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骤然很暖和，简直可以穿“夹”。乡下人感谢了天公的美意，看看米甏里只剩得几粒，不够一餐粥，就赶快脱下了身上的棉衣，往当铺里送。
在我的故乡，本来有四个当铺；他们的主顾最大多数是乡下人。但现在只剩了一家当铺了。其余的三家，都因连年的营业连“官利都打不到”，就乘着大前年太保阿书部下抢劫了一回的借口，相继关了门了。仅存的一家，本也“无意营业”，但因那东家素来“乐善好施”，加以省里的民政厅长（据说）曾经和他商量“维持农民生计”，所以竟巍然独存。然而今年的情形也只等于“半关门”了。
这就是一幅速写：
早晨七点钟，街上还是冷清清的时候，那当铺前早已挤满了乡下人，等候开门。这伙人中间，有许多是天还没亮足，就守候在那里了。他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身上刚剥下来的棉衣，或者预备秋天嫁女儿的几丈土布，再不然——那是绝无仅有的了，去年直到今年卖来卖去总是太亏本因而留下来的半车丝。他们带着的这些东西，已经是他们财产的全部了，不是因为锅里等着米去煮饭，他们未必就肯送进当铺，永远不能再见面。（他们当了以后永远不能取赎，也许就是当铺营业没有利益的一个原因罢？）好容易等到九点钟光景，当铺开门营业了，这一队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就拼命地挤轧。当铺到十二点钟就要“停当”，而且即使还没到十二点钟，却已当满了一百二十块钱，那也就要“停当”的；等候当了钱去买米吃的乡下人，因此不能不拼命挤上前。
挤了上去，抖抖索索地接了钱又挤出来的人们就坐在沿街的石阶上喘气，苦着脸。是“运气好”，当得了钱了；然而看着手里的钱，不知是去买什么好。米是顶要紧，然而油也没有了，盐也没有了；盐是不能少的，可是那些黑滋滋像黄沙一样的盐却得五百多钱一斤，比生活程度最高的上海还要贵些。这是“官”盐；乡村里有时也会到贩私盐的小船，那就卖一块钱五斤，还是二十四两的大秤。可是缉私营厉害，乡下人这种吃便宜盐的运气，一年内碰不到一两回的。
看了一会儿手里的钱，于是都叹气了。我听得了这样的对话在那些可怜的焦黄脸中间往来：
“四丈布吧！买棉纱就花了三块光景，当当布，只得两块钱！”
“再多些也只当得两块钱。——两块钱封关！”
“阿土的爷那半车丝，也只喝了两块钱；他们还说不要。”
不要丝呵！把蚕丝看成第二生命的我们家乡的农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第二生命已经进了鬼门关！他们不知道上海银钱业都对着受抵的大批陈丝陈茧皱眉头，是说“受累不堪”！他们更不知道此次上海的战争更使那些搁浅了的中国丝厂无从通融款项来开车或收买新茧！他们尤其不知道日本丝在纽约抛售，每包合关平银五百两都不到，而据说中国丝成本少算亦在一千两左右呵！
这一切，他们辛苦饲蚕，把蚕看作比儿子还宝贝的乡下人是不会知道的，他们只知道祖宗以来他们一年的生活费靠着上半年的丝茧和下半年田里的收成；他们只见镇上人穿着亮晃晃的什么“中山绨”“明华葛”，他们却不知道这些何尝是用他们辛苦饲养的蚕丝，反是用了外国的人造丝或者是比中国丝廉价的日本丝呀！
遍布于我的故乡四周围，仿佛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那些茧厂，此刻虽然是因为借驻了兵，没有准备开秤收茧的样子，可是将要永远这样冷关着，不问乡下人卖茧子的梦是做得多么好！
但是我看见这些苦着脸坐在沿街石阶上的乡下人还空托了十足的希望在一个月后的“头蚕”。他们眼前是吃尽当完，差不多吃了早粥就没有夜饭，——如果隔年还省下二三个南瓜，也算作一顿，是这样的挣扎，然而他们饿里梦里决不会忘记怎样转弯设法，求“中”求“保”，借这么一二十块钱来作为一个月后的“蚕本”的！他们看着那将近“收蚁”的黑霉霉的“蚕种”，看着桑园里那“桑拳”上一撮一丛绿油油的嫩叶，他们觉得这些就是大洋钱、小角子、铜板；他们会从心窝里漾上一丝笑意来。
我们家有一位常来的“丫姑老爷”——他的女人从前是我的祖母身边的丫头，我想来应该尊他为“丫姑老爷”庶几合式，就是怀着此种希望的。他算是乡下人中间境况较好的了，他是一个向来小康的自耕农，有六七亩稻田和靠三十来担的“叶”。他的祖父手里，据说还要“好”；账簿有一叠。他本人又是非常勤俭，不喝酒，不吸烟，连小茶馆也不上。他使用他的田地不让那田地有半个月的空闲。我们家那“丫小姐”，也委实精明能干，粗细都来得。凭这么一对儿，照理该可以兴家立业的了；然而不然，近年来也拖了债了。可不算多，大大小小百十来块罢？他希望在今年的“头蚕”里可以还清这百十来块的债。他向我的婶娘“掇转”二三十元，预备乘这时桑叶还不贵，添买几担叶。（我们那里称这样的“期货叶”为“赊叶”，不过我不大明白是不是这个“赊”字。）我觉得他这“希望”是筑在沙滩上的，我劝他还不如待价而沽他自己的二十来担叶，不要自己养蚕。我把养蚕是“危险”的原因都说给他听了，可是他沉默了半晌后，摇着头说道：
“少爷！不养蚕也没有法子想。卖叶呵，二十担叶有四十块卖算是顶好了。一担茧子的‘叶本’总要二十担叶，可是去年茧子价钱卖到五十块一担。只要蚕好！到新米收起来，还有半年；我们乡下人去年的米能够吃到立夏边，算是难得的了，不养蚕，下半年吃什么？”
“可是今年茧子价钱不会像去年那样好了！”
我用了确定的语气告诉他。
于是这个老实人不作声了，用他的细眼睛看看我的面孔，又看看地下。
“你是自己的田，去年这里四乡收成也还好，怎么你就只够吃到立夏边呢？而且你又新背了几十块钱债？”
我转换了谈话的题目了。可是我这话刚出口，这老实人的脸色就更加难看——我猜想他几乎要哭出来。他叹了口气说：
“有是应该还有几担，我早已当了。镇里东西样样都贵了，乡下人田地里种出来的东西却贵不起来，完粮呢，去年又比前年贵——一年一年加上去。零零碎碎又有许多捐，我是记不清了。我们是拼命省，去年阿大的娘生了个把月病，拼着没有看郎中吃药——这么着，总算不过欠了几十洋钿新债。今年蚕再不好，那就——”
他顿住了，在养蚕这一项上，乡下人的迷信特别厉害，凡是和蚕有关系的不吉利字面，甚至同音字，他们都忌讳出口的。
我们的谈话就此断了。我给这位“丫姑老爷”算一算，觉得他的自耕农地位未必能够再保持两三年。可是他在村坊里算是最“过得去”的。人家都用了羡妒的眼光望着他：第一，因为他不过欠下百十来块钱债，第二，他的债都是向镇上熟人那里“掇转”来，所以并没花利息。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这位聪明的“丫姑老爷”深懂得“理财”方法，便做一个财政总长好像也干得下：他仗着镇上有几个还能够过得去的熟人，就总是这里那里十元二十元的“掇”，他的期限不长，至多三个月，“掇”了甲的钱去还乙，又“掇”了丙的钱去还甲，这样用了“十个缸九个盖”的方法，他不会到期拖欠，他就能够“掇”而不走付利息的“借”那一条路了；可是他的开支却不能不一天一天大，他的进项却没法增加，所以他的债终于也是一年多似一年。他是在慢性地走上破产！也就是聪明的勤俭的小康的自耕农的无可避免的命运了！
后来我听说他的蚕也不好，又加以茧价太贱，他只好自己缫丝了，但是把丝去卖，那就简直没有人要；他拿到当铺里，也不要，结果他算是拿丝进去换出了去年当在那里的米，他赔了利息，可是这掉换的标准是一车丝换出六斗米，照市价还不到六块钱！
东南富饶之区的乡下人生命线的蚕丝，现在是整个儿断了！
然而乡下人间接的负担又在那里一项一项地新加出来。上海虽然已经“停战”，可是为的要“长期抵抗”，向一般小商人征收的“国难捐”就来了。照告示上看，这“国难捐”是各项捐税照加二成，六个月为期。有一个小商人谈起这件事，就哭丧着脸说：
“市面已经冷落得很。小小镇头，旧年年底就倒闭了二十多家铺子。现在又加上这国难捐，我们只好不做生意。”
“国难！要是上海还在那里打仗，这捐也还有个名目！”
又一个人说。我认识这个人，是杂货店的老板。他这铺子，据我所知，至少也有三十年的历史；可是三十年来从他的父亲到他手里，这铺子始终是不死不活，若有若无。现在他本人是老板，他的老婆和母亲就是店员——不，应该说他之所以名为老板，无非因为他是一家中唯一的男子，他并不招呼店里的事情，而且实在亦无须他招呼；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到处跑，把镇上的“新闻”或是轮船埠上客人从外埠带来的新闻，或是长途电话局里所得的外埠新闻，广播台似的告诉他所有的相识者——他是镇上义务的活动“两脚新闻报”。此外，他还要替几个朋友人家帮衬婚丧素事，甚至于日常家务。他就是这么一位身子空、心肠热的年轻人。每天他的表情最严肃的时候是靠在别家铺子的柜台上借看那隔天的上海报纸。
当时我听了他那句话，我就想到他这匆忙而特别的生活与脾气，我忍不住心里这么想：要是他放在上海，又碰着适当的环境，那他怕不是鼎鼎大名交际博士黄警顽[6]先生第二！
“能够只收六个月，也就罢了；凶在六个月期满后一定还要延期！”
原先说话的那位小商人表示了让步似的又加这一句。我就问道：
“可是告示上明明说只收六个月？”
“不错，六个月！期限满了以后，我们商会就捏住这句话可以不付。可是他们也有新法子：再来一个新名目——譬如说‘省难捐’罢，反正我们的‘难’天天有，再多收六个月的二成！捐加了上去，总不会减的，一向如此！”
那小商人又愤愤地说。他是已经过了中年还算过得去的商人，六个月的附捐二成，在他还可以忍痛应付，他的愤愤和悲痛是这附捐将要永远附加。我们那位“两脚新闻报”却始终在那里哗然争论这“国难捐”没有名目。他对我说：
“你说是不是：已经不打东洋人了，还要来抽捐，那不是太岂有 此理？”
“还要打呢！刚才县里来了电话，有一师兵要开来，叫商会里预备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东西！”
忽然跑来了一个人插进来说。于是“国难捐”的问题就无形搁置，大家都纷纷议论这一师兵开来干什么。难道要守这镇么？不像！镇虽然是五六万人口的大镇，可是既没有工业，也不是商业要区，更不是军事上形胜之地，日本兵如果要来究竟为的什么？有人猜那一师兵从江西调来，经过湖州，要开到“前线”去，而这里不过是“过路”罢了。这是最“合理”的解释，汹汹然的人心就平静了几分。
然而军队是一两天内就会到的；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东西，必须立刻想法。是一师兵呢，不是玩的。住，还有办法，四乡茧厂和寺庙，都可以借一借；困的稻草，有点勉强了；就是“吃”没有办法。供应一万多人的伙食，就算一天罢，也得几千块钱呀！自从甲子年[7]以来，镇上商会办这供应过路军队酒饭的差使，少说也有十次了；没一次不是说“相烦垫借”，然而没一次不是吃过了揩揩嘴巴就开拔，没有方法去讨。向来“过路”的军队，少者一连人，至多不过一团，一两天的酒饭，商店公摊，照例四家当铺三家钱庄是每家一百，其余十元二十元乃至一元两元不等，这样就应付过去了。但现在当铺只剩一个，钱庄也少了一家（新近倒闭了一家），出钱的主儿是少了，兵却多，可怎么办呢？听说商会讨论到半夜，结果是议定垫付后在“国难捐”项下照扣。他们这一次不肯再额外报销了！
到第二天正午，“两脚新闻报”跑来对我说道：
“气死人呢！总当作是开出去帮助十九路军打东洋人，哪里知道反是前线开下来的。前线兵多，东洋人有闲话，停战会议要弄僵，所以都退到内地来了。这不是笑话？”
听说不是开出去打东洋人，我并不觉得诧异；我所十分惊佩的是镇上的小商人办差的手腕居然非常敏捷，譬如那足够万把人困觉的稻草在一夜之间就办好了。到他们没有了这种咄嗟立办的能力时，光景镇上的老百姓也已流徙过半罢？——我这么想。
又过了一个下午又一夜，县里的电话又来：说是那一师人临时转调海宁，不到我们镇上来了。于是大家都松一口气：不来顶好！
却是因为有了这一番事，商会里对于“国难捐”提出了一个小小的交换条件——不是向县里或省里提出，而是向本镇的区长和公安局长。这条件是：年年照例有的“香市”，如果禁止，商界就不缴“国难捐”。
“香市”就是阴历三月初一起，十五日为止的土地庙的“庙会”式的临时市场。乡下人都来烧香，祈神赐福——蚕好，趁便逛一下。在这“香市”中，有各式卖耍货的摊子，各式打拳头变戏法傀儡戏髦儿戏等等；乡下人在此把口袋里的钱花光，就回去准备那辛苦的蚕事了。年年当这“香市”半个月工夫，镇上铺子里的生意也联带热闹。今年为的地方上不太平，所以早就出示禁止，现在商会里却借“国难捐”的题目要求取消禁令，这意思就是：给我们赚几文，我们才能够付捐。换一句话说：我们可生不出钱来，除非在乡下人身上想法。而用“香市”来引诱乡下人多花几文，当然是文明不过的办法。
“香市”举行了，但镇上的商人们还是失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乡下人再没有闲钱来逛“香市”，他们连日用必需品都只好拼着不用了。我想：要是今年秋收不好，那么，这镇上的小商人将怎么办哪？他们是时代转变中的不幸者，但他们又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制度拥护者；虽然他们身受军阀的剥削，钱庄老板的压迫，可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身受的剥削都如数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盼望农民有钱就像他们盼望自己一样。然而时代的轮子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前转，乡镇小商人的破产是不能以年计，只能以月计了！
我觉得他们比之农民更其没有出路。
1932年6月、7月、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