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黑色海峡
罗斯福厅（Roosevelt Room）——白宫西翼的一间会议室里长长的会议桌前，一个月后就要就任美国总统的巴拉克·奥巴马拉过一把椅子，对着希拉里·克林顿和几名顾问问道：“好吧，我们该怎么考虑？如何处理伊朗问题？结构性事务怎么办？”他并不想听任何具体的政策提议，也不愿与希拉里争辩，毕竟美国大选已经证明了谁在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这件事的主张更胜一筹。下个月，奥巴马将给伊朗最高领导人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寄出第一封信函。
相反，奥巴马想弄清楚伊朗的动机。这个国家自吉米·卡特担任总统以来就折磨着美国，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伊朗是神权政体，但也是骄傲的古代文明和什叶派先锋；此外，伊朗是以色列的“死敌”，经常呐喊“美国去死”，但也不乏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和亲美派年轻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事情呢？奥巴马想知道，如何才能让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
罗斯福厅的大理石壁炉上方挂着年轻时泰迪·罗斯福的画像，画像里的他仿佛在睥睨站在画下的人——乔·拜登、国家安全顾问吉姆·琼斯、琼斯的两名副手汤姆·多尼伦和丹尼斯·麦克多诺以及希拉里手下负责伊朗事务的首席外交官比尔·伯恩斯。罗斯福有一句众所周知的格言“说话温和，手持大棒”。画像里的第26任美国总统骑着后腿直立的马，手握缰绳，黑色马尾在身后飞扬。这幅画想要表现的内容是一名勇士号召手下的骑兵部队为荣誉而战。这幅画像也许最能体现奥巴马那天想要讨论的事情。
毕竟，第44任美国总统在就职宣誓的时候就说：“如果你们愿意松开拳头，我们愿意向你们伸出手。”这句话是奥巴马就职演讲中提出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明确驳斥了西奥多·罗斯福大刀阔斧的军事冒险主义和乔治·W·布什的“邪恶轴心国”理论。最重要的是，这也是给伊朗下的“战书”。比起古巴、缅甸、叙利亚和朝鲜等国家，奥巴马更想要解除伊朗的武装。奥巴马提出“伸出手”是对其所秉承的信念的最终考验，希望能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合理协议，从而消除沉积了数十年的敌意和不信任。
从另一方面讲，罗斯福厅是重新谋划伊朗关系的绝佳地点。泰德·罗斯福的孙子小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Jr.）是CIA官员，他曾参与了1953年帮助策划推翻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德（Mohammed Mossadegh）的政变行动，推出亲西方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ed Reza Pahlavi）上位。小米特·罗斯福的贿赂和煽动行为成为“冷战”的注脚，但这次行动给那些在1979年推翻了伊朗国王的“毛拉”留下了美国背信弃义的形象，因而促成了伊斯兰革命，这正是让奥巴马在这一年的3月一直疑惑的问题——该如何打破互相憎恨的怪圈。
为了开启对话，希拉里带上了伊朗问题特别顾问丹尼斯·罗斯一起参加会议。人选就已经说明了问题——罗斯和希拉里一样，在伊朗问题上是坚定的怀疑主义者。他说，伊朗自1979年来只发生过三次意义重大的改变：第一次是在“两伊战争”陷入10年僵局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告知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不能再没完没了地打下去了。第二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大国威胁伊朗，倘若伊朗继续暗杀欧洲的伊朗反对者，就要对伊朗实行制裁。第三次是在2003年，美国只花了三周半的时间就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使得伊朗人忧心忡忡，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打击目标。三次改变，伊朗都是被迫采取了更为实用的政策和措施。
罗斯后来回忆道：“这意味着，你无法劝说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个政权建立在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之上，近乎妄想。”
奥巴马专注地听着，没有反驳。即便面前的人不多，他不想让人觉得自己天真。不过，奥巴马还是在罗斯的陈述中发现了一线曙光，即伊朗会在外部的压力下做出改变，哪怕只是临时的改变。虽然不常有，但确实偶有发生。“虽然可能性不大，”奥巴马说，“但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尝试一下。”
这时，希拉里开口了。她赞同奥巴马的观点，但没有他那么热情。希拉里说：“我认为，虽然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得试一试。”她补充道，强制手段也许比起劝诱更为有效。
“机会确实很小，”奥巴马说道。
＆
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都认为：与伊朗政权交好是阻止伊朗获得原子弹最好，或许也是唯一的方法。两人都希望能与伊朗签订一份全面且有效的核协议。不过，关于伊朗政权的本质以及伊朗会做出多大改变，两人的观点却截然不同。奥巴马是第一位将伊朗称为“伊斯兰共和国”的美国总统，认可了伊斯兰革命的合法性，并承诺美国不会要求伊朗实现政权更替。此外，奥巴马也是第一位承认美国参与了1953年伊朗政变的美国总统。他说，伊朗人因为美国是政变的合谋者而长期憎恶美国，这是情有可原的。另一方面，希拉里是奥巴马政府中第一位公开谴责伊朗实行“军事独裁”的官员。2010年2月，希拉里在卡塔尔向学生发表演讲时，鼓动伊朗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奋起反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虽然她没有直接呼吁政权更迭，字里行间却充满了这种意味。
时局让两人的关系暂时拉近了。希拉里服务于奥巴马这位在大选上击败自己的人，接受了一个注重“伸出橄榄枝”而非“挥舞大棒”的总统。奥巴马经历过了对“绿色运动”采取镇压期间的外交失败，现在转而采取了经济制裁的战略，使得他和希拉里紧密地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两人迥异的直觉让他们在制定施压和交好相互结合的政策时成了完美的盟友。希拉里唱红脸，奥巴马唱白脸。希拉里联合多个国家打压伊朗，而奥巴马则向伊朗最高领导人发送信函，或以录像的形式在波斯新年向伊朗人民表达问候。此外，奥巴马也不时地支持对伊朗的制裁，甚至拉上俄罗斯加入美国的阵营；希拉里也做出了自己的民主举措，于2012年7月派遣了一队可靠的副手到阿曼，与伊朗探索秘密渠道。正如希拉里后来说的，她已经为约翰·克里的核谈判“摆好了桌子”。
不过希拉里和克里之间还是有明显差异：希拉里还在折叠餐巾、摆放银器时，克里已经等不及要与伊朗人共同进餐了。2011年12月，还在参议院的克里就已经在阿曼举行过多次秘密会谈，正是克里的这些举动，才让国务院有了要找到秘密通道的打算。“希拉里和她的手下心存疑虑，”克里告诉我。希拉里担心他已经向伊朗人许诺了一些白宫还不愿意做出的让步。希拉里派遣自己的团队前往阿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她想阻止克里向伊朗人伸出援助之手。2015年夏季，克里再次表现出了对协议达成的热忱，时任国务卿的他在维也纳待了几周，敲定了遏制伊朗核计划这一历史性协议的最终条款。
如果希拉里离开国务院之前的外交政策足够成熟，她会做与克里相同的事吗？很有可能。不过，要是2008年当选的总统不是奥巴马而是希拉里，美伊双方是否会一起出现在维也纳，那就不一定了。
希拉里离开国务院之后，在一个重要的策略问题上与奥巴马产生了分歧：伊朗选择了竞选时宣称要和西方世界构建良好关系以缓和经济孤立的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担任伊朗总统，美国还要不要继续向伊朗人施加新一轮的严苛制裁？大部分国会议员以及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一致认为伊朗已濒于失败，渴求达成协议，美国可以通过夹紧老虎钳获得更加有利的条款。希拉里听了这种观点后摇摆不定。“她本来可以再给伊朗施加一点压力，”希拉里身边的一个人说，“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会怎么做。”奥巴马认为，继续对伊朗施加压力可能会削弱鲁哈尼的权力，刺激德黑兰的强硬派，还可能拆散制裁联盟。于是他劝说参议院延缓对伊朗施加新一轮的制裁，即便白宫已经通过了一项旨在彻底限制伊朗出口石油的法令。
“他们采取策略一样，都是‘和伊朗交好’，但各自预想的结尾不一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顶尖伊朗问题分析师卡利姆·萨迪加布（Karim Sadjadpour）说，“总统预想的结果是：我能消除分歧。我这辈子都在消除种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隔阂，这次也不例外；希拉里的预想则更实际：我们要和他们交好，不是因为他们会回报我们，而是因为当他们回绝我们的时候会发现问题出现在德黑兰，不是华盛顿。”
当然，最后还是奥巴马的希望胜过了希拉里的实际，至少从伊朗最终于2015年签订协议证明了这一点。这无疑是奥巴马最卓越的外交政绩，就是三年前他在“空军一号”跟记者所说的“几十年一遇的成就”。为了安抚国内半信半疑的国会议员以及不安的海外友人，奥巴马总统给这份协议制定了最小范围的定义，称其为军备控制协议。然而，奥巴马未说出口的希望，按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罗伯特·利特瓦克（Robert Litwak）的说法，实际上是“心照不宣的转换潜力”，给伊朗温和派赋予权力，带领这个国家走上一条新的道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中东的核心事件，导致联盟重建，埋下战争火种，还将美国拖进了长达数十年的军事纠纷，最终由奥巴马解决了。自英法两国于1916年秘密签署了《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定了近代中东边界以来，帮助伊朗脱离遭受冷落的处境成为重构中东地区的最关键的任务。
不过，对于这种外交手段所产生的后果，人们关注的是更加具体的问题：以色列和美国位于波斯湾的逊尼派盟友满心疑虑，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执行协议的条款？在国内强硬派的推动下，伊朗继续支持着叙利亚的真主党、哈马斯（伊斯兰抵抗组织）、巴沙尔·阿萨德，以及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只是现在所面对的制裁稍有减轻，可以获得大量的资金来大方地资助这些人。欧洲国家渴望与伊朗重启商业交易，所以对伊朗的制裁是否继续还不一定。希拉里明确表示，悲观主义者比乐观主义者更合适处理这些问题。2015年9月，希拉里在布鲁金斯学会说：“绝对没有可以信任伊朗的理由。对这份协议，只说‘同意’是不够的。没错，肯定不够。我们得说‘同意，而且……’。‘同意，而且我们会努力、谨慎地实施’；‘同意，而且我们马上就会设定好条件，好让伊朗明白自己永远都无法拥有核武器。无论是在协议的有效期内，还是在协议失效后，伊朗永远都不能拥有核武器。’”
杰克·沙利文说，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的业绩让她获得了特别的信任，成为伊朗的监督者。“她构建了一个能够高效实施制裁的联盟，”“时候到了，她可以联合全世界来遏制并惩罚伊朗。”
国务院设有负责安排与伊朗的秘密会谈的大概人小组，沙利文是成员之一。2014年，出任国务卿的约翰·克里接管了相关的会谈之后，沙利文还在这个三人小组里继续服务了三个月。沙利文奉行一种侍者作风，所以“严肃”不起来。不过因为他和希拉里一样在伊朗问题上持怀疑态度，在克里唱红脸的时候，沙利文唱着白脸，就像希拉里第一个任期一样。阿曼秘密渠道启动初期，沙利文就充当着希拉里的耳目，负责希拉里的国务卿任期内最敏感的外交话题，而她本人没有直接插手过。
虽然在维也纳发生了各种争论，核弹协议的基本框架还是在秘密会谈（2012年7月在阿曼启动，时断时续。在2013年的大部分时间，分别在阿曼、日内瓦和纽约等地举行了会议）中构建起来。在达成协议的曲折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是希拉里和奥巴马的角色，而不是此项协议的最终条款。通过了解美国和德黑兰之间秘密的外交史，我们可以看清希拉里和奥巴马，以及克里这个充当着三脚桌第三只脚的人物，如何处理伊朗这个奥巴马任期内最复杂、最恼人的外交问题。
＆
2009年5月，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国务院空无一人。雷·塔基（Ray Takeyh）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起来，来电的是塔基的新上司丹尼斯·罗斯的秘书。罗斯计划与一名来自阿曼的特别访客开展会议，想问塔基愿不愿意出席。塔基出生于德黑兰，毕业于牛津大学，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之后加入美国政府成为罗斯的伊朗问题顾问。塔基和他的上司一样，在伊朗问题上持有怀疑态度，但是他也会考虑相反的观点。例如，塔基曾写道，摩萨塔的倒台和CIA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责任还是在伊朗宗教领袖的身上，这群宗教领袖对美国的不满出自他们的私心和毫无根据的怨恨。塔基同意参加这次会议，但觉得这可能也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总统说他准备好向德黑兰伸出手的那一刻，各种各样的人开始出现在国务院，争着想阐述自己对顺利实现这次握手的看法。土耳其人、亲西方的伊朗人、一名加拿大外交官和西班牙前总理，都称自己与那些准备要跟美国人谈判的伊朗人有联系。“我一直在接待这样的人，”塔基回忆说，“什么我收到消息、我完成了一笔交易、某某人的表亲和我妈妈的男朋友认识……”塔基走到国务院的大厅，接待了这群人。这位面带微笑的男人胡须花白，站在大厅里挂着旗帜的一面墙壁下，乍看之下，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仲裁者。
51岁的塞勒姆·本·纳塞尔·阿尔-伊斯梅利（Salemben Nasseral-Ismaily），是来自阿曼的开发商、企业董事和慈善家。塞勒姆·伊斯梅利在美国广交人脉，能够在阿拉伯语和英语之间轻松地转换，就像将家乡的长袍和头巾改造成萨维尔街（Savile Row）式的服饰一样轻松。他撰写了数本关于波斯湾历史和文化的书籍，这次也随身携带着，打算当作礼物送出去。不过，他还带着一张纸条，写着伊朗给奥巴马政府的提议，表示希望能够就一系列问题进行商谈，如核计划和伊朗对真主教的支持等。伊斯梅利向罗斯保证，他能够将伊朗人带上会议桌。
伊斯梅利说，安静和鲜有人涉足的阿曼是举行秘密会议的理想地点，少有记者会去那里报道外国外交官的来来往往。阿曼是一个多沙漠的苏丹国，位于波斯湾的入海口，历来都扮演了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调停者角色。阿曼距离伊朗只有50英里，处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性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的对面。阿曼的统治者是卡布斯·本·赛义德（Qaboos bin Said），他在1970年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了自己的父亲，并利用铁腕手段稳定地统治着阿曼。卡布斯是这座城市唯一的主导力量，希拉里于2011年1月拜访卡布斯时，卡布斯那艘500英尺长的雄伟游艇‘赛义德王朝’孤零零地漂浮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闪闪发光的海湾上。这个苏丹国的统治者无人反对，赛义德得以在外交事务中玩弄持有不同意见的对手。埃及于1979年和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之后，赛义德是阿拉伯世界中唯一没有和埃及断交的领导人；赛义德多次主持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多边会议；赛义德还在2009年拜访了阿里·哈梅内伊，而当时的伊朗正因镇压了支持民主的抗议者而遭人唾弃。
塞勒姆·伊斯梅利就是阿曼苏丹（指赛义德）的私人密使。伊斯梅利1958年出生在一个著名的阿拉伯家族中，成长于东非一个名为‘桑给巴尔’的岛屿。1964年以前，这个岛屿一直是阿曼的殖民地，并在此后持续受到阿曼的影响。伊斯梅利从小就受到阿曼王室的庇护，在阿曼王室的担保下前往英国和美国接受教育。渊博的学识以及与阿曼苏丹的联系让伊斯梅利搭建起一个商业帝国，开办了一家银行，并在马斯喀特之外建立了工业区。
1996年，伊斯梅利担任了阿曼投资促进和出口发展中心的执行主席。伊斯梅利四处出访，提出了联合美国企业来勘测石油的计划，鼓励铝业公司在阿曼开办轧铝厂等。2006年，伊斯梅利的名字出现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电报中。那时伊斯梅利被邀请去参加美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经济论坛，但伊斯梅利以美国国会还未批准让阿曼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定为由拒绝参加。伊斯梅利还是阿曼苏丹的流动调停人，请求外国政府搭救在海外陷入麻烦的阿曼人。正是这份兼差让伊斯梅利参与到了奥巴马任期内最敏感的外交活动中。
2015年10月，伊斯梅利到达拉斯出差，我和他见了一面，一起吃了个晚餐。伊斯梅利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幽默、绅士，深谙阿曼的历史。他脚上穿着光亮的平底便鞋，身上穿着定制的夹克衫，里面则是一件高尔夫衬衫，很好地融进了特特尔溪（Turtle Creek）旁的宅第里那些穿戴整齐的客户。我们两人就是在这宅第里用的餐。伊斯梅利在暗处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他有着这类人典型的特征：难以捉摸，不愿公开他在这些秘密会谈中扮演的角色等。
下面的描述来自六名参与了这次会谈的官员。
2009年5月，伊斯梅利第一次与美国国务院商谈时，罗斯询问了伊斯梅利大量问题。他身上这份关于伊朗请求举行商谈的信函出自谁人之手？伊斯梅利回答（略显不安），是他本人及他在伊朗方面的联系人一起写的。他联系了哪些伊朗人？伊斯梅利提到了一位与伊朗最高领导人有着紧密联系的宗教机构负责人（不安有所缓解）。
罗斯告诉我，他“带来的不只是一点疑虑，而是满腹疑虑”。查看了纸条上的提议后，一切都有合理的解释了。不过，罗斯此前就彻底了解了阿曼于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中东和平问题所做的工作，也清楚阿曼确实与伊朗有着联系。于是，罗斯决定将伊斯梅利的提议连同一份写有提醒信息的备忘录，呈递给希拉里。希拉里看完后让罗斯与伊斯梅利保持联系。
在罗斯忙着在阿曼结交朋友时，美国总统给阿里·哈梅内伊寄了两份密函。第一份密函明确提出美国和伊朗有可能重新建交，伊朗最高领导人收到奥巴马的信函后，回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的满腹牢骚（奥巴马的判断无误，伊朗人确实心怀不满）。不过，奥巴马得到哈梅内伊的回复，就增添了信心。于是又写了一份短一些的信函，直接提议要和伊朗就核计划问题进行商谈。奥巴马甚至任命了两名外交官，比尔·伯恩斯（Bill Burns）和白宫负责伊朗问题的高级官员普尼特·塔尔瓦（Puneet Talwar），计划将他们派遣到伊朗。这次，哈梅内伊没有回信。
2009年6月，伊朗爆发了骚乱。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经选举再次当选伊朗总统，但选举明显作了弊，愤怒的人群涌上德黑兰的大街小巷抗议。这是自伊斯兰革命以来对伊朗政权最大规模的反抗活动。警察和那些被称为‘巴斯基’民兵组织开始残酷地镇压抗议人群。2009年6月20日，哲学系学生妮达·艾嘉-索尔坦（Neda Agha-Soltan）在前往参加某次反政府集会的路上，胸口中弹而亡，血腥的骚乱达到了**。业余摄影者拍下了她的死状——眼睛翻白以及流血的嘴巴和鼻子，通过YouTube传播给全世界，成为这场以民主为主题却注定要失败的抗议活动中的标志性时刻。在这场漫长的骚乱过程中，奥巴马和希拉里都没有为这“绿色运动”辩护。奥巴马和希拉里从持不同政见者那里得知，伊朗当局会利用“山姆大叔”的支持来破坏抗议者的名声。奥巴马经常含糊其词，但这次却相对清楚地表达了观点。他说，艾哈迈迪-内贾德与其在这次选举中的主要对手米尔·侯赛因·穆萨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管怎样，”奥巴马称，“我们都得面对一个长久以来都对美国怀有敌意的政权。”
希拉里秉承一贯作风，没有反对白宫提出的“不干涉”法令。希拉里唯一一次表态是在2009年7月。她在出访泰国时说，美国会考虑给盟友提供“保护伞”，保护盟友抵挡拥有核武器的德黑兰的攻击。希拉里的言论令奥巴马的助手感到紧张，因为这意味着白宫计划要牵制伊朗，而白宫公开的政策是阻止伊朗人获得原子弹。这也让人回想起希拉里在竞选总统期间的强硬言论，即要是伊朗要进攻以色列，“我们就有办法将他们彻底消灭。”
不过，希拉里在私底下却对这种不干涉的态度表现出了懊恼。伊朗发生**的初期，希拉里就曾表现出了这种情绪。当时国务院的官员发现，抗议者会使用“推特”等网络社交媒体平台来分享集会的相关信息。于是，当“推特”按照计划给网站进行常规维护，需要将网站关闭数个小时的时候，国务院的年轻官员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给“推特”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发了邮件，请求多西推迟维修工作，以便伊朗人继续交换信息。多西答应了。希拉里的助手得知消息后非常生气，认为科恩违反了白宫的指令，担心这会给他们的上司希拉里带来麻烦。可是希拉里对抱怨不予理会，称这正是国务院应该做的事情。
希拉里“事后诸葛亮”地总结道，奥巴马政府对“绿色运动”的回应糟糕透了。希拉里写道：“我后悔我们没有更有力地给予支持，也没有号召其他人参与其中。”对希拉里来说，伊朗对反抗运动的残酷镇压标志着奥巴马外交序曲的结束，一个更适合她的阶段已经开始。丹尼斯·罗斯也已经离开国务院，转而为白宫服务。“阿曼通道”没有关上，但处于休眠状态。它是一个没有经过测试但很诱人的机会。
＆
2010年上半年，希拉里俨然像一名黑暗的传教士，宣称大力打压伊朗的经济就能够让伊朗屈服。希拉里想做的是寻得各方支持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即在石油和银行业务上严厉地制裁伊朗政府。希拉里在巴西利亚呼吁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Inácio Lulada Silva）不要推进与德黑兰进行核武外交，否则会减轻对伊朗的制裁（巴西和土耳其与伊朗签署的核燃料交换协议瓦解了）。她在多哈发出警报，称伊朗“正在走向军事独裁”，希望能够以此让美国的阿拉伯盟友振作起来。她还在北京催促中国领导人切断与伊朗的商业联系。
汤姆·多尼伦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希拉里需要说服亚洲和欧洲这两个伊朗的大贸易伙伴接受“会让他们付出极大代价”的措施，几乎没有胜算。印度、日本和韩国是伊朗石油的主要进口国，德国向伊朗出售机器，俄罗斯则为伊朗建造了一座核工厂。不过，对希拉里来说，（考虑到希拉里在处理阿拉伯世界的问题时，明确倾向于“大棒政策”，而不是“胡萝卜政策）这是一项合适的任务。英国前任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看到希拉里抛开她和奥巴马之间的政治分裂，努力为一项共同事业奋斗而钦佩不已。“她的关注点在于构建联盟，”米利班德告诉我，“她能够全身心投入进去。”希拉里的助手还会拿希拉里欣赏米利班德的事开玩笑：他身材高大、干净利索，皮肤黝黑却非常好看，年轻得可以当她的儿子。他和许多英国的公务员一样，可以毫不费力、流畅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希拉里非常重视米利班德的观点。在这次联合国投票会的前几天，希拉里听米利班德说，如果中国没有就这次制裁进行投票，其他还没有做出决定的成员国也可能弃权，这样一来就满足不了安理会的最低九票的投票通过数。
纽约大部分的游说工作都由常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负责。希拉里与中国商讨这项协议的机会出现在2010年6月7日，发生在一个最难以相信的地方——秘鲁的利马。表面上看，希拉里去利马是为了参加美洲国家组织（OSA）的一次会议，旨在确定是否重新接纳发生政变并将左翼总统驱逐后的洪都拉斯。新闻铺天盖地，洪都拉斯的事都不值得一提。我当时是跟随希拉里前往利马的记者之一，在不冷不热地发送回相关报道后，记者们来到了位于利马峭壁之上的户外小酒店，俯瞰太平洋。当时是下午4点，云层很低，遮住了视野。我们要了一轮皮斯科酸酒，这是一种由秘鲁出产的烈酒“皮斯科”、柠檬汁、蛋白和苦酒调制而成的烈性鸡尾酒。喝完后，我们再要了一轮。想到希拉里也可能无事可做，我们便邀请她一起饮酒。我们经常在参加完各种烦琐的记者招待会和盛大场合之后喝酒放松。希拉里的助手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毕竟希拉里也喜欢工作后喝点酒，而且这次OAS会议也确实不是很大的负担。下午六点，我们结了账，步履蹒跚地回到了J.W.万豪酒店，在酒店大厅的酒吧里，我们见到了希拉里、胡玛·阿贝丁、菲利普·莱因斯。希拉里心情愉悦，很快就喝掉了第一杯皮斯科酸酒。一旁的阿贝丁则紧紧盯着希拉里，她总是担心希拉里会在记者面前放下防备，哪怕这些记者已经喝得醉醺醺了。此外，那天晚上希拉里还要参加另一场会议。希拉里计划与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张业遂商谈，张业遂是这次OAS会议的观察员，两人打算商讨两天后由安理会投票裁决的制裁协议中的一些重要细则。
两天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12票赞同、2票反对通过决议，支持对伊朗执行新一轮制裁。不仅联合国会采取行动，美国和欧洲也会实施制裁来重创伊朗的石油出口、限制伊朗的货币流通，并为第一次正规的核谈判做好准备。这成为希拉里在任职国务卿期间的重大成就。
＆
塞勒姆·伊斯梅利还没放弃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打开通道的想法。2009年7月31日，伊斯梅利的第二次机会突然到来。那天，伊朗警卫逮捕了三名在伊朗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边界徒步旅游的美国公民。莎拉·舒尔德（Sarah Shourd）、谢恩·鲍尔（Shane Bauer）、和乔希·法塔勒（Josh Fattal）三人被指控非法入境、参与间谍活动，而三人称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伊朗的领土。三人被拘留在德黑兰恐怖的伊文监狱，这里关押着1979年革命中的政治犯，他们就在受到单独拘留的情况下度过了四个月。
背包客事件迅即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奥巴马与希拉里、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西恩·潘（Sean Penn）和艾什顿·库奇（Ashton Kutcher）等都要求伊朗释放人质。不过，这
件事很快也陷入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政治漩涡中。考虑到瑞士自1979年以来就维护着美国在伊朗的外交利益，美国让瑞士从中调解，结果也无济于事。事情就这样拖了好几个月，毫无进展。之后，伊斯梅利找到了罗斯，建议道：要不阿曼充当调停者的身份？罗斯同意了。
2010年9月14日，缴纳十亿伊朗里亚尔（在当时约合46.5万元美元）保释金后，伊朗释放了莎拉·舒尔德。伊朗官员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人道主义，因为舒尔德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伊斯梅利付了这笔保释金，然后开着自己的私人飞机来到德黑兰迎接舒尔德。鲍尔和法塔勒就没这么幸运了，两人将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和定罪，但伊斯梅利一直在为他们寻找获救的机会。虽然希拉里没有见过这个阿曼人，杰克·沙利文一直都将伊斯梅利的工作情况转达给希拉里。2011年7月31日，沙利文发邮件告知希拉里，伊朗不久后就会给鲍尔和法塔勒定罪。“为了伊斯梅利，先不要把大门关上。”沙利文写道。言下之意，伊朗摆明了立场，可能会接受协商。六周后，伊朗释放了两名人质，而近100万美元的保释金则同样由伊斯梅利支付。这些背包客将自己的囚禁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他们在书中将伊斯梅利描述成神秘的阿拉伯王子，出现在2010年春天，给绝望的他们带来了希望。“他进入房间，空气马上弥漫着一股檀香。”谢恩·鲍尔描述他在伊文监狱的会议室里第一次见到伊斯梅利时写道：“他走向我们，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那张留着短短胡须的脸庞看起来很和蔼，却十分泰然自若，散发出一种力量，不同于身旁的伊朗守卫显示出的那种力量，是一种尊贵的力量。”伊斯梅利介绍了自己，并转达了卡布斯的祝愿。伊斯梅利并没有直接说起他们的案件，而是东拉西扯，说了并非所有阿拉伯人都是恐怖分子，还提到美国需要了解中东地区的情况。最后，伊斯梅利才说到了此次来访的目的：“我不希望你们抱有太大的希望，但我会尽力帮助你们，好吗？”
在白宫看来，背包客的释放意味着阿曼人通过了一次重要的测验。伊斯梅利通过这件事证明了自己有能力与伊朗打交道。现在，伊斯梅利需要为伊朗开出条件。美国和英国也囚禁了伊朗的公民，伊朗想要英美两国释放这些人。大约一年后，三名曾偷偷地将夜视镜等美国军事装备运送到伊朗的伊朗人被悄悄释放了。美国的官员否认释放这三名伊朗人是对伊朗的回报，而是说将沙尔扎德·米尔·戈里克汗和穆杰塔巴·阿塔罗迪这两名囚犯被驱逐出境是服刑期已满，只是还在等待相关文件。第三名囚犯努斯拉图拉·塔基克关押在英国，英国的法院决定不引渡到美国，搁置裁决。不管如何，这种巧合还是给了阿曼人向伊朗展示美国诚意的资本，也为之后的外交铺平了道路。
释放莎拉·舒尔德两个月后，丹尼斯·罗斯和普尼特·塔尔瓦悄悄地来到阿曼，想了解阿曼苏丹如何看待“背后通道”。卡布斯说的话让他们印象深刻：卡布斯拜访过阿里·哈梅内伊，确信伊朗很想要达成核协议，但是他不想将自己的声望赌在一场注定失败的谈判上。两人转而请求阿曼苏丹向伊朗最高领导人转达一条信息：奥巴马坚决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不过他愿意使用外交手段来解决这次争端。
一个月后，希拉里来到了马斯喀特亲自跟阿曼苏丹洽谈。虽然希拉里对于“背后通道”是否有效持怀疑态度，但她还是接受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会是一次漫长的行动，”希拉里写道。而奥巴马更加相信“背后通道”是可以行得通的，所以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两次致电卡布斯，想弄清楚卡布斯是否能够让有权代表哈梅内伊的伊朗人来与美国谈判。出于保密，白宫没有公开这两次通电的内容。
“他真的想要弄清楚，如何才能找到一条不寻常的方式来改变这种动态，”约翰·克里告诉我。
到那时为止，克里是最支持“背后通道”的人。克里一直想要打通与伊朗的交流渠道，当他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插手解救背包客时，克里看到了机会。背包客事件让克里得以联系卡布斯及其调停人塞勒姆·伊斯梅利。克里在第一个任期所承担的主要工作就是这类任务。释放囚禁在巴基斯坦的中情局代理人，到说服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在阿富汗进行决胜选举，种种成绩让克里成为一名可贵的调停人。不过，克里的自由行事方式也有一定的压力。克里服务于谁，政府还是他自己？这个问题一直让希拉里的助手不解。因此，希拉里的助手经常会要求派一名国务院官员陪同克里出行，从中协调。
在伊朗问题上，克里则单独行动。2011年以及2012年上半年，克里数次出访阿曼。访问期间，他和阿曼苏丹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讨论美国和伊朗之间举行秘密会议的可能性。两人变得十分亲密，克里是唯一一个被允许到加尔米施-帕滕基兴县，一个名为“German Alpine’的度假小镇，拜访卡布斯（卡布斯因身患癌症在此接受治疗）的人。克里也见了伊斯梅利，有时在伦敦和罗马，有时在华盛顿。克里和伊斯梅利在莫尔顿牛排坊的包间享用了一顿时间很长的晚餐，规划了“背后通道”。此时的克里深信阿曼能够将伊朗最高领导人的代表带到谈判会议桌上来。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两人会议中，克里告诉奥巴马，验证与伊朗签署核协议是否可行的唯一方式就是会见伊朗人。
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包括希拉里，都很怀疑这条通道是否能行得通。他们研究了数月，还是没有做出决策。克里以为国务院和白宫是在故意拖延，所以他对此越来越感到懊恼。克里的许多参谋人员都在琢磨，希拉里会甘心在国务卿任期的最后一年里这样耗着吗？克里在战情室向希拉里和奥巴马简述了自己在阿曼的会话，提醒两人要是不行动的话，阿曼苏丹会认为美国并不热衷于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等得越久，阿曼和美国之间的会话越可能被泄露出去。
“无论决定如何，”克里对参议院总参谋长大卫·韦德（David Wade）说，“我们都必须把人聚到一个房间里谈一谈。”
克里还跟韦德提起了自己作为一名为了结束战争而战斗的越战老兵的故事。“25岁那一年，”克里回忆道，“我在报纸上看到在巴黎举行的越南战争谈判，他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这一年半间又有很多人丧失了性命。”
为了能尽快开展和谈，克里多次通过伊斯梅利向伊朗传递信息。参议员克里和NSC的汤姆·多尼伦关系密切，两人经常一起整合会谈的要点，不过克里的激进方式惊动了希拉里等国务院的人物。许多官员说，克里向伊朗表示美国会在和谈的一开始就承认伊朗有权增加铀储备来开展民用核能计划。而伊朗一直以来都在征求这种让步，还称这种权力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所规定的而且伊朗也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早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就断然否定了伊朗这种要求。而现在，奥巴马政府则琢磨着该如何、在何时放宽这种限制。
克里否认自己曾向伊朗的官员表示伊朗有权增加铀储备。“从一开始我就小心翼翼，”克里告诉我，“按照NPT的规定来说话做事，伊朗现在没有，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权力增加铀储备。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没有权力增加铀储备。’”克里确实愿意让伊朗开展民用核计划，但在伊朗人看来，开展民用核计划与增加铀库存，二者是等同的。克里公开蔑视要求伊朗拆除核设施的以色列和美国政府的强硬派。以色列的特工曾声称要杀害伊朗的科学家，而美国则和以色列联手，使用电脑蠕虫攻击伊朗的网络，让伊朗的离心设备陷入瘫痪。提到这两项旨在阻止伊朗核计划的秘密方案时，克里说：“如果谈判的目的是为了剥夺伊朗经历了各种刺杀活动以及“震网行动”之后获得的辛苦成就，那么谈判就进行不下去。”
我们有理由相信，克里没有说出“有权提高铀储备”这句话，但却给伊朗留下了这种印象。三年后，会谈进行到最后阶段，克里表现出来的谈判风格就表明：他想要创造一种“有可能”“双赢”的氛围。克里不会唱“白脸”，就算有，也很少。伊斯梅利可能也美化了克里的言论。白宫内部普遍接受，总协议准许伊朗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铀储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克里和来自阿曼的调停者直入主题，直接处理了核心问题。
不过，在2012年初那种紧张的气氛下，人们认为克里激进的作风是可取的。希拉里和奥巴马担心伊朗人会认为克里就代表了白宫，毕竟克里曾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现在又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白宫的态度是，看，约翰想帮忙，他和这些人签了有利的合约，不过，我们没有误导他们，这才是关键！”前美国官员这样说道。2012年春天，奥巴马拿定主意，认为是时候让政府部门接管“背后通道”了。克里没有抗议，身为参议员，他清楚自己在索取东西时的界限。克里找来汤姆·多尼伦聊天，聊以慰藉。
＆
“伊斯梅利会把人带到谈判桌上，如果你和普尼特能够过来见他们就好了。”比尔·伯恩斯打电话告诉杰克·沙利文。
2012年6月的第一周，沙利文和希拉里现身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希拉里是为了商谈北冰洋的前景才来到这里。伊朗终于派出了使者参加一次试探性会议。白宫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弄清阿曼能否开辟“背后通道”，并确定美国和伊朗双方的立场是否足够一致，来展开后面的会议。一个月后，即2012年7月6日，沙利文在随同希拉里出访巴黎时悄悄地离开巴黎，搭乘民航飞机前往马斯喀特。从某个方面讲，让沙利文执行这样一项敏感的任务真是一个奇怪的选择。“相比那些本该前往的人，他既不惹人注目，也不具备足够的经验。”希拉里告诉我，“不过我完全相信他，而且正因为他不惹人注目，这样他才能够来来回回而又不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在马斯喀特等着沙利文的是伊斯梅利、普尼特·塔尔瓦和白宫先遣人员埃米特·贝利沃（Emmett Beliveau），贝利沃负责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为避人耳目，三名来访者没有住进酒店，而是选择睡在美国大使馆一个空房间的沙发上。第二天早上，三人进入了王室办公室里一间华丽的房间。伊朗人通过另一扇门进入房间，跳过了握手环节。伊斯梅利这位随和的东道主坐在房间里一张光亮的大木桌的上首，三名美国人面对着伊朗外交部的四名中层官员而坐。他们中包括日后成为伊朗驻塞浦路斯大使的扎比布（Zabib）和之后担任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伊朗大使纳加菲（Najafi）。伊朗代表中还有一名相对高级的官员——外交部副部长阿里·阿斯加尔·纳杰菲（Ali Asghar Khaji），负责随时向谈判团队提供建议。纳杰菲在另一个房间静候，并没有跟美国人见面，以表示伊朗不愿太过重视这次的初步会议。
伊朗代表要求美国承认伊朗有权提高铀储备，美国代表拒绝了；伊朗代表又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以达到同样的目的，美国代表再次拒绝。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持续了八个小时，中间只有几次喝茶的休息时间。最后，沙利文决定结束会议。“我们不要待在这里和这群人商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沙利文对同事说，“我们走吧。”
“如果我们空手而归的话，”一名伊朗代表提醒道，“德黑兰不会再让我们回到这里的。”
沙利文也担心中断这次会议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还为自己的这个决策失眠了近一个月。沙利文告诉灰心的伊斯梅利说，美国愿意再次会谈，条件是伊朗同意不带着先决条件或预期来磋商。
四个月后即2013年3月，美国和伊朗坐回了谈判桌。希拉里在那个时候已经离开了国务院。大力支持“背后通道”的约翰·克里取代希拉里成为国务卿，沙利文勉强同意继续留在奥巴马政府里，担任乔·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巴马还在空军一号里亲自打电话请求沙利文留下来，继续留在谈判团队中。这一次带领代表团的是比尔·伯恩斯，成员还包括普尼特·塔尔瓦和军备控制问题方面的专家鲍勃·艾因霍恩（Bob Ein-horn）。艾因霍恩此前负责监管国务院对国际制裁的实施，十分擅长钻研细节，还因此被中国人称为“牙医”。身为拜登前顾问的塔尔瓦则是白宫和谈判代表团的纽带，在谈判时会毫不犹豫地援引奥巴马讲话。伯恩斯和沙利文是团队中最重要的人物，而且两人的关系存在着父子一般的情感。
比尔·伯恩斯是一名说话温和的职业外交官，彬彬有礼的作风与卷曲的白发和胡子一样老旧（NSC新闻室里有人将他戏称为“小胡子”）。他在外交电报中会使用诙谐而入木三分的言辞，因“维基解密”的助力而名声大噪起。比尔·伯恩斯曾到达吉斯坦参加一场为期三天、酒气熏天的婚宴，提莫西·贾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说伯恩斯描述婚宴时用的言辞，“几乎可以跟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媲美。”奥巴马看中了伯恩斯沉稳的作风，于是让他来领导谈判团队。
到了马斯喀特，伯恩斯的任务就是在会议出现剑拔弩张的气氛时缓解谈判双方的情绪，而这种情况一般都发生在沙利文说了“你们想都别想”这样话的时候。阿里·阿斯加尔·纳杰菲也参加了会议，这一次他不再躲在隔壁房间，而是出面与美国代表团说了话。伯恩斯偶尔还会和纳杰菲在花园中散步。伯恩斯性格温和，所以他只要提高声调说话，伊朗代表一定会注意到。
伊斯梅利告诉伯恩斯，伊朗这次愿意以“公平的起点”为基础来交涉。对于伊朗关于提高铀储备的要求，白宫方面决定力争找到解决方案。伯恩斯告诉伊朗代表：“我们是否要探究铀储备提升方案的可行性，取决于你们是否想探究美国以及国际同盟将会提出的严格限令和核查措施，这些限令和措施会决定我们最终达成全面的协议。”这里的关键词是“探究”，选用这个词可是花了一番心思。
美国和伊朗于3月份举行的这次会议更轻松一些，地点设在阿曼官员的一个俱乐部，这里有一排排远眺大海的别墅。伊斯梅利做了介绍之后就退了下去，守在外面，不时地查看手机，以免耽误谈判代表有所需要。奥巴马事先联系了阿曼苏丹，重申了谈判要求。不过，讨论到增加铀储备的问题时，会议还是陷入了困境。伊朗代表称，他们坚持早先由克里提出、阿曼人转达的提议。“我们不清楚你们是否原原本本地复述了参议员克里的话，但我们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立场就是现在这样。”美国的一名代表告诉伊朗代表，“我们说的都是美国总统授权的内容，你们可以认为我们的话也代表着美国的官方立场。”
美国代表还引入了一个关键的议题，即除非伊朗同意立即暂时地限制核项目的实施，否则他们会停止谈判（美国代表担心伊朗会拖延谈判，悄悄地提高铀储备量）。实际上，美国代表这样做是为了在双方达成全面协议之前，先达成一个合适的临时协议。伊朗代表表示他们会考虑这个提议，不过伊朗的政治局势不明朗，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即将卸任，伊朗的立场有多坚定也就无法确定。不过，这次会议的结果还是比八个月前的会议要好得多。
同年6月，哈桑·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这对奥巴马而言是个难得的机会。这也许就是伊朗捉摸不定的行为（正如2009年奥巴马和助手在罗斯福厅中讨论的）发生变化的先兆。那年夏天，奥巴马给鲁哈尼发了贺信，并提议推动核问题谈判。奥巴马联系伊朗总统而不是伊朗最高领导人的举动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奥巴马认为阿里·哈梅内伊已经授权鲁哈尼和美国谈判。接受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鲁哈尼说奥巴马的信函“向重要的未来迈出了微妙的几个小步。”
＆
2013年9月，美国和伊朗展开了新一轮的谈判，鲁哈尼口中的未来到了。美国代表团的成员没变，伊朗方面则派出了两名老练的外交官，阿巴斯·阿拉格齐（Abbas Araghchi）和马吉德·塔赫特-拉文奇（Majid Takht-Ravanchi），这两人的直接上司是伊朗新任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扎里夫在美国接受教育，担任过驻联合国大使。
“背后通道”暂时关闭后的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美国和伊朗相互猜疑、互不让步。而经历了这一切后，双方终于在劳动节和感恩节之间举行了多次会议：三次在阿曼，一次在纽约，两次在日内瓦。会议进程中当然还是遇到了各种麻烦。其中一次会议上，马吉德·塔赫特-拉文奇夸大了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签署《附属协议》的意愿，这个协议将允许检查员大范围地监察伊朗的核设施。但在接下来的一次会议中，拉文奇又改变主意了。伊朗代表抱怨美国在减轻制裁时对伊朗资金的解冻力度太小，他们对拆除或封存伊朗核设备的要求也嗤之以鼻。“你们还想要什么？”拉文奇一边冷冰冰地盯着美国代表，一边问道。
双方对谈判内容可能会完全暴露于公众的担忧越来越深。11月初的一天，我在日内瓦的一个酒店里偶遇了普尼特·塔尔瓦，《华尔街日报》前一天报道了塔尔瓦参与了美国与伊朗的秘密会谈。我问他报道是否属实，他一笑置之。不过那时候，他和伯恩斯、沙利文三人关在房间里进行了激烈地讨论。双方代表在联合国大会照面时，故意避开联合国所在的海龟湾街区，在时代广场附近的洲际酒店租用了一个房间。他们觉得，比起其他地方，曼哈顿更不大可能泄露他们的行踪。（在提到伊朗人穿的标准商业服饰时，伯恩斯说：“五人穿着白色衬衫，扣上了所有纽扣，领带也没打，在人群中根本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谈判代表忙着讨价还价的时候，奥巴马却想着创造历史。他打算在美国的土地上与伊朗新总统举行会议，这是自吉米·卡特在1977年向伊朗国王敬酒以来美国领导人和伊朗领导人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议。奥巴马让沙利文负责这次会议的安排。沙利文将与鲁哈尼的一名助手（沙利文已经在之前的核谈判中认识了这名助手）合作，协商安排一次在外交辞令被称为的“非正式会谈”。
“非正式会谈”是一次看似即兴，实则不然的简短会面。2013年9月23日，星期一晚上，沙利文来到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的第42层，参加了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的住处举行的接待会，主要是为了传递信息——他告诉奥巴马，会议可能定在第二天举行。
不过，伊朗在星期二会议即将开始的最后一刻临阵退缩了。奥巴马的助手讨论片刻后，表示总统同意举行会议，伊朗却决定停止会议。白宫向外界透漏这条消息，是为了向鲁哈尼施压。评论家和美国政府前官员都抨击奥巴马对伊朗领导人的殷勤非常不得体。三天后，鲁哈尼的助手通知已经回到华盛顿的沙利文，提议安排一次电话会谈。沙利文和本·罗德斯将这个想法传达给了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奥巴马。“嗯，没问题，”奥巴马说。
“祝你过得愉快！”鲁哈尼用英语说。奥巴马用伊朗语回答：“Khodahafez！”Khodahafez是告别用语，可以翻译成“上帝保佑你”。
几分钟后，奥巴马走向白宫简报室的演讲台向美国人民通报这一消息。途中，奥巴马经过了罗斯福厅，他在四年半前就是在这里与希拉里·克林顿试图厘清伊朗那飘忽不定的思路。“就在刚才，我和伊朗伊斯兰伊朗共和国的鲁哈尼总统通了话。”即便在说出这句话时，奥巴马依然表现出其惯有的沉稳。
两位领导人表示自己将加倍努力，促成核不扩散协议。奥巴马提醒大众接下来还会面对各种障碍，还有可能再次面临失败，不过他还是2009年坐在泰迪·罗斯福画像的那个小心翼翼的乐观主义者。
“我相信，我们可以得出一项全面的解决方案，”奥巴马说，“我相信，确实存在这样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