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而不可收

以《狂人日记》为发端，鲁迅的“呐喊”“一发而不可收”。中国人从此可以接连不断地听到一种独特而强有力的声音了。在鲁迅方面，从日本时期的慷慨激昂到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大声呐喊，中间经过了十年的沉寂、十年的聚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在客观方面，发生了被鲁迅称为“大风暴”的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了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五四运动。从具体条件看，一是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聘请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人物进北大任教；二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并让其把《新青年》带到学校里来办。这样一来，北大就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主阵地了。这两件合二而一的事都与鲁迅有密切关系。蔡元培是看重并提携鲁迅的“伯乐”，鲁迅到教育部即为蔡元培所请。1917年鲁迅推荐周作人进北大，蔡一口答应，周作人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新青年》于1917年1月一到北京，鲁迅就与之接上了关系，后来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鲁迅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在这样的集会上，也认识了李大钊，鲁迅说李大钊给他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同人中与鲁迅兄弟来往最为密切的是钱玄同和刘半农。1917年至1919年间，他们俩与鲁迅兄弟俩的往来平均每周一次，有时多到两三次以上。陈独秀、陈望道等也频频致信约稿。《新青年》同人们相互交流、相互激励的热烈气氛，一扫鲁迅的寂寞、悲观与苦闷。他在致朋友们的信中说：“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守旧派“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相信“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投入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乐观与**，正是鲁迅“一发而不可收”的思想动力。到1921年8月，三年多时间，鲁迅仅在《新青年》上就发表各类作品五十四篇，平均每期达到两篇。高峰时如1919年一月号和二月号，各有五篇，十一月号有六篇。鲁迅自我评价道：“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事实是，岂止步调和大家一致，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鲁迅一出场就掀起了一个不小的**，并由此确立了他作为中国那时的“革命文学”的主帅地位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地位。

现代小说就不必说了，它的开创和成功靠的都是鲁迅。新诗，鲁迅本不喜欢作，但有感于那时写新诗的人很少，写得好的更少，反对咒骂的倒很多，为打破“诗坛寂寞”，“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共写了六首新诗，前三首与《狂人日记》一同发表在同期《新青年》上。如《爱之神》中发出了“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的真声音、大声音，与“救救孩子”的呼声响应。在初期白话诗中，鲁迅的新诗在精神上、诗体上解放得最为彻底，被朱自清评为“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针对社会现实变革的重大问题，新旧斗争的焦点，公众关心的热点，及时地、针对性极强地发表短小精悍的杂感或征伐讨檄的长论，更为鲁迅所擅长。《新青年》的短评栏“随感录”从1918年9月5卷3号起，几乎被鲁迅包揽，到1919年11月6卷6号，一口气写了二十七篇。著名的长论，猛烈攻击封建道德和封建制度，“覆孔孟，铲伦常”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也发表在《新青年》上。凡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专制迷信，提倡民主科学等内容，无不涉及，且观点鲜明，言辞犀利，见解深刻，所向披靡，读来令人神旺。

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的“呐喊”是洪钟大吕。在鲁迅所有的声音中，始终回**着一个共同的音调，那就是由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所确定的基调，也是早在弃医从文时就确立的基调，即转变人的精神，改造国民性，亦即思想革命。

当白话与文言斗争激烈之时，当人们的注意力为语言形式牵引之时，鲁迅在为白话文的新生拼死斗争的同时尖锐指出，腐朽思想文言白话都可以表达，提醒人们不要只停留在形式革命的层面。1919年1月16日致许寿裳信中谈到教育问题时强调：“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文体似不必十分抉择”，“只须思想能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与《新青年》同人相比，鲁迅在这一时期的全部言论中，注重和强调思想革命是一大特点。思想革命，成为鲁迅“呐喊”的主旋律。鲁迅的文字既针对现实而发，又具有超越意义，其原因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