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这个美国东海岸的都会有点熟透了的感觉，砖墙和空气一块块滞重发黑，人面和商业广告拥挤不堪，汽车和行人都技艺纯熟地竞相抢道，哪怕把优雅已经装备到牙齿的纤纤淑女也决不心慈腿软，很少外地那种谦和礼让，一脚出去总是捷足先登，更不会对陌生人浪费丝毫微笑、问候乃至点滴目光。
地铁里每节车厢都被胡涂乱抹出昏话粗话鬼话一塌糊涂，堪称纽约“十景”之一。地铁线像根系一样钻入百老汇大街和帝国大厦之下盘根错节，于是就长出了地面上的树干和树枝——高楼疯长的纽约。
这一切已经很难改造。
我到纽约后给梁恒打电话，他是我的老同学，母亲又是我现在的近邻。这次我来美国，老人家托我给儿子捎来布鞋和衣料。
接电话是女人的声音，不用猜，是梁恒的犹太族妻子，中文名夏竹丽。她说她很高兴，知道我可能会来，说梁恒可惜不在家，到机场接金观涛去了。我同金先生有过交道，读过他一些文章，想不到他今天也到了纽约。
一个多钟头以后，有人叫我去接电话，这次是梁恒打来的。话筒里迸发出哈哈大笑，先是英语，后是中文，最后干脆成了倔头倔脑的土话：“……讲长沙话啰，好久没讲长沙话哒。你要是还不来，我就到中国Ke4(去）哒。什么事？谈判呵！国家体改委的邀请……”
他的声音一点也没变，腔调一点也没变，好像还发自太平洋的那一边，发自七年前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里。
当时放暑假，他还留在空****的学校，埋头写什么电影剧本。有时候游魂似的夹着一本大书，不知是游到什么地方去。或许是寂寞够了，他终于出现在我们寝室，两腿一钩上了桌，长长食指朝空中某个位置一指，嘶哑着嗓门说……文学吗？文学在人民那里！你们写小说，应该同搬运工交朋友，同乞丐交朋友，同流氓交朋友。别林斯基说……”他从衣袋里摸出压得瘪瘪的火柴盒，捎带出几根零散火柴和纷纷烟丝。他引用抄录于盒上的某段语录，出自莎士比亚或别林斯基，加强他令人肃然的人民论。
“我写作就是这样，想出一个词，一句话，就记下来。想不出，我就到河边去走，到菜地上走来走去。”他宣布。
我们谈小说和社会，谈当时讳莫如深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觉得很投机，立刻惺惺相惜。他兴奋得又是捏拳又是咬牙切齿。“痛快，痛快，太痛快了——烟？”我没有烟了，他便东张西望，溜下桌去四下里“打狗”（找烟头）。他屁股高高撅起，把一米八几的大个头残忍塞人床下，好容易，头顶着一朵花花的蛛网，喜不自禁地捕来几个烟头，剐去湿津津的烟纸，与我们共享烟丝。他又觉得肚子饿，在墙角咣咚哗啦翻找半天，才找到半瓦钵剩饭，把一根筷子一折为二，也没菜，就大口吞嚼起来。
几个钟头之前，他还邀请我们到他那间用高低床隔成迷宫般的寝室，钻进他那一角，喝进口咖啡，吃海鲜罐头，洋吃洋喝，使我们顿时觉得中国饭菜实在庸俗。现在，他能贵能贱，俗极则雅，把枯硬的饭粒也嚼得颇有风度。现代青年不就得有这种别扭吗？如同公众要吃要睡的寸候，他们偏不吃偏不睡，而公众不吃不睡的时候，他们就偏偏要吃要睡——这才是个性解放的别出一格！
他雄踞桌面咚咚弹起了吉他，唱起了歌，既有东欧革命歌曲的风味，也有《美酒咖啡》之类的港台伤感，歌声很有感染力。吉他技艺则宜看不宜听。
临走时，他拍拍我的肩膀，神秘地说告诉你们，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最近巳在上海召开。你们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我愣住了。什么党？自由党？民主党？社民党？共产党（左派）或(正统）？……那时候中国小民一听到这些“党”就吓得舌头僵硬。
但他偏偏喜欢把话往狠里说，往心惊肉跳的地方捅。有一次他缺课好几天，据说是请病假，据说是去了黑龙江，回校以后向朋友偷偷宣布：“老子这次本想跑到苏联去的，可惜不顺手。”
后来才知道这些不过是玩笑，不可当真。
暑假过后，校园里政治气氛升温，他给我们学生会的壁报写稿，是一篇哲理小说，主旨是为四五运动翻案。这张壁报在湖南省第一次冲破禁令，批判‘‘两个凡是”，歌颂天安门事件，引起了连续几日人山人海的围观，算是一次不小的政治地震。连公安部门都派了不少人前来拍照和抄录，了解学生的情况。
接下来有北京的什么社论，政治气压骤然下降。据说梁恒对另一位壁报编辑匆匆忠告当心，你们改革派要翻车了。”
这位编辑对我说：“你看，改革派变一下就成了‘你们’，第二人称！”
我也对这第二人称恨恨了一阵。
其实，人际之间无须这样敏感，人总是人，即无须高估对方的美德，也无须夸大对方的弱点。岁月流逝，最终总是洗亮人们记忆中的一些亮点。有一次梁恒与某同学骑车外出，天热，同学的毛衣便夹在车座之后。偶然回头，发现毛衣不见了，便沿路找回去。一直找到天色渐晚，这位同学已失去了信心，说一件毛衣也就算了。梁恒却不罢休，见路边可疑的小孩，皆恶狠狠揪住其胸口，拷问毛衣的踪迹。若这一手不奏效，随即又绽开笑脸，掏出一元大钞，想诱出两个小良民来揭发藏衣的盗贼。他比毛衣的主人更顽强更勇猛更不要脸，最后几乎把沿街的房门一一敲遍，误了自己的事，还是没诈出毛衣的下落。
梁恒没有对我们谈过他的童年和家庭。直到他出国以后，我才从他母亲那儿了解到一些情况。他父亲原是报纸编辑，曾被打成右派，后来离婚，下放，身残，全家有一段辛酸的日子。父亲去劳改时，梁恒还在幼儿园，节假日小朋友被父母领回去了，只有他孤零零留在空旷的幼儿园内，同一位守园的老阿姨一起，度过昏灯下的长夜。他还不知道母亲已经离婚远走了。读小学的时候，班上的同学都戴上了红领巾，只有他因父亲的政治问题被排斥在少先队之外。他哭过，冲着父亲吵闹过，后来想了个办法，谎称自己有大篮球，使中队长羡慕不已，网开一面让他入队——他说他这是第一次学会“开后门”。
梁恒夫妇合著的《革命之子》一书，成了美国最早描述中国“文革”的热销读物。书中谈到了他的初恋：女朋友的父母权势赫赫，看不起狗崽子梁恒，禁止这门婚事，把女儿打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女朋友偷偷溜出家，最后一次去看他。两人抱头痛哭了一场。梁恒跪下去，把对方手上膝上的一块块伤痕全部吻遍。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是永远无法得救的贱民，只能用冰凉的吻，为自己的卑微为对方父母的凶狠为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向姑娘赎罪——这种情节相信让美国女人哭湿了太多的纸巾。
美籍教师夏竹丽在学院的晚会上跳过几回昆虫舞之后，梁恒就常常夹着外语书往专家楼去了。学校领导对这个爱情事件大皱眉头，也不批准他们结婚。他们就写信给邓小平，几经曲折，最终获得了邓小平的支持，得到了校领导的登门祝贺。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出入专家楼的梁恒已不常和我见面了。
一九八〇年秋，选举区人民代表一事引起学潮。刚从美国探亲回来的梁恒，成了学潮头头之一，领导学生静坐、绝食、游行示威，免不了还发生阻塞交通和冲击机关的事故。我当时去过现场，发现梁恒与另一位学潮头头陶×分歧。他感谢我站出来讲话，不赞成成立跨行业的组织，也深深担忧学潮的不断激进化前景。他一身尘灰壳子，从席地而坐的绝食者中钻出来，把我拉到一个墙角，扑通一声双腿就无力地跪在地上。他的嗓音已经嘶哑成气声，夹杂着浓重的胃气和橘子汁味，酸酸地灼在我脸上，盘踞在我鼻子两侧久久不散。“陶×是个流氓，流氓，骗子！他根本不是要民主！完全是胡闹！我要把同学带回去，带回去！”
我后来在凌晨发表演讲，成功劝返静坐和绝食的同学，应该说与梁恒的支持有关。
我在梁恒的另一本书《噩梦之后》中，发现他写到了学潮，但写得十分简略，更没提到当时他与陶×的分歧。是他忘记了吗？或者是不愿意伤害同学？但他记述了自己一九八五年初重返长沙时与陶×的会面，对陶×能够自由经商表示惊讶，认为中国的政策变化十分大。算起来，大概就是两位学潮首领重逢的前一天，我也去宾馆见了他。当时他比中国人穿着更朴素，去掉了长发，刚剪的头还露出一圈青青边沿，长长十指倒白皙得特别触目，像是异乡幽暗岁月里开放出来的一朵白菊，在我面前招展着神秘的含意。
我问他这些年在美国可还混得顺利。
他说好歹也算个中产阶级了。
我听说他初到美国时也很难，不怎么讲话，跟着洋老婆跑了好些院校，最后才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学籍，边读书还必须边工作。他在中国读本科期间就不是老实学生，进考场常靠夹带术化险为夷。美国何尝就没有让人心烦的枯燥课程？但梁恒没说这些。
我问他回国来干什么。
他说打算写一本书，介绍中国的改革，促进美国对华的了解和投资。“我现在是共和党员。民主党对中美关系几乎没什么贡献。我愿意为中国做些事，与中共互敬互惠地合作。哦，你是共产党员吗？为什么不是？我看你应该入党。”那神气好像他倒是大洋彼岸的共产党书记了。
我提到他参与“中国之春”的事。
“过去的事情啦。”他笑着解释，“当时我刚从国内出去，火气很大。这两年经过痛苦的自我调整，才找到了现在的路。”
“同他们闹翻了？”
“也算不上闹翻。只是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愿意评论他们。”
他和妻子没在长沙过春节，就去了湘西和贵州。《噩梦之后》一书就是这次重返中国的总结，充满了对国内改革的赞许和希望。书中用了很多中国现代俗语，对“内地人”、“高干子弟”、“万寿无疆”等都作音译，中国通的气派和材料的权威性，想必会使英语读者刮目相看。这本书连同更为畅销的《革命之子》，使梁恒在美国名声大振，他主办的刊物也得到几个大基金会的优厚赞助。
电话联系上以后，梁恒第二天来我的住处，请我吃饭，顺便带我去看他的办公室。这是临街一栋民居的地下室，窄阶窄门，不显山不显水的。三四间房子里成天开着灯，感不到昼夜的交替。有人正在用电锅做饭，另一个在沙发上睡觉的人见来了客，就进里屋去重新开铺。他们就是刚来美国的几位中国访问学者，暂时寄居在这里，省着饭钱和宿费。
梁恒很忙碌，话题从一个跳到另一个。一会儿说老兄你混得不错；一会儿说纽约比外地就是不一样连人走路的步伐频率都高得多；一会儿说他住在好社区但纽约太拥挤多数人没有汽车也没有院子；一会儿说他主持的基金会想在北京建立机构以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一会儿说香港的大众舆论太浅薄我们必须开辟美国与北京的直接资讯渠道；一会儿又说我的方针是“深研究广交游悲观进取”无论参众议员商人文士流氓我全交往……正说到这里，杨小凯来了，也是位湖南人。我们把梁恒的刊物讨论好一阵。
“你看，我实在太忙。”他似乎很乐意让我和杨小凯参观他的忙碌，又是打电话又是签字又是向手下人交代什么又是向几拨客人分别交换几句中文或英文的闲聊——包括指导刚来美国的同胞正确使用she和he。
“夏竹丽呢？当妈妈了吗？”我问。
“没有，我们目前根本不打算要小孩。”
“为什么？”
“business(事业)么。”
梁恒的business已经受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羡慕。一个幼儿园里曾经无人领回家去的孩子，一个被排斥在少先队之外的学生，一头闯进美国，当新闻人物、当作家和编辑、当文化活动家等等，同各类人物都沾得上又全都分得手，终于有了地位、名声、钱——他请我在一家著名中国餐馆吃晚饭的时候，特地让我看看他的信用卡，据说是有种种特权的那种金卡。
他请我在金碧辉煌的餐馆里吃饭，重复社交场上千篇一律的看菜谱、碰杯以及餐后剔牙。但除了吃饭，我们还能做什么？还应该做什么呢？就像我以往见到一些久别的同学或朋友，在肃穆的办公楼，在偏僻的小镇上，在充满着药水味的病床边。我常常感到一种不知所措和不知所言的窘迫。面对着阻隔于昨天与今天之间的漫长岁月，我好像是来寻找什么的，见面了，却又发现找不到。我该叙旧么？我该打听么？我该重演往日的亲热和玩笑么？……我知道能做出来的都不是我要做的，能说出来的都不是我要说的——不是。我希望能找到的，我没法表达。
我只能吃饭。我看了梁恒一眼，注意到他也看了我一眼。尽管谈笑风生左右应酬，他眼中似乎也偶尔掠过一丝茫然。
我们都不是伟大和优秀的人，都清楚知道各自的弱点，但我们既然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心里就埋藏下了一种让我们永远寻找的东西，也是永远也找不到的东西。即便在最平庸的人们心中，这种东西也在——它在不可名状的缄默中逐渐死去。
我们只有无奈。
纽约人用过了什么就扔，包括友人的重逢。我与他在纽约车水马龙的街头匆匆握别，期许将来的再聚，差不多就是期许将来的再一次吃喝，再一轮言不及义的交际化深刻或交际化潇洒。我很明白这一点。
我回到了中国，见到了梁恒的妈妈 位退休居家的老太婆。
看见这位头发斑白的母亲，我想起了梁恒在《噩梦之后》中，描写了一段生父与生母离婚多年后的重逢。那也是一次重逢。
试译如下：
父亲慢慢洗着澡，总算洗完了。我搀扶着他走向一辆出租车。这时我一眼瞥见妈妈走进了宾馆大门。一种解释不清的冲动，使我突然发现自己很想让他们互相见见面。“爸爸，妈妈在那边！”我激动地说，指着那位身穿暗绿色上衣的微胖的妇人。爸爸盯着我没能理解，仿佛迷失在梦中。“我的妈妈，”我急急地重复，“你不想同她说两句话？’’
没有时间容他思忖，他不由自主地顺从地点了点头。我飞快地跑向妈妈说了这件事。她看来极为惊愕和尴尬。她何曾料想过这样的会见？她脸突然红了，理了理一头短短的灰发和厚厚的上衣，说穿一件这样邋遢的旧衣，怎么好见人？”
经我催促，她慢慢走向停在那里的出祖车，弯下腰，朝打开了的车窗探过头去。“老梁，”她踌躇说，“你好。”
父亲看看她，嘴张着却没有说出一个字，只是攥紧久经磨损了的拐杖。在我看来，这一刻似有无限漫长。
虽然妈妈已知道他的肢瘫，但爸爸的残疾状态必定深深地震惊了她。“老梁，”她声音哽咽着，“你多多保重。”泪珠从她脸上流下来，她转过头去，无法往下说了。她快步走上斜坡进了宾馆，我也没有劝止她。我钻入出租车，坐在爸爸身旁，抓住他的手。
我们上了街，爸爸脸上是一片从所未见的茫然。“她的眼睛，”他最后说，“似乎不像以前那么亮了。”
“爸爸，”我失声叫起来，泪水阻在我的喉头，“整整二十五年哇！”
“对不起。”爸爸低声说了一句。
在驶往他家的余下时间里，他一直沉默。
梁恒的生母眼下就在我面前，拿着较低的退休金，却总不愿向出洋的儿子要点什么。前不久她还嘀咕着希望儿子与儿媳生一个小孩送给她来带养。我常常看见她麻灰色的短发，看见她挎着菜篮子在菜市场停停走走，在我的早晨和黄昏中一天天苍老下去，于人世间留下那朵幽暗岁月里伸展出来的白菊——远方儿子白皙的手。这位母亲给儿子捎去的布鞋，我在美国商店也看到不少，从中国进口的，极为便宜，根本用不着从国内捎去。老人家大概不知道这一点。~但愿梁恒不会对妈妈说：纽约的布鞋也很好，也便宜。我想他不会说的。
198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