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琳
一想到张爱琳，我的心中就如一股清泉流过。爱琳是一位忠实且高尚的朋友，她永远可以让的我心灵有所依傍并保持平静。爱琳是我在西南师范大学求学期间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学习、生活了整整四年。在校期间，她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我是班上的文娱委员。从这“头衔”上，人们就可以知道我俩之间的差异。
爱琳是一个非常沉稳，表面上看非常平静的人。她不多言不多语，除了必要的活动，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学习当中。她是班上学习成绩最冒尖的两个人之一，另外一个是班长李力。我们七八级一班本来就是由该年高考成绩最拔尖的人组成，因此，爱琳就是尖子中的尖子！说实话，我们都应该是上北大的角色，但因为重庆教委的土政策，原本当教师的只能报考师范，所以我们才进了当时的西南师大。
爱琳出身于一个教育世家，他的祖父张博和是卢作孚创办的重庆兼善中学的第二任校长，也是任期最长的校长。我后来才知第一任校长竟然是我母亲郑家的大外公郑献徵，他任职两年后就调到重庆大学去当副校长去了，张博和先生接任了我大外公的位置。张博和可是一个知名的教育家啊！当年卢作孚陪同宋美龄来到兼善中学，见识到这位办学得力、深入师生、不辞辛劳的校长，想委以他更多的重任，却被博和先生拒绝。爱琳的父亲也曾是重庆广益中学的校长。祖父辈有这种渊源，这真是让我找到了我与爱琳金兰之交的根源。
其实，在西师读书的时候，我和爱琳走得并不近。我和同寝室的范宁、秦莉都耍得好，外班还有史放歌，外系还有陈洛加两个资深老友。她们中除秦莉外，与我的年龄都基本相同。而爱琳比我小六、七岁，她那时还是青葱少女，而我已经是有家室有小孩的老大姐了。所以老大姐自然和老大姐们一块儿耍，小妹妹和小妹妹们一块儿耍，虽然爱琳如此老成，完全不像我的小妹妹！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爱琳被分配到重庆邮电学院，现在的邮电大学工作。
于是，在1982年的夏天，我与爱琳分手。她去了座落在重庆南山上的重庆邮电学院，我留在了北碚的重庆兼善中学。地理位置相距很远，后来我听说她成了家。我们俩一直没有联系，更不用说见面了。这种隔离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我1992年调到同样也位于南岸的重庆交通学院，现在的重庆交通大学。同处南岸区又同在高校，我俩的交往就渐渐频繁起来了。当与爱琳再次相见时，我发现她几乎完全变了个人。她从内向的状态中完全走出来，变成一个喜欢交流而且非常善于交流的人。我问缘由，爱琳告诉我，她八十年代末也从高校选派到美国耶鲁大学进修。进修期间，她走出校园，到处观察美国的真实状况，体验美国各阶层人士的真实生活。这一年她并没有把自己关在书斋、仅仅沉浸在书本的知识中，而是让自己放开思想，在真实的生活中学习活的知识。这对于爱琳个人来说真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她认识到过去思想的局限性和性格中的缺陷，于是，聪慧的她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爱琳2002年开始担任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她能领衔院长一职，跟她在耶鲁大学学习时思维和性格上的革命有绝对的关联。爱琳在专业上的成绩完全不容置疑，而且，她沉稳平静的性格底色再加上她后来所具有的开放自由、不拘形式和规范的作风，及关心理解人、待人诚挚亲和的态度，让她在外国语学院的师生中倍受好评，校长对她也非常尊重。
因为学术交流及讲座等原因，我曾多次到邮电大学并与她那些年轻教师们有所接触，她们对爱琳都是赞美有加。而且，这些年轻教师与爱琳还有“哥们”“姐们”的范。也就是说，凡有一点不公平的事，他们是立马要站出来帮张爱琳“扎起”的。整个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被爱琳领导得团结一致，蒸蒸向上，科研、教学都兴旺无比。有许多高校教师都去听她院的青年教师讲课，她院的科研课题也是既多样，质量也突出。我简直是太佩服这个从前一声不响，埋头读书的张爱琳了！
随着接触的频繁与交谈的增多，我俩越来越感觉合得来。而且，我俩的性格从大学期间的各居一头向中间靠拢了，我俩简直就变成了“同类项”！爱琳是一个十分睿智的人，她和我前面写的两个朋友不同，爱琳是学者类型。她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而且绝对不仅限于阅读，而是伴有深入的思考。爱琳往往有一些常人没有的独到看法，她往往更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因此，多年来，我俩一直是交谈的伙伴。我们见面就是探讨问题，探讨那些在旁人看来“不着边际”的带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好多年过去了，但我们一直保留着探讨问题的习惯。
爱琳的研究方向是跨文化交际，我的研究方向是教育理论，因此，我们也在这两个方面互通有无。爱琳出的英文版的《跨文化交际》一书在高校广泛使用，多次再版。她是重庆市大学英语学科委员，同时也是重庆市外语职称评审组的成员，她在重庆外语界是有名望的教授。外语界有谁不知道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张爱琳教授呢！我们探讨问题的兴趣和习惯让双方受益匪浅，因为有时各自有了一个看法和想法，但并不一定能拓展开来，也不一定能自己解决。但是，有一个乐于探讨而且能够探讨的人是多么可贵啊！我俩常常沉浸在讨论的快乐和兴奋之中。尤其是当认清了一个问题，达成了一致看法，我俩同声叫好的时候，那就差不多要使劲拍手再加拥抱了！
我和爱琳认清事物本质的方式完全不同，她是理性的思考和分析，我是直觉的达成，但最后的结果是殊途同归，我俩完全一致。这也是我俩为何如此热衷于共同探讨问题的原因。应该说，爱琳和我都是极有灵性的人，我们更喜欢从物质过渡到精神，更喜欢精神层面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的儿子完全继承了我，而且更是“发扬光大”到我都难以接受的地步。他成天想的就是那些天上的东西：什么宇宙的起源、时空的弯曲、几大宗教的区别、各种哲学流派的区别、人类的终极走向等等。他的看法全是他自己的独立思考，绝对不跟随任何一个名家。比如说几个月前他跟我说：“宇宙起源于两个极微小物质之间的不平衡，而极微小物质是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的。”然后他滔滔不绝地向我讲了一大通。本来，他以为这是他个人的最初发现，后来他又告诉我，英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怀特海有过类似的说法。他还强烈地向我推荐怀特海的《教育的本质》一书，建议在我的书中要将教育的思考占一定比例。
儿子真的是读书像是在扫描，他天文地理、哲学宗教、心理伦理、物理化学、工程技术……哪样书他不读？而且速度快记性好，他的确是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儿子最佩服的人就是张爱琳。他穷于没有多少能够一起讨论他那些想法的人，于是老要我约爱琳一起讨论交流。爱琳非常赞赏和高度评价我儿子，认为他是一个奇才，只不过没得到出头和公认。她再三鼓励我儿子写书，我也再三这样鼓励。但儿子实在太过于淡泊名利，他就乐于当一个“思想者”。他说，人生在世就是要把一些重大的问题想清楚。为此，他乐此不疲。为了一个佛教倒底是什么，佛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这样一个问题，他就可以用两年多时间专门阅读这方面的众多书籍，直到他找到他认为的满意答案为止。
爱琳是老师们的好朋友
我常常因为儿子生活上的短处而批评他，每跟爱琳提及，她都叫我看儿子的长处，而且把他赞扬一番。后来我想，为什么我对我的学生总是赞扬，而且连批评都是先赞优点再说缺点，对儿子就不能这样呢？看来，古人说“易子而教”是非常有道理的。当教师的不一定能教好自己的子女，我承认我是一个好老师，但不是一个方法得当的好母亲。我在儿子身上费尽心力，但并非得到世俗公认的最佳结果：他没有硕士博士头衔，没有骄艳的成就，而这是我和我的家人们，因知道他幼年时过人的聪明所期待的。但在爱琳的开导下，我也愈来愈心安理得，接受他这位“思想者”的追求和生活方式，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个人的选择，我当母亲的只能尊重和接受了。
在我还没有退下讲台的2011年，有一天因情绪激动，我右颊突然像中了一颗子弹似的巨痛，之后转成麻木的疼痛。但因为缺乏医学常识，我坚持到学期快结束，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才去医院就诊。一做脑部CT，医生即告诉我是脑梗死，也就是中风，问我为什么拖到那个时候才去看病。并告诉我，本来及时输液就可输通血管，避免不良后果，但我已经错过这个最佳时间。虽然我后来也输了两个多星期的液并服了不少药，但并没见什么效果，反而左腿愈来愈走不动路，左眼视力愈来愈模糊。身体的失能、医生的恐吓、个人处璄的不利（那时老伴丹尼斯回国并患上白血病）以及对未来的担忧，让我这个本来天性乐观的人慢慢陷入忧郁的状态。而且不久后我干脆就患上了“抑郁症”，我整个地变了一个人！那段黑暗的时光，非我的笔墨能够描述，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我就像陷入一个巨大的黑洞，有一股强大的吸力把你往深处拖。你挣扎、你呼喊、你求救、你旁边的人竭尽全力，即使这样，也不一定能把你拖出黑暗的深渊。到后来，我的言语和行为全部都是扭曲的，与正常人有许多不同。我的状况让我周围的人担心和痛心不已！许许多多的亲人、朋友、同事、邻居，甚至学生家长来安慰我，劝解开导我，在生活上关心照顾我，我真的是感动万分！没有这所有人的竭力帮助，没有上帝的救赎和恩典，我是不可能从那个深渊中爬出来的。在此，我要向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是上帝和你们救了我！爱琳当时的焦急心情她从未提过。有时与亲友同事聊天，她们偶尔会提及我当时的状况有多么糟糕，多么让她们着急。但爱琳从来不说，就像根本没发生过这件事情。在我长达六、七年的生病期间，她总是和大学的同班同学秦莉相约一起来看我。有时她和丈夫张文彬开车从南山下来接我出去散心。只要有空，她就会到我这里来。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带来一大包国外巧克力，放在桌上对我说，多吃点巧克力哈。我知道巧克力是让人心情开朗的东西。还有一次她和秦莉来我家，我居然做了一个很滑稽的动作。秦莉有所惊诧，但爱琳一脸正常。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爱琳都认为我是正常的，都以正常人来对待我。她的平静和温和，让我的一切烦躁不安都安静下来。有一次，她和文彬开车带我去江北兜风。开到大剧院荫凉有坐处的地方，文彬提议在一个椅子上坐下休息。但我十分不耐烦地说，这个地方不能坐。文彬不解，问为什么，爱琳马上说，“问啥子嘛？刘明琼说不能坐就不能坐，马上开起走！”哎哟，我那个时候怎么如此霸道啊！原本待人客气的我，那时也不会向人道谢了，爱琳和文彬不知为我开了多少车，送上送下；爱琳和秦莉也不知到医院和家里探望过我多少次，我都不知说谢，还巴心不得她们就呆下去，不要离开。还有大学同寝室的范宁，专程从成都下来陪伴我，她也像对小孩似的表扬我、哄我。因为我早已不给老丹回信，让他独自一个人写信，所以范宁提议给老丹回一封信。我不写，叫范宁写。范宁刚写了个Dear Dannie，我立马叫范宁把Dear去掉，告诉她，写Dear，只写Hi！—想起我那时的所做所为，简直是匪夷所思！
其实，爱琳把我当正常人对待，是最睿智的做法。还有我们大学医院的裴院长，同时也是我好朋友的少鲜，那个时候也是为我操了好多的心，跑了好多的路，出了好多的力。她为我争取单人病房，找好医生，为我掌舵。而且，她不断地提起我过去的“光荣的历史”，提起我如何在全校大会上发言，她告诉我，那是最精彩、最有气质、最受人欢迎的发言等等。
真的，一个抑郁病人最需要的就是别人的正常对待和尊重。因为抑郁症患者都有深深的自卑感甚至负罪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所以，严重的抑郁症患者都倾向于结束自己的生命，而让他们感到有尊严则是最大的救助。
我在患抑郁症期间，有幸得到许多热心而睿智的朋友们的帮助。比如我的朋友冠丽娅、杨传瑞、孟凡谛、肖宁凤，肖宁风的大孃、邓杉、靳迪、张文琴；远在香港的婉清、加拿大的王宗元、澳大利亚的小伍、美国的邓鹏；我的领导加好友毛明勇、年轻的教师朋友郭敬谊、陈才忆、过去的教研室领导张丽、老教师邓敬庄、伍永秀、张智洪；邻居刘高碧、小余、小谷、小殷、欧阳；家在贵阳却专程来看我的小何，还有基督教里的兄弟姊妹等等、等等。
至于我的母亲、儿子和弟妹、弟媳、妹夫、姨妈和表弟妹们那就更不用说了。总之，这是一场集体的救赎。感谢邓敬庄老师和邓杉把我引进上帝的殿堂，上帝用祂的大爱和大能把我从痛苦的深渊中拉出来，上帝把我从苦毒和怨恨中使劲地拖出来。我怨恨我的母亲，认为是她造成了我的中风，让我从中风开始接而连三地生病，最后导致抑郁和癌症。当我认识全能大爱的上帝之后，我开始认罪，求上帝饶恕我的过错。我反省自己的过错，开始饶恕一切伤害过我的人，拔出那一根根扎在心上的刺。我那颗千疮百孔、处处在流血的心，终于被上帝的膏涂抹而慢慢地愈合。在这整个恢复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向爱琳在电话中谈我的感受和想法，她总是惊喜地看到我的进步，并且热情万分地肯定和鼓励我。我们又开始进入到另一话题的讨论，即身、心、灵、疾病和基督教的讨论。爱琳和我都欣喜地看到，最黑暗的时光已经过去，我在慢慢地康复和痊愈。
这场病让我认识到心灵的健康远比身体的健康更重要。我的那些曾经多达上十种的这样那样的病，除癌症的手术、化疗、服药外，其他都是用一些我自己通过许多的阅读和网上找寻而获得的“另类疗法”治愈的，连抑郁症这个麻烦的疾病我也没有服多少药。这一切的确要感谢朋友们给我的心理调适，学生家长教我的气功，当然，更要感谢上帝的恩赐以及祂给我的战胜疾病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我和爱琳
在我生病的六、七年期间，爱琳也迎来她人生重大的改变。2015年她退休，但学校仍坚持让她搞了好几年的教学督导工作；她的母亲满了八十周岁；我为什么要把她母亲的八十岁专门提出来，是因为她母亲八十岁后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我在《爱琳妈妈的画》一文中介绍了她母亲及她的让人惊叹的画作；爱琳的儿子结婚，父亲去世，孙子出生。爱琳的事情愈来愈多，愈来愈多。
痴呆症的母亲让爱琳和她的两个妹妹应接不暇，母亲的能力迅速退化，认知快速向幼儿甚至婴儿回转。她不认得爱琳是谁，能说的正常词语只有“材料”二字，但她仍保持了过去良好的精神和对人的善良和热情。她可以兴高采烈地向人说一大堆谁也听不懂的话，还成天吵着闹着要到过去工作过的学校去“汇报工作”、交“材料”（她拿岀来的一堆废书和废报纸），这就更增加了她们几姊妹、包括请的阿姨的照料的难度。爱琳上有这样一个母亲，下有一个小孙女，她就忙得像个螺陀，成天旋啊旋啊，没完没了，不得停歇！
稍有空时，爱琳和我仍然不忘打语音通话。这回不是谈我的事情，而是她的事情：母亲又把牙膏当面霜涂在脸上啦，今天差点把一把纽扣吞下肚了呀，又闹着非去学校，阿姨管不住，爱琳又只好赶快下山去“救火”啦，甚至，那天，母亲出恭在阳台上……这几年爱琳精疲力尽！原本很好的身体开始不断地出状况，一会儿心脏，一会儿嗓子。她因长年教学及当领导，用嗓过度，在没退休时就经常嗓子疼、嘶哑、甚至不能发声。退休后本有好转，但一老一小、尤其是一老的压力，让她体质变弱，声音嘶哑的老毛病又经常犯了。
现在，轮到我来听爱琳倾诉，安慰她，为她出主意了。我用我生病期间积累的一些医学知识和经验，为她提供一些单方验方，有些不管用，但有些也还真解决了她的一点问题。爱琳是我这二十多年来对话最多的朋友，近年来，由于她家事的缠绕，我们也难得相聚，我也不愿去打扰她。但她稍为有一点空隙，就会电话我，有时也约上秦莉一同见上一面。
我在海南避寒避疫长达七个多月，后来周围的朋友熟人都回去了，仅剩下我一个人。我俩基本保持了每周一次的午间语音通话，她顾念我一人身处异地的孤独，我高兴有这么一个可以通话的人，让我多少减轻了孤身一人的感觉。除与儿子、爱琳通话外，秦莉、范宁、小伍、肖风的来电总是让我高兴万分，我也曾给传瑞打电话。正因为有人通话，有微信交流，同时我又专心于写作和做其他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才能够一个人在海南呆那么长时间。
这段时间，爱琳嗓子的老毛病又重新复发，她的这个问题愈加严重。我心疼担心不已！我已经停止给她语音通话，甚至都不留语音而是改为完全的手写了！不要说儿子想跟她讨论哲学问题，就连我们之间偶尔的通通话我都不敢。我给她找药买药，找医生，还叮嘱她最好暂不带孙女，暂不去母亲那里，虽然我知道她根本办不到，我现在的作派有点像个大姐大。哎，我担心啊，我祈祷啊，愿上帝让爱琳快快好起来啊！如果以后她不能说话了怎么办？写到这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爱琳，你好生休养好生保重哈！我不能来看你，虽然我十分想来看你但是害怕你说话。我就只能遥祝你快点、早些恢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