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五载总依依，来者颇多去者稀。
不是成都风景好，异乡焉得竟忘归。
――成都竹枝词
母亲终于没有犟得过父亲。父亲毫无顾忌地抛妻别子，离开成都，独自到川鄂交界处的巫溪县过他的官瘾，当他的税捐处长去了。极度失望、沮丧的母亲，只得带着我们四个从大到小，总归还是幼小的孩子；怀着无限的担心、惆怅、挂牵、隐忧离开成都，回到新津吴店子下二里地的老田家去了。
母亲带着我们回到老家不久，新津经历了一个短期战争。而且，战况堪称激烈。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国共大战中的蒋介石一败再败，最后将他的主力部队集中到四川以求一逞。他的如意算盘是，一、凭借手中掌握的最后一张王牌――全部美式装备、拥有三个集团军的40万胡宗南部队，据守“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的千回百折的秦岭；同饶勇善战的西北青海、甘肃一线的马家军互为倚角。二、在足可敌国的天府之国四川境内，竭力扎住阵脚。对蒋介石亦步亦趋，紧紧跟随，忠心耿耿的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竭川中的人力物力，组织起一支百万人的反共民团配合胡部作战，在他看来，川局并不是无所作为；加上中共不具备空军、海军，这样，继抗战之后，将四川再次打造成一个反共的铜墙铁壁，完全可能。蒋介石要在这里与跟进的解放军决一死战，打一个漂亮的仗给美国人看。争取美援，争取时间。然后，放弃成都，将部队撤到康藏，利用那里险峻的高山、大川、深谷，予跟进的解放军以迭次有力打击。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待时局好转……
如果蒋介石的这个如意算盘打成，仗还真难打。据载，中共最高当局当时估计，仗在四川最少要打四年。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之所以破产，他和他的儿子蒋经国，于1949年12月10日从成都凤凰机场仓惶起飞，飞往台湾，从此再也没有踏上大陆，很重要的一点是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彭县起义。这就如釜底抽薪，关门打狗。彻底碎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蒋介石一跑，胡宗南的三个兵团中的两个兵团――李振，裴昌会兵团很快起义。而胡宗南布置在新津一线，他最看重、也最精锐的李文兵团却顽抗到底，负隅顽抗。
国共两军在新津短兵相接，尤其在顺江一带打得惨烈。
为躲避枪子，全家人关门抵户，在屋子里的地上铺上谷草、棉絮、被单。小孩子只觉得好玩，在里面穿梭游戏，欢天喜地。我们被各大家大人喝住，说是，大难临头了，你们还这样疯！
从早到晚，弹如飞蝗。两军打得激烈时，一早一晚，躺在地上可以看见子弹嗤嗤飞，像是一颗颗急速掠过的红宝石，很好看。时间稍微一长，耳朵变得灵敏，从子弹飞过的声音，就可以辨别出这些子弹是什么枪射出的，而这些枪又是哪家部队上的。
咔――蹦！清脆的二声，前抑后扬。这是解放军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三八式步枪。这种枪射程远，有效射程可以达到四千米，而且准头很好。
勾勾勾勾！清脆的鸟叫似的滑音，是李文部普遍使用的美国卡宾枪。此外，还有不断点的机枪声。重机枪枪声沉浊，像黄牛吼似；而轻机枪中又分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歪把子、世界上造得最好的捷克式……两军短兵相接，无法用大炮。但可以隐隐听见大炮的轰轰声，大炮响时，地上都在发抖。这是解放军在炮击李文设在老君山上的司令部。
偶尔可以捡到一两颗子弹壳。子弹壳是用黄铜的，看着都亮眼睛，很稀奇。交战的间隙期，我们这些孩子就像解放了似的，跑跑跳跳，在偌大的院子里搜寻子弹壳或从空中飞行够了不想飞，掉下地来的弹头。总有战况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递了进来，在大人们口中流传：
昨晚，李巷子解放军的突击队摸国民党的夜螺狮……
早晨，在张大公馆，国民党军队抓到一个解放军活埋。那解放军相当年轻，最多不过十多岁。土都埋齐胸口了，小解放军涨得一脸通红，出气都喘，还在喊共产党万岁……
二伯的妻子，我们喊二娘的却伤伤心心在一边哭泣，哭得很惨：我的儿呀，你在哪儿啊……二娘哭她的二儿子，要比我大近二十岁，在同辈的多个堂兄中行二，他在成都名校石室中学刚读到高中毕业，大学不能上了，在回新津老家途中，被胡宗南的部队抓了壮丁。过后他们这批壮丁，被解放军解救。二堂兄仪表堂堂，身高一米八几，又是高中毕业，本来，解放军有关方面是准备让他去当空军的，后来一查家庭成分不好，送去了新疆。先是开了一阵荒，然后进八一钢铁厂，从当工人做起，后来步步高升。上个世纪60年代被打成“漏网右派”，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期间得到平反，后来在总工程师职上退休，至今在上海安度晚年。当然，这些以后的事，二娘当时是绝对不可能知道。
胡宗南的大将爱将李文是在新津被俘的。李文，湖南新化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反共积极。在抗战中和后来进行的剿共战中，他先后任国民党陆军第九十军军长、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五兵团司令兼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后来，李文不知怎么逃脱，经香港去了台湾。在台湾，他在军队中挂一个闲职：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高参，1977年七十二岁时去世。
解放军胜利了。新中国诞生了。
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很新鲜的秧歌锣鼓，还有陕北民歌。什么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望着好光境……三妹子好来实在是好，走起路好像水上飘……我把崖畔听成“案板”，觉得这些歌好听，囫囵吞枣地听，囫囵吞枣地学。
土改工作队来了，土地改革开始了。
似乎是一个早晨，平素威严的、外人未经通报得到允许不能进的田氏老宅一下不威风了。任何人想进就进，想出就出，从早到晚像在赶场。田家整体上被划为地主。而其中又有区分，父亲四兄弟中，我父亲和父亲的弟弟、我的幺伯，个人成分是“学生”，家庭出生是“地主”；而二伯二娘夫妇双双都被划为“地主分子”。大伯呢，又不同，他的情况远远比他的三个兄弟复杂曲折得多。如前所说，他是功过两抵。
其实，抗战胜利之时，本身有病，再一激动，年届花甲去世的爷爷，至死也不了解他的大儿子。他把他的大儿子、他心目中的“大傻子”、我的大伯看简单了。大伯虽然未能自始至终，但他对共产党的贡献还是大的。为了党的事业，他委屈作过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区长的联保主任。那时，顺江乡田、张、李三大家，李家人不仅当顺江乡的家，而且是三个乡的联保主任，实足的地头蛇。李家很是欺负田家。在军阀割据时期，各地驻军头目就是太上皇。新津县的太上皇是一个黄姓旅长，是王缵绪的部属。爷爷被欺伤了心，想到外公同王缵绪非比一般的关系，想改变现状，让我母亲、他的三媳妇，爷爷口中的陈女，给她的亚说说，帮帮田家。
“说说”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母亲对她的亚说了。外公当时不置可否。过后找母亲去。外公对母亲说，我调查过，你公公在乡间也还清白，你说的李家欺负你们田家也是事实。这个忙我可以帮！不过，下不为例。
母亲喜不自禁，利益的天平一下子反过来了。
很快黄旅长通知田家：李家的联保主任我免了，你们田家出个人来当。大伯乘虚而上，当联保主任，对任何人都是天大的好事，可落到大伯头上却有千难万难。比如，县上黄旅长的派捐派款派粮，就让大伯无所适从。这样的事落到原先李家联保主任那里，那是求之不得。一方面，他可以揩足够的油水；另一方面，可以狐假虎威，欺负任何人，欺负当地名宦田家。到了大伯手上，简直逼得他要跳河。
“逼……逼……死……算……了！”多年后，母亲对我学起大伯遇到这样的时刻的情状，让我忍俊不禁。
上面派发的苛捐杂税，任务总得完成。当然，张家、李家这样的大户，该派多少还是要派多少。但大头还得由众多的贫苦人家分担。大伯是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只能为人民谋福利，不能帮助反动派盘剥劳动人民。怎么办呢？只能偷偷地“丁丁猫（蜻蜓）咬尾巴――自己吃自己”。好在当时还没有分家，大伯背着爷爷，偷偷地用田氏老家的钱粮去填平补齐。
还有一桩趣事险事。大伯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之前，他接受任务去新津与邛崃交界处的五眠山，动员巨匪“金刚钻”起义。大伯是个结巴，他那套东西又都是书上的东西，他不会喝酒，不会说土匪间便于联络感情的黑话、行话，而且大伯也没有给金刚钻带去任何实际的东西、好处。比如，没有给“金刚钻”带去一看就眼红的金钱、枪支弹药等等。大伯就那样甩手甩脚去了，无异于与虎谋皮。
结果可想而知。上天似乎垂青大伯，让他上演了一出真实的《沙家浜》中的段子。几句话不对，“金刚钻”毛了，枪一提要杀大伯。大伯赶紧跑，金刚钻带起两个人追。一个农民好心，而且同情共产党，大伯逃到了那人家，那家人将他藏在了水缸里，才躲过了杀着，化险为夷。
土改，就是要将原先地主占有的所有土地，分给农民，让几千年农民渴望的耕者有其田，“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理想成为现实。要让原先的压迫者变为被压迫者；而原先的被压迫者，变为压迫者。这是一个利益的重新划分。而作为获益者，又有轻重缓急之分。贫农最好、中农次之、富裕中农虽然不属于打倒、专政的对象，但已经迫近危险的归界点了。富农、地主是要打倒、专政，土改，是一场革命。
而什么叫革命？伟人在其著作中，以十分精炼的语言，作了十分形象的说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
最初领导顺江土改工作的工作组组长龚发钉，戴副眼镜，长相很文，却左得出奇。一段时间后下去了。而在他主事期间，很左的他催生了一个叫李富贵的人。
二娘二伯，天天被斗争。本来，爷爷是“分子”，可是爷爷不在了。奶奶也是“分子”，可奶奶人缘好、心地善良。“过去逢灾荒年月，找到八奶奶，八奶奶总要撮半升一碗米给我们救急”贫下中农都这么说；还有补充：“八奶奶勤快，吃的菜都是自己种的”……因此，奶奶没有被斗争，况且奶奶也老了。
李富贵长得又高又大，鹰鼻鹞眼，头上拴根白帕子，粗布长衫一边挽起来，在拴在腰上的麻带上一扎，肩上背支步枪，样子就吓人。他斗争二伯二娘别出心裁，也只有他才想得出来。他逼着我那刚十二岁的三哥――二伯二娘的亲生儿子去打他的爸妈，手中拿根打人筋痛的细竹条或荆棘，打时还得蘸上水。这样，扬起打人时，蘸了水的细竹条或荆棘在空气中划过，像蛇一样发出咝咝的响声，抽打到他亲爸亲妈身上，一抽一条红印。寒冬腊月，李富贵喝令二伯二娘跪在地上挨打，而且还要脱去衣服。如果三哥稍为犹豫，不下手，凶神恶煞的李富贵就嗖地抽出步枪的枪条抽打三哥。三哥负痛，只好又扬起浸了水的细竹条或荆棘，去抽打他的亲爸亲妈。
我们一家稍好些，被赶到后院的一间小黑屋里软禁起来。
如前所说，二娘先死。二伯临死前，去问了他大哥一些话。
就在父亲从巫溪遣返回来之际，母亲参加了革命，杀了出去。母亲造反是有思想基础的。旧社会给予她的是不平，是早婚，是重男轻女，是诸多的不满。加之她读了许多苏俄小说，这一切催生了她对旧家庭、旧社会的不满，她要造反，追随革命。革命不分早迟，革命欢迎母亲这样的人。
母亲走那天，在桂花树下给弟弟喂最后一次奶。只有十二岁，已经中断学业，瘦骨伶仃的大姐懂事地候在身边，随时准备从母亲手中接过小弟。大姐欲哭无泪。她知道，她不仅要接过小弟，而且，从此后，这个家的重担，如果也算是个家的话，就得由她这个小大人来扛起了。
那天，有冬天难得的太阳。那太阳却又藏在很深很厚很灰的云层里，像一枚贴在天上的混浊的鸡蛋黄。
前院不时传来李富贵吓人的吼喊声。
已经穿上那有四个口袋、圆领蓝布列宁女式服；头发剪短，身量高高的的母亲，给小弟喂了奶，最后看了看，吃了奶的小弟睡住了。
小弟很乖，皮肤很白，眼睫毛长，长得像个女孩子。小弟似乎知道这是母亲喂给他的最后一口奶，不忍母亲离去，睡住了都用一双小手棒着母亲的**。
事后多年，我从大姐口中得知这个细节时，我想，母亲这时一定是肝肠寸断的。母亲此举，既是多年怨怼的爆发，也有她对革命的认识、理想的追求，还有她对现实的考虑！巫溪已经解放，父亲死活不知；田氏老宅，就像是一艘沉船，带着一大家人，正在下沉。而她不能沉没！她要勇敢地冲出去，浮上去，而只有她冲出去、浮上去，才能谈得上救她的孩子们。
母亲毅然决然走了，父亲回来了。父亲在巫溪税捐处长任上刚三个月，什么都没有得到。三个月的巫溪税捐处长，刚好给自己捞了顶“官僚”的隐形帽子戴在头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才发现，这顶隐形帽给他、给家人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
回到家中的父亲，面对现实，面对凶神恶煞的李富贵，惊慌失措，六神无主。
李富贵到我们蛰居的小黑屋来理抹父亲。本来，按政策，地主分子和地主家庭出生的人应该区别对待。但是，在革命洪流中，限于文化水平、政策水平，有几个弄得清这之间的关系、区别？何况像李富贵这样过后查出各方面都不纯，趁浑水搭虾扒，尽可能从中“捞”的假积极、异类。
刚刚解放的四川，省会成都好像大海，乡下好比小河小溪。大海宽阔，各种各样的鱼类多的是，鲨鱼、巨鲸这样的大型鱼类比比皆是，父亲这样的最多只能算是近海浅海的小鱼小虾，甚至连小鱼小虾都算不上。而在新津这样的地方，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就像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水太清则不养鱼。父亲这样的人，放在新津乡下吴店子，又遇上李富贵这样的人，注定在劫难逃。
李富贵责令“当官”的父亲交出金银。丧魂落魄的父亲说没有。李富贵将两根指拇一搓，示了个意。看父亲不懂，他干脆打明叫响，你那么远回来，又当过官，总得表示一下讪！父亲懂了，说，我现在一贫如洗，拿不出钱。说时站起来让他搜。李富贵真搜，父亲身上真的一贫如洗。
有言，贼入室不打空手。什么也没有搜着的李富贵恼了，临走，将父亲一个黄田玉石私章，一本有多张照片、记录了父亲从少年时期到到巫溪岁月厚厚的照片薄尽都没收。后来我听大姐说，父亲年轻时着实漂亮，李富贵将那本照片簿拿在手中一张张翻开，看得很沉醉，表情复杂，又羡慕又嫉妬。父亲实在气不过，说，这个私章，还有这本照片簿，纯属我个人的私人空间，你拿去做什么？
李富贵一听毛了，用很凶的眼睛盯着父亲，红眉毛绿眼睛地开吼：“你管毬得我拿去做啥子！”
“未必你拿到农会去，拿到工作组去？我晓得，农会、工作组不得要这些东西。”父亲不依。
这就触到了李富贵的痛处。
“你虾子嘴嚼！老子想拿去做啥子就做啥子！”李富贵现出真相，嗨起了旧社会的袍哥语言。他教训父亲，“现在不是你田家三老少作威作福的时候了。风水轮流转，现在该老子们歪了。虾子再嘴嚼，谨防你猫抓糍粑――脱不了爪爪！谨防老子眉毛一搭认不倒人，谨防老子抖（揍）你！”
父亲也还真的是“嘴嚼”，他真的被李富贵像绑粽子似地绑起，押到会上斗争。掌握会议的工作组同志，对李富贵说，我父亲不属于这样斗争的对象，将他放了。然而，父亲脾气大，想不通，回来的路上跳了水，幸好被路人救起。
李富贵胆子越来越大，越来越无法无天，估吃霸赊，作奸犯科的事做了不少。虽说洪流来时难免泥沙俱下，但总归水还是水，沙是沙，泾渭分明。以后，工作组发现了李富贵问题，一查，顺藤摸瓜，才发现这个家伙并不是本地人。早先年间，他在彭山乡下老间家就是个土匪，犯事后流落到这里，先在大牛湃一户人家打长工。混了些时候，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假装积极，龚发钉赏识他，就这样混了一阵。李富贵的真面目暴露了，马上被农会开除出去，再开除出武装队，下了他的枪，要他老老实实写份检查上交。这家伙一个晚上从乡政府交待问题出来，到吴店子一个小酒馆里吃得二麻二麻的。回去时看走了眼，一步跨进大水沟。是最冷的时节，家伙被路人救起后弄回家，从深度感冒转成急性肺炎，不几天，一命呜呼。
大伯没有受苦受罪，大伯那个既没有离婚，也没有离家的前妻――我们叫章大娘的也跟着大伯受到适度的照顾。不过，一人独处的她，做起了小生意。她卖炒胡豆、炒花生，一分钱一堆。那时的一分钱也是钱，不像现在，哪还有一分的，连一角钱掉在地上都懒得有人捡。生活逼人。原先整天抽大烟的章大娘，不仅学会了炒胡豆、炒花生，将小生意做得像模像样。将一块门板架起来，再在门板上均匀地撒出一个个圆圈。这些圆圈是她自己用竹篾片弯成的。然后，在这些一般大小的圆里，摊上一层薄薄的、一颗挨一颗、总之以不露出门板为原则的炒胡豆或炒花生，生意这就做起来了。
我们想吃她的这些香喷喷的炒胡豆、炒花生，可是没有钱。就只得经常站在她的摊子前涎。我们又黑又瘦又矮又小又脏，尤其是蹒跚学步的小弟，头大颈子细，犹如磨心顶起的磨盘。每当这个时候，章大娘都将她掌握的花生胡豆数了又数，尽其可能地给我们一人几颗。
夏天，我们那间小黑屋子里苍蝇、蚊子飞得嗡嗡地像打雷。我和小弟得了虐疾，时而寒冷时而高热。冷时，比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极还冷，无论盖、压多少东西都冷；热时狠不得扒了自己的皮。有次高烧不退，我带着小弟到老宅大门前那条小水沟里洗澡。父亲知道后，将我们逮回去，他将唯一的一颗盘尼西林片一分为二，让我们吃了。吃了，虐疾病竟然都好了。盘尼西林，也就是青霉素。不过父亲那颗盘尼西林，是美国进口的，很贵。也不知那时的盘尼西林，是不是与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青霉素，在效能方面一样的。
奶奶死在冬天的一个晚上。奶奶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那天晚上很冷，她却坚持要一个人到外面去睡。父亲和大姐咋说咋劝她都不听，奶奶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她有这么固执。事后想来，她之坚持这么做，是因为她知道她的生命马上就要终止，她害怕她的死吓住我们。
第二天我们起来，发现奶奶去了。她睡在我们隔壁一处四面透风的地方的一张没有人要的竹编凉**。父亲和大伯尽其可能，用一张薄席将奶奶草草一裹，随后葬在了大院后面起伏有致的山坡上。多年以前，小脚的奶奶就站在那里，看着她只有十二岁的儿子――我们的父亲由她的大女、我们的七孃带着远去的。
父亲就像一只风筝，在奶奶的注目下，飞了出去，飞得还高。现在被线一牵，陡地跌到原地。
大姐是家中的小大人。除了照顾我们，每月有一次远征。母亲在牧马山金华宝峰寺搞土改。母亲是工作组同志，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不过那个时候的工作组同志不发工资。女同志每月有很少量的钱，因为女同志的身理条件有点特别，发这点钱是供她们买纸还有必须的卫生品。母亲将这极其有限的钱节约下来、攒起来，每月定好时间叫大姐去带给家里。钱虽少，但对我们这个家无异于雪里送炭，相当宝贵。
有次大姐去后，母亲让大姐给父亲带回一封信。信中说，全县的土改工作即将胜利完成，土改工作队将要撤销，工作组的人要重新分配工作。全县的工作也即将走上正规。鉴于母亲和县上一个叫柳不畏的男同志，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背叛了剥削阶级地主家庭，在土改工作中，以身作则，工作积极，两人成了全县的两面红旗。解政委、刘县长关心我们这个家庭，得知父亲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而县上的最高学府――新津县中正在筹备，开学在即，县里两位主要领导的意思是，让父亲去新中当教师云云。
这真是一桩喜从天降的大好事！可是，父亲坚决拒绝，他请求母亲帮他说情，请县领导同意让他离开新津，他要到成都去。成都，有一个华北招聘团在那里招聘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他要求去应聘。
父亲舍近求远的原因是，他从巫溪回来后，受到过斗争，尤其是李富贵，让他伤了心。
那时，离开老家上省，得由当地一级政府开具路条。解政委、刘县长很开明，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当地政府一路绿灯放行。
那是1950年春寒料峭的时季，时年三十三岁的父亲带着只有三岁的我离家上省了。在父亲的心目中，此举无异于逃离。我在我家兄弟姐妹四个中行三。大姐二姐，父亲不会带她们去，因为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光宗耀祖这种传统思想意识，父亲也是根深蒂固的。弟弟还太小，不好带，他只能带我，我是一个幸运儿。
大姐牵着“磨心”小弟的手，带着二姐，将我们送到门外，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带着我离去。
依稀记得，父亲旁若无人地独自在前面走。小小的我，跌跌绊绊在后面跟。明显消瘦的父亲，穿一件破旧的灰布长衫。有风。从田野上徐徐而来的风，带来一分清新、一分寒意，还有一分春天的气息。徐徐吹来的风，将父亲穿在身上的灰布长衫的一角吹起，在我眼前飘飘的，像是扬起的一面旗帜。满眼一派绿。走在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上，田坎两边点种的长得很茂盛的毛豆，在我眼中森林似的。
毛豆我吃得过多。土改中，农会分给了我们家一间小黑屋，也是分了田的。不会做庄稼的父亲，为了一家的生存，为了果腹，带着大姐、二姐在田坎上差强人意地种了许多毛豆。新津顺江的土地肥沃，水渠纵横，插一根筷子下去都会长成参天大树。因此，我家的毛豆长得也很茂盛。种豆我可以不去，但剥豆是滑不脱的，尽管当时我还小，尽管指甲都是软的。碧绿碧绿的毛豆，带着田野的味道、泥土的气息，由父亲大姐他们扯回来，一捆一捆抛在地上。一捆一捆的毛豆丰硕而饱满，剥开来，在现出珠圆玉润绿珍珠似的豆粒之前，过于坚硬扎手的荚皮，还有毛豆坚硬的外壳上的细毛，都是相当难于对付的。时间一长，我的指甲软了，手背被扎红了，火烧火燎，非常难受。因此，我现在对这种市场上有时卖得比猪肉还要贵，城市中人趋之若鹜的青豆，早年因为吃得太多，吃得脸都变青了，现在一见就有种特殊的反应。
跟着父亲，长久地走在曲曲弯弯，两边都是毛豆的森林般的田坎上，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的脚已经走痛了，我走不动了。可是，无论我在后面怎样喊，怎样耍赖，父亲都不理我，甩手甩脚走他的。
父亲没有带我进县城，而是绕开去，上了川藏公路，直接朝那“走遍天下渡，难过新津渡”的渡口走。而就在那三条大河汇集处的一派汪洋遥遥展现眼前，那一派汪洋中金瓶似矗立的宝资山，山顶上那玲珑剔透的六角亭，那新津最高峰老君山及山上的老君殿……一一展现在我眼前时，我的脚一软，跌倒在地，哭出了声。父亲这才停下步来，转过身背起我。
父亲背着我，等船上船、下船等船行船。如是者三，到了五津、旧县，已经是中午了。我们天亮就走，顺江吴店子离县城八里，算算我们一共走了多少时间？五津镇，在我眼中是多么繁华。镇上有那么多卖吃的、喝的，还有好看的、好玩的。特别是长街中段，那株像把绿色的巨伞一样伸向空中，需四五个大汉才能抱得过来的虬枝盘杂的大榕树，在夏日的阳光下，洒下绿荫一片。
父亲径直将我背进大榕树下一家卖“冒儿头”饭的小饭店。
“冒儿头”小饭店，在四川广大城乡，非常普遍，专为引车卖浆、推车抬轿者流服务，最为贫民阶层所爱。“冒儿头”意为吃这种饭，一碗当两碗。一碗饭，上面一碗，下面一碗。这种饭是甑子饭，饭刚刚过火，一粒算一粒、焦干有米的香味，决不拖泥带水，经饿，实惠。而且，可以只吃饭不喊菜，店家白送一碟四川泡菜。吃“冒儿头”，绝对价廉物美。这种“冒儿头”，小小的我吃了一碗，父亲一个人干了三大碗。我们父子俩之能吃，把经营这家“冒儿头”的店主，还有一些推车的、抬轿的汉子的眼睛都看大了。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带我上成都，母亲是给够了钱的。但是，这钱，要是从老家一出来他就让我坐车，就没有了饭钱。为了省出吃一顿“冒儿头”饭钱，父亲坚持让我走，差点把我的脚走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