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胎死腹中，无疑在刚刚踏上文艺之路的鲁迅面前，竖起一块“此路不通”的牌子。
鲁迅略略犹豫了一下，在悲凉与寂寞中独自前行。
鲁迅一边集中全力搜寻阅读书刊资料，为自己的“新生”汲取多方面的营养，一边继续寻找着开拓文艺天地的新路。
东京留学生中浓烈的反清排满的革命气氛，文艺路途上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使鲁迅更加敏感于被压迫民族的作家。那些叫喊与反抗的作品，在鲁迅心灵深处更容易激起强烈的共鸣。他格外注意东欧及俄国的文学，可是，这些作品在东京得来不易。早已熟悉的神田的中西屋，日本桥的丸善书店，本乡的南江堂及路边的旧书摊，几乎成了鲁迅天天光顾的地方。在东京找不到的，就开列书单转托丸善书店往欧洲函购。好在这类书大多为小册子，价格不算贵。但有时为了阅读翻译之需，有些很贵的书也得咬牙买来，如从旧书店花十多元的大价钱买回德文本《世界文学史》。这些钱，对于鲁迅这样家境贫寒的官费留学生，必须节衣缩食才能挤出来。不问收获，只管耕耘。鲁迅勤苦地，一天天丰富着、积蓄着自己的力量。
《河南》月刊，1907年12月创于日本东京，河南籍留日学生编辑出版，为留学界重要刊物之一。1909年12月第9期发刊后被禁。鲁迅早期的重要论文，集中发表在该刊上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新生》流产不到半年，留学生界的重要刊物，河南留学生编辑的《河南》月刊于1907年底在东京创刊。鲁迅的文章出现在创刊号上。《河南》出第9期后被禁，9期中6期内有鲁迅五篇长篇文言论文，半篇译作。
未能实现的《新生》的梦在《河南》得到了部分的实现。
五篇文言论文为：诠释研究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的《人类发生学》，系统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历史的《人之历史》；**澎湃地评介颂扬西欧19世纪以来“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八个积极浪漫主义诗人诗作的《摩罗诗力说》；系统地介绍欧洲自然科学从希腊罗马到19世纪的发展历史，阐述发展科学对推动社会前进重要性的《科学史教篇》；分析西方文化发展历史特点及其存在的偏颇，弘扬“尊个性而张精神”，提出“首在立人”纲领性主张的《文化偏至论》；破除“恶声”、唤起国人心灵光辉、发扬独立精神、发出独立思考声音、打破中国“缄口无言”的“寂寞”的《破恶声论》。
五篇文言论文，几乎涉及人类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哲学、科学、历史、政治、文学艺术。这些文章具体评介了二十个国家的一百二十多位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文学艺术家。重点评论的有海克尔、达尔文、培根、笛卡尔、施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裴多菲、易卜生等。在至多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撰写出范围如此之大，文化含量如此之丰富，洋洋洒洒近十万言的文言论著，真令人惊异不已。
在蒋抑卮（浙江杭州人，银行家，资助鲁迅出版《城外小说集》）病室中。前排后右一为鲁迅，左一为许寿裳，中间卧者为蒋抑卮。1909年摄于日本东京。9.1cm×14.2cm。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在写法上，鲁迅自己说，因受了《民报》主笔章太炎的影响而喜欢作怪句和写古字，这固然给读者增加了阅读的难处，却也别具韵味。而其挥洒淋漓、汪洋恣肆的旁征博引与奇思妙想，无一处不展露着二十七八岁的鲁迅的勤奋、学识、活力、独到与天才。其文化视野之大、之广，知识之丰富，情感之热烈澎湃，思维之敏锐，见解之深刻，足使任何一位读者敬佩折服。
鲁迅弃医从文后的第一批学术成果就如此惊世骇俗。其价值，就中国而言，是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重要贡献。不论从最早较为系统地阐述西方自然科学发展史、介绍欧洲近代民主主义文艺思潮和社会科学思潮方面来说，还是从疾呼个性解放、精神独立的意义方面来说，其文化、思想、精神的启蒙教育意义，均是无与伦比的。就个人而言，从中我们可以想见鲁迅是怎样的刻苦努力，怎样的苦心孤诣，怎样的广览博取，怎样的去粗取精，在怎样的广度和深度上打下西学的基础，并怎样进行理智地文化选择的。这和他从小积累的国学基础及后来在人类文化背景下的理性反思相融合，在此双重基础上，由鲁迅建立一座中国现代文化大厦并傲然耸立于世就不是奇怪的事情了。在距“三十而立”还有两年的时候，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他的全部的哲学、科学、文学的基本观点及其思维方式已经基本确立并大体成熟，剩下的只不过是不断修正和发展罢了。
鲁迅与许寿裳、蒋抑卮合影。1909年摄于日本东京
鲁迅的弃医从文，并不等于抛弃了他的科学救国的思想，只不过从振兴祖国、强民富国的目的出发，在科学与人学的比较中，根据中国的国情，他发现并提出紧要的是“立人”。兴国、立人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鲁迅在五篇重要论文中表述得非常清晰明了。当然，鲁迅更注重的是阐发他的“首在立人”的纲领性思想。
无论是研究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还是阐明发展科学对推动社会前进所起的重大作用，鲁迅都强调“人”的作用。鲁迅认为，没有“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的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没有他们专心致志地把毕生的精力献给科学事业，没有他们的勇于创新和刻苦钻研，就没有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鲁迅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中，更直接地为苦难的祖国和人民呼唤“人”的出现。
鲁迅希望塑造的“人”，是“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是勇于“反抗挑战”的，是“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等之言，不惧权威，不跽金帛，洒其热血”的，是“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的；是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精神界之战士”。然而，鲁迅怅然长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鲁迅致蒋抑卮先生的信
留日时期的中、日文剪报合订本。21.3cm×14.7cm。鲁迅装订并写目录等。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与许寿裳、蒋抑卮夫妇合影。前排左一为鲁迅，右一为许寿裳，中坐者为蒋抑卮。1909年摄于日本东京。20.4cm×24.8cm。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要造就一大批这样的新人，在古老的以专制为传统的中国，必须发起一场个性解放运动。要洞达世界大势，吸收西方文化，根据中国实情“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要“尊个性而张精神”，“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20世纪初鲁迅确立的“首在立人”的思想，是他光辉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他为此奋斗了终生。鲁迅也因此而成为20世纪中国最出色的“精神界之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