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回到了美国，随后又被派到彼得格勒（Petrograd）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1]在接受这项任务的时候我有些犹豫，因为感觉自己不具备一些必需的能力，但在当时看来，我似乎是最佳人选，因为我是一名作家，利用这个身份我能够很好地隐藏自己。当时我身体不太好，经常有出血的症状，毕竟我以前学过医，所以我大致能够猜到我得的是什么病，我拍了一张X光片，上面清清楚楚地显示我患的是早期肺结核。但是我不想放弃这次任务，毕竟俄罗斯出产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家，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我梦想着在从事间谍工作的间隙为我的写作找到一些新的素材，所以我借用了爱国主义的名义，跟为我治疗的医生说：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刻，我做出这么一点牺牲不算什么，而且我自己是学医出身，明白自己的病情，不会做出出格的举动。
出发时我斗志昂扬，而且钱包里也是鼓鼓的，[2]有四位忠诚的捷克人作为联络员，在我与马萨里克教授（Professor Masaryk）之间传递消息。这位教授手下有六万多人，分布在俄罗斯各地。这一任务责任重大，我不禁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去的时候我的身份是私人间谍，这样的话，万一出了什么麻烦我会更容易脱身，我的任务是与反对政府的一些党派取得联系，设计一套方案使俄罗斯不会退出战争，同时阻止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当然这项任务最终失败了，我总在想，如果能够早去半年，说不定就能够成功，不过这都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各位听一下就可以了，不用当真。在我到达彼得格勒三个月后，局势发生巨变，[3]我的计划彻底落空。
我返回了英国，我当时已经积累了很多写作素材，特别是我认识了一位相当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名字叫鲍里斯·萨文科夫（Boris Savankov），他是一名擅长暗杀的革命者，就是他暗杀了圣彼得堡总督特雷波夫（Trepov）和谢尔久斯大公（the Grand Duke Sergius）。但在离开时，我对一切都失去了幻想。他们太善于空谈，而又怯于采取行动，犹豫不决，冷漠无情，只善于喊口号不善于行动，做事没有诚意，意志不坚决……我在俄罗斯的这段时间里，这些现象随处可见，让我对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人完全失去了信心。我回国的时候身体特别虚弱，因为我的工作性质非常特殊，这使我很难从大使馆获得应有的食品供给，所以，很多时候我和一般俄罗斯老百姓一样需要饿着肚子（当我到达斯德哥尔摩后，我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去等待一艘驱逐舰带我穿越北海，这时我跑进了一家糖果店，买了一磅巧克力，在大街上就吃了起来）。上面还有一个计划，就是派我前往罗马尼亚去参与波兰人设计的一项秘密计划，具体情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由于各种原因，计划泡汤了。我对此并不感到遗憾，因为当时我病体沉重，咳嗽得厉害，感觉下一声咳嗽随时会把脑袋震下来，而且不停地发烧，烧得我晚上睡不好觉，那几天的日子真是难熬。到伦敦后，我赶紧去找最有名的专家，他让我赶紧收拾一下去苏格兰北部的一家疗养院（疗养院位于阿伯丁郡，是一家专门治疗肺结核的大型私人疗养院），于是后面的两年我就是在疗养院里度过的。
没想到疗养院里的日子竟让我感觉如此惬意，我第一次发现，长时间躺在病**也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我的生活依然丰富多彩，有很多事在等着你去做。我一个人独占一间病房，病房里有一个巨大的落地窗，窗户一直开着，冬天的夜晚可以看到满天的星光，我感到很安全，很自由，而且超脱于世外，这一切都让我惬意无比。到了晚上一片寂静，没想到静谧也会有如此的魅力，无限的天空似乎从窗口涌入这间斗室，伴随着满天星斗，我的精神世界似乎可以经历世上一切的奇遇。我的想象力从未如此顺畅，就像是顺风顺水的小帆船在海上疾驰。日复一日，生活没有多少变化，但由于我读过不少书，头脑中又可以遨游天际，所以一点儿也不觉得时间漫长。等身体恢复好以后，我很不情愿地下了床。
我的身体恢复一些后，我开始跟一些病友们接触。我感觉自己走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有些人已经在疗养院过了很多年，他们性格各异，就像我在南太平洋遇到的那些人一样。常年的疾病以及这里稳定而又怪异的生活方式非常怪异地影响着他们，使他们性格扭曲，某些方面得到强化，但某些方面变得更为糟糕，这就像是萨摩亚（Samoa）或者塔希提（Tahiti）[4]的那些人一样，只不过影响那些人的是让人时刻感觉慵懒的气候条件和怪异的自然环境。我从疗养院的经历中获得了很多关于人性的深层见解。要是没来过这里，我感觉损失会很大。
[1] 英美两国想让俄国继续参加一战，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则坚决要求退出战争。因此，英美想要支持相对比较温和的孟什维克党，使其政权稳固，因而可以继续参战。毛姆此行就是为了这一目的。
[2] 当时作者在衬衫下面的皮带里藏了一笔巨款——两万一千美元的汇票，等时机合适的时候兑换出来。
[3] 这里是说俄罗斯十月革命爆发，正式退出了一战。
[4] 萨摩亚和塔希提都是太平洋南部的小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