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小说，是“同一战阵”的朋友们催出来的，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出版就是这样。这集子的取名，就含有助阵作战之意。

朋友们一回一回地来催，说到底是因为鲁迅的小说实在是大家心中新文学作品的希望所在、骄傲所在。请鲁迅出山的钱玄同在鲁迅写出《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三篇时，便自豪地称赞为“同人做白话文学的成绩品”。第六篇《头发的故事》发表后，素不相识的郭沫若为鲁迅的作品排在翻译作品之后打抱不平，专门为此给编辑写了信。陈独秀收到鲁迅的第七篇《风波》后，写信给周作人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郑振铎读了第八篇《故乡》后指出：“近来创作界产品虽多，好的却极少，鲁迅君的《故乡》可以算是最好的作品。”鲁迅谈到同人们催稿时特别提到：“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早在1920年9月，陈独秀就致信周作人，催促鲁迅将小说结集出版：“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鲁迅第一本小说集《呐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出版，32开，毛边。收1918—1922年所作小说十五篇，封面为鲁迅自己设计。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也许鲁迅自认为七篇分量还不足，一直到1922年做完第十五篇《不周山》后，才集起来交付出版。1923年8月，《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列入“文艺丛书”出版。1926年起改由北新书局出版，列为鲁迅自己所编“乌合丛书”之一。1930年北新版第十三次印刷时，鲁迅抽去最后一篇《不周山》（后易名《补天》，收入《故事新编》），以后各版均收十四篇。

《呐喊》大32开，毛边本，封面由鲁迅自行设计绘制。深红色底，正中偏上方，用大一点的黑色长方框套小一点的黑色长方框，框内自书黑色隶体“呐喊”字样。黑红二色，铁血组合，书名与框式图案突出“口”形，形成“口”“口”环套状。封面格调与作品内容相一致，沉郁而愤激，铁屋子里的血性呐喊的意蕴尽在其中。

谈及怎么做起小说来时，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直面社会，直面人生，利用小说改良社会、改良人生，既摒弃传统的“消闲”，又拒绝现代的“消闲”，鲁迅使自己的小说创作活动直接参与到中国20世纪兴起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之中，并以这种十分自觉、十分鲜明的主体创作意识，决定小说的选材及写法，规范小说创作的总体艺术追求。鲁迅正是在改良人生的创作动力和“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念驱使下，首先以《呐喊》的创作实践，继承和发展了中外优秀的文学传统，开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思潮，并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伟大的“现代传统”，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产生了永久而巨大的影响。

题《呐喊》。1933年3月2日，鲁迅赠送日本友人山县初男《呐喊》一册，并在扉页上题诗：“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诚如鲁迅所说，小说创作所受的直接影响主要是外来的：“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在外国作品中，更能引起思想上情感上的共鸣的“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同时，鲁迅也主要是在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下，认真而痛苦地思索中国国民性问题的。以世界现代文化思潮与文学作品作为双重参照系统，观照熟悉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及社会现实，“启蒙主义”的抱负自然聚焦于“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并且，也因此使鲁迅的文学观照、艺术描写，轻松自如地超越了表层的“病态”与“不幸”，直逼“病态社会”的内部结构与“不幸的人们”的精神病痛，从而建立起《呐喊》“忧愤深广”的总体审美品格。

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于1894年创作的版画《呐喊》

在《狂人日记》决绝地揭示出封建社会机制和伦理道德“吃人”本质的高屋建瓴的统领下，《呐喊》中震撼人心的“吃人”系列惨烈地展露于世：孔乙己的灵魂生生被科举制“吃”光了，而“庸众”又以笑声为他的肉体送葬；《白光》里的陈士成也是被科举“消灭”在“白光”中的；《药》写出了救治社会的革命者的血被愚昧者吞噬的双重悲剧；阿Q的普遍意义则在于“自己吃自己”的灵魂；《故乡》里的活泼少年闰土被无情的社会销蚀得如木偶人一般了，那一声“老爷！……”的叫声，直让人的灵魂颤抖……深刻揭发和批判中国封建社会机制和文化形态中形形色色的“吃人”本相，是《呐喊》最重要的思想主题。

《呐喊》的开创性体现在艺术创造方面，则是与“忧愤深广”一致的小说文体的雄浑开阔，气象万千。鲁迅不仅彻底打破了中国旧小说的模式，也不为外来的小说模式和自己的创作模式所束缚。他是一个不断创造新形式的“文体家”。茅盾在《呐喊》刚刚出版后就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欣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以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艺术追求，以开放的姿态，从古今中外不同流派、不同门类的艺术创造经验中广采博纳，创造出个性鲜明多彩多姿的华章佳篇，是鲁迅为中国现代小说开创的艺术创造之路。

鲁迅治中国小说史。他说，中国小说“自从18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英译中国短篇小说《〈草鞋脚〉小引》）。鲁迅的小说结束了中国小说百年来衰落的历史。《呐喊》的出现，永久地说明着这样一个事实：伟大的中国现代小说从鲁迅笔下发端，也在鲁迅笔下成熟。文学与历史、与时代、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文学具有的与现代世界各国对话交流的思想语言，文学创造精神的多元性、先锋性等丰富内涵，共同构成了鲁迅小说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伟大经典的本质，作为鲁迅开创的中国文学伟大的现代传统的本质。

版画家杨锋于1996年根据鲁迅小说《咸亨酒店》创作的木刻作品《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