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多年不写小说的鲁迅忽然写了一篇历史题材的小说《非攻》，一年之后的1935年11、12月份，一口气写了《理水》《采薇》《出关》《起死》四篇，与1922年写的《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曾收入《呐喊》），1926年在厦门写的《奔月》《铸剑》（发表时题为《眉间尺》），共八篇，合为一集出版，名为《故事新篇》。
从第一篇到最后成书，前后足足经过十三年。虽然写作环境及作者心绪有异，但总的写法还是一致的。如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所说，都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这是其一。其二，第一篇取女娲“抟黄土作人”，“炼五色石补天”的神话作《补天》时，先是很认真地取了弗洛伊德的学说，意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中途看到一篇道学家攻击新体情诗的文章，便忍不住使“女娲的**”出现了一个渺小又滑稽的古衣冠的小的丈夫。历史题材中引入现实生活细节，鲁迅自称是“油滑的开端”，可是，以后的七篇却继续“油滑”下去，可见，把现代生活细节引入历史故事，是作者有意的追求。鲁迅正是用这种方式，创造出独特的“故事的新编”的艺术形式。
逝去的生活，死了的人物，因此而鲜活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鸣惊人的鲁迅，或许他的参与创造性历史活动的**仍在涌动，他的《补天》中的女娲，在浓烈、瑰丽、雄浑、壮美的背景下，**漾着一派劳动和创造的喜悦情绪。被北京军阀政府挤压到厦门之后，鲁迅一个人住在石屋里，面对大海写出的《奔月》中，那位曾经射下过九个太阳的羿，日日在无物之阵中奔驰的羿，夫人嫦娥过不了天天吃乌鸦炸酱面的日子，弃他而升天，昔日的弟子逢蒙反过来向他施放冷箭——英雄末路，勇士孤寂。《铸剑》中着力描写的黑须黑眼瘦得如铁的黑色人宴之敖者，则是一位孤独、神秘、热到发冷、寒光逼人、誓死反抗强暴的复仇者。战斗者和复仇者的形象，更多地体现着鲁迅高扬的革命斗争精神和意志力量。在后来写下的《理水》《非攻》中，鲁迅则满怀敬意地描写了两位理想人物，一位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率领民众治水的领袖夏禹，一位是用自己的智慧学识拯救人民的知识分子墨子。两位人物的共同特点是为公众为社会劳心劳力，苦干，实干，吃苦耐劳，身体力行，极富忘我精神，牺牲精神，奉献精神。他们是衣衫褴褛、胼手胝足的圣者智者。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笔下的禹和墨子，就是鲁迅心中的中国的脊梁。
《故事新编》。收1922年至1935年作历史小说八篇，1936年1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之一
《采薇》写伯夷、叔齐反对武王伐纣，固守“先王之道”，“义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儒家历来把伯夷、叔齐看作是恭行儒家道德伦理的典范，把武王看作儒家事功成就和理想政治的表率，鲁迅则在“内圣”的代表与“外王”的代表之间的矛盾冲突中，着重揭示出伯夷、叔齐人格的“通体都是矛盾”的真相，“礼让”“忠孝”“仁义”的虚伪性及其在现实实践中的软弱无力与毫无出路，从而艺术地否定了儒家道德的“立人”路线。《出关》《起死》与《采薇》写于同时。《出关》写孔丘拜老聃为师，孔老相争，老子失败而西出函谷关的故事。鲁迅说他自己的意见是：孔老相争，肯定是孔胜老败，因为孔老虽然都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却。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子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实在是不中用的。于是，鲁迅将老子漫画化，送他出了关。《起死》取《庄子》中的一个寓言故事，揭露了庄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无是非观处世哲学的荒唐和虚伪。
女娲、夏禹、伯夷、叔齐、周武王、姜太公、墨子、孔子、老子、庄子，出现在《故事新编》里的人物，都是中华民族神话、传说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这些人物在鲁迅笔下得到准确、有力、生动的再现。阅读作品，一再感受到的是鲁迅对历史把握的功力和把握了历史后的自由。《故事新编》是以史实文献为依据为基础的，“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而在题材处理上又坚持了“油滑”的艺术态度和古今杂糅的细节描写，鲜明地传达了作者对所写事件及人物的评价，从而使这批历史题材小说，成为鲁迅重写的民族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了。
《眉间尺》。鲁迅1927年4月间写的历史小说。作品歌颂了被压迫者报仇雪恨的英雄气概。后改为《铸剑》收入《故事新编》
由于《故事新编》中所写的人物，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分别属于某种体系、某种价值观念的代表，一个人物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一个领域。于是，鲁迅的历史题材小说便具有了如下的意义：用“油滑”的态度对其中的某些人物进行这样那样的调侃、揶揄、讽刺，或表达这样那样的称颂、敬重，就形成了对这个人物所代表的、所表现的某种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估，从而形成鲁迅文化批判的特殊方式，也是鲁迅用小说形式对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体系所做的一种“清理”工作。
这些新编的故事，显然又是鲁迅小说文体的创新。继《呐喊》《彷徨》，相隔十多年之后，《故事新编》再一次显示出鲁迅小说艺术的辉煌成就。五十五岁的鲁迅，仍然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他的艺术创造力仍然是那么充沛而饱满。《故事新编》以其思想成就和艺术创新，同鲁迅的《呐喊》《彷徨》一样，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成为重写民族神话、传说和历史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