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鲁迅少年时代最早的两枚印章,完全可以作为祖父入狱、父亲病逝后,鲁迅迅速成熟起来的标志。

一枚所刻“绿杉野屋”,是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人共有的斋名。这名号,无疑是鲁迅取的。隐含在其中的不只是读书人的雅兴和传统文人的隐逸情调,更多的是借助常绿高大的杉树,张扬生机盎然、蓬勃向上、挺拔独立的生命意志。不只他自己,也期望两位弟弟,共同以顽强的生机抗拒不幸的命运和世俗冷眼冷面的包围。另一枚刻“只有梅花是知己”,更是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自在自恃的心态直白,要以梅花的风骨,傲霜雪,驱严寒,迎春光。其中包含着已经成人的鲁迅将会独立自主不落俗套地选择未来之路的鲜明意向。

绍兴人的脸鲁迅早已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所以,鲁迅坚决拒绝了绍兴衰落的读书人家的子弟常走的两条路——学做幕友或商人。他一定要摆脱周围的环境,他“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鲁迅下定决心要离开绍兴了。如此决绝的态度,是养育了他的绍兴给他的。家乡曾经给他的欢乐早已无法寻找了,取而代之的是世道人心的冷漠险恶。怀疑与厌恶塞满了他的心胸,他被他的家园放逐了。

叔祖周芹侯为鲁迅刻“只有梅花是知己”印章。高4.9cm。刻于1896年前后。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叔祖周芹侯为鲁迅刻“绿杉野屋”印章。7.2cm×2cm×2cm。刻于1896年前后。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但是,到哪里去呢?

鲁迅说:“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父亲已逝,祖父在狱中,弟弟尚小,“我的母亲没有法”,“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显然,鲁迅要自己寻找自己的路。他远离家乡到南京投考新学堂,是他自己的选择。

但又不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这选择,也是由当时的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社会的时代变革所决定的。

第一,最直接的原因,这时家里已经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了。鲁迅离家的时候,母亲只能筹到八元的路费给他。“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堂叔祖周椒生正在南京水师学堂教汉文兼监督。这学校是公费,每月尚发极少的赡银。

第二,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强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此后列强纷纷瓜分中国。清政府中一部分身居要职的当权派,推行倡导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洋务教育。鲁迅祖父的中进士、点翰林、做京官,正在这个时期。他对当时的国内外大势是清楚的,至少对洋务教育是认同的,不同于绍兴普通人的排斥与奚落。鲁迅赴南京前抄录的祖父诗作中,就有《洋场杂咏》十首和对声、光、电、化的奇异描述。1897年,早鲁迅一年,祖父让他的小儿子,比鲁迅还小一岁的伯升考入南京水师学堂。鲁迅祖父的见解自然会影响到父亲。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到绍兴,鲁迅的父亲对妻子说:“我们有四个儿子,我想将来可以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留学。”鲁迅虽然年少,也感到了国家失败给自己带来的苦痛,也曾想到应该有些抵抗,国家应当有些改革。他那时求购到的新书中,英国人编辑的,介绍各国时事、科学的《格致汇编》,震惊了鲁迅,被鲁迅当作宝贝看待。

有智慧者毕竟容易接受时代的最新信息,最新思潮。这些因素,无疑都在促使鲁迅“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若干年后,中国五四运动前夕,鲁迅对清末的洋务运动,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做出了最精练最透彻的分析:“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驮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

但是,正是鲁迅后来批评的洋务运动,在那个时代却为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为鲁迅走在时代的前面,开了一条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