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当时应该去告那个动手打人的警察。就是现在，还可以做。”我愤慨地说。

这位同学摇摇头：“我当时没有这念头，现在更没有。你一定不解。其实问题并不复杂。我理解北京人对外地来京人员的某些不满情绪，这中间确实有一部分外地来京人员做了不少让北京人反感的事。我作为一名外地来京读书的大学生，理念上需要我用另一种心态平衡北京人与来京外地人之间的某种不协调，并以自己的所能来调整这种关系，而不是成为另一种关系的催化剂。”

他的打工磨难与收获，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的所得。也许只有像他这样的一代大学生们才能做到。我想我和所有北京人都应该做些必要的反省。

这位同学最后还告诉我，大一那一年，他的内心世界时时“惊涛骇浪”、“大波大澜”，现在他越来越心平气和，对贫困、对打工，他都能应付自如。身为学校学生会“自立部”副部长的他，决心用自己的心理历程告诫与他一样贫困的同学，要勇于面对现实，平和心态，这样才能做到学习、打工两不误。

真是语语落金。

“送花人”的心境明朗朗

有一天，英俊潇洒的中国新闻学院郭建伟同学，也因为生活需要走出书斋，去干一回不是甘愿想做的但又必须做的事。不过后来他发现自己当回“送花人”之后，竟然心境也变得明朗起来。他因此用心记录了这个过程——

看看表：21点15分，我早到了5分钟。

按了门铃，退后两步，我静静地等着。轻嗅着艳红的玫瑰花的芳香，一边思考着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

门开了，走出一个秀发披肩的年轻少妇，两眼疑惑地看着我。她背后的客厅里，一支蜡烛慵懒地闪着白光。我感受到了她的孤独。我的耳边迅速响起电话里的那个声音：“……我远在异国……我们没有什么亲人……”

心翻滚起来，我知道自己被感动了。这都是一瞬间的事，事实上，她刚用眼睛打量我的那一刻，我就屈臂抱花，上身稍稍前倾，彬彬有礼地问：“您是王珊女士吗？”她点了点头。“生日快乐！”我说，把鲜花递过去，又补充道：“这是永远爱您的周先生对您的祝福。愿幸福永远伴随您！愿美丽永远伴随您——这是我们‘邦彦鲜花店’对您的最诚挚的祝愿！另外，这是我个人的礼物。”说着，我把一张音乐卡递过去。她轻轻地打开，红光闪处，“生日快乐歌”轻快地响起来。

她的脸上露出了温馨的笑容。“希望‘邦彦鲜花店’能经常给您带来快乐！”我说，鞠了一躬，向楼下走去。

“谢谢你，送花使者！”她在背后大声说。

送花使者！

我是送花使者！

谁能知道32个小时前我还是一个为工作而愁闷的人呢？我从东长安街踱到西长安街，看着太阳逐渐由苍白变得红润，我的心也像气候一样渐凉起来。其实，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不时可以看到红纸黑字的“招聘启事”，显出诱人的机遇。但我无论如何也冲不破心理的阻碍——你如果像我一样第一次为了生活而出来找工作，你就会了解这种仿佛是将要偷窃别人似的心情。我在好几个写有“招聘启事”的店里转了又转，始终没有勇气开口。

但实在不能再等待了，太阳已经开始了沉没。我给自己打了打气，径直向着“邦彦鲜花速递店”走去——我刚才已经留意了它门上贴的启事：招聘员工两名。

“邦彦鲜花店”面积约有四五十平方米，大理石地板，天花板上吊着欧式枝灯，约有膝高的玻璃柜上摆着许多大肚细颈的花瓶，各种各样的花错落有致地插在瓶内，芳香四溢；靠门侧处有一个空空的大冷冻箱。店的一角，有一个独脚高凳，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正坐在上面写着什么，他的身旁，卧着一个米黄色仿古电话机。看见我进来，他停下来，温和地笑着，看着我。

我感到了自己的热血一下子全涌上了面门。“我看到了你店前门上的招聘启事，而我正需要这份工作。”我说，并迅速地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和毕业证，他认真地看了看证件说：“没想到你还是个大学生。”我的血再一次涌上已经热热的脸。

“你从前干过吗？”我摇了摇头。

他沉吟了一会儿，“你可以先试用一个星期，在这一周内，你住在店内，和我一起吃饭，但每天只有8块钱。怎么样？”

我点了点头。“那么，你现在就进入试用期了。”他说，“有些事应该说给你知道，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信条，我们开花店的也有自己的讲究——把花送到顾客手里，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送花的功夫在花外——你送去的不是花，是你的真诚，你要给顾客带去一片温馨！这就要求你的语言、你的行动处处都要体现出文明和热诚。还有，你要有很强的时间观念，雪中送炭是真诚，夏天送炭则是蠢举。这两点你一定要牢记……”他摇了摇头，我知道他省略语的含义。他接着说，“弱肉强食，竞争的原则里没有怜悯。兴衰成败，在于各自的经营。全国花店现有7000家，北京城的这类店也是遍地开花，我不想刚刚开张就被淘汰——不过，我相信我们会合作愉快！”他站起来握了握我的手。

“你现在以最快的速度熟悉宣武区的地理。”他扔给我一份地图，又补充道，“你应该练习一下站功，最好保持立正姿势。”电话铃响起来，他接了电话，对我说：“我现在去送花，你守在这儿吧。”他把我的证件放进衣兜，包扎了一束鲜花，骑上摩托走了。

我保持立正姿势，双手捧着地图，开始诵记北京地理。我很快感到腿麻木，心跳加剧，大脑也沉重起来，汗水不可遏止地向外涌。

10点钟，我终于能说出宣武区的每一条街。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休息吧。”他拉出一张简易折叠床，从玻璃柜旁的一个纸箱里拿出一条被子，扔给我，走了。我落了门，躺在**，感到浑身酸疼，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送你一束鲜花，带给你一份温馨，仿佛充满了浪漫，又有谁知……唉！

我觉得刚刚睡着，听到他在门外的喊声。我拉开灯，刚4点。我迅速穿好衣服，收了床，打开门，他正站在门外，昏昏的灯光下，我看到雨正淅淅沥沥地飘。“一个公司8点钟要200盆花，你和我一起去运。”他站在门外说，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中型货运车等在那儿。

上了车，车子径向城郊开去。一个多小时后，到了一个花圃。有个小伙子正等着，看见老板，埋怨道：“大哥，你怎么这么慢！”老板也不回话，对我说：“快点搬！”进了一个房间，才知道是温室，一盆盆的花正整齐地摆放着。装好车，老板的弟弟也要去，我便被安置在后车厢里。车疾快地向前驶，冰凉的雨没头没脑地浇来，我却仿佛没有一点感觉。

送花归来，老板买了两个盒饭，边吃，边教我剪枝、配束、包扎。9点后，电话铃开始不断地响起，老板又骑着摩托忙去了。我就在店内练习剪花、包花。

到了晚上，疲惫不堪的老板对我说：“再有电话要送花的，你去吧。”

我第一次的任务，就是给留法的周先生送他预订给他妻子王珊女士的生日礼花。

灯光明亮。脱下龙袍，撤去神秘的光环，北京完全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城市。我没有心情观赏这夜景，我在焦急地等着公共汽车，许多等车的人也在引颈翘望。车终于来了，打开门，人群蜂拥着往里挤，似乎没有了年龄和性别的差异。我突然奇怪地想：“三年自然灾害时，人们抢购粮食是不是也这样紧张？”

回到店里，老板似乎已等得不耐烦，“怎么这么慢？”他问，不等我回答，又说，“喏，再跑一趟，刚才来了一个电话，说他妈住院了，他不能回来，让我们送一束鲜花安慰一下老人家。”

老板给我讲明了路线，把包好的花递给我说：“记住，送花给她的时候，你就是她的儿子！”

我是她儿子？我有些不明白，但又有些明白地上了路。

费了很大的周折，我终于找到了地方。问了护士长能进去，我便向301房走去。我的双腿灌了铅般地沉，脑袋似乎也要胀裂开来，我觉得我也该住院了。

轻轻推开病房门。房里共四个床位，三个空着，一个床位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靠着一个枕头半卧着，看见我进来，疑惑地看着我。

“我来看您来了。”我说，“我是‘邦彦鲜花店’的，您儿子余先生现在不能回来看您，但他非常牵挂您的病情，希望您早日康复。”

老人不接花，喃喃地说：“不能回来，不能回来……”眼里慢慢地涌上泪水。

我定定地看着老人，眼睛也要潮湿，连忙说：“您真像我妈！”

老人诧异地看着我。

“我妈呀，想我哥时也像您一样，不过，她很快就会笑起来，她说，‘母子是感应的，我这一流泪，他不是也要伤心么？’”

老人擦了泪，露出了笑容。我们开始聊起家常。

房间里慢慢地充满了温馨。

我渐渐明白了老板几乎每天连轴转却乐此不疲的原因——我带给别人快乐，自己自然欢悦；我也明白了花市走俏的根源——鲜花不仅仅是一种观赏性植物，当它走进人们的生活中时，代表的实际是一种纯洁、真挚的感情交融。

那天的打工日记我只写了一句：在为别人带去快乐时，我们自己也会有快乐。

其实不只是郭建伟有这样的感受，学外贸的李华同学体会更深。

她有外贸与英语的双优势，于是假期她选择了到一家洋公司打工。面试的那一小时里，李华觉得自己的精神城墙已经无力支持。但这之后又是连领班的小工头都找不到的那种完全靠自我约束的敞开性效益工作。几乎从来没有人管你，只有一台计算机和一台传真与你为伍。

重复而简单的程序：每天守候从大洋彼岸发来的传真，然后迅速翻译、整理成中英文两种文本交经理室。

整洁而宁静的办公室，可以任何时候洗热水澡，可以24小时享用热冷空调，一日三餐有专人送达，你做的只需坚守岗位，准确无误地完成传递信息。

坐在转椅里的李华，忍不住想起自己远在广西瑶寨那个破陋的家，想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想起与自己同窗多年却因没考上大学而早早出嫁的同村小芳……她似乎又踏上了回家的路。

“你怎么回事？传真到这儿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却仍在机器上……”主管小姐礼貌而不失严厉地斥责道，“知道吗，就这一个小时的耽搁，就使我公司两笔期货没有及时出手而蒙受数十万元的损失！”

李华全身都在颤抖：“您、您……怎么处罚我都行。”

“是用你那张尚未拿到的大学毕业证书？还是广西的那两间草房？”主管小姐严肃而又真诚地明确告诉李华，“我原谅你是因为我曾经也是个与你一样的苦女孩。但你应当明白一点：在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里，人们并不真正同情弱者，要生存得比别人好，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实力。实力来自何处？那便是一丝不苟的顽强工作精神与奋斗精神。”

李华觉得这一番话，可以抵她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课程。她开始懂得美好是怎样产生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生是怎样完美的……她不再把一台计算机和一台传真以及那豪华舒适的环境看成简单的工具与理想中的梦幻，她意识到所有眼前有形和无形的东西，都在共同构成一个决定生死存亡的战场，而她自己是整个战斗中的一个小卒，必须勇敢、谨慎并且聪明地勇往直前。

那一次，别人都下班了，按规定她也可以回校给父母写一封家信，但似乎那一天有一种灵感告诉她在大洋彼岸有一场决战正在酝酿。她留下了，直到午夜时分，传真机“嗒嗒嗒”的响声证实了那边已经开始的新一番酣战。快快，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主管，告诉总裁……终于两小时后在一个夜总会的大厅内，李华完成了她的传递信息职责。

“李小姐，我代表公司向你表示感谢。由于你的积极负责，使我公司赢得了一笔可观的收益。我再次向你致意！”当总裁把一个红包和一束鲜花送到面前的那一瞬间，李华感受到了什么是付出与收获。

事后，她把红包的一部分寄回了家，而把那束鲜花长久地端放在床头的小桌上……

寒冬里，有我们热腾腾的心

又一个寒假来临，那些家境好的大学生们早已按捺不住企盼同千里之外亲人团聚的那份冲动。有人开始疯狂购物，有人开始卷起铺盖，有人把读完的书本抛向空中……过年了，回家过年了！

每一个寒假，带给学生们的是彻彻底底的放松和痛痛快快的喜悦。但是，每一个寒假，又是将近十分之一的在校大学生们一年中最难受的时刻。他们更想与远方的父母团聚，更想回家看一看地里谷子是否已收割，那头老黄牛是否还能拉犁，但他们回不去，他们口袋里的钱买不起一张几十元的半价火车票……

喧沸了一学期的校园，此刻变得格外静寂。那片片飞落的树叶，像是为同情而滴的泪雨，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孤独。食堂的师傅已熄灭了锅灶，老师也因热腾腾的火锅吸引而不出家门，长长的宿舍通道里只有几个孤影在小心翼翼地炊煮着那盆没有油花的方便面……唉，贫困生的贫困与惆怅，只有此时此刻才显得更加突出。

过年了，谁不想家！过年了，我们倍加思亲！

“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学校团委要组织我们去公园卖彩票！从1月26号到2月4号十天时间，每人每天给50块钱！”

“真有这样的好事？”

“谁有闲心骗你？消息绝对可靠，这是团中央学校部跟北京东城区民政局谈妥的事。”

“这么说，这个春节我们既可以像北京人那样天天欢欢喜喜地在公园庙会上度过，又可以高高兴兴地挣上一笔？”

“那还用说。快准备准备，明天就要战斗啦！”

“乌拉，我们也要过年啦——！”

这一天，北京的几所高校里再一次响起热闹的欢呼声。他们都是有家回不了的贫困学生，他们都是感到仿佛要回家一样兴奋的边远地区来的大学生。

旭日，带着淡淡的朝霞从地平线升起。京都的寒冬呼啸着刺骨的北风，地面上散落着一块块发白的冰碴。当京城里的北京市民们还在热乎乎的被窝里安歇的时刻，一队队身穿绿色军大衣的年轻人已经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公园门前。那是一支“彩票大军”，那是一支给这个城市的春节制造欢乐与色彩的青春近卫军。

“原地踏步——踏！”

“一二一，跑步——走！”

也许是太早了，公园里根本没有行人，但他们必须每天这么早准时来到，否则就是“贻误战机”。怎么办？运动是驱寒最好的办法，于是绿色“大军”吼声震天。还没有来得及调整步骤，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第一次的临战竟如此惊慌失措：方才还是静静的公园，转眼变成了人山人海的庙会世界。

“买票！”“买票！”

“快给我一张！”“我要十张！十张么！”

“这里，接我这里！”“我在前面，先给我买！”

“……”

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多人。谁也想不到北京人如此疯狂。谁也没有领教过“上帝”的厉害。

“我买十张怎么少了两张呀？”

“不对，应该还找我五块，你少给了两块。”

某同学犹豫片刻，似乎没有少找人家呀。

“怎么，我还会黑你？”

“你想贪污不是？”

“上帝”原来并不温和，一旦不依其愿就出言不逊。

小张一数，少了二十元。他摸不清头脑，一脸苦相。

“同志同志，你能保证买票后就中奖吗？”有位女“上帝”提的问题出奇。

大伙你看我、我看你，像遇上了比哥德巴赫猜想更难的数学题。

“说呀。到底能中奖还是骗人的呀？”女“上帝”又在尖着嗓门叫唤。

“怎么会骗人呢？当然能中奖么。”同学中不知谁顺口说了一句。

“那我买十张。”女“上帝”把手伸过来。

“下一个谁买？”

“慢着！”突然，女“上帝”冲到前排，“你说能中的，为什么我就没中？”

“这能赖我吗？”寇晓庆同学觉得好笑。

“当然赖你。你给我赔二十块！”

“凭什么？”寇晓庆和同学们还从没听说有这样不讲理的人。

“凭你刚才狗嘴里吐出的话！”

“你怎么骂人？”

“骂你又怎么啦？”女“上帝”变成了一个泼妇，“有本事你说说你们怎么把能中奖的票自己藏兜里的……”

无中生有。岂有此理。但是成千上万的“上帝”竟那么愚昧地相信了，于是彩票场一片混乱。

“不能这样下去，否则我们的任务别想完成。”现场指挥召集同学们紧急磋商，“这样吧，暂时让寇晓庆同学退给那个女的二十块钱，或者赔给她十张票……”

“为什么这样做？我不干！”寇晓庆想不通。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几十万张票卖出去，它涉及捐给残疾人的几千万元款项能不能从我们手里筹集的大事。别这么着。寇晓庆，我现在命令你去做！”

寇晓庆板着脸，极不情愿地做了件违心的事。

这回女“上帝”乐开了嘴巴在笑：“中了！我中奖了！”她在众多羡慕的目光中，提着一袋化妆品离开现场。回眸时，这位女士给了寇晓庆和同学们一个美丽的飞吻，寒风中满头是汗的大学生们无奈地苦笑起来。

彩票本来就是一些人为另一些人编织的美梦，而卖彩票者则是帮助这两类人实现他们各自美梦的那道虹桥。

“虹桥”边的故事太多又太奇妙。

一日，经济系的几位“战斗队员”正全力以赴抵挡巨澜般的购票者，忙乱之中竟然发现放钱的小盒不知到了哪儿去。

“这可怎么办？”同学们个个吓呆在原地，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应付这“残局”。

管钱的小A先哭了，领班的小B也背了气。“完啦，彻底完啦！少说今天卖了四五万块钱吧？我们五个人摊罚平均也是一万多块……你他妈的干什么吃的！”烈性的小C举起拳头正要朝管钱的小A屁股上狠狠揍去，可他的手突然停在半空，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小B目瞪口呆：“他疯啦？”

“啥？小C疯啦？！”小A等哭得更加上气不接下气，仿佛世界的末日已来临。

小C还是收不住地疯笑：“你们说我疯了，哈哈哈……我真疯了呀。大家往小A屁股底下看，快看呀——”

于是全体“战斗队员”朝小A的屁股底下看。不看不要紧，一看全疯啦：“哈哈哈……”原来，那只钱盒就在小A的屁股底下牢牢地被他坐着。

其实，所有参加那次“彩票战斗”的同学都有体会，那最紧张、最闹心的并不在卖票的“前方”，而是被“好运”冲昏头脑的领奖人。

你看看那些蜂拥而来的“胜利者”，仿佛他们一中奖后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不管你说什么和怎么说，他中的如果是自行车奖品，他就把所有认为可以挑选的新车全选上一遍，只要挑出有一点点毛病，就会无情地扔下还给你。如果是一件小小的电锅、毛毯一类日用品，她到手后并不认为事情就完了，她要先试一下，如果不合其心意，即使领回家后她第二天照样拎回来让你换。不换？那你就得费上两场辩论以上的时间直至你口干舌燥，最后还是老老实实换了才罢休。

“……虎年，就在我们劳累了一天后倒在**呼呼大睡时悄然而至。醒来时，来不及细细琢磨新的一年有什么美好愿望，就赶着去应付新一天的工作了，甚至同窗好友聚在一起也忘了互相道一声新年祝福——我们完全没有了过年的概念。但请别以为我们因工作而变得麻木，丧失了热情。相反，卖彩票的战斗越继续下去，我们的热情就越高涨。因为每一位领奖者的一声道谢，就是给我们的一份肯定与尊重。记得有一个下午，我们正要收工时，一位中学教师带着她的儿子来领奖。儿子要浅蓝色的自行车，但现场却没有这种颜色的车了，那位爱子心切的教师央求我们给她找一找。看到眼前这位因操劳过度而满头白发的园丁，我们几个人便从堆积如山的货场一辆一辆地给她找，终于找到了领奖者想要的浅蓝色车。当看到银发如雪的女教师带着她的儿子满意归去时，我们真感觉自己很伟大，因为我们又高尚了一回！”邬维国同学用他充满**的笔，记录着1997、1998两个春节间的上千名留在首都的贫困大学生们度过的那段难忘的寒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