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30日，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几百人在观望台上排列整齐，向还乡的吉尔·怀南特表示欢迎。当天的《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大使归国的惊人消息。报道还表示，怀南特此行将和总统和政府高层人士商谈重要事宜。正是因为听闻了类似的新闻，大家才会前来为他接风。人群的热情让怀南特颇为困窘，走下舷梯的他怯生生地脱下帽子，向欢呼叫好的人群致意。与此同时，相机快门齐齐闪烁。大家都想知道，大使为什么要在这个当儿回国一趟。面对如此追问，怀南特礼貌而坚定地表示无可奉告。而后，他还轻轻吐出一句：“这个场景简直比空袭还可怕。”

对于大使归国的真正原因，英美两国的媒体都在第一时间作出了自己的猜测。“很显然，怀南特先生这次匆匆回国是为了通报英国方面的种种急需。他要表明事情的严重性……战争，已然演化成了一场灾难。”《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安妮·奥哈拉·麦克米克如是说。伦敦《每日邮报》的记者则表示自己得到了“华盛顿某高官”的密报——高官表示，“怀南特和罗斯福的会面极其重要，几乎可以和总统面见丘吉尔先生等量齐观。这次会面，有着战略意义”。

逗留伦敦期间，怀南特和哈里曼有着共同的感觉：华盛顿和美国国内的局势，正和自己渐行渐远愈发隔膜。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传来的电报毕竟内容有限，而美国的来信则通常要耽搁近一个月的时间。当然，信件丢失，在信件传送的过程中也不少见（当时，英美之间的邮政通信常常因为商船沉没而被迫中断）。对于这种情况，哈里曼忍不住对总统大加抱怨，认为伦敦和华盛顿之间简直树起了一座静悄悄的“长城”。“目前，我只能从英国各大部委这里获取国内的有效信息，”他向罗斯福表示，“只有完全知晓华盛顿方面的动态，我在这边的工作才能开展下去。”

哈里曼和怀南特对于国内情势的陌生，让英国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根据最新民调显示，愿意投身战争、扶助英国的美国人还在不断降低。第一批租借交换物资在5月底随船运抵英国，其中的货物包括蛋粉、炼乳、培根、豆子和罐装肉食。这些东西，多多少少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一些帮助，除此之外，美国方面却没有提供其他帮助。武器、战机、坦克和其他战争物资并未进行大规模生产，刚刚走下生产线的各类武器装备，也没有足够的舰艇运送。虽然政府已经三令五申，美国国内的企业仍对大规模的战时转产十分抵触。汽车巨子亨利·福特一类的工业大亨本来就是坚定的孤立主义者，英国人的订单，自然遭到了他们的冷遇。参议院的调查报告指出：政府下达的生产指标并未得到完成，有许多拒收政府合同的企业则有贪污浪费的嫌疑。“我们等于是在昭告全球……美国的情况就是一团糟”，一位民主党籍参议员在当年8月表示。虽然总统加大了动员力度，政府也发出了警告，美国在当年的战时生产能力仍被英国和加拿大远远抛下。

1941年夏天，“平等租借”陷入了巨大的困境。由于美方援助不得力，哈里曼的得力助手威廉·惠特利不得不选择辞职。“我们欺骗了大西洋两岸人民的感情。他们可能觉得，一场轰轰烈烈的援助战争正在进行之中。其实，所谓的援助根本没有到位。”辞职信中，惠特利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个人觉得，政府应当……向国会和人民说明一个事实：虽然我们已和英国达成盟约并共同抗击纳粹，但是，我们对于盟友的付出实在少得可怜。”

大使回国之前三天，总统曾经释出了一个信号。看来，援助事宜有可能就此发生重大转机。总统表示，美国将竭力阻止纳粹控制大西洋海域的图谋。而且，美方还启动了无限期的紧急状态。美国舰船参与运送物资的时代，似乎马上就要到来。

“向英国提供物资一事十分必要。我们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也必须完成这个任务。”罗斯福如此表示。他的话语传到许多美国人耳朵里，几乎等于“号召大家拿起武器”。罗伯特·舍伍德认为，罗斯福的演讲“被人看作了一番庄严宣誓。如此一来，美国对德宣战几乎不可逆转甚至迫在眉睫”。不过，演讲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却又变回了老样子。对于与英结盟的种种问题，他都选择避而不谈。总统表示，美国船队不会参与运输物资——至少现在不会。至于战争准备更是无从谈起。

日后出任助理国务卿的迪恩·阿奇森觉得，那个时候的罗斯福及其政府成员似乎已经陷于“瘫痪状态”，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脱了节”。

英国的危险境地，怀南特有着充分的认知。在雷蒙德·李看来，大使为了劝说美国加入战局几乎“调动了全副神经，求助了一切可能的力量”。面对罗斯福等人，怀南特的态度自然愈发坚决。在给外交部的属下的备忘录中，安东尼·艾登曾经写道：“今天，怀南特向我发问：除了战争，美国还可以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我总觉得，他也不知道美国方面是否愿意参与战争。”

回到华盛顿之后，怀南特应总统之邀来到白宫下榻。其间，他和罗斯福等政府高官进行了多次会谈。英国政府及人民的糟糕前景，大使自然没有少谈。怀南特表示，英方十分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而各类战机和坦克尤其处于紧缺状态。美国海军的护航行动也是势在必行。至于英国方面向希特勒提出有条件媾和的传闻，则是纯粹的无稽之谈。不过，大使同时表示：假若美国迟迟不肯伸出援手，英方虽然还会坚持抗战，但抵抗的力度有可能因为实力不济而大为削弱。大使的言论，促成了罗斯福的表态，总统告诉大使：“我们不能继续等待了。”总统一声令下：美军的四千多艘潜艇立即开赴冰岛。临近地区的防务，也从英军手中移交给了美国方面。如此一来，即便英国本土遭遇攻击，美军也会在附近待命增援。根据总统的最新命令，美国海军也会为本国的商船船队提供巡航保护。这一次，护航路线一路延伸到了冰岛。一旦出现敌情，海军有权开火迎敌。至于英国方面的民用船艇，仍然处于无人保护的状态。如此一来，大使的争取其实并未起到效果。

为了迎接大使回到英国，丘吉尔特地派出战机。怀南特先是乘机来到了苏格兰的一处空军基地，而后又直接奔赴首相官邸。就这样，美国方面的第一手动态消息就被大使转告给了英国首相。事情的发展，让丘吉尔非常揪心。看来，英国面临的危机还远远没到解除的时候。“慕尼黑协定最是让英国蒙羞，1941年中期的种种情况同样也是美国最丢面子的时候。”一位英国史学家事后如此评价。

回到伦敦，怀南特的麻烦可还不止于此。他和哈里曼的关系大有恶化的趋势。哈里曼的职责范围本就十分模糊——按照哈里曼本人的说法，这份工作“简直完美，根本无法束住我的手脚”——而特使本人也将这个特点充分利用起来。雄心勃勃的哈里曼参与的事务越来越多，其中好些都和“租借交换”毫无关联。哈里曼经商出身，还是个运动健将，他的行事作风从来都是出了名的咄咄逼人、六亲不认。20年代的一次马球锦标赛之前，运动员哈里曼随队参与热身赛。那场比赛期间，他曾经多次向交战对手阵中的队员马努埃尔·安德拉德发号施令，哈里曼竟然希望这位对手和自己的队友拉迪·桑福德纠缠起来。那个时候，哈里曼正和这位桑福德为了球队参赛名单的头把交椅而争得不可开交。“拉迪可不算是个有种的男子汉，而安德拉德则是勇气非凡。”事后，哈里曼曾经回忆，“结果呢？安德拉德把拉迪一下撞翻下马，然后扬长而去。拉迪的球技是不是高于我，我并不知道，但是，我只能说他那天的表现很不怎样。他俩的这次纠葛还挺有意思，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该得到参加锦标赛的机会。输给拉迪让我觉得不可想象。毕竟，你也知道，这人就是个软蛋。”

多年以后，哈里曼怀着劝服罗斯福政府的任务来到华盛顿，他希望总统能在原材料运输问题上松口。其实，那一次的哈里曼根本忘了自己的本分——作为商人，他本该就铁路和运输业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变身特使之后，他仍在越俎代庖并一脚踏进了怀南特的职权范围。备忘录中，哈里曼倒是向罗斯福信誓旦旦，表示自己和吉尔·怀南特“合作得亲密无间”，甚至声称“我从来没有过这么意气相投的同事。为此，我得感谢吉尔慷慨的性格”。其实，哈里曼根本没把大使放在眼里。雷蒙德·李曾在日记中抱怨，哈里曼多次利用权势“干预任何可能的事务”。而且，武官还觉得大使对此有些“过分宽容”。雇请手下的时候，哈里曼从不会请示怀南特。他甚至自行搭设了专门的联络方式，直接和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保持通信。哈里曼甚至敞开自己的办公室大门，接待华盛顿方面派往伦敦的各级官员。虽然这些人的职责和“租借”毫无关系可言。渐渐地，哈里曼的住所成了不少美国官员在伦敦的活动基地。他们还可以从特使那里获取建议，以便和英方人士更好地打交道。

当然，哈里曼和英国首相的莫逆关系，才是他扩张权势的最有力武器。当年6月，怀南特还在华盛顿做着罗斯福的工作，挫折不断的丘吉尔首相则向哈里曼发出了邀请。后者带着首相的委托前往北非和中东，在那里，哈里曼一方面视察英军的士气和装备，一方面估算美国应该向英方提供何种援助。要知道，美国并未参与战争，而哈里曼也没有任何正式的外交头衔。丘吉尔如此委以重任，实在称得上礼遇非凡。首相甚至嘱托前线军官：哈里曼就是自己的化身，军队应当待以首相一般的礼仪。这位美国客人甚至得到了战时内阁成员的特权，可以视察各地驻守的英国军队。丘吉尔告诉军中的各位手下：“我对哈里曼先生有着完全的信任。而且，他和美国总统及哈里·霍普金斯先生关系亲密。除了他，恐怕你们找不到更可以托付信任的人。因此，我要把他推荐给各位，而大家一定也要给他最高的礼遇。”毫不奇怪，哈里曼对于首相给予的待遇十分受用。“我从没见他为其他的事情有这么高兴过。”凯思林·哈里曼对自己的姐妹说。

这一次，哈里曼一去就是五个星期。旅程中，他走过了整整16,000英里（约2.58万公里），足迹遍布整个中东和非洲的许多地区。他一路检查了不少港口、空军基地和船坞，又和几十名曾经参与对德抗战的英国士兵、飞行员、公务员、技术工人和其他人士谈心交流。在开罗，他还遇上了一件趣事。当地负责接待他的英国军官，正是那个被他戴上了绿帽子的人。当时，首相的公子正在英军总部负责情报事务。丘吉尔特地委派儿子陪同哈里曼，在后者巡视埃及首都及其附近的英军设施的过程中充当助手。在给伦道夫的信件当中，父亲还特地提到了哈里曼：“我和他之间的友谊十分深切，对他有着极度的尊重。为了帮助我们，他真可谓倾其所有。”

哈里曼是个冷静的人，他从不会让感情凌驾于理智之上。面对伦道夫的这种场景多少有些令人尴尬，不过，他仍是面沉如水。就这样，哈里曼和首相的公子谈到了帕梅拉，也说起了伦敦的种种新闻。几天之后，伦道夫给自己的妻子去了一封信。当时，做丈夫的还不知道帕梅拉已经红杏出墙。因此，他毫不避讳自己对于哈里曼的好感：“我觉得他特别有魅力，而且，我还能从他那里听到一些关于你和所有其他朋友的消息，这一点真是不错……他提起你的时候的口气可相当愉快，我觉得自己可能遇到一个强劲的情敌啦！”给父亲的信件中，伦道夫谈及哈里曼的言辞就更是热忱：“他现在已经成了我最为喜爱的美国人了……他简直把自己当成了您的忠实仆役，而不是罗斯福的手下。我还觉得，他就是您身边那个最为客观、最为精明的人。”

人在开罗的哈里曼写好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他向首相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英国军队在中东的种种过失——包括浪费设备、缺乏经过训练的坦克人员、情报工作不力、陆海空三军之间少有协作等等。而且，哈里曼还觉得开罗参谋部的英军高层“相当自满而缺乏紧迫感”。当然，特使主要提及了各种军需物资和武器的短缺情况——当时的英军没有坦克、没有船舶、没有燃料和交通工具。即便是相应的配件，也都时常难以求得。其他的种种不足丘吉尔能够处理，不过，装备的问题只有美国方面可以解决。

视察本身十分劳累，美国特使工作起来却仍是勤勤恳恳。而且，他看出了许多许多的问题，哈里曼的这种态度，赢得了英国方面的尊重，虽然不少见识过他严格检查的英国人其实只是虚与委蛇、不情不愿。两位白厅官员的对话，曾被一位英国朋友传到哈里曼的耳朵里。那位朋友听见他们说：“一个人问：‘哈里曼先生很能干，对不对？’另一个人回答：‘我觉得他还行吧。’‘他问的那些问题相当有力而且让人难堪。’‘噢，他会吗？’‘千真万确，他总在打破砂锅问到底。’”

丘吉尔本人也被哈里曼的努力所感染。不过，比起中东的乱局，还有其他的事情更让首相感到忧心。7月初回到伦敦的哈里曼，也察觉到首相关注点的改变。原来，希特勒在6月22日撕毁了1939年与约瑟夫·斯大林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两百多万德军入侵苏联。当天晚上，丘吉尔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讲话中，首相呼吁英国人民全心全力支持苏联的抗战活动。要知道，他一向觉得苏联政府领导人“就是文明自由的死敌”。诚然，首相对于斯大林的“邪恶政权”很是不屑，他却仍然需要俄罗斯人面对德国冲击的时候能够坚持下来。由此一来，英国人双肩上的负担也可以减轻一些，首相和他那饱经摧残的国家方能有一丝喘息之机。

德军开始进攻苏联的几天之后，哈里·霍普金斯带着罗斯福的邀请来到伦敦访问。按照总统的安排，首相和总统将在下个月在纽芬兰海岸一边的军舰上碰个头——自1918年格雷酒店那次不愉快的会面之后，丘吉尔和罗斯福还是第一次再会。哈里曼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即打起了与首相同去的主意。急于给总统留下良好印象的丘吉尔，显然不反对哈里曼守在身边，毕竟此人精于世故，可以给自己不少有益的建议。因此，特使一开口，便得到了丘吉尔的应允。但是，当年7月底，哈里曼回到华盛顿去向上司递交中东之行的相关报告的时候，却听到了让他丧气的消息：总统并不希望他列席会议，罗斯福只希望和丘吉尔好好倾谈一次。因此，除了极为亲近的顾问，两位领导人身边不会有更多的人。对此要求，丘吉尔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坚持要双方的军队高层一同出席。首相的坚持，勉强得到了总统方面的认可。不过，哈里曼可不在总统认可之列。哈里·霍普金斯曾为特使向总统说情，而哈里曼自己也进行了争取——哈里曼告诉总统，首相很想在那样的场合下能有自己作陪。临到最后，会议的参与人员变得愈来愈多。丘吉尔把外交部的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也加入了随员名单，而罗斯福也终于松了口。由此，哈里曼和副国务卿威尔斯将有机会进入美方与会的宾客名单。

8月9日，英军“威尔士亲王”号战舰驶入了纽芬兰的普拉森舍湾。舰身之上，印迹斑斑——毕竟，“威尔士亲王”号最近刚刚和德国方面的海上巨兽“俾斯麦”号有过摩擦。首相立在舰桥的桥头，显得很是坚定。雾气遮盖了海面，但丘吉尔的目光仍在那上面投来射去。他想看见，罗斯福及其团队乘坐的美方舰船有没有出现。

在首相看来，这次与罗斯福的会面堪称他一生之中的最为重大的事件。从英国到纽芬兰的行程一共五天。在这五天期间，丘吉尔一直显得惴惴不安，却又兴致勃勃。首相的一位警卫甚至觉得，他“自打中学时代以来还没有这样兴奋过”。另一位警卫则认为：“1940年以来，丘吉尔就一直在坚定表示：他和总统之间的友谊无人能挡。而他对于这种友谊也是极为依赖。”

那一次，哈里·霍普金斯也和丘吉尔一起来到了美国。他的情绪，一点也不比首相安宁。霍普金斯曾经告诉默罗，首相和总统都是那种“绝对主角”，两位大人物都习惯了众星捧月的感觉，也都愿意各行其是、不顾他人。因此，霍普金斯自感有责“保持两人的亲密关系，让他俩相敬如宾”。经过伪装的“威尔士亲王”号在驱逐舰的陪伴下驶入美国军港的时候，丘吉尔终于发现了总统舰船的模糊身影——美方舰队包括五艘驱逐舰，旗舰则由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担任。随着首相登上旗舰，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团开始演奏英国国歌《天佑女王》。而后，喜气洋洋的罗斯福紧紧地挽着儿子艾略特的手来到了首相面前。“我们终于见面了。”总统表示。丘吉尔绽开了一个大大的笑容，点头道：“没错，终于见面了。”

会议一开就是四天。其间，哈里曼一直在加紧活动，他似乎就是首相的顾问，总在为丘吉尔出谋划策。至于罗斯福和其他的美方代表，他则很少予以关注。当时的首相并不知道总统对于自己的第一印象。就此问题，丘吉尔反反复复向哈里曼求教。“埃夫里尔，你觉得他对我印象如何？他对我的印象还不错吧？”哈里曼自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而事实也是如此。其实，总统这一次在见到首相的时候还有些生气。毕竟，几个月的电报和通话之后，丘吉尔竟然表示“终于有机会能够和总统面对面谈话了”。那个时候，总统的面色不禁一暗。而后，罗斯福提醒对方：1933年之前在格雷假日酒店，两人曾有一面之缘。“我爸爸已经把这件事情忘了。”玛丽·丘吉尔·索姆斯曾经回忆，“而且没人就这件事情提醒过他，所以这段往事并未引起他的重视。”首相的疏忽，在总统看来就是轻慢。其实，罗斯福一直有些耿耿于怀。不过，和首相一样，总统也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圆满，面对丘吉尔的失言，他最终也是一笑了之。

其实，两位领袖那一次都在竭力克制自己。会议期间，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不露出自我中心的性子。30岁的艾略特·罗斯福已经见惯了父亲“凡是出席会议必要纵览全局”的模样。那一次，总统竟然耐下心来认真倾听对方的意见，这可叫他有些惊讶。至于丘吉尔更是一直谦恭异常，首相甚至多次自命为“总统的副官”。第一天的午饭还没吃完，总统和首相就已经亲近到了以“富兰克林”和“温斯顿”互相称呼的地步。

按照丘吉尔的吹嘘，他和总统似乎有着深刻的友谊。其实，两人的关系从来没有那么紧密。不过，罗伯特·舍伍德觉得，美英两国的领导人在纽芬兰会议期间相处得相当“亲密加轻松”。他俩可以“互开玩笑……而且还能吐露自己的真心话”。两人的这种友谊，还将延续足足四年多。

最后一次会谈结束了，罗斯福特地嘱咐首相的警卫多多担待：“把他照顾好。他可是世界上的头号伟人。无论从哪个方面，他都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事后，罗斯福还告诉自己的妻子，纽芬兰的这次会议“就是一次破冰之旅”。而且，罗斯福“如今知道丘吉尔的为人了，他就是典型的约翰牛性格。有了他，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提到罗斯福，首相也不吝称赞，多年以后他曾表示：“那一次，我的印象非常不错。随着时间流逝，这点印象还在步步加深。”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相当和睦。临到末了，丘吉尔还不惜言辞地大加感谢。但是，会议的结果却让英方大失所望。出发赴会之前，首相曾经告诉一些主管：罗斯福召集这次会议，一定是想速速参战。要不然，他大可不必如此大费周章。“我情愿美国现在就参战而断绝六个月的援助，而不要他们增加一倍援助却依然袖手旁观。”这样的想法，首相曾透露给各位同事。英美两国首领第一次会面期间，丘吉尔曾经公开向总统发出参战请求。他的话语，艾略特·罗斯福记得一清二楚，“首相说：‘现在你们终于和我们站到一起了！如果您不在对方发起下一波攻击之前对其宣战，那么我们可能已经力竭亡国了。到时候，对方只消一波攻击就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因此，你们必须参战。唯有这样你们才能生存下去！’”

可是，总统却拒绝了丘吉尔的请求。罗斯福表示：国会和美国公众目前都不愿意介入争端。其实，就在普拉森舍湾会议的同一个星期，1940年签署的有限军事协议刚刚得到了一年的续约，但续约议案差一点就遭到否决。支持的一方能够胜出，也仅仅依靠了一票的优势。

为了缓解首相的失落情绪，罗斯福也作出了一些承诺：美国将在大西洋航线上采取“更为主动”的策略，可以向英方商船提供护航。前往英国的美国船队也能得到同等的待遇。护航线路可以一直延伸到冰岛。总统甚至公开声言，他“其实正在等待一次‘危机’以便向敌人正式宣战”。除此之外，总统还准备向国会申请50亿美元的借贷。然后，他会把美金和大量的战机与坦克援助英国。作为回报，总统请首相与自己发表联合声明，一起承认战后世界的各项原则与目标——比如，各个国家都有自决前途的权力。就这样，所谓的《大西洋宪章》得以出炉。而这份针对战后世界前途的文稿，竟然是这次会谈唯一的公开成果。

回国之后，闷闷不乐的丘吉尔给儿子去了一封信：“总统相当好心，而且也有帮扶我们的良好愿望。但是，在许多崇拜者的影响之下，他一心想要追随民意，而不是对人民加以引导与劝服。”因为希望破灭而生出失望，并不仅仅限于丘吉尔，许多其他的英国人也显得有些失望。“洪水滔滔……美国的援助却只有一点干衣，而且还需要我们自行游水上岸去取。”《泰晤士报》不禁感叹：“我们理解美国的情绪……但是，我们觉得它至少可以为我们慷慨解囊。不好意思，我们如此措辞，是因为我们对于美国方面的援助实在不太满意。”

而后，罗斯福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向公众表示：纽芬兰一会并未加快美国参战的脚步。此时的丘吉尔匆匆写好一纸电文并传给了霍普金斯。信中，他表达了总统的宣言给英国公众和议会带来的巨大失望情绪：“时间快要进入1942年，英国到时候难道还要孤军奋战？如果是那样，我实在无法预料相关的结局。”首相的电报，有着如此一番结束语。

这次会议对于丘吉尔而言，无疑是一场失败。但是，哈里曼却从中收获良多。由于霍普金斯的运作，哈里曼又被委派了一件差事：他即将作为美国政府英美联盟的高级代表而踏上英国最新盟友的土地——他的目的地，就是苏联。

德军入侵苏联过后不久，罗斯福对丘吉尔主张的全力援苏计划产生了疑虑。没错，苏联方面确实需要帮助：开战之后的几周，德国陆军就像横扫波兰和西欧一般席卷了苏联的大片领土。不到8月，苏军似乎行将灭亡。从坦克到飞机，从步枪到军靴，苏联方面无一不缺。这些情况，罗斯福自然知晓。可是，美国国内的反对意见仍然高涨。天主教团体尤其反对政府出资援助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好些美国人甚至觉得：国家应当放任纳粹和苏联政权互相撕咬。马歇尔等军官也向总统提出警告：一旦开启援苏行动，美国自身和英国所用的资源可能受到大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苏联方面如若坚持下去——假若他们能够坚持抵抗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又超出了西方的预计——英国面临的轰炸和入侵风险都会因此大大降低。“5·10”大轰炸之所以成为1941年英国境内的最后一场空袭，还要感谢德军的“一心二用”。毕竟，德国空军已经在苏联找到了新的攻击目标。如果在当时漫步伦敦东区，会发现公寓和店铺的窗户上早就被亲苏标语所覆盖，标语告诉路人：“正是他们，给了我们安宁的夜晚。”罗斯福也有自己的算盘：扶助英国之外，美国也该向苏联伸出援手。如此一来，美国亲自参战的风险可能进一步降低。

8月份那次会谈之前，总统已经下了决心要对斯大林进行全力援助。普拉森舍湾一会过后，英美两国更是达成协议：他们将派出联合使团前往莫斯科，并和苏方商谈援助的具体事宜。在哈里曼的请求之下，霍普金斯特地把美方代表一职委托给了他。为了给朋友开路，霍普金斯还特地向上司提到了哈里曼的一段经历：20多年前，特使就和苏联人谈过生意。那一次，哈里曼与苏联从事锰矿石的交易。按照霍普金斯的描述，这位来自纽约的商界人物长于谈判技巧，对于苏联的情况也十分熟悉。可惜，这番描述有些离谱。哈里曼对于苏联政府及其人民并无了解。那一次他就是被新生的苏联政府耍得团团转。对方占据了最好的锰矿，还在不久之后把哈里曼踢出了局。而且，苏联方面当时还欠哈里曼一百万美元。其中的50万美元，对方还是以夺取哈里曼锰矿的理由而欠下的——这些情况，特使未曾向霍普金斯或任何其他人提起。正是由于这些私人原因，哈里曼才希望西方国家对苏联全力援助、倾其所有。

那一次，英方使团的代表则是比弗布鲁克爵士。此人和哈里曼一样不谙外交谈判。可是，抵达莫斯科之后，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却把两国驻苏大使和其他有关专家排除在了局外。英美两国和斯大林之间的谈判，完全在他俩的掌控之中。要知道，斯大林也是一位算计深沉、铁石心肠的谈判高手。作为驻扎苏联的使节，美国外交家劳伦斯·施泰因哈特和他的英国同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有着与苏联领导层长期打交道的经验。对于苏方的合作意愿，两位大使都没有太多期待。因此，他们一直催促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请他们一定要逼迫斯大林作出一点相应的承诺——比如，苏联方面应该提供本国生产情况的详细数据，苏方的防御计划也不能继续藏着掖着（美方向英国提供援助之前，英方就已把国防计划和盘托出）。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英美的各项援助和武器才能逐步到位。

大使们的建议，却遭到了两位代表的拒绝。哈里曼曾把这次谈判的目标转告给施泰因哈特。原来，爵士和特使想要“倾其所有，而不对回报有所期待”。谈判的情况毫不意外——面对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斯大林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轻蔑。苏联领袖觉得，西方提供的援助实在太过寒酸。但是，苏联还是接受了两人提出的条件。而后，苏联领袖得到了他索求的一切物品——武器、卡车、战机和原材料——而且，他不用付出任何回报。

离开莫斯科之前，哈里曼显得异常高兴。他满心以为，自己这趟出使已经消除了“英美两国和苏联政府之间的一切猜忌”。对于这个目标，使团当中的其他人员却不大认同，而绰号“巴哥犬”的黑斯廷斯·易思迈将军就是其中之一。作为英国战时内阁的副国防大臣，黑斯廷斯的职责是在参谋部和首相之间传递信息。他曾在日后表示：“我们给予苏联方面全力援助，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一点，没人会否认……但是，以如今这种方式提供援助，让对方可以随意捉弄我们，似乎并非完全必要。”

要将援助顺利送达苏联，无疑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对于英国而言，尤其如此。无论如何，丘吉尔和罗斯福还是批准了这一方案。德军入侵的第一周，斯大林就开出了一系列的条件。比如，英军应在法国北部开启一条新的战线，同时向苏联派出25~30个师团。如此种种要求，英方根本无法做到。如果相关的武器和援助无法及时到位，也许，斯大林可能和希特勒单独媾和。对此，英美两国的领袖都十分担心。要知道，斯大林此前就曾和希特勒达成过相关的协议。

关于这次莫斯科之旅，哈里曼也撰写了相关的报告。借此他向总统表示：施泰因哈特大使已经不能胜任这个职位。毕竟，此人对于苏联过于猜疑。因此，哈里曼觉得总统不妨换个人。他的意见得到了总统的应允。施泰因哈特去职之后，哈里曼自告奋勇，想要担任白宫、唐宁街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非官方联系使者，他成功了。这个角色可是哈里曼一生的权力巅峰。接下来四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为此操心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