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6日，从韩国起飞去往马来西亚的空军一号经过南中国海时，奥巴马突然来到了媒体舱。奥巴马从未在出访的途中屈尊到飞机后舱接受过媒体的采访，而是将这些安排在飞回华盛顿的返程途中，那时他可以与记者深入讨论刚结束的海外访问。当时奥巴马正在对亚洲各国进行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所以当他突然出现在后舱时，人们都在揣度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奥巴马总统身着蓝色开领衬衫和灰色长裤，带着他特有的严肃表情，冷冷地与《洛杉矶时报》通讯社、CBS新闻电视网络以及其他四家报纸媒体的记者打了招呼。
坐在第三排的我早早地伸出手，等待与总统握手，但他没有理会我，而是转身走回前舱，双手交叉，随意地倚靠在舱壁上，一旁闪烁的电视荧屏正默默地播放着电影。
我不知道奥巴马总统是不是故意无视我，毕竟我被一堆闹哄哄的记者挡在了后面，而且奥巴马也不喜欢寒暄。但是开场时，我提出了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他有意地回避了。这时，我明显感觉脊背发凉，有如芒刺在背。
“我一会儿再回答这个问题。”总统说，“在这之前，我想先说几件事。”原来总统对当日《纽约时报》的两篇报道相当愤怒，其中一篇出自我和我的同事乔迪·罗得伦（Jodi Rudoren），该报道指称奥巴马的亚洲之行已经遭遇了双重挫败：第一重是亚洲之行首日与日本贸易协商失败；另一重则是未能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解。另一篇文章则称白宫低估了朝鲜金正恩的好战性。奥巴马想让我们明白，他从来就没指望这次访问能签订什么贸易协定，而且他对朝鲜年轻独裁统治者也从来没有抱任何幻想。奥巴马突然造访飞机后舱是为了纠正记者团关于他外交政策的报道。奥巴马认为我们的报道非常肤浅，将谨慎误解为软弱，将实用主义当成缺乏雄心。
“本和我一直在讨论要不要就我的外交政策做一次演讲，”他边说边瞟了一眼外交助理本杰明·罗兹（Benjamin Rhodes）。本杰明偷偷地溜进记者群，坐在白宫新闻发言人杰伊·卡尼（Jay Carney）旁边，似乎他此刻也不知道总统接下来要说什么。
“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外交政策，”奥巴马停顿了一下，接着强调，“不干狗屁一样的蠢事！”
他说，美国的问题不是不作为或者少作为，而是太多作为，而且很多事情都超出了范围。这个国家的大灾难基本都是不计后果的鲁莽军事冒险导致的，不管是越南战争还是伊拉克问题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要建立完善的外交政策，就不要在美国国家利益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的地方纠缠。如叙利亚，什叶派和逊尼派陷入无望的宗派战争之中，美国的协调工作根本起不到作用；再如乌克兰，虽然被强邻俄罗斯所挤压，但美国与乌克兰的外交贸易根本不值一提。话题升温，总统列举了时任政府没有搞砸的国际访问，如中东、亚洲以及东欧。他说，尼克松总统在外交政策上所创下的历史成就，即中美友好，是几十年难遇的案例。如果美国和西方国家与伊朗就其核问题的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奥巴马或许也能创下历史性的外交成就，但在教派冲突频频爆发、“专制”领导人靠不住的时代里，我们不能奢求过多。总统说，就个人而言，他很乐意“小打小闹”，但也会坚持外交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当空军一号抵达吉隆坡，轮子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奥巴马用手撑在舱顶，依然滔滔不绝，并命令那些站在过道里的人坐下。“我才是那个唯一能够站立着的人！”他说着，“虽然我也不想有这样的特权。”在返回自己的机舱更换夹克和领带，踱步走下飞机踏上别国热情的红地毯之前，奥巴马回过头问记者：“现在你们知道我的外交原则了吗？”
“不干蠢事！总统先生。”我们怯怯地回答道，就好像是被老师惩罚背诵准则的调皮学生。
听罢，奥巴马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然后如来时一般悄然地离去，只留下他的外交准则让余下的人深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政策有些不成熟，甚至可以说非常幼稚，尤其是说这句话的人是一位特别注意用词，坚信语言可以传递思想力量的人。但这句不成熟的话却让人感觉更真实。与“历史的长河”或“神圣的火花”这些表现他出色口才的词相比，这几个几近幼稚的词似乎更能说明奥巴马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元首，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
作为《纽约时报》驻白宫通讯记者，我跟随奥巴马拜访过许多国家，报道过总统在30辆车的车队的护送下，前往白金汉宫进行国事访问；也报道过夜晚乘坐黑鹰直升机飞越兴都库什山，到阿富汗视察的秘密行动。在白宫东厅和人民大会堂的新闻发布会，我也都有提问过，听过总统在伦敦、耶路撒冷、布里斯班的演讲中阐述他的世界观。但是直到这个阴郁的周六下午，我和所有空军一号后舱的记者才听到这句奥巴马任职期间最有代表性的话，一句与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名言“笨蛋，问题出在经济”类似的外交政策。
很快，“不干蠢事”这句话被纳入了国际词库。奥巴马在接下来与专栏作家和社论作家的面谈之时不断地提到这句话，助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不停地引用。甚至于次月，在纽约的西点军事学校演讲中去除禁忌语之后传达给学员，还被评为有史以来美国总统所说的最矛盾的一句话。一时间，对这句话的睿智和深意进行切实辩论的严肃外交政策分析铺天盖地。这些分析通常都是对其措辞进行修正，使其更委婉和友好一些，让原句从“别做狗屁一般的蠢事”改为“别做愚蠢的事情”。对于奥巴马的批评者来说，这句话正好印证了总统畏首畏尾、拖拖拉拉的领导素质，也证明他抛弃了美国作为世界秩序最终担保人的历史和必要角色。“伊斯兰国”肆虐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种种野蛮暴行，俄罗斯实际上在强力挤压乌克兰……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暴风雨，总统的这种态度似乎不大合适。
这些批评家里包含了希拉里·克林顿——这位奥巴马曾经的忠实助理和对手，她渴望成为他的继任者。担任过国务卿的她在奥巴马时期，直接参与了每一次重大外交政策辩论。她会竞选总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接管他遗留下来的东西。可是，在希拉里第一个任期满后离开内阁，勾勒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时，不可避免地她与之前的老板分道扬镳了，而且这类“分手”和其他分离一样，都不怎么好看。
2014年，当被问及奥巴马的这句口号能让她学到什么时，她回答道：“伟大的民族需要组织原则，‘不做蠢事’并不能被称之为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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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1年搬进了白宫，在我结识还在国务院的希拉里的最初两年里，她对奥巴马的执政理念并没有不同的声音。那段时间，她忠诚得像机器人一样，而且每次说话都以“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和“奥巴马总统非常清楚……”开头，她会斥责每一个批评奥巴马及其政策的助手，而白宫从来没有回报过她的好意。作为一个忠诚、纪律严明、决心做一名善于团队合作的人，她极少在公众面前暴露她与总统的分歧。2008年初选期间，记者都期望看到希拉里与奥巴马的交手会让“雾谷”（雾谷：雾谷位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地处宾西法尼亚大道以南的19到24街区。因其地处河岸边常被大雾与工业废气笼罩而得名。由于这里是美国国务院所在地，因而“雾谷”有时被作为一个绰号来称呼美国国务院。——译者注）与椭圆办公室之间爆发战火，然而他们表现出来的团结让这些记者有种窒息的感觉。我曾经陪同国务卿一起访问过四个大洲的43个国家，目睹了一位女性在漫长10年里的惊人变形记。她与她曾经服务过的改革派总统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日渐缩小，反而越来越大。希拉里正在慢慢地褪下自己作为极端右翼社会工程师的痕迹，成为国际舞台上挥斥方遒的新人。能与德黑兰的毛拉（毛拉：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译者注）近距离对峙，也能与莫斯科的冷战分子斡旋，没错，她是一位忠诚的助手，但她也是一位等待上任的大将。
表面看来，希拉里身上一直都有摩尼教徒式的世界观。这种性格很早就显现出来了，她曾经在一次密会中直率地预测：伊朗人一定不会接奥巴马抛出的橄榄枝。后来，只要有军事指挥官提出的军事部署高于总统或国防部长的预期，她就会不懈支持，哪怕是五角大楼建议让1万至2万剩余军队驻留伊拉克时，她也会大力支持。希拉里在利比亚实行了空袭企图阻止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Colonel Muammaral-Qaddafi）的大屠杀计划，这时她的世界观已经浮出水面。在她离开国务院之前的那个夏天，她向反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al-Assad）的反叛军提供了大量武器。此时她的言行举止更加激进了。尽管谨慎，急切的希拉里还是成为奥巴马总统战时内阁中的鹰派成员。2008年冬天，奥巴马和希拉里大吵了一架，即使是亲眼看见了这一幕的人也想不到希拉里会比奥巴马更强硬。当奥巴马说他会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对手谈判时，她指责这位年轻的竞争对手过于天真。她警告伊朗，如果伊朗敢对以色列发起核战争的话，美国将“彻底消灭”伊朗。然而，希拉里天生警惕，加上苛刻的自我控制以及她加入奥巴马内阁时达成的共识，掩饰了这两位对手的不同。奥巴马将她纳入麾下，是想恢复在乔治·W·布什长达八年的总统任职期间被消磨殆尽的美国形象。而她则是带着被推迟的白宫梦进入奥巴马的内阁，并将此视为获得国家安全方面资历的镀金机会，这能让她继续在世界的舞台上表演。所以，希拉里最不乐意看到的，就是与她的新上司产生公开的芥蒂。
曾经的她只是一位普通的民众，然而在总统之位放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时，两人之间的间隙越加明显，掩盖不住了。这并非她希望看到的局面。曾经热心倡导奥巴马所制定的亚太贸易协议的她，变成了反对者。在针对叙利亚和俄罗斯的政策上她开始与他产生了分歧，这发生在一个渐渐远离他的机会主义助手来说，一点也不奇怪。2014年8月，希拉里说，奥巴马拒绝为叙利亚的武装反叛分子提供武器，因此在那里和伊拉克造成安全真空，以致其被残忍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肆虐。她的批评让本已心烦意乱的总统七窍生烟。几天之后，弗农·乔丹（Vernon Jordan）的妻子安在马萨葡萄园岛举行生日派对，这两个人尴尬地拥抱并和解了。“我整晚都没看见他们两有过互动。”一位坐在他们附近餐桌上的客人仔细地观察了他们的身体语言，如此说道。
希拉里依然接受了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毕竟，她自己的外交政策也是如此。2015年秋天，她向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成员解释了奥巴马备受争议的伊朗核协议。但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讲话只强调了希拉里与奥巴马对这项成就的看法有多大差别。奥巴马称之为“史上最强的反核扩散协议”，而她认为这是一个存在缺陷的交易，只有在强制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所成效。这是一项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不法行为的协议，是用军事力量来阻止伊朗获得核弹的协议。“我不相信这个协议，”她说道。
希拉里和奥巴马对俄罗斯的态度改变非常相似。她长期怀疑弗拉基米尔·普京，远比奥巴马对普京的不信任感更强。虽然她曾经做出警示，但奥巴马的助手表示她只能在普京的“邪恶”动机付诸行动之时才发出警告。
2014年3月，在加利福尼亚的民主党募捐活动中，她将普京吞并克里米亚半岛的行为与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地区的行动联系在一起。18个月后，她说：奥巴马在应对普京欺凌乌克兰的事件上所作的反应非常勉强。当普京代表阿萨德介入叙利亚内战时，希拉里吹响了新冷战的号角。“所有俄罗斯专家都认为，自己的工作在柏林墙推倒之时就已经完成了，我希望他们扫一扫材料上的灰，”她如此说道，“我们需要制定一个作战计划，来确定如何试图限制、遏制、阻止俄罗斯对欧洲及世界的扩张行为。”
2015年底的血腥月里，当“伊斯兰国”宗教极端分子在巴黎和加利福尼亚州展开“杀戮狂欢”时，他们之间再次产生分歧。这次大屠杀让恐怖主义显得格外惹眼，比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都更引人注目。突然之间，黎凡特的混乱纠纷对外交政策专家来说不再是单纯的未解之谜了，它对美国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将奥巴马置身于不利处境，让共和党候选人们开始呼吁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她第一次在叙利亚问题上与奥巴马产生分歧，是在是否向其武装反政府军提供武器的问题上。这次他们又一次产生分歧，是关于她呼吁美国在叙利亚北区强加一个禁飞区，就像她的丈夫比尔·克林顿在20世纪90年代为保护库尔德而在伊拉克设置禁飞区一样，但是奥巴马却持不同观点。
在巴黎遭到攻击之后的几天，她对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说道：“你看，我已经明确地表明了我有异议，而且我觉得任何两个不同的人的观点应该都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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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不仅是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人物当中的两个，他们还是一场美国大权辩论赛的主角。谁赢了这场辩论，谁就能入主椭圆办公室，带领这个国家与混乱力量作战，迎来新的黎明。
辩论的一方站着一些与奥巴马一样，相信美国过于轻易依赖军事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他们认为美国干涉其他国家通常以痛苦收场，也坚持认为“二战”以后美国如果能把少管些闲事的话，一定能发展得更好。而另一方则像希拉里一样，相信军事力量是捍卫国家利益的关键手段。他们坚信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干预所带来的好处远远多于坏处，并坚持美国就像乔治·W·布什所说的一样，触及“世界上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希拉里和奥巴马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奥巴马的观点是节制内省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激进的；而希拉里的观点是犀利务实的、并且不加掩饰的老派守旧。
这本书将探讨两人之间的观点差异，包括这种差异如何在奥巴马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中发挥作用；如何影响了奥巴马作为总统的政治遗产；如果是一个“希拉里政府”又会如何，以及对于一个已经在十多年战争里筋疲力尽的国家，依然需要面对诸如中世纪的“伊斯兰国”圣战、19世纪的俄罗斯民族主义、21世纪中国的实力增长等一系列新威胁，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本书分析了两人的演讲内容和媒体发布会，探究了战情会议室和椭圆办公室内许多会议磋商、电话和邮件内容，从希拉里与奥巴马为各自选择的搏斗中分析两人的世界观，以及不同的世界观让他们在同一件事上的不同看法。
这是战后美国的长期论题，时常被认为这是现实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对战，像乔治·凯南与伍德罗·威尔逊一样。威尔逊的门徒认为，外交政策是理想的事业，是一种在全世界传播民主价值观的手段。而现实政治的使徒们则认为，外交政策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途径之一。奥巴马和希拉里并不都符合这些标准，她来自火星而他来自金星的说法太过于简单。不管怎样，椭圆办公室里这位心有不甘的战士是无人机、海豹特遣队和其他秘密战争武器的狂热信徒，而国务院的猎鹰却致力于威尔逊式的外交政策和多边机构，两个人都兼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
客观地说，希拉里和奥巴马之间的共识比分歧多得多。两者的外交政策首选都是暴力，都回避了布什时代的单边主义。他们都是律师出身，致力于维护美国在1945年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然而，当这个秩序开始出现裂痕时，两人在如何修复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同的性格。“总统做了一些非常艰难的决定，”奥巴马的国防部长兼中央情报局局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对我说，“不过这些决定毁誉参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总统对21世纪美国在全世界的角色的定位还未实现。”
“希望他能做到，”帕内塔说：“当然，她肯定能。”希拉里和奥巴马的前助手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曾在与伊朗核计划的秘密谈判中扮演了幕后角色。他说：“并不是说她在武力使用上很灵活，而是她的本能更倾向于使用硬实力。”与思想差异相比，他们之间的代际关系、文化和性格差异更加明显。希拉里是中西部人，出生于冷战时期，成长于越南战争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目睹了丈夫为人道主义干预巴尔干地区制造出了新理由，她是一位渴望从事只有男性才能掌握的工作的女性。而奥巴马生于太平洋沿海地区，成长于越南战争之后，没有亲自接触过巴尔干运动（那些年他沉浸在伊利诺伊州的州政治活动里）。在他一生中对其性格形成造成影响的外交事件便是美国在伊拉克的不幸遭遇。
作为反战主义人士的奥巴马入主椭圆办公室，目的是结束布什的战争，恢复美国的道德地位。但他的野心也不小，他开始让美国人甘心接受“美国不再是无可争议的超级霸主”的事实。他绕开了美国例外论的凯旋主义用词，宣称美国的独特性格不在于其完美，而在于其不懈奋斗以实现其理想的努力。他拒绝将美国卷入遥远的冲突里，除了令人遗憾的利比亚。他把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联系在一起，寻求气候变化和防核扩散方面的合作。但为了捍卫国土安全和阻止大屠杀，他也会用军事力量。2009年，奥巴马在接受其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演讲说道：“我们面对的挑战部分来自调和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事实——战争有时必要，而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人类愚蠢的表现。”
希拉里更传统，也更关心政治。她的外交政策不单单是一套理论，而是一套基于冷静计算以及被一名助手称为“美国例外论的教科书式观点”的教义。她本质上是一个“情境主义者”，即根据问题作出反应，而不是用更大的理论来矫正问题。她的灵活性让不同的人们在她的外交政策上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共和党人指责她是翻新版奥巴马；而奥巴马的忠臣则抱怨，她由于政治利益放大了与总统在叙利亚和俄罗斯问题上的分歧。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莱斯利·吉尔伯（Leslie Gelb）警告说，她最终可能变成让美国进入伊拉克的新保守派。“她选择了让她不那么容易受伤的位置，”他对我说。
这些性格特点让希拉里成为一位时刻准备上战场的战士，却也让她成为一名谨慎的外交官。希拉里与大多数现代国务卿不同，她与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和平谈判保持距离，认为此举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不值得为了他们而牺牲国内犹太选民的选票，奥巴马却向伊朗和古巴提出了大胆的建议。如果2008年当选的是希拉里，美国是否可以成功谈妥这些协议，尤其是伊朗核协议，就不得而知了。丹尼斯·罗斯指出，奥巴马的政治才能与希拉里完全来源于不同的地方：他倾向于根据对手对美国的不满来决定他的态度；而她则以对手的利益作为根据，比奥巴马更为传统。“这就让他们两个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罗斯说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预测一名国务卿如何扮演最高统帅，本身就是一个愚蠢的错误。最后一个以国务卿身份过渡到总统的人是1857年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他出任总统加速了内战，被广泛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失败。希拉里作为总统的话，对待外交利益的态度肯定与她担任国务卿时不一样。在军事上，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她都面临了与奥巴马一样的限制。
奥巴马的捍卫者指出，21世纪美国秩序的崩溃使得世界不再是哪一位总统稍加控制就能处理好的。“如果你看了奥巴马在2008年的说辞，你会期盼一位变革型的总统，”克林顿的咨询师、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说道，“他打算禁止核武器，他想要修复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我们将重新与俄罗斯建立外交。这些目标非常宏伟，事实上他只是谨慎地削减部分‘开支’。现在摆钟稍微往回摆了一点，希拉里可能不打算削减开支，但问题是，她还有多少退路？”
希拉里的鹰派本能与这个国家有多匹配？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美国人对战争已经感到疲惫了，而且对外国瓜葛持怀疑态度。然而，有证据表明，在经历了奥巴马时期的缩减后，美国人对美国威风不在和在新崛起大国、复兴大国以及所谓“伊斯兰国”这样致命的新力量遍布的世界里日渐衰弱表示极度不满。如果奥巴马的极简主义措施是对前辈们的最大化主义的必要反应，那么美国人所渴望的应该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即希拉里穷尽一生所培养出来的“钢铁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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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之间的关系很难找到平行点。他们的雄心壮志和对立，就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与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一样，用约翰·米尔顿·库珀（John Milton Cooper）的话来说，是“战士与牧师”的关系，后者认为20世纪的美国是一股强大的竞争力量，强劲又不失冒险精神，自制又以规则为基准。但是希拉里和奥巴马来自同一个政党，在同一个政府工作。拿他们与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和他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类比或许更合适，奥巴马和希拉里倾尽全力想要保护的美国主导秩序正是由他们俩所创建。杜鲁门体现出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精神，而艾奇逊则反映了罗斯福的均势现实主义。“虽然这两人的观点看似相互冲突，”正如G.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所写，“他们能携手共事。”
对希拉里和奥巴马来说，对那些参与创造世界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梦想与幻灭的故事。奥巴马试图重建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却在克里米亚战场上遭到了普京的嘲讽；希拉里热切地呼吁总统将利比亚从疯子手中解救出来，结果却让这个国家的疯狂程度加深，此外还让奥巴马在野蛮势力入驻叙利亚时难以采取行动。G.约翰·伊肯伯里年轻时是曾一名理想主义者，他发挥了雄辩才能，对奥斯陆采取人道主义军事干预，最终却成为一名审慎的现实主义者，四年后他在西点军校发表了上文那个苍白无力的观点。
这是一个拥有众多配角的故事，包括空话连篇的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曾在参议院磨炼了几十年的外交才干，并在奥巴马时代与希拉里竞争，他的主张相比奥巴马总统而言，还要低调（最低纲领主义）；苏联时期的间谍组织首脑和布什政权的留任官员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后成为希拉里的同盟；接任了希拉里国务卿之位的贵族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他不顾一切的风格让希拉里看起来有点古板；希拉里的朋友、疾病缠身的民主党政客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从未找到自己与奥巴马的共同点。此外还有一大把顾问，从本·罗德（Ben Rhodes）到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等，这些年轻人总是忙个不停，他们作为各自上司的代理，为其发挥超出自己年龄的影响力。舞台后面站着美国第42届总统比尔·克林顿，他曾称美国为“不可或缺的国家”。他对他的妻子影响非常大，不管是他超广角的世界观还是他担任总统时所遇到的挑战，从巴尔干半岛冲突到卢旺达事件，都在她对利比亚和叙利亚的看法里得到了体现。
最后，这本书的主角是两位野心极大的人物：一位是敏感易怒、落落寡合的总统，他会在飞机上面对记者发表演讲，处理问题时却非常诚实；一位是主张实用主义、高度谨慎的国务卿，她会与新闻团举杯共饮，但永远让人怀疑她的敦厚只是一种伪装。这两位对手曾经是合作伙伴，曾是就彼此的历史性命运达成了共识的开拓者，但他们在力量部署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中一人即将从总统之位卸任，另一人则对总统之位垂涎已久。希拉里和奥巴马如何看待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是当今时代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