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那道无形的门坎
“你怎么啦？”
“没什么……”寒假归来的同学们都在宿舍里又说又笑地嚷嚷着，可高德水的心境怎么也好不起来。刚过去的一个学期是他进大学的头半年，这大学门进来时，他就深深感受到了“圣殿”真是太难入了，不说作为一个贫困地区的农家子弟考大学有多难，单说在接到入学通知书后为了凑那几千元的学杂费便可“一夜白了少年头”。高德水明白自己如果不是幸运地当时得到家乡洛阳的一家公司义助就有可能失去迈进“圣殿”这一步。那时高德水确实得意过一阵，因为整个洛阳的上万名考上大学的学子中，有许多也是贫穷家庭，但全县被资助的只有两名学生，他高德水是其中的一名。能不得意吗？第一个学期每月有保障的150元这笔资助的奖学金，虽然有时使高德水也感到手头有些紧，但丝毫没有那种“有了上顿没下顿”的危机感。这学期可就不同了，一切都得靠自己。高德水早已从几位最低生活水平的“穷仔”学友那儿了解到：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上大学，每月一般生活费在200～300元左右。哪来这么多钱呀？高德水十分清楚自己那个只种几亩薄地的家是无法供得起这巨额费用的，但在放寒假时他还是期望在新学年开学时能从家里带一笔至少可以维持最基本的学业费用。
可是老天爷就是不长眼。大旱造成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且不说，因为姥姥过世母亲悲伤过度而一时疏忽造成仅有能变钱财的几头牲畜死亡殆尽。高德水记不得他上大学后回家过的这头一个春节是怎么过的，他眼前一直浮现的是临离家时母亲颤颤抖抖地给他钱时的情景：“儿啊，妈知道你上学要吃饭花钱，可家里实在拿不出，这50元还是你爸借来给我治病的……”高德水哪敢接这样的钱，他是孝子，说什么也要让母亲留着这笔钱去看病。但等到他上了火车后才发现，母亲还是在他书包里装进了30元钱。
高德水就是带着这30元回到了北京的校园。
30元，加上学校发的每人每月的几十元副食补贴，高德水掐来掐去也觉得不可能维持最基本的大学生活。有件事他从来没跟人说过，那就是他在新学年开始的第一天开饭时，别人都上了饭堂，而他却躲到了厕所——他不是去拉屎拉尿，而是去看看……唉，他真不想启口，因为这事太有点那个了。还是说吧，穷人的事本来就已经没啥面子可掩的了。他说当时突然想起了上高中时的情形，那时他也没钱，一天的伙食费压缩到一元以下。有几次因为没了钱他就跑到厕所，因为那些粗心的同学们总常常不小心在蹲坑时把口袋里的菜票掉在旁边，甚至掉在坑内。他穷急了就乘没人时从坑边坑内捡起菜票冲一冲就去用。现在是大学，同学们不用饭票使饭卡，但在上厕所时掉钱扔钢镚儿的还是大有人在。高德水没路可走，却想通过“重温”中学时的“厕所之道”来解燃眉之急。然而那天偏偏同学都很“精明”，他高德水从厕所出来时一无所获，不过后来他说亏得这一无所获，因为否则以后总感这是自己大学生涯里的一件难以洗刷的屈辱之事。
日子还得过，学业总得完成。高德水在走投无路时走进了学校团委，他听人说那儿正在筹建一个勤工俭学指导中心，是专门帮助有经济困难学生的。
“我们的工作刚起步。如果安排你上学校的北楼打扫卫生你愿意吗？那儿原先雇的临时工走了，正好需要人。”老师用商量的口气跟他说，“每天早晚扫两次，一个月100元你看行不行？”
“行！”高德水一听每月有100元的收入，他连半点犹豫都没有。事后他说当时就是老师说给50块一月让去掏粪挖沟都不会打个磕，“有饭钱了我就可以把学上下去，这是最根本的。”
第二天什么时候起的床，高德水现在还说不出个准点。“反正把老师分配的楼道卫生打扫干净后，我又回去眯盹了好一会儿才听起床号响……”他说他起这么早一方面是第一天上岗心里特别激动想把事情做得让人满意些，另一方面也免得同学们看到面子上不太好看。但后来高德水打扫楼道的事还是让同学们都知道了，于是有人用羡慕的眼光看他，更多的人则向他投来惊奇的目光。不管是羡慕还是惊奇，高德水从此就成了学校的一名校内勤工俭学正式上岗人员，并由开始的承包扫一层楼道到承包三层楼道，月收入固定在300元左右……1998年7月，高德水顺利完成了四年大学学业，以优异成绩被家乡的著名国有大企业——洛阳拖拉机厂接收。
在大学生勤工俭学的庞大队伍里和高等教育悠久历史中，高德水既不是最突出的一位，也不是第一位“吃螃蟹者”。“勤工俭学”这四个字也许自人类有大学起开始，它便同步诞生了。不说远的，从第一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严复、蔡元培留洋求学时当码头工，到新中国的缔造者周恩来、邓小平在法国做工求学以及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等等传世的故事里，“勤工俭学”早已成为大学生的一种可贵的精神而载入史册。至于在外国，总统的儿子到饭店刷碗，大富豪的千金去游乐场当招待员比比皆是，不足为奇。美国现任总统克林顿在上大学时就当过几年的勤杂工。共和国成立后的新一代中国大学生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的那次著名谈话后，也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热。然而过去的这些“勤工俭学”更多的意义，是出于对大学生自我素质的培养。特别是人民翻身做主后的新中国大学生上学，一直延续了“上学靠国家”的制度，他们不用为入学后的生活而担心操劳。那三四十年里，我们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入学吃用国家包，毕业出来由国家分配，所要费心的就是好好听课用功。然而“并轨”后的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先不说一年几千元的学杂费令多少经济贫困的学子和家长们措手不及，单单上学后的吃饭问题就让学生们愁死了。学校有限的“奖、学、贷、补、免”常常仅是给那些本来就不愁吃穿而成绩又好的学生“锦上添花”，至于学习基础本来就差、又要顾这愁那的贫困生们就只能“雪上添霜”，苦苦挣扎。
高德水是94级大学生，虽然他根本不可能算得上勤工俭学大军中的前驱，但作为一名当时“并轨试点”学校的贫困生，作为由学校出面安排和特设的“贫困生勤工俭学岗”上岗人员，他属于今天千千万万上岗者中的“先行者”。
既然是“先行”，便包含着先于别人的勇敢行动，又有打破先前传统的精神。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在校“勤工俭学”上岗，学校拿不出更多的资金补、免而设岗让贫困生做工——这事一经师生相传和新闻媒体披露，一时间校内外沸沸扬扬，众说不一。
先是一些教授们难以理解——
“耻也，你考试出了三只‘红灯’，把这楼道扫得如此干净有何用？”一位老教授暴跳如雷地指着正在扫楼道的学生鼻尖，从三楼骂到一楼，后来又在课堂上公开说，“再见××在晚自习时扫楼道，就让他永远别上我的课！”
其次是一些家长的不理解——
江西南昌刘某是个下岗工人，每月他都要将起早摸黑、走千家万户收破烂换来的二三百元钱寄给在武汉读大学的儿子。上个月儿子来信说：“爸你别再寄钱来了，我在学校已经有了一份每月能得200多元的活做……”刘某一看信，连夜乘火车到了武汉。跑进学生宿舍，同学们告诉他说你儿子在食堂帮厨。刘某闯进食堂一看，果不其然，儿子正系着围裙，满头大汗地与食堂师傅们一起刷锅洗碗。刘某心头顿起三丈怒火，抄起一根木棍就朝儿子劈去：“你个小兔崽子，谁让你到大学来当伙头军的呀！跪下，今天你不立保证从明儿个起不再来此打工，就别再认我这个爸！”后来儿子真的跪了下来，哭着向自己的老爸保证今后再不打工。“那好，你不是怕没钱用吗？这800元是我上星期卖血得来的，你先拿着，以后我每两个月寄800元来！”刘某从口袋里抽出一把钱，扔给了儿子，头也不回地出了校门。
再次是社会上的一些人不理解——
上海某高校校长曾经一连接到好几封这样的来信：你枉为一个著名大学校长，听说你们那儿把我们地区的几名“状元”都从课堂上赶到了学校的厕所、食堂，还有去老师的家庭去当“小差”。请问你校长先生，你知道我们的那些学生他们是怎样上的大学吗？他们是我们全乡父老乡亲们每人一块钱一块钱凑着送上大学的呀！我们为啥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这儿从来没人考上过名牌大学，那是因为我们在明天还等着他们学有所成回来建设和改变穷山僻壤……你说你不叫他们好好上课却让去干苦活，对得起谁？
呜呼！学生冤也。老师冤也。校长更冤也。
教授有传统的观念，家长和社会上的一些人不了解学校校长、老师包括学生在内的苦衷可以理解。然而令许多人不可理解的，是那为数不少的贫困生他们面对“上岗”所表现的种种行为也让人惋叹。
《中国青年报》三名记者曾经报道了在武汉几所大学的几则见闻——
四号楼的尴尬
爬完最后一级楼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只见楼道里面条、橘子皮、废纸屑、易拉罐扔得到处都是，几个学生正大声嚷嚷着在楼道里玩足球。
一个多月前，武汉某高校四号楼作为该校勤工助学的第一个试点曾引起大家的关注。
“你是来采访四号楼的？搞不下去，没搞了。”学生公寓科科长神情沮丧地说。
听说五楼有个姓李的贫困生参加了这次勤工助学，干了几天就不干了，便想找他聊聊。
小李不在宿舍，他的一位同学正在复习功课，我们便和他聊了起来。
“小李为啥不干了？”
“不好说呀……”他挠了挠头。
“他是贫困生吗？”
“是，不但是贫困生还是特困生。”他说。
据这位同学说，小李来自广西农村，进校三年多来，因为没钱，仅回去过一次。家里平时很少给他寄钱，没钱吃饭，常常一天只吃两顿，有时只吃一顿。班主任知道了，借钱给他，他已经在班主任那里借了四五百元了。这次学校在四号楼搞勤工助学试点，将每层楼的卫生包给特困生干，班主任推荐了他。
这位同学说：“开始那个星期他干得还挺好的，每天早上5点多钟就起床开始扫地，可是第二个星期就不想干了，早上睡到快上课才起床。”
“他饿着肚子，为什么轻易放弃这个挣钱的机会？”记者问。
“是呀，我们也不理解。”他说。
科长告诉我们，四号楼的试点只进行了两个星期，就有两名学生提出不干，剩下的四名特困生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楼道里脏乱不堪，学生反应强烈，学校只好将他们全辞退了。
“他们不干，是不是待遇低了？”
科长摇了摇头说：“原来请临时工，一人扫两层楼面，月工资180元，现在学生一人只扫一层楼面，一个月160元。我们将工资标准定高些，一是对学生带有补助性质，二是怕标准定低了学生不干。”
谈起试点失败的原因，科长说，客观上是清扫时间与上课时间有点冲突，但那是可以调整的，个人主观原因是主要的。一是觉得在同学面前太丢面子，二是觉得付出的多，得到的少，不划算。科长心情沉重地说：“当初我们搞这个试点时，曾设想，如果成功了，便将所有的学生宿舍、教室和校园卫生都包给贫困生，没想到干成这样……”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推动勤工助学的阻力竟来自被援助的贫困生。
这样的尴尬，在上海一所高校也发生过。1996年该校有本科生6307人，每月生活费低于上海地区最低基本生活费185元标准的贫困生，占24。2％。为了给贫困生广辟勤工助学渠道，该校专门成立了勤工助学服务中心，义务为贫困生寻找勤工助学的机会。一次，机会来了，上海一家百货公司要举行开业典礼，主动与该服务中心联系，想请几位大学生去帮他们做宣传，一天给每人发40元劳务费。
“中心”将招聘海报贴出去后，几天竟无一人来报名，就连那些贫困生也一个没来。“中心”的老师很纳闷儿，便去问他们，回答说：“让我们穿卡通服在门口蹦蹦跳跳太没面子，而且出这么点钱，谁愿去？”
这样的尴尬，记者在校园里也碰到过。记者采访一个贫困生时，听说他家里很困难，父母都有病，为了他和弟弟上学，家里已借了4000多元债，便问他：“如果现在有份扫地的工作，你愿不愿去干？”
他睁大眼睛说：“扫地？我不能因为穷，就忽略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呀！”
在武汉一所高校采访时，我们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位来自湘西的女生，由于家庭贫困，每月的生活费不到70元，学校为了帮助她，给她安排了一个勤工助学岗位，负责清扫学生宿舍楼周围的卫生。按规定，她的清扫时间应该是早上6点半到7点，下午4点半到5点。可是，只有到晚上，当夜色笼罩、校园里少有行人时，她才开始清扫……
两张工资单
在某高校，我们看到了两张工资单，一张是临时工的，一张是勤工助学学生的。
翻阅这两张工资单我们发现，同样的岗位，学生的工资比临时工要高出一倍，同样的岗位，学生工时少于临时工，工资却比临时工拿的多得多。
该校负责勤工助学的同志告诉我们，造两张工资单是怕临时工闹意见。
该校女生宿舍楼原有一名临时工值班，为了照顾贫困生勤工助学，暑假期间又在每栋楼安排一名贫困生协助值班。临时工值一个昼夜班，工资5至6元，学生只协助值白班，工资却拿8元。
这样的不公平，我们在大学校园采访时并不少见。
某高校原有校园清扫工十余人，为了帮助贫困生，他们又设立了100多个“协扫”岗位，清扫工每天工作8个小时，承担着主要的清扫任务，月工资不到200元，而学生每天只在早、中、晚各协助扫半小时，每月就能拿到80-100元，仅这100多个“协扫”岗位，学校一年就要支付10多万元劳务费。
我们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有设立清扫助学岗的学校，无一例外地将厕所排除在外，扫厕所的，都是从外面请来的临时工。
那天一大早，记者来到某高校学生楼，正碰上早起的几位学生在扫地，一问，是搞勤工助学的。
“你们扫厕所吗？”
“不扫，我们只承包楼道，不管厕所。”
“厕所谁扫？”
“临时工。”
后来我们问该校一位负责人：“厕所为什么不包给学生干？”
“我们担心将厕所划到卫生区里学生嫌脏不愿干，所以承包时先明确规定厕所不在承包范围，另外请临时工干。”
在各大专院校采访，我们处处能感觉到学校对贫困生的这种特殊的爱：一高校在学生食堂安排10名贫困生做伙食管理员，每人月工资120元，中午还享受一顿免费午餐。一高校实在无岗位可设，便成立了一个国旗班，安排了19名贫困生当升旗手，每周升旗一次，每人每月发勤工助学费50元。一高校有10个阅报栏，便安排10名贫困生当报栏管理员。
劳动的象征意义，在这里已远远高于劳动的价值。而特殊的照顾和优惠未必能使他们顺利地走向社会。
前不久，在武汉市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南方一家公司在武昌开辟了一个儿童乐园，公司主动与一所高校联系，招聘10名贫困生到乐园搞安全护理。没想到工作了几天后，大部分学生放弃了这份工作，只有一名学生暂时留下来。为此，公司、校方、学生各有说辞，争论的焦点是：贫困大学生是不是一个特殊的打工族？
学生认为该公司提供的工作耗时较多，而且风吹日晒，比较辛苦，报酬却偏低，把他们当成廉价劳动力。公司方面则认为，公司提供的工作只是耗费了学生的体力劳动，而并非脑力劳动。而且因为劳动强度不大，耗时多一些也是合理的。至于说到辛苦，他们说，很多贫困生都是从农村来的，这种工作难道比种地还辛苦吗？
学校认为，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勤工是为了助学，用工单位应考虑这些因素，给这些大学生以特殊照顾。公司方面则认为，学生既然受聘于公司，就是公司的员工，在管理和工资待遇上应同其他员工一视同仁，如果允许一个特殊群体的存在，公司的许多管理条例在执行时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他们认为，优先为高校贫困生提供工作机会已经是对他们的照顾了，一旦上岗，大学生就应该放弃自己身份的优越感，同企业其他员工一样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接受企业的管理。
特殊风险金
96级新生进校不久，校团委将《关于进一步拓宽勤工助学渠道、增设勤工助学岗位的报告》送到校党委书记的案头。
要在校内增设勤工助学岗位，必然会挤掉临时工的饭碗，学校后勤管理一直搞得比较好，如果在各个岗位换上学生会不会使后勤工作受到影响？这种种考虑，使书记不敢轻易拍板。
书记将这个问题带到全校中层干部会上。他说：“学校今年实行并轨招生，学生贫困面大了，贫困生已占学生总数17％，冬天来了，有的学生连棉衣棉被都没有，有的学生一日三餐只能吃馒头咸菜。最近，团委打了个报告，要在校内增设勤工助学岗位，大家看怎么样，同意的请鼓掌。”会场一下安静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响起了一阵掌声。
书记笑了，说：“既然大家同意了，就这么办，以后校内凡是能让学生干的活就不要请临时工了，优先贫困生。”
虽然学校领导和各部门都支持勤工助学，但是学生愿不愿干？能不能干好？起草这份报告的团委书记心里没底，与本校一墙之隔的某大学也曾将学校的卫生包给贫困生干，结果失败了，如果这次也搞失败了，怎么向学校后勤部门交代？人家后勤部门本来搞得好好的，是硬从人家那里挖一块地盘出来给学生。为了稳妥起见，他决定在某系学生宿舍5号楼先搞试点。
接受试点任务的系党总支压力很大，如果试点失败了，责任非同小可，会直接影响学校勤工助学的发展。分管试点工作的系党总支副书记，主动向学校交了1000元个人风险抵押金，将学生干得好不好的风险扛在了自己身上。也就是说，如果学生干得好，学生拿钱，如果干得不好，他来承担风险。
贫困生正式上岗的那天，他亲自带着系党总支干部、辅导员、学生干部、党员学生共60多人，拿着扫帚陪同贫困生一起上岗，并规定，以后每隔10天，党员干部必须轮流到这里陪同勤工助学的贫困生搞一次大扫除。
虽然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大家出力、学生拿钱”，但是每到规定时间大家仍自觉地前来“陪扫”。系党总支副书记对记者说，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从道义上支持他们，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让他们的心理得到平衡。
为了从道义上支持他们，系里发现有学生站在窗口向楼下吐瓜子壳，罚他陪扫一周，发现寝室有人将茶叶水泼在楼道里，罚这个寝室的学生轮流陪扫一周。
为了试点成功，他们确实使出浑身的劲儿，可是仍有人不好好干。承包三楼楼道卫生的两名贫困生，常常不清扫，各个寝室扫出的垃圾堆积在门口。几次警告无效后，他们只好辞退了这两名贫困生。
……
之后，《中国青年报》针对上面所述的现象，开展了题为《面对贫困》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参与者有社会学者，有普通工人农民，更多的是大学生特别是贫困生自己。
“我真不敢相信那些事情怎么会是与我一样的贫困生们做出来的。一想起他们的行为，我忍不住感到脸红。”已经毕业分配在张家口工作的一位同学指出，“这些宁肯借钱也不愿上岗的同学，他们一进校门便心中总有那种抹不去的高人一等思想。而有些同学本身便来自从小靠吃救济粮长大的边远贫困地区，上了大学后他们的内心深处仍残留着那种穷到头了就会有救济的懒习。当他们的这种伸手等靠一旦稍稍得不到满足，他们往往会异常消极与走向极端。君不知，社会发展已经到了20世纪末，昔日‘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现在早已不再是‘稀罕之物’，你走一趟人才市场就会发现你仅仅是一名普通的求职人员而已。面对现实，每一个大学生都应当清醒地给自己正确的定位。有了正确的定位，当你再面对困难时就可能不再犹豫，不再逃避，也不再被闲言碎语所压垮。”
另一位学生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出现这些现象实在不能把责任推到学生身上，我们应当从社会、学校、老师、家长等方面思考，因为有些如‘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去扫大街’等观点都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别人就一直在灌输。所以我觉得大学生中出现宁可饿肚子也要‘维护尊严’是很正常的。要问这是为什么？回答极其简单：还不是当初你们教的！因此要改变这种现象，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很明显，贫困生羞于扫地擦窗，与周围的异样目光有关。另一方面，学校抱着好心给那些生活贫困的学生提供取得报酬机会，太多的‘象征性’可能造成勤工俭学的质变。相反，如果过多的让学生们依靠打工谋生，又怎能不影响他的学业？”
争论没有结果，但争论使大学生们在有一点上是比较有共识的，那就是：需要正视贫困，需要自我的准确定位，更需要自立自强。也正在这个时候，山东大学企业管理系94级学生陈万思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给报社编辑部写了一封长信，使得这场争论有了一个正面的例证：
编辑同志：
你好！
今天已是1月10日，正是考试前的复习冲刺阶段，但在看了贵报《面对贫困》一文后，如芒在背，坐卧不安。我是1994年9月入学的，从家里带出3000元后，就再也没有向父母伸过手。两年多来除了干家教、推销些小商品外，我就是靠学校提供的勤工俭学岗位过活的。
入学两个月后通过自荐，我就在校图书馆当兼职干事，并在居住的4号楼觅得一清洁工职位。两年多来，我整过书，清过书架，扫过楼梯，拖过楼道，打扫过厕所，节假日在图书馆阅览室值班，每月还为27位同学到财务处领工资。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些不好意思，爱面子的心理也作怪过。但后来同学朋友、老乡熟人，非但没有看不起我，反倒对我越加关心爱护。一些同龄人私下里还把我当作“坚强的化身”。而我呢，通过劳动，拿着自己亲手挣得的钱，觉得真的长大了。
我虽然住在城市，但出身农家。大哥已单过，家里有时还要贴补他。二姐仅能自保。老父年届六十，平日靠帮人打零工度日。母亲一身病，有时摆点儿地摊。你说，我怎能再向年迈的双亲伸手？母亲开始还问我：“钱够不够花？”后来我一再说“够”，她长叹一声后也就罢了。我只能靠自己。虽说亲戚们有钱，好朋友伸手要借钱资助我上大学，但我开不了这个口。因为我要这个面子！
作为四号楼、图书馆以及班里的勤工助学组长，我对情况是很了解的。首先在四号楼并未发现哪位同学故意不清扫楼道，虽然每月拿70元（我任组长每月拿80元）的工资很微薄，但大家都是按规定每日扫两遍拖两遍，每人负责两层楼梯或一层楼道。每到学期末或学期初，还常有同学到我宿舍来登记要干活的。但只是机会太少，因为在职的同学都挺认真。再说图书馆，其实月工资不到50元，而且要求干满25小时才发全工资，但大家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岗位。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两个岗位我一直会干到毕业。
因为物价上涨，我必须增加工作量。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得到了打扫教室的岗位，月工资60元。一间百余座位的教室，每周一至四清扫。我现在已是大三，花销很大，吃饭、买书，再加上我这个人不愿欠人情，有时回请别人，加上又资助了一个山区的小学生，所以我又兼了一份钟点工，帮学校会计培训班查听课证，每周四次，一月100元。所有这些工作我都很尽力地做。雇主们对我评价是：“有责任心，尽心尽职。”下学期要准备考研了，大四还要偿还学校的无息贷款，所以我这学期必须攒点钱，剩下的一年半费钱着呢。学校的贷学金，我早就不想贷了，既然我有能力挣钱，为何不把机会让给别人呢？至于减免学杂费的事，我提都未提。我想的是，奖学金已挣来了，至于其他就不能太过分了。
我想谈谈面子问题。曾经有一位男生无意中说过一句话：“拖楼道多丢人，我才不干呢！”他的话着实让我伤心了好一阵。后来我想通了：拖楼道丢人，那么到处哭穷、整天蹭饭，丢不丢人呢？他不是整天从同学那儿借钱过活吗？何苦来！而我靠劳动所得吃饭，靠双手挣钱自立。我很少缺钱花，因为我节约，又因为我上了几个岗，而每上一个岗都有我自己心头一笔账——为我大学学业而建立的一笔账。不失人格和尊严的活我都试过。自然有人图省事干“三陪”。“风光”是她们的，可良心安宁属于我。
一位大音乐家说过，贫困是能够激发人类智慧的伟大因素。是啊，贫穷教会了我生活。在家时，纵然家境贫寒，但终有父母庇护，不用为一日三餐奔波。上大学后才识生活滋味，半是甘甜半是苦。刚进大一时，常为吃了上顿没下顿焦急，更不愿让几个家境较好的室友知晓我的窘迫。多少个日夜，盘算又盘算，为五斗米消得憔悴。但我走过来了。《面对贫困》当中的同学，我想还远未走到绝路，当兜里真的没有一分钱，家里也再不会有钱寄来，你难道还能要面子吗？
最后我想说说勤工俭学的时间安排问题。下面是我每日作息时间表：
早6：10起床；6：15上操；6：25早饭；6：35打扫楼道；7：00早读；7：30上课；11：20午饭；11：40打扫楼道；12：00打扫教室；12：30午休；下午1：30上课；3：30图书馆值班2次（每周）；4：30打水、晚饭；5：30会计培训班查听课证2—3次（每周）；7：00—10：00晚自习。另外每周六晚7：00—9：00家教；每周日上午8：00—11：00图书馆值班。
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细心看会发现我所以选择这些兼职，是因为它们都占用零碎时间，且基本在校内，不牵扯大量精力。有人说勤工俭学耽误学习，我想这种说法既脱离了贫困生的实际，又不全面。还有人说干这些活不能锻炼人，文盲都能干。我大不以为然。“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我一遍遍地拖着二十来斤重的大拖把在楼道里蹒跚来去时，我想我这辈子绝不会怕“挫折”二字。异样的目光算什么？坦然地看着不坦然看你的人，你赢得的不仅仅是自尊。
另外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每周花十几个小时工作，并没有耽误学习，相反我的成绩在前四个学期中，排名从第56位到19位到11位又升至第5位。我拿过两次二等奖学金和一次一等奖学金，并参加党课学习。所以养活自己的同时，我并未损失什么。
……
山东大学企业管理系94级学生陈万思
我一直以为陈万思同学是个男生，因为其信中透露的顽强精神不像一个柔弱的女孩子所言。后来报社的朋友告诉我，陈万思同学这封信给正在争论得不可开交的两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看看人家一位女孩子是怎么做、怎么想的，你们还有什么可争执的？正如全国学联负责人所说，勤工俭学就像一面镜子，它提出了当代大学生应该如何对待自立，社会（包括家庭）如何鼓励和帮助大学生自立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道理很简单，从国家、从民族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是靠勇于承担责任、有能力承担重任的人，而不是领先坐享其成、逃避责任的人。从大学生个人成长看，没有自立自强的意识和能力，就难于适应走上社会的竞争，更谈不上成就事业，实现人生价值了，因此自立自强应该成为大学生的必修课。
同学们，自尊自立、自强不息是时代和社会所赋予你的必修课！
同学们，去报名吧，勤工俭学将回报给你一个自信与独立的自我！
“承包厕所运动”
“美国大学出人才，中国大学出新闻”，这是西方世界曾经在一段时间有过的说法。其实出新闻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看人们怎么去理解了。中国的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几个不是先从大学的校园策源并进而推动时代进程的？
不过，中国大学在1996年里爆出的“新闻”却让许多西方人迷惑不解。因为这一年的中国大学的“校园新闻”竟是一场热热闹闹的“厕所运动”，而这次“厕所运动”的策源地竟然还是培养出200位中国乃至世界顶尖科学人士——中国“两院”院士的南京大学！
关于南京大学不用我多言，它的前身是九十六年前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随后是享有盛誉的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和国立东南大学，直到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时期直至现在的近百年不朽历史，以及我们只需粗略地看一看曾从南京大学这所校门里走出诸如吴有训、严济慈、卢嘉锡、竺可桢、童弟周、丁文江、李四光、茅以升、黄汲清、吴阶平、朱光亚、翁文波和吴作人、徐悲鸿、闻一多等等一大批科学与人文大师的雄壮队伍，你就会对这所原“中央大学”肃然起敬。南京大学到底出了多少“新闻”，我说不出。但由于南京大学曾在很长一段历史领衔了“中国第一大学”的光荣，所以它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起过别的大学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南京大学现在仍是排名在北大、清华之后的中国最著名大学，尤其是它每年的科研成果与论文录用率一直位居千所大学之首。
“不必多说，只求多干”，南大人给我的印象可以用这话来概括。
但新的历史条件下突然冒出的新现象——高校“贫困族”，给这所老牌大学也提出了不大不小的问题。南大的在校学生人数位居全国大学前列，因而它的贫困生人数也相对很多。学生处焦文铭老师介绍说，南大是“并轨”的首批试点学校，所以他们的贫困生问题也更早暴露出来。1994年开始，学校就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了大学生济困活动。学校利用自己的名校优势，曾向社会各界募捐，吸取各种资金来源。在这基础上他们率先在大学里设立了针对贫困生的“校长特别奖”，最高的达3000元。但由于“粥少僧多”，这一奖励只有少数品学兼优的学生才可能得到，大部分寒窗子弟困境依旧每况愈下。后来是学校通过政策性的补、免，对那些确实无任何经济来源的特困生进行学杂费半减或全免，同时每月补贴50元生活费。这一减免措施解决了不少贫困生的燃眉之急，可是学校却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仅一年用于贫困生的减、免、补、贷总费用就高达500多万元！
南大的校长们被一项前所未有的“突然冒出来”的巨大资金所困扰，更让他们不安的是这500多万“扔”进去的巨额资金尚不能解决近2000来名贫困生中一半人的生活困难问题。怎么办？校长们想到了勤工俭学，想到了在校设立勤工俭学岗，具体是把原来的图书馆、实验室的那些外雇临时工岗让出来给贫困生们。第一批51位同学上岗后效果很好。于是又把学校机关的200多个聘用岗也让了出来给贫困生，效果和反响仍然都不错。问同学们为什么愿意到这些地方上岗，同学们回答得很直率：这样的勤工俭学岗既能赚钱又不失身分，是“白领岗”，有什么不好？其实学校在开设那些岗时早已料到可能会出现的效果，故而他们能做到“具有中国特色的”校园勤工俭学从一开始就有一种让学生们能承受的心理压力。
然而“白领岗”只能使少数人得益，仍有很多贫困生没有机会上岗。1996年新学年开学，南大决定把设岗的步子迈得大一点，于是便有了后来闻名一时并流行到所有高校的“中国大学1996‘厕所运动’”。
“厕所运动”是大学生们对自己的伙伴承包厕所卫生工作的俗称。其发源地南京大学对此的正规叫法为“学生保洁员”岗。说白了，就是由大学生自己清扫厕所。南大有两大校址，其中之一是长江北边的浦口新校区，全校新旧校址加起来有近百所厕所，过去一直由外雇临时工来完成清扫工作，每年学校光这笔钱就要付出十多万元。自己的学生受困，却让外面的人把钱赚去，南大人多少感觉有些亏。但是身处富庶之地的南京大学真的要让学生去当刷厕所工，可也不能不说是件“开天辟地”的新闻，弄好了是支持学生勤工俭学，弄不好一片好心反而会招来举国上下的斥骂。这一点南大校长们和专司学生勤工俭学的校团组织与学生处是有思想准备的，故而他们在实际操作时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做法。第一次招聘启事贴出时其上岗的内容写得含糊，叫做“招收保洁工”。
保洁？保洁是干啥的？不就是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打扫教室、楼道的活计吗？
人家当又体面又舒服的“白领工”，我们就去干“蓝领工”？我不去！
得了，社会分工不同么！“蓝领工”至少也能让我们有顿饱饭吃。我准备去。
哈哈哈，我们都上当了，啥“学生保洁工”，其实是让我们打扫厕所呀！
啊——？！不去不去！再穷我们也是大学生么！
学生们众说纷纭，虽然有人对上面的说法不完全赞成，也觉得打扫厕所并非不可以，但仍然没有一人公开前去揭榜报名的。
南大的第一榜“招聘保洁工”以失败而告终。
南大的“厕所运动”成功之处是他们坚持地做了下去。根据浦口校区的新生中贫困生多的情况，学校就“是让贫困影响我们的学业，还是选择通过劳动自强自立”问题，在学生中展开了大讨论，讨论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第二榜“招聘保洁员”一出，有100多名贫困生（其中也有家庭不错的）报名竞岗。用老师的话说，那是“一次观念的革命运动”。
上面的事都发生在两年多前。今年4月我到南大时借看望我的外甥女而特意到了南大的浦口校区。我问去年以江苏文科“状元”考入南大的外甥女：班上有几个同学当“保洁员”？她说有三四个吧。我问，那你们这些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对他们当“保洁员”有什么看法？她摇摇头，说没什么看法，很正常，我们有空还帮他们一起干哩。我怀疑地看着在家极少做家务活的外甥女，表示不信。她急了，冲着我这“老舅”嚷嚷：小看人，上了大学不是可以变化和进步么！嗬嗬，这可是料想不到的“奇迹”。不过后来听南大浦口校区的领导介绍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推行学生保洁员制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勤工俭学的意义。学生本身的心理承受能力在上岗的过程中得到了加强，其集体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也得到增强。通过学生自己打扫环境卫生特别是打扫厕所卫生后，同学之间便有了自觉维护的意识。过去临时工打扫卫生，学生们总觉得乱扔乱涂无所谓，而且有一种扔了也有理的味道。如今不一样了，环境卫生是同学们自己打扫的，从浅层次讲，你再乱扔乱丢就不好意思了。从深层次讲，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尊重别人劳动的风尚。当然，由于上岗，那些本来经济困难的同学就可以获得一份能基本保证生活的收入。
“厕所运动”，利校、利风尚，更利贫困生。在今天的南大，师生们再谈论起此事时，从校长到普通学生，都会自豪地这样告诉你。
没有一种时尚和流行色可以同大学校园的传播速度相比较。南京大学推出的让贫困生当保洁员的“厕所运动”风，不多时便刮遍了中国所有大学校园，许多大学仿效南大的做法，在自己的校园内推出了让学生承包厕所清洁的勤工俭学岗位。一时间，中国大学的“厕所运动”被当做不同寻常的新闻，着实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而有一位中国大学生还因为扫厕所成了一些西方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就是大连理工大学的9506班学生李祥华。
李祥华所在的学校同样是为了解决贫困生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而把水房和厕所等杂活进行重新分配，专门让学生们来做。学校遇到了与南大开始一样的问题，即没有人愿接清扫厕所的岗位。就在这个时候，该校化工学院的李祥华同学毫无顾虑地第一个报了名。
李祥华白净净的脸，1米78的个头，面对别人的几丝讥讽，他坦然一笑：“不多不少，干了就知道。”
为了更加说明自己的自强自立之心，李祥华每次在厕所上岗时有意穿上校服，有意别上校徽，也从不避人，该到什么时候去刷厕所就什么时候去。
在许多学校里，从学生到勤工俭学部门，不少人仅把校园上岗当做一种纯粹的象征性劳动。但李祥华则不然，老师和同学们都说他这个“所长”是个完完全全合格的。
别以为刷厕所真那么简单，真要干好不费点劲是不成的。李祥华开始干时由于报名的人数少，原定的两个人包一个厕所的活只有他一人承担。他还真当一回事，一天早、中、晚三次，把厕所扫得又干净又亮堂。同学中有一部分人习惯把乱杂废物往厕所扔，甚至当着李祥华的面也敢这么干。换了别人也许闹出一场“厕所风波”，可李祥华不，他照常笑嘻嘻地干他手中的活。只是等人走后，他在墙上贴出一张“请做文明人”的告示。谁都不可能长久不要脸面，那些平时不自觉的人见告示后也就慢慢改了自己的坏习惯。李祥华呢，觉得当这个特殊的“所长”还真有特殊的用场：比如原先那些跟自己关系不怎么融洽的同学现在与他亲近了；比如原先班上不敢报厕所岗的几位贫困生现在愿意跟着他当“徒弟”；比如原先校内的“厕所文化”叫人看了恶心，自打他当“所长”后就再也不见了，取代的是清洁、干净的环境……
“妈、爸：这个月我又拿到工资了！上个月是160元，现在我承包了两个厕所，工资可以领到200多元了……完全够生活了！”又一个领工资日的夜晚，李祥华忍不住给家里打去电话。
电话那头，母亲和父亲高兴得连声“哎哎”。“小华，我和爸都支持你，好好干下去，只是别耽误了学习。”母亲叮咛他。
“不会的，妈。”李祥华充满信心地回答父母，因为他觉得这段时间不仅生活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自己坚强和自信了许多。现在他有个心愿：要把自己在厕所上岗的感受和体会向同在校园的那些贫困同学讲讲……
复旦“诺贝尔奖”
复旦复旦旦复旦，
日月光华同灿烂……
旭日刚刚透出地平线的那一瞬，东方明珠怀抱里传来一曲雄浑的乐章。人们告诉我，那就是复旦大学的校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我知道了这座素有“江南第一学府”的校名出处——“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1905年，近代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从他倾家捐资创办这所学校一开始就给“复旦人”嘱咐了复兴中华的百年重任。
神圣的诺贝尔，神圣的殿堂——我因此而直奔主题，来到了创立这项奖的“本部”、复旦大学勤工助学办公室。
复旦到底是复旦，在学生工作部的那幢小楼里，我的第一感觉就像走进了电影《列宁在1918》中那个攻打冬宫的“革命指挥部”：忙忙碌碌的人，电脑嘀嘀嗒嗒的响声和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
“喂，你是家教部吗？明天将有上海的两家单位来谈合作事宜，你们做一下准备。好的，第三批受聘人员的批复报告马上给你送去。”
“活动中心吗？星期四的晚会还有什么问题？要调几个帮手？没问题，我会通知人事部的。那先这样，彩排时我让学校领导一起去观摩。好，预祝你们成功！”
“你找谁？我就是王万春呀，有什么事？噢，我知道，你们书亭的人手目前还够是吧？这个好办，关键是你们得在原来的基础上要根据同学们的需求进书、进好书，资金方面我们会考虑的。好，下午下班之前你带着副经理一起来我这儿一趟……”
勤工助学办公室主任王万春终于放下电话给我让座。“你是北京来的？学工部翁老师和应老师两位部长可能要等一会儿才到，你先坐一下。”他给我端过一杯茶水，并递上一张名片。
“硕士，复旦大学勤工助学办公室主任，光华公司总经理……看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哪！”我笑着对年轻的王主任说。
“操心加苦心的老板。”小王又去接他的电话。
“你这儿真忙啊。”
“可不是。而且是别人闲的时候我们便更忙了。”他重新坐到我这个客人旁边，顺便端起他的水杯，“咕咚”几下便把半瓶开水消灭了。
“这个光华是你们复旦大学办的实体？”
“是我们学校专为学生特别是贫困学生提供勤工俭学服务的经济实体。”
“走了那么多大学，看来你们复旦是全国第一家。”
“而且应该说是最早的一家。”小王详细介绍了我所感兴趣的问题，“要说我们光华可真有一段历史了。十三年前，我的学长——学校哲学系81级几个同学自筹资金，在学校领导、团委和学生会支持下，在当时的一座简易临时平房内办起了一个名为‘OURSALON——大家沙龙’，这也是在全国高校中最早的大学生沙龙。那时的‘OURSALON’除了向学生顾客提供一些咖啡蛋糕饮料点心外，更主要的是精心组织文化、信息交流活动。起初，我们这个‘大家沙龙’是以‘文化为主、经营为辅’的原则，如举办‘文理对话’、‘现代派画展’、‘哲学专题’等各种文化活动，学校的众多诗社、剧社、文学社等都来参与，成为上海高校有名的文化圣地。随后几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学校根据政策规定，对原来的‘大家沙龙’进行了重组，并且与我校一个也是由几位校友办起的光华科技服务公司联合，组成了具有经济实体性质的现在这个样的‘复旦沙龙’。”
“应该说是以经营为主导，而其经营的内容仍是以服务于学生的文化为主。”
“怎么讲？”
王万春的解释使我的采访进入了主题。他说，复旦的这个光华公司现在纯粹是专门为了帮助那些需要勤工助学的同学而独创的一个完全由学生自己管理、并直接受学校学工部和勤工助学办公室指导的经营性实体。除了他这个“总经理”和三名财务人员为学工部的正式职工外，其余员工全为勤工俭学的学生。现下设办公室、人事部、家教部、社会服务部、勤工助学部和学生信用社、活动中心、大家沙龙、自助商店、学生书亭、文印中心、南区娱乐厅等十多个业务部门与经营实体。
“目前有多少学生在这些部门上岗？”
“常设岗位有800多个。”
“上岗的人员大多是些什么学生？”
“在教育改革并轨之前，我们面对全校学生，择优录取，公平竞岗。这几年复旦也出现了每年平均16％左右的贫困生，因此在同等条件下贫困生和特困生将优先得到上岗权利，现在的800多个岗上多数是那些家庭有经济困难的同学。”
“他们自主经营、自主管理得怎样？”
“很好。不管是过去的‘大家沙龙’，还是现在的‘光华公司’，我们一直非常健康地经营和发展着。可以说，现在我们的复旦沙龙——光华公司，既是校园学生文化的一道迷人风景线，同时又是学校帮困助学不可缺少的坚实基地。每年至少有近1000人次的贫困生在我们的沙龙上岗，他们一方面得到了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去年一年仅我们这一块就发放了35。2万元勤工助学费。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勤工助学办公室与光华公司以学生勤工助学活动获得的利润，特设了‘复旦自立奖’，旨在奖励本校那些在学习、研究、社会实践和勤工俭学中表现突出的优秀贫困大学生。这项奖目前已经评选了11届，是复旦校园内影响最大的奖项之一……”
“就是被誉为‘复旦诺贝尔’的奖项？”
“正是。”王万春说到这里显得激动起来，“在我们复旦，大大小小的奖励近百项，但惟一这一项是学生们用自己的劳动所得而设立的特别奖，而获得此项奖的同学都是那些有着特殊经历与磨难、且是品学兼优的人。虽然这项奖的奖金也不比其他奖励多，但学校对此奖的每次颁奖仪式都给予最高待遇，学校领导只要在家的都得参加。像我们刚刚举办完的11届‘自立奖’颁奖仪式，就放在接待美国总统里根和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美研中心’大厅内隆重举行。当时的场面太让人难忘，会议刚开始我们就接到了来自海内外的许多传真和越洋电话，上海多家电视台进行了现场报道。然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评奖过程就是一个让那些自强自立者感受自身价值的难忘历程。每届评奖开始，我们首先得用一个来月时间进行广泛宣传。组织者要在学校专家学者的指导下制定出详细、科学的评选章程及申请表格，随即在校园中央海报栏学生宿舍区张贴大型宣传海报，将申报须知发送至各院系，并在校广播台推出人物专访。此项奖与众不同的是每位期望得到此奖殊荣者必须自己提出申请，这申请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要毛遂自荐地把自己的学习、勤工助学收获和参与有关研究的成果展示给广大同学。第二步是初评阶段。组织者将每一位上报者的申请材料逐一进行初选，然后根据差额选出入围者若干名。这一阶段的后期工作是将入围者再进行复评，凡在复评中再度入围者，其名字和主要事迹通过海报的形式公之于众，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确保评选的公正与透明度。紧接着是第三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是所有评奖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每位进入复评的入选者必须接受专家、校领导、同学和老师组成的评委的现场答辩。我们举办的每一次这样的现场答辩会，总是引来全校上上下下的热烈关注与积极参与，那现场会的教室里、走廊内人山人海，台上的角逐者神采飞扬，雄心勃勃；台下的参观者倾听思索，深受教益。当一位又一位自强自立者在摘取‘复旦诺贝尔’的桂冠时，仿佛获得荣光的是我们每一个复旦人，那震耳欲聋的掌声会一次次地经久不息……我当了几回组织者，每一次颁奖完后，总有那些或获奖或没获奖的贫困生们跑来对我和学工部的老师说这样的话：”原以为家庭贫困难圆自己的大学梦，可学校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生路，而且还给予如此厚爱与荣誉，真是此生不枉一回复旦人！‘“
复旦人，又使很多人想探究它的真实内涵。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我细品着这一凝结了一代学子灵魂的复旦校训，耳边响起了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在这个大学的那次精彩讲演——
……下面我要讲一个问题，复旦校训中第一句的最后一字和第二句的最后一字。第二句最后的字是“思”，思考的思；第一句最后的字是志，志气的志。志，是志气、志向、志愿，尤其是家长对孩子说，老师对学生说或者学生对自己说，一个年轻人要有志气，你的志愿立什么？这就是说，每个孩子，每个年轻人都要有志气。这句话说是很容易，我去查了辞海，这个志的表述是新的方向在哪儿。这很有道理。“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志气、志愿、志向，是向外的；一个是对内的，即你自己的心向哪儿走。所以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问自己，你怎么样才能有志气，你自己的心往哪个方向走，就是你对什么有兴趣，你的才能在哪方面？要对自己了解，是很重要的。另外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两方面都是互相关联的，这与问问题与求答案一样是互相关联的。我想对年轻人来说，重要一点是必须自己要相信自己，要觉得你自己的生命是有特别意义的，不光是对自己有意义，对整个外在世界也是有意义的，而你整个的一生有特别的任务。要相信自己，要对“志”作深刻的考虑：你自己的志向是什么？心之所向在哪里？你的志愿在哪儿？而你有了这个志，你就能在什么困境、什么情景中都可以勇敢地站起来！勇敢地去面对现实，面对世界！
笃志者而近思也，也许这正是复旦人出类拔萃的灵魂所在。
当我正被“复旦诺贝尔奖”的运作者激起心灵的千层巨澜时，学工部负责人翁铁慧和应岳林两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进来了。
“他们都是我们‘复旦诺贝尔奖’的光荣获得者与勇敢角逐者。请他们谈谈在我们的复旦沙龙里的勤工助学亲身感受，或许对你的采访更有用。”老师的善解人意，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这是一群从形态到心灵都看不出一丝一缕“贫困”的学生，相反，他们用自己珍爱生活、珍爱校园的那般**，把我带入一个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与“大家沙龙”为友的徐晓民同学：遥想当年，在室友——一个现在应该称做“老沙龙人”的鼓励下，我加入了“大家沙龙”。还清楚记得第一次走向沙龙，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由于地处偏僻，问了几个人才找到。而现在通向沙龙的那条小路，我的鞋子也已经熟得不用脚带着就能走上几个来回了。无论是白天、傍晚，雨中还是阳光下，那条小路对我而言永远是快乐的。初次领略沙龙真正的风姿是在我上岗的第一个晚上。虽然当时心里有些紧张，但看到已为“侍者”的同学们那股认真劲，我也就慢慢放松了下来。夜晚的沙龙，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晕黄中，苹果形的红色蜡烛漂浮在玻璃小碗中，散发一团温柔的光芒，国产音响中冒出的音乐却是闻所未闻的动听，一对对情侣在蜡烛下低声细语，旁边也有五大三粗的几个男孩围着一张大桌豪气无比地喝下一罐罐啤酒。与我同身份的“服务员”端着精致得宛如艺术品的冰激凌、鸡尾酒，给客人介绍这是“飞天”、那是“廊桥遗梦”……这一切都是那么纯洁美好，连空气中也仿佛溶进了青春的笑容。总之，一次上班下来，我觉得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大家沙龙”的岗了。沙龙真是奇妙，是一种什么样的魅力竟使它如此地吸引人呢？答案仿佛就在心中，但要说出来却又有些难。关于我们的沙龙，我有那么多话想说，可又不知从何说起。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复旦，最快的时光是在沙龙。在那里，我会忘记自己已有的痛苦与自卑，感觉的是集体的温暖和快乐。有人说，劳动便是创造财富和快乐。我要说，在我们复旦“大家沙龙”的劳动，才真正体现了这种财富与快乐。
和文印中心一起成长的计琳：当初进大学时那股尝试一切的热情渐渐消退，取而代之以成熟的头脑、稳健的步履时，大学生活已走近尾声。从不谙世事的黄毛丫头，成长为一名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我的历程已深深地烙上了“文印中心”的烙印。记得初来时，它还只是光华公司下属实体中最小的一个部门誊印社。望着眼前昏暗的灯光，破旧的铅字打印机，还有那仿佛曾印过《挺进报》的油印机，我感到了一阵失望。在电脑不断更新扩充的现代社会，在全国一流的著名学府，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难道这里就是发挥才能、体现自我价值的地方吗？誊印社经理的一席话语消除了我的顾虑：只有在艰苦的环境下才更能磨练人的意志。而且更重要的是，吸引人才的源泉绝对不是舒适的工作环境，而是一个团结互助、奋发向上的集体。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我们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因为经费的缺乏，许多事情都由每个成员自己动手。我们便利用业余时间粉刷墙壁，并想方设法开发业务品种，多作宣传……后来我们终于成功和进步了，现在我们的文印中心已经有了两台自己的电脑，一台复印机和一台胶印一体机，一跃成为公司下面拥有最多固定资产的部门了。我们的业务也由过去的零碎小活到现在的可接成批大宗业务，从业人数达16人，月净收入在2万余元！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呀！如今我快要毕业离开文印社了，然而我会把自己的一份情感永远留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