽情地交谈，欢舞……”
乐趴忽然奏起了舞曲，节奏逐渐加快，一双双舞伴像小小旋风一样跳起来，四周的座位几乎都空了。我像到了异国它乡，既振奋又新奇。虽然我不可能投入这欢快的激流，却如饥似渴地想了解它。我真盼望能长出十双眼睛来，把所有细节都看清，都记住，甚至都能理解。可是除了新奇之外，却无法理解。我掏出本来，急速地记录着舞场的情景和我的心情。记着，记着，乐声停了，跳舞的人们像刚从最美好的地方归来一样，脸上洋溢着欢笑，纷纷回到座位上又开始交谈。有两位青年女同志坐到我身边，看了看我，见我什么反映也没有，俩人便自己说起来。跳舞时我已看见她俩了，一高一矮，打扮一“中”一“西”。全场只有她们这一对是女同志和女同志同跳。她俩在说：、“跳的真别扭，把我脚都踩疼了！ ”“叫你跳男舞步，你也得把我踩疼的！”
舞乐又奏起来了，人们又成双结对踊跃奔向舞池。一“中” 一“西”打扮的两位女同志向身边看了看，又一同走向舞'池。这回我才注意到，她俩跳得确实有点别扭。我还发现，有的男同志同跳也有点别扭，而所有男女同跳的却都很和谐欢快。
我边记边琢磨跳舞人会是怎样的心情。舞乐又停歇时，那两位女同志又坐到我身边。其中个头稍矮、年龄稍大、中式圆脸忽然说：“同志，您是来执行任务的呀？”我发觉是和我说话，马上停了笔，慌忙说：“呃，不，我是来看热闹的，记点速记。”“画呀还是写呀？” “啊，我不会画！” “那么你是写啦？”
我点着头，却不知和她说些什么才妥当。和女同志该说些什么呢？在她跟我说话的时候，她那个年龄稍小、个头稍大、西式长发很漂亮的同伴和一个四十多岁的秃顶男子在说话，舞曲再次奏起来时，她便和那男子一同跳起来。中式圆脸看看我，见我只是不解地望望她，她便坐着没动，座位上只剩下我俩了。呆了一会，她问我：“你是大会代表吧？”我点点头，也问她：“你也是吧？”
原来她是被邀请来和代表们联欢的。我特别想了解这些陌生而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人，便试探着问：“你是文艺工作者？”“不，我正在家里等待工作！”
“那你是怎么被邀请来的呢？ ”“我爱人得到两张邀请票，因为有事，我就和一个女朋友来啦！”
看不出她已经做了妻子。“听说北京的舞会很多，你们常参加吗？’’“家里老人不让。中央领导说可以集体组织舞会以后，才有机会参加了几次。”
“你家老人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们和公公在一起，他在国务院一个部里工作。”
公公在国务院的一个部里工作，她怎么会没有工作呢？ “你公公在部里做什么？” “顾问，身体也不好，在家休息！”
国务院一个部顾问的儿媳妇，一点高干子女那种目空一切的架式也没有，这使我惊奇之外又有了好感。我又查户口似的问：“那你的父母做什么工作？” “都在大学里教外语。”
“那你怎么不像你的同伴也穿戴得‘洋’一点呢？”
她非常有礼貌地笑了 ：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洋一点呢？当然我不反对别人‘洋一点’！”接着，她又不解地问我：“你们军人对参加舞会的人很有想法吧？ ”“不，不，没有什么想法！”
舞曲间歇过一次又奏起来。她问我：“没想法你为什么不跳呢？”我解释说不会跳，她打量我一番：“你的身材和年龄正应该要跳哇？”
这时那个和她的女伴跳过的秃顶男子走到她跟前，很有礼貌地点点头：“同志，您跳吗？”
看样子她不大情愿，但还是礼貌地点点头，又对我说了声：“您坐！”就跟那男子跳去了。
“同志，您没带舞伴吧？ ”一个小伙子走过来跟我.说话。我不知怎么叫带舞伴，连忙说：“不，我是来看热闹的！”他在我身边坐下了，友好地和我唠嗑。他是电视台的灯光照明工，来录今晚的电视新闻。听口音是我们家乡的，加上他的友好，便产生了对他的信任。我无顾虑地向他打听舞会的规矩，这才知道，一般都是自己带舞伴，这样跳起来顺当。没带舞伴的，一般都是男的邀请女的，没有女的邀请男的。出于礼貌，一般被邀请的都不会拒绝。我忽然想到，那两位总坐在我身边的女同志大概是想让我邀请她们跳舞。如果我会的话，当时那种气氛真可能邀她们的，我竟有点可惜自己不会了。我非常感兴趣地问：“一场接一场地跳，脸上都出汗了，不累吗？”小伙子兴奋地向我做宣传动员工作：“不能说一点不累，过后才能感到有一点，当时只是愉快，非常愉快，对脑力劳动的人是一种最好的休息！看来你想跳？来吧，我陪你！”说着他就要拉我上场。我干啥事也没有想干就干的勇气，竟连忙推辞说：“谢谢您，真的谢谢您，我不会！ ”“我教你，真的谢谢您，我不会！ ”“我教你，一学就会！ ”尽管他十分热情，我还是没敢上，舞曲第四次间歇了，那两位女同志又回到我旁边坐下，兴奋而愉快的情绪也感染着我。电视台的小伙子对中式圆脸说:“解放军同志不会，你们也不带带他？我有工作，你们带带他！”小伙子并不认识她俩，却命令式地叫她们带我，而她们也不反感，这友好的气氛强烈地**着我。中式圆脸说她刚学会，还当不了师傅，便用眼光把我推给那位西式长发。西式长发友好地对我说：“我水平也不高，但当个启蒙教师还凑合。来吧，我带你！”
我慌了，连连推托说有任务。尽管三个人好意劝了半天，我还是没同意。舞曲又起时，西式长发被别人约去了。也许因为中式圆脸正在跟我说话，别人误会我们是舞伴，便没人约她，座位上就又只剩我们俩了。电视台的小伙子没事做，见我拘束地干坐着，不容分说，硬把我拉到舞场边上教起来了。我怕撕撕扭扭更引人注目，只好悄悄跟他学起来。那动作的笨拙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毕竟是进场跳了，心情和感觉像忽然产生了飞跃一样，认真了。
舞会结束后，大家都在欢乐的气氛中签名留念，握手道别。我也和电视台的小伙子互留了姓名和通讯地址。这时中式圆脸跑过来拿着小本子说：“严肃的大兵同志，签名留个纪念吧！ ”我竟欣然给她留了名字和通讯地址，并也叫她给我留了姓名和地址。她写了通讯地址后又写了电话号码，并十分热情地说：“欢迎你到我家去玩啊！”
她就是宫丽莎。
“小宫同志，你还记得我的女儿吗？那次你去我家时，她还是个在竹车里乱爬的小婴儿，现在已会自如地行走，做许多小动作，并会叫爸爸和妈妈了。也许等你再有机会来北京时，她会叫你叔叔了……”
啊，她的小女儿，记得，记得的。
参加联欢晚会后第三天，大会休息。老同志们都去串亲访友，我没有一个亲友在北京，便想到了宫丽莎。她不是热情地说过欢迎我去她家玩吗？可马上我又想，到一个在舞会上认识的女同志家去，领导和同志们会有想法的。再说，她可信吗？那么高级干部的儿媳会如此平等待人？会不会骗人呢？现在的骗子可是很多！犹豫再三，我决定先打电话试试，如果电话号码是真的，就鼓起勇气去一次，一定撂下电话就去，不然一犹豫决心又没了。
我像在雷区行走一样，心情紧张地拨通了电话，真的是宫丽莎家。她告诉我去她家怎么走，而且又很诚恳地表示了欢迎。放下电话我就去了。拐弯抹角，在一片幽静的住宅区找到门牌号。我在门边找了好一会儿，才发现一个很旧的电铃按钮。我的手伸出去快要拉近按钮了，忽然又缩回来。她是真的欢迎我吗？她家里人呢？尤其是她丈夫……我的手来回伸缩了儿次，后来还是抖抖地按了上去，很快就放开了。等了半天没人出来，我又忐忑不安地按了一次。这次时间挺长。还是没人出来。刚刚打过电话怎么会没人呢？宫丽莎说了谎？我又按了一阵，仍没人。我受了欺侮一样气愤而又颓唐地转身要走，门却开了。可那人见我声也没吱出门就走。我叫住他一打听，原来大院里有好几个小院，每个小院一家。大院的电铃是**前的，那时有人看门，现在是已不用了。我这才重又鼓起勇气走进大门，找到宫丽莎家那个小院。中国古式的院落和小楼，朱漆大门，绿尖顶红圆柱凉亭，还有不大的假山，假山旁边是好大一架葡萄。在屋门边没找到电铃，我便用手敲那红漆木格门，门又厚又硬，手都敲疼了，里边也没动静，只好硬着头皮揣揣地推门自入了。
大客厅的一角有位老人拄着手杖在会客。我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确实是某个部的顾问，宫丽莎一点也没有说谎。我敬礼说明来意，他和蔼地点头，用手指指楼上，示意我可以上去。宫丽莎已跑过来了，接过我胳膊上的大衣，给我向她公爹作了介绍，然后领我到楼上她的住室。
我第一眼就看见一个小孩子在竹车里爬着“呀呀”直叫。想不到宫丽莎已是个母亲了。她给我泡茶，拿糖，削苹果，又边哄着她的女儿边和我谈天。她在舞会上说的所有话都已证明属实，我心里踏实了，边说话边看屋里的摆设。玻璃橱柜里装着不少古玩，墙上挂一柄古剑，这些古董都是她丈夫的。我知道了她和她丈夫的经历，我们年龄差不多，学历一样，只是经历不同。真该感谢她，萍水相逢，她竟能直率地向一个陌生人细述自己的身世，我常常感受到了莫大的信任，我也希望自己能像她那样开郎、大方、直率、坦白而又诚实、勇敢。
我想问她是怎样学会跳舞的，保姆忽然在外面喊她“丽莎，你的电话！”
“小宫同志，你还记得张文静吗？自去年一别也未见你来信，我和文静还常提及你。”
记得。怎么会不记得呢？最让人琢磨不透的就是她，因而最忘不了的也是她。
那天，宫丽莎接完电话，高兴地对我说：“文静听说你在我家，她让我给你代好呢！就是和我一起去跳舞那个姑娘，她叫张文静。”我们的谈话自然就转到张文静身上。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文静的弟弟认识了宫丽莎的丈夫，他教会了他跳舞。丽莎也想学跳舞，张文静的弟弟便把张文静介绍给她。她把张文静请到家来教她跳舞，闲时常找她去看电影，听音乐会，俩人成了好朋友。张文静是工人，已经二十七岁了，也不谈恋爱，我非常奇怪，二十七岁的姑娘不谈恋爱为什么打扮得那么漂亮，还跳舞。
宫丽莎说她有好几个同班同学跟随亲戚到国外当华侨去了，都已结了婚，男人也是海外华侨。那几个同学常给她寄点衣物和小东西，她挺喜欢，因而也总想找机会出国去看看。丽莎看出我对文静有些不信任就解释说：“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她爱美爱跳舞又没影响别人什么，想出国去看看有什么不好？当年周总理他们不都出过国吗？难道你不想到外国去看看？ ”不管她怎么说，我就是不理解。我又像领导考干似地问：“文静在单位表现怎么样？” “在全厂青年工人里她技术最熟练，每月都超额完成任务！”
“群众关系呢？”“和大家都不错，就是有些小伙子嫌她不谈恋爱，背地里就风言风语！”
“那她是什么家庭出身？ ”“父母都是工人，连弟弟都是工人。”
工人怎么老想出国呢？工人怎么老想结交干部子女呢？工人还穿戴得洋里洋气，是个可信的工人吗？我终是不解，连对丽莎也不解地问：“你很信任文静，也很愿意跟她在一起吗？”
宫丽莎说跟文静在一起觉着年轻、愉快。我又想起那晚上的情景，文静说“技术虽然不高，当个启蒙教师还凑和”时，我虽然没让她带，但她生动活泼的音容笑貌不也使我感到愉快吗？我常常牢骚和老年人在一起不愉快呀！我忽然说：“再见着文静时，也替我向她代个好吗！”
“……文静可能在五月中旬出差去你那里，她让我给你写封信打个招呼，到时候好去找你，有什么困难帮她个忙。你在北京需带什么东西快点来信，她好给你捎去。”
文静要来？还要来找我？千里迢迢来我们这儿出差，人生地生，找找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可她那么年轻，那么漂亮，那么洋气，到部队机关来找我，我的脊背不叫人指破了才怪呢！该怎么办呢？把信交给领导谈谈，看领导会表示什么态度？不行，一看这信，领导就会批评我不该在外边私自认识女同志的，即使不直接批评，心里也会这样想的。那么跟谁商量一下呢？我们室还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知心朋友，我把搶给他看了。他深思熟虑之后说：“她想出国，又结交部顾问的儿媳妇，现在又来找你，会不会是女特务哇？”他这一谈把我吓了一跳，我也深思熟虑了 一番，说：“特务肯定不可能。就是我见不见她呢？”“要不是特务，见一见也没啥，领导要说什么我可以给你作证。不过，你还得跟你爱人说一说吧？”
以前我已跟爱人说过认识她们的经过了，她说她们浪漫。这回竟来信要找我，爱人会怎么说呢？
爱人看完信，脸上毫无表情地说：“当然要见了，你赔她逛逛公园，看看电影，还可以跳个舞什么的，那有多愉快呀！”这话的味道分明是酸的，我还怎么说别的呢？虽然我什么非份之想也没有，无论如何是不能见了。
“小宫同志，我已到司法部上班了，回信寄家里和司法部都可以。”
这信可怎么回呢？怎么回都不好说，但又不能不回。先用沉默来避一下吧！
五月中旬过了，我们的学习也结束了。如果文静真来的话，也该回去了。我这才给宫丽莎回信说：“……我出差了，五月下旬才看到你的信，不知文静来了没有，也没听人说她来找我……”我把信投进信箱时还不安地想，文静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丽莎不会是受了她的骗吧？
四天后，我又提着满满两壶水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忽然发现才送来的报刊堆里有我的一封信，是宫丽莎来的。只我自己，急忙当即撕开了 ： “……你好！来信收到。给你去信后未见回信，文静去后人生地不熟，未能去找你，实在遗憾。听文静讲，你们那里风沙很大，她无一个熟人，连累加气候不适，差点病倒，办完事一天也没多呆就回北京了。从信中得知你经常下部队，工作积极性很高。我上班后业务都得重新学起，工作很吃力，但我有决心向你学习，把工作搞好……”
宫丽莎一句句诚恳的话却像一根根芒刺扎着我的心。我没敢再想她是否会受了文静的骗，因为她已受了我的骗了。我不知该怎么再给她回信。她的信在我手里翻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提不起笔来。
哎，我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