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光复初期，令晋军军官们高兴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虽然阎锡山说了“‘行者’‘居者’都辛苦，都有功”的话，但事实上“行者”比“居者”的地位明显高出几头。沦陷区民众在“行者”眼中，更是个个该死的民族败类。在他们心中，只有自己才是劳苦功高的抗战英雄，“居者”全是他娘的狗汉奸，阎会长没下令把他们全毙了，不过是为了维护全省的稳定——山西的狗汉奸，也的确太多太多！虽然心态上有巨大的优越感，但也有让“行者”自惭形秽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那身皱巴巴的灰皮子，实在比不上伪军军装气派。但没过多久，晋军军官就统统换上了挺刮的“将校呢”新式军装，人靠衣裳马靠鞍，军装一换，晋军军官们一个个神气活现，踌躇满志。
“将校呢”本是日本将校级军官专用的军衣呢料，并非商品。日军战败，物资仓库和被服厂里的这些东西，便顺理成章地归了战胜者一方。
全副新式戎装，胸前挂满勋章的阎锡山油彩画像，也从省政府“自省堂”的主席台中央，到各个公共场所、太原市区繁华热闹的街头高高张贴悬挂起来。
光复初期的太原，随处可见准备落荒而逃的日本侨民的狼狈样子。走遍大街小巷，眼底所见，到处都是卖日本人的和服、旧家具、鞋帽、玩具等的摊贩。繁华热闹的柳巷大街，东官道、大北街、东西米市，大小仆府，前后铁匠巷，棉花巷，每个十字路口，马路两旁，墙上挂的、地上摆的，手中提的，肩上搭的，都是卖的日本破烂货。摊主除了日本人，就是朝鲜人，也有极少数的当地二道贩子。他们走来走去，用各种语言乱喊乱叫“卖的货，卖的货”，价钱全都便宜得像白捡似的。但因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不同，不便使用，买的人很少。这些货摊上的日本人的脸色，都反映了一种沮丧甚至绝望的情绪。
太原市的另一种现象则是垃圾成堆，在日本投降前后一些日子，卫生队就很少清理灰渣垃圾了。所以家家户户门前，旯旯旮旮，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此外，老鼠乱窜，野狗乱跑，海子边的淤泥浊水，更是臭气难闻。
至于市容，就桥头街、柳巷、开化市，历来是商业繁华地区，那时仍照常开业，但顾客不多。认一力、乐仁堂，那些“七七”事变前的老字号，同样也是生意萧条。
阎军因为八年抗战一直待在吉县、乡宁的大山沟里，过着几近原始的生活，而且兵员大都来自农村，识字的不多，也鲜有见过世面。一下子开进太原这样的大城市，闹出的笑话不少。不少士兵生平第一次看见火车，稀罕得又喊又跳，觉得那东西简直是个神物！所以一堆堆地坐在大南门外火车站旁边的山包上看火车，看在火车肚子里进进出出的男人女人，一个个看得津津有味，能够从一大早，看到太阳落山。
士兵中还多处、多次暴出这样的笑话：晚上，士兵点火抽烟，就用烟斗凑到电灯泡去点，一次二次点不着，士兵急了，就用烟斗去敲打灯泡，结果手一重，灯泡“啪”的一声爆裂了，屋子里霎时一团漆黑，旁边的士兵以为谁一不小心，把手榴弹给弄爆炸了，吓得“噗噗”趴到了地上。
回到太原城城中的阎锡山为了尽快稳定伪军的情绪，使其竭力为他效命，立即发布命令，将由原伪省长王骧兼任总司令、赵瑞任副总司令的原日伪山西省保安队，改编为五个省防军。
当初奉阎之命，“忍辱负重，投敌归来”的赵瑞、杨诚二将军苦尽甘来，双双获得阎的重用：阎委赵瑞出任第二军军长，杨诚出任第三军军长。由此可见，阎锡山在各种场合公开强调的，“无论行者，或是居者，都一样有功”，虽然广遭非议，但也确实有他自己掌握的分寸和道理。
单单是由原省保安队这样一支伪军改编成的五个省防军，兵力就超过了五万人，阎锡山为了向蒋介石冒领军费，谎报为十六万。但蒋介石通过军统太原站发回的情报，获知阎锡山做假的事实，对阎上报的数字不予承认。阎一怒之下，马上将省防军的牌子撤销，以省防军的架子，改编为第八、第九两个独立总队，由赵瑞和杨诚分别担任总队长。
阎锡山任命的五个省防军的军官大部分是阎锡山的旧军官，他们都是奉阎锡山之命，以“内应工作”的方式打入日伪内部的，也就是经阎同意事先投奔日军的。实行这种投奔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与日军合作进行反共；另一方面又准备在进行反攻时把地盘直接从日军手中接收过来。阎锡山的这一招果然生效了。这些军官忍辱负重为他效力，自然被他当作功臣看待了。“行者”和“居者”同功的意思十分清楚，不用再作什么评述。
阎锡山收复失地的动作也极为神速，还不到三周的时间，全省一百零六个县市，除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外，被阎军抢占了七十九个。
九月十日中午，阎锡山在东花园官邸宴请澄田睐四郎中将和山冈道武少将，以及河本大作。
阎方陪客唯阎的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化之中将一人。
澄田睐四郎和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正应了“拔毛的凤凰不如鸡”这样一句老话，昔日傲视三晋大地的日军第一军司令官，眼下把酒寒暄时，对这位中国老同学备表仰慕之意。
阎锡山道：“澄田阁下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赵瑞军长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照顾的。”
澄田欠欠身说：“啊，我的生活很好。阁下日理万机，还如此关心我等，深情厚意，实在令在下感佩。”
阎锡山说：“得悉太原以及山西各地接收进展顺利，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澄田说：“八一五之后，太原城里出现了一点小风波，幸亏被赵瑞将军及时平息下去，目前还很平静。如果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阎锡山说：“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合作，实为至要。”
澄田颔首：“完全同感。”
阎锡山面带微笑，和蔼近人，恰似一尊笑面佛。
而紧接下来的一腔话，更是令三个日本人既惊讶，又感动。
阎说：“日本军队并非战败，中国军队也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也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不快之事，尽快付诸东流，而全心致力于中日之精诚合作。”
这样的话，让坐在阎锡山旁边的梁化之不由得蹙紧了眉头。这老爷子也太口无遮拦，太不分场合，太随意了，连日本天皇都已向全世界承认日军战败投降，蒋介石也都上电台发表胜利宣言了，全中国军民欢天喜地享受胜利成果了，你这堂堂中国军队的战区司令长官，怎么能够当着已经投降的日军高级将领，说你们没有失败，我们也没有胜利这样的糊涂话呢？这话倘若换个人说出口，那还了得，还不落它个军法从事！
等阎锡山话音一落，梁化之赶紧“补漏”，说道：“阎会长与蒋委员长，都是宅心仁厚之人，绝对不会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日本人穷追猛打。在日本宣布投降前两个小时，我们的蒋委员长便已经庄严向全世界发表了胜利宣言，要求我全国军民不要对日本军人和侨民进行报复。他提醒我国军民，说‘如果以暴行来答复敌人的暴行，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澄田感激涕零：“中国领袖的温厚品格，令我等日本军人没齿难忘，永铭心底。”
“唉！”以炸死张作霖而闻名天下的特务头子河本大作也装模作样地感叹道，“毕竟是东方民族，崇尚以德服人啊！”
山冈道武也诚恳言道：“尤其令我们感慨的是，八月十五日那天，斯大林也在莫斯科发表了广播讲话。贵国最高统帅的‘以德报怨’与斯大林杀气腾腾的‘讨还日俄战争之血债’的声明稿比较起来，中国对日本之仁慈宽容，非语言可以表述！”
阎锡山微笑着点点头，把话题落到了具体问题上：“根据准确情报，山西各个重要地区，已经连续遭到八路军的大举进攻和破坏。我已正式受命为战区受降长官，希望澄田阁下把山西境内的日本军队，一律交给我改编，照常驻扎原防地，协助我二战区官兵，一起抵抗八路军，共同完成剿共伟业。”还逢迎战败者说：“日本虽然投降了，但日本军队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军队之一，希望日军能够独立地担任一部分山西的治安任务。”并且还说：“尤其铁路安全，当下已成第一要务，八路军现在整天不是炸我的火车，就是扒我的铁路，弄得我焦头烂额。你们日本军队，应当责无旁贷，把铁路帮我管起来。”
阎锡山的这一建议，无疑正中惶惶不可终日的日本人下怀，但澄田却故作矜持地说：“有关日军缴械投降及日俘遣返事宜，以及帮助贵军维护铁路治安的问题，鄙人当完全遵照阁下命令办理。但将驻山西日军一律交与阁下改编和指挥，非同小可，我必须征求冈村总司令的意见后，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阎锡山对澄田推诿的态度很是失望，不满地哼哼两声。
山冈道武参谋长也明显不满澄田没能抓住阎锡山送到手上的这个好机会，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端起茶水，猛地倒进嘴里。
年轻气盛的梁化之气宇轩昂，声调铿锵，以胜利者对待战败者的神态和语气对日本将领们说道：“其实，阎会长作为战区司令长官，完全遵照重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行事，没有必要考虑日军方面的态度。何况严格说来，自冈村宁次给你们下达投降令的那一刻起，日本在华军队就已不复存在了。”
日本人面面相觑，尴尬万状。
梁化之仍不罢休，语带讥讽地说：“按照中国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于昨日签署的第一号令，取消冈村宁次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之名义，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其中第八条明确规定：所划分的各地区代表日本投降部队的司令部，统一改为该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并一律取消代表投降长官的原有名义，改称该地区联络部长。澄田阁下，根据一号令，从现在起，你想必也应该更名为‘日本官兵山西地区善后联络部部长’了吧？”
挨了一通梁化之居高临下的冷嘲热讽，澄田司令官只得低眉垂首地说：“我们正严格遵照冈村总司令的命令行事，维持地方治安，迎接贵军接收。阎阁下希望我们确保山西各地的重要据点不至落入八路军之手。南京投降令指示，国民政府军是负责接收者，不得把武器装备送给八路军，这同我们的既定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向阁下保证，日军暂不解除武装，并同阁下的军队并肩战斗。假如八路军来了，我军拒绝其接收，如果八路军使用武力，我们也将用武力对抗之。”
“好，好！”阎锡山看着梁化之唱黑脸，夹棍带棒地把日本人羞辱了一顿，心里暗暗高兴，然后自己做出一副菩萨模样，和颜悦色说道：“侵华为日本军阀及其政府之政策，一切责任应由他们负责，一般军人不过奉行上级命令，除少数残害民众者必须依法办理外，其余皆可安心听候命令。”又说：“中日两国有共同文化，相互合作，两国人民共享安和，反之，则同受其害。今战争结束，希望今后加强合作，以日本之科学技术，中国之人力物力，积极建设，当能大大增进两国人民共同之福祉。河本先生，你是著名的经济专家，这方面，我还得多多仰仗你。为使省内二十几处日本企业继续维持生产，鄙人恭请河本先生出面，务必替我将日本技术人员，尽量留在山西，助我一臂之力。”
已经有些秃顶的河本大作起身鞠了一躬，谦卑说道：“在下诚惶诚恐，愿唯阁下马首是瞻。”
阎锡山不无自豪地说：“一九三七年冬，板垣师团越过雁门关，杀气腾腾向太原狂奔而来，在我撤往临汾之前，许多人要我来它个焦土抗战，我没有同意。我的做法恰恰相反：严禁破坏一切矿山和工厂，并将机器以一按电钮就能运转起来的状态原地封存。”
澄田、山冈、河本对阎锡山的讲述大感兴趣，三双眼睛全都落到了阎锡山脸上，等着他讲下去。
阎锡山继续说道：“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处理时，我告诉他们：‘我比你们更了解日本人，日本人绝对不会干破坏矿山和工厂的蠢事。如果他们进了太原，一定会从本国派来更好的技师，运来更好的机器，而把原来的工厂和矿山的规模扩大数倍。因为他们国土太小，资源太缺，这仗既已打开，就只有硬着头皮打下去，山西的煤铁等物，他们就非弄到手不可。等到日本战败时，再把更大的工厂和矿山，乖乖地交还给我。所以，我做的是包赚不赔的买卖。’现在事实的发展和我那时的预计完全一样，当初我丢给你们的那些工厂和矿山，河本先生现在不都增加了若干倍，还给我了吗？真要论功行赏，阎某应当给河本先生发一个大大的勋章才公平。”
主人为自己“包赚不赔”的手段自鸣得意，却让日本人听起来欲哭无泪。
阎锡山派给河本的第一个差事，便是去北平把已被撤销的汉奸机构，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顾问谷口博士以重金请来太原。谷口来华北之前是内务省高级技师，土木水利工程方面的权威。阎锡山这些年待在克难坡上，除了想着战争和生存那一大摊子劳神费心的事，也还在心里构思着山西省未来的建设蓝图。这不，刚回到太原，他便想到把谷口博士请来主持一项庞大的工程，在太原西北一个叫兰村的地方，拦截汾河，筑起大坝，建设水力发电厂。如此一来，便可解决太原大小企业和市民的用电问题。
谷口博士作为这一计划的主持者和实施者，一到太原，便挂出了“山西省自然科学研究所”的牌子。从名字看得出，他的心，不比阎锡山小，冲着阎对他的知遇之恩，也着实想在山西替阎干出一番事业来。
阎锡山当然也不会让自己着力培养的接班人梁化之闲着，他让梁与第一军司令部的情报部人员合作，建立了一个资源调查社，这是个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机构，名义上是调查资源，实际上是吸收日军以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情报组织，并继承日军情报人员的技能和成果的机构。
接见澄田和山冈、河本的第二天上午，阎锡山又召集驻太原的日军机关部队中队长（连级）以上军官，以及各工厂、医院、商店等日籍负责人共六百多位所谓的“有志之士”，到省政府“自省堂”开会。阎锡山为争取有更多的日本人留在山西，他亲自向这帮日本人发表了演讲。
他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假如诸位愿意继续留在山西，和阎某合作，咱不仅保证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决定在经济上给予优厚报偿，对你们将来的生活，也负责给予照顾。愿你们各本志愿，尽其所长所能，协助我们的复员和建设工作。”
他还信誓旦旦地向日本人承诺：“本人已严饬所属各部，对日俘日侨缴械遣返事宜，除应依中央命令规定办理外，更应予以人道的合理待遇。如有虐待欺凌情事，阎某定予依法严办。”
九月十七日，有人把日本侨民滥占房屋及其他不合规定的事情报告阎时，阎反而说：“人类是人类，行为是行为，不管对方以前或者现实的行为如何，他只要是个人，我们就一定要表现出人类的宽容心和同情心来对待他。”
很快，阎锡山便在晋府东花园内北厅书斋接见了城野宏。
历经上千年风雨沧桑的晋府，自北宋时期便成为山西的最高权力中心、决策者的府第，也是阎锡山自登上督军宝座后的官邸之所在。如今，昔日的主人凯旋，在这里待过将近三个年头的城野宏，就只好在阎锡山回来之前乖乖地搬走了。
城野宏被阎锡山的侍卫长张逢吉带进东花园里，正好遇上赵瑞和杨诚穿着崭新的中将军装从北厅书斋里出来。赵杨二人均被正式任命为省防军中将军长，马上要赶往驻地赴任，所以特地赶来聆听阎长官的教诲。
二人照过去那样，毕恭毕敬地向身着西装的城野宏敬上一个军礼，然后热情洋溢地说：“城野君放心，阎长官视你为难得的大人才，一定会对你优礼有嘉，重用先生的。”
城野宏也对他俩说了几句祝福的话。
张逢吉传唤后，城野宏缓慢而优雅地走进了阎锡山的书斋。
同在晋府东花园内北厅这一片豪宅里住了很长时间的阎锡山和城野宏，在留下他俩深深印迹的地方见面，这就让城野宏心里感慨万千，有一种江山易位的感觉，很不是滋味。
尤其是他进去时一眼看出，屋里的摆设和他住在这里时一模一样，原封未动。
时年三十六岁，身材瘦削白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着笔挺的薄西服，看上去像个文质彬彬的青年教授的城野宏，此前名义上是日伪山西省政府的顾问辅佐官，实际上山西省所有的汉奸都须看他的脸色行事。苏体仁、冯司直，王骧三名先后出任日伪省长的事敌者，无一人敢不唯他马首是瞻。
阎锡山请城野宏坐下，待副官给客人送上茶水离去后，才用日语直奔主题，说道：“城野君，现在贵国已经战败了，不妨与我推心置腹谈谈，今后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天气很热，电扇在头顶上“嗡嗡”地响着，送出阵阵凉风。
城野宏在统治大半个山西的时候，与阎锡山派驻太原办事处的主任梁延武打过几次交道，但还从来没有与阎锡山当面交谈过。他见这位率领大军凯旋的中国统帅一点没有胜利者的傲气，而且形象也大为改观。城野宏看过阎锡山许多照片，过去他蓄着两撇孙中山似的浓黑的八字胡，一脸凛然与威气。而现在，八字胡变成了灰白色，揭去军帽的秃顶泛着婴孩屁股似的红润光泽，只有光脑袋的两侧还吊着几络干枯的白发，穿的又是一袭月白色的竹布长衫，看上去与山西乡间的一位慈眉善目的冬烘先生并无二致。说话的声音呢？不疾不徐，目光和善温厚，一派谦谦君子之风。
更让城野宏感动的是，阎锡山竟然不用翻译，直接用日语与自己说话，这更让他增加了一种亲切感，遂挺直身子，直率言道：“我必须承认当前的事实，昭和二十年的八月十五日，所有活着的日本人遭受到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不，甚至是我大和民族诞生以来，也未曾体验过的全面失败和投降的触及灵魂的惨重打击。我的祖国已被美国军队所占，我们现在已成为亡国之民。但是，日本不是一个可以永远被人支配的国家，我们总有一天会重新站立起来的。”
阎锡山说：“这个我毫不怀疑，鄙人对日本人的民族特点，还是相当敬佩的。”
城野宏说话的声音不疾不徐，目光里透着和善与温厚，一派谦谦君子之风。他对阎说：“贵国现在是战胜国了，必然会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新领导。为了脱离欧美列强对亚洲的控制，我热切地期待，贵国以及尊敬的阎阁下，能够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支持我们日本的重建与复兴工作。”
阎锡山点着脑袋，轻轻抚摸着八字胡，慢条斯理地说：“本人也有和城野君同样的想法，贵国之败，败在政治而非军事。我相信，日本作为失败者的地位只是暂时的。今后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再次寻求中日合作，和我们共同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
城野宏心中雪亮，阎锡山口中所谓的北方威胁，是指赤色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他字斟句酌地恭维对方：“一九四一年夏，冈村将军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伊始，就到山西阳泉煤矿召开现场会，以便尽快推行他用以对付晋察冀八路军而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略。我当时作为华北方面军政治班的一名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亲耳听到冈村司令官在会上对阎阁下赞誉有嘉。他夸阁下励精图治，努力改进山西省的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工作，颇有政绩。中国自民国革命以后兵祸连接，动乱频仍，唯阎阁下专心固守山西，绝不卷入战乱。因此，以在山西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门罗主义，而闻名世界。”
“岂敢，岂敢，”阎锡山眉开眼笑，谦虚道，“老夫愚钝，怎能和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相提并论？冈村夸我，只不过是因为，我曾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一名中国留学生，而他是那一期中国留学生队的队长，是我老师的缘故。”
城野宏本以为接下来，阎会主动与他谈收编日军的事。谁知阎却从茶几下拿起一个小册子，对城野宏扬了扬，赞许地说：“城野先生，我正在认真拜读你半个月前写的《日本人的处境》。真是墨迹未干，余香袅袅啊。”
日本战败后的这些日子，城野宏没日没夜地和山冈道武与岩田清一等坚决支持他提出的残留主张的军官们在一起。为了能让更多的日本军人留在太原，留在山西，城野宏不但走遍了太原的各个日军营房，甚至由岩田陪着，驱车前往日军重兵驻扎的大同、临汾、上党等地宣传他的残留理论。每一次演讲后，马上就有记录着他讲演内容的小册子问世，并且极快地在军中流传开来。《日本人的处境》就是其中之一。不过，这样的文章能够出现在阎锡山的茶几上，城野宏还是又有些忐忑不安，因为，他提出的某些观点，必然会让这位“山西王”感到不快。
不过，城野宏也很清楚，他提出的种种设想即便再美好，如果眼前这个中国北方老头儿不感兴趣，那就无疑是水中花，镜中月。
阎锡山翻开小册子——城野宏一眼便看到，阎在书上作了许多眉批，这让他稍微轻松了一点——和眼前的日本人谈起了《日本人的处境》。
阎说：“你认为，日本被美军占领，成为被统治的国家，今后要走的极有可能是美国化的道路。在美军占领下，政治上丧失主权，军事上成为侏儒，经济命脉被掌握，文化被殖民地化，夏威夷的今天，就是日本的明天。先生这样的认识，未免过于悲观了吧？”
城野宏说：“我恰恰以为，这不是过于悲观，而很可能是太乐观了。其实最让我担心的，是日本经历过这场残酷的战争，已经变得来一无所有的日本人民，会在战后必然到来的混乱和疲惫之中，受到左倾思潮的强烈影响，一旦接受共产党的**，便极有可能变成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阎锡山：“你讲得很清楚，美国和苏联的道路，都是日本人民的灾难。日本人民唯有也是必须要争取的，只有日本独立的道路。那就是尽快地恢复主权，再次作为繁荣昌盛的强国，而登上世界的舞台。”
城野宏说：“是的，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每一个从这场战争中得以幸存下来的日本人的使命。正因为如此，我们目前在山西的日本人，才有神圣责任和崇高义务残留下来，帮助阎阁下肃清共产党八路军的势力。”
“你还大肆宣传，要实行这一所谓的宏伟目标，北支那的山西省，就成了未来日本重新崛起时，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基地。”阎锡山把小册子扔到茶几上，带着教训的口吻对城野宏说道，“我这里有一句老话送你，要想学会跑，必须得先学会爬。”
城野宏硬着头皮道：“我这样说，既是为了谋日本未来的长远利益，也是为了解阎阁下当前火烧眉毛之急。六万如狼似虎，能征善战的日本军人，如果不能让他们产生为祖国的重建和复兴，付出鲜血甚至生命的豪情壮志，那么舍此之外，还有什么理由，能够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残留在山西，替阎阁下出生入死，和八路军决一死战呢？”
阎锡山：“但是，我更愿意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理解你关于山西资源与日本复兴的说词。比如说吧，一个家里，兄弟二人会经常打架，但一旦和邻居打起来，两兄弟会一起对外。一个村里，邻居们会经常打架，但一旦和外村打起来，又会团结起来。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一样。当与别的国家打仗的时候，国家的领导人、政治家会不择一切手段把目的正义化，用正义来统一国民的思想。”
城野宏：“从古到今，从没有听说哪个战争的制造者或发动者说自己是非正义的。”
“用我山西丰富的资源做一面迎风招展的战旗，吸引你的同胞为之付出牺牲。好，你是一个聪明绝顶的智者！”阎锡山热情洋溢地赞道，“你知道我最欣赏城野先生的是什么吗？”
“或许是我的宣传鼓动能力，给你留下了一点不错的印象吧？”
“我尤其欣赏你的是——陈述思想的炽烈**与超人能力。”
“阁下过奖了。”
城野宏注意到阎锡山用指头轻快地敲击着座椅扶手。他想，这分明表明这位手握大权，掌控着驻山西的十几万日本人生死存亡的老人，愿意继续和自己谈下去。
阎说道：“城野先生在大学里学的是法律师与政治，在中国也长期在军队中从事政治活动，在政治上算得真正的专家了。阎某倒想请教请教，这政治，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城野宏不假思索，随口来了一个教科书式的回答：“政治这个东西，各个时代的政治学家都从不同侧重点对它作出过各种论述，资本主义者认为政治是‘在自由与生存的潜规则下的人性的妥协’，共产主义者则认为它是‘人的解放的保障和群体的安全壁垒’。”
阎锡山摆摆手：“其实没你说的那么复杂，政治嘛，以我看来，无非就是把对手弄下台，把自己弄上去。”
这下该城野宏吃惊了！
阎锡山显然来了兴趣，紧接着又问：“你对你的宣传鼓动能力十分自信，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啥叫宣传？”
城野宏提醒自己这下可得小心了，于是思忖了片刻，才字斟句酌地回道：“宣传，就是一种专门为了服务特定议题的讯息表现手法。在西方，宣传原本的含意是散播哲学的论点或见解。”
阎锡山又笑了，说：“你说的那些全都是书本上的道理，而解决实际问题，靠书本是远远不够的。老夫以为，宣传，就是让大伙儿都认为只有咱好，别人都不好！”
“透彻！精辟！一针见血！”城野宏惊叹道，“阎阁下，你真是世间少有的奇人，非常善于将枯燥的理论用朴实生动的话语表达出来，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阁下能把一切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只保留它的本质。”
能得到日本人，尤其是自命不凡的高层次日本人的恭维，毕竟是件相当难得和愉快的事情。心情大好的阎锡山拿起茶几上的桐牌香烟，敬给客人一支，先给客人点上火，自己也点上一支，悠悠然喷出一缕青烟，然后自鸣得意地继续说道：“我认真研究过你们日本的军国主义，也研究过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对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我下的功夫也不少。我告诉你吧，为了研究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那一套理论，我把共产党内赫赫有名的理论家请来，待若上宾，每天给我的高干们上课。我每天认认真真地带头听讲，做笔记，然后参加讨论，一学，就是整三月。”
“真是闻所未闻！”城野宏更为吃惊，“以反共著称的阎阁下，居然对研究共产主义理论也如此殚精竭虑，煞费苦心？”
阎锡山道：“我深知共产主义为祸甚烈，我研究它，可不是学习它，当然不是想把它搬到山西来，而是要找出它的弱点，知道如何对付它，打败它。”
接下来，城野宏原以为阎锡山会顺着刚才已经涉及到的话题，谈谈驻晋日军的收编等等他最为关心的问题，没想阎却是信马由缰，偏偏撇开城野宏想谈的不谈，和他大谈特谈起他创立并即将在全省实施的“兵农合一”与“物产证券”两项制度。“兵农合一”是对传统征兵方式的改革，阎从农村征得兵员后，配给他一块田地，由村民代耕，作为维持军人家属的生活所需，使当兵的人无后顾之忧。而“物产证券”则是指用山西的矿产及农产资源作担保抵押，发行仅限于在山西境内流通的纸币。而山西票，就是山西与中央保持相对独立性的重要基础。
阎锡山最后对城野宏说：“我打算以此主张治理山西，你经营华北多年，在山西也当了几年省长顾问辅佐官，对华北和山西的情况相当了解，希望你能依此原则，帮我出些主意。”
阎锡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在日本学习了五六年军事，对日本陆军的团结尚武精神和军事传统异常钦佩，太了解中日两国军人的差距有多大。所以他才煞费苦心，不惜血本地想吸引更多的日本军人留下来，替他保住山西这块独立王国。
这支由日军残留官兵组成的队伍在他眼中的分量有多重，看看下面的故事就更加清楚了。
阎锡山回到太原没多久，就把长官部后勤兵站少将副总监杨彬叫到勤远楼办公室，吩咐道：“你马上去找苏体仁和梁上椿、梁延武，研究今后如何补给日军问题。”
杨彬当即请示阎锡山按什么标准来补给他们，如品种、定量及人数等等。
阎锡山对他这样说：“我们所以能够顺利地重回太原，完全是凭借日军的力量。没有日军帮忙，太原早就被八路军抢去了。今后我们要想从八路军手中完全收复山西，永远保住山西，也同样还得全凭日军的力量。今天日军能否倾向我们，能否死心塌地地为我们卖命，全在我们如何待遇他们。要想马儿跑，还要舍得给马儿喂草。你要本此原则，去和苏体仁、梁上椿、梁延武研究补给日军问题。”
面对已经控制了山西全省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并睁大眼睛瞪着太原、临汾、运城、大同等阎军占据的大城市的八路军，日本军队已经成了阎锡山唯一的救命稻草！
杨彬按照阎锡山的耳提面命，马上来到阎锡山的东花园后宅，苏体仁与梁上椿的顾问办公室，就设在这个大花园里。
杨彬进去时，屋里除了苏梁两位省政府的高级顾问，在座的还有两个日本人。经苏体仁介绍后，杨彬才知道这二位是残留日军的负责人，戴眼镜的叫城野宏，另一个叫岩田清一。
不一会儿，梁延武也进了门，手提文明棍，一身西服革履，风度翩翩，可一进门就按旧式礼节，向三叔梁上椿鞠躬请安，看得出自幼家教甚严。
人一到齐，大家就共同开始研究补给山西日本军问题。
城野宏第一个发言：“我们和你们现在统统都是阎长官的部下。我们今后也遵照阎长官的命令，配合你们的军队和八路军作战，也就是忠心耿耿地要为阎长官效命。所以，希望在今后的补给上，按照我们的生活情况，对我们予以特别的照顾，想办法尽可能地提高我们官兵的生活质量，提振我们官兵的战斗情绪，很快把山西的八路军全部消灭，以符阎锡山委托留用我们之至意。”
继而苏体仁说：“山西日军，过去就一直和阎长官的部队紧密合作，共同剿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今天能在阎长官直接领导下，更进一步地亲密合作，有计划地消灭山西的八路军，共同保卫山西，是很难得到的一个机会，也是彼此间应负的一个光荣使命。”
梁上椿也说：“阎长官对日军的补给，至为关怀，今天派我们及杨副总监，梁秘书长会同你们开补给日军会议，也正是为了这个。并且阎长官也预先指示我们，对日军方面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只要我们力所能及，应当尽可能地办理，达到你们的愿望，力争做到从优补给，提高日军官兵的情绪。只要你们能够尽快地帮助我们扫清八路，收复山西，那还不是想吃甚有甚。”
梁延武等三叔说完才开口，照例说了一通阎长官对日军倚托之重，及关怀日军生活种种言词，并希望日军，只要能帮助阎军扩大占领面积，能丰富物资来源，日军官兵和侨民的生活，自然就更能提高。
接下来，就开始了具体补给问题的正式讨论，城野宏提出了对于残留日军的补给：“在主食方面，每人每日需要特等大米一斤半，如大米缺乏可改发白面。至于副食，请求将接收日军的罐头，每日发给一筒。”
杨彬和苏体仁等，对于残留日军提出的各种要求，马上由梁延武用电话向阎报告。
阎答复：“只要能提高日本人的情绪和斗志，肯为我效命，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从此就给残留日军补给大米白面及牛肉罐头。过了几天，阎锡山还准备了大批的烟酒犒赏残留日军官兵；对残留日军中的高级官员，阎锡山表示要经常设宴招持。因此残留日军官兵一致表示：决心为阎长官永远效命，不再提出回日本。山冈参谋长也代表全体残留日军和日侨，感激阎锡山对他们的关怀，愿意追随阎反共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