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坐在位于北京那座修建于明朝的万寿寺里，准备出席中国国宴，此时的她允许自己稍稍放松一下。经过几天高度焦虑的状态之后，她觉得她应该算是完成了国务卿任期内最敏感的协议：让某个突然跑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乞求庇护的所谓“异见者”离开大使馆。但希拉里没想到，这个事件后来的发展逐渐偏离她预想的轨道，给她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在华盛顿，筋疲力尽的奥巴马刚从长达35个小时的阿富汗之行回来。5月2日早晨，“空军一号”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着陆，他的顾问正因北京那个所谓“异见者”的闹剧烦闷不已。当麦克唐纳匆匆走下飞机，我问他北京的事件怎么处理的？他回答说：“这件事已经偏离原来的轨道了。”话音未落，一部手机递在他耳边：白宫对这无限扩大的“危机”怒不可遏，并把这个意思通知了希拉里的团队。
美国和中国几天之后将在北京进行战略经济对话，这是两个政府间涵盖几十个政府官员的高级别年度会议。这个时候与中国的公开“对峙”，不仅会使这次会议泡汤，还会使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告吹。因为这早已是地缘政治的平衡做法，更何况时间刚好处于竞选年内，可想而知这件事的重要性。
一个星期前，当“异见者”走进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希拉里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同意了他的要求。多尼伦在谈话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希拉里的这个决定，并担心这一举动可能会造成混乱。（其他官员回忆称，这两个人都拒绝进行谈话）。放掉电话之前，多尼伦对沙利文说：“国务卿她会自己考虑这事，不用他人插手。”
白宫的中国通质疑这位“异见者”是否值得美国冒险去庇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律师表示此举违反了法律；政治顾问则怀疑希拉里在利用这起事件博人眼球。当总统奥巴马的助手在第二天早晨的例会中提及此事，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接收避难者的事汇报给奥巴马时，他一脸不高兴。
“让他出去，”奥巴马命令道。与此同时，希拉里的外交官也感到这件事不妙，因为白宫官员匿名批评他们擅自违背奥巴马命令，允许“异见者”前往美国。他们几天几夜都没睡觉，一直在讨论中国官员的愤怒和那个给他们带来麻烦的人。现在，他们的名声，甚至他们的职业生涯，都危在旦夕。报道纷沓而来，说他们把事情搞糟了……
她的一些下属认为，这些谣言针对的是希拉里。“他们肯定十分乐意看到她踩中香蕉皮，栽跟头，”其中一个国务院的官员说，“当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你是否接纳那个人进大使馆？’的决定就变得至关重要，白宫的观点是：‘你真的不能那样做，希拉里。’”
万寿寺晚宴过后的翌日早晨，她与坎贝尔一起在钓鱼台国宾馆花园散步。中国人对谈好的事情反悔感到十分不满，所以她和坎贝尔都没有心情去商讨新的替代方案；而白宫不仅要面对外交危机，还要面对国内政治尴尬，正火冒三丈。坎贝尔是来自弗雷斯诺的前海军预备军官，在牛津大学期间曾学过小提琴和加入赛艇队，他通常在通往加利福尼亚中央谷地的时候流露出一种狂妄自大的表情。但这一天，他显得有些无精打采，精神委顿。由于曾极力说服希拉里给“异见者”提供庇护的坎贝尔对他的上司说，他觉得自己没能替她办好事。或许他应该辞去他作为国务卿东亚事务助手的职位。希拉里告诉他，她对这事并不后悔。“这对于美国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损失，”她说道。
她没有接受坎贝尔的辞职，而是让他回到了谈判桌上——这次的目标是促成“异见者”离开中国。经过三天时间，白宫在一旁紧张不安地观望，坎贝尔和希拉里与中国官员进行了几场“持久的谈判”，最后达成了协议。中国并不准备因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麻烦事情而破坏这个中美战略性会议，也许对整个关系而言应该也是如此。
对希拉里来说，这次交易是苦尽甘来的证明，是她在国务院四年来致力于让亚洲拥有优先签字权的一个飞跃。对她来说，能与中国官员妥善处理好“异见者”事件，是她多年来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建立了一个持久且具有弹性联系的证明。访问中国的时候，她花了很多时间与公众和私人会面，讨论了“气候变化”和“限制朝核”等共同利益话题。“我相信，我们能走出一条路。”她告诉我，“我们也许从来都不会对事情的缘由持一致意见，但是我们不能让彼此的关系因此而破裂。”
多年来，对白宫政府不满的人还一直站在希拉里团队的这边。那些匿名抨击“异见者”案件的人，已经道出了希拉里团队和奥巴马团队极力维护团队精神的假象。尽管希拉里在任国务卿的四年以来都秉公守己，做一名忠诚的助手，但这件事仍让奥巴马团队里的高级官员对希拉里颇有微词。大力抨击希拉里的团队是极其不公的，毕竟她有出色的外交政策，对亚洲也极度关注，也许这就是她对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最大贡献。毋庸置疑，她在白宫政府主导的行政系统中占有一席之位。
这场不同寻常的“赌注”所带来的紧张局势，让希拉里和奥巴马都无法置身事外。“异见者”事件差点使美国与中国三年半来苦心营造的新局势付诸流水。美国政府重申了作为太平洋强权的角色问题，不断加强与北京的关系，建立起了亚洲联盟。希拉里作为这个项目的先锋，称之为“轴心”。白宫政府之后改变了这种称呼，将其称为“再平衡”。（即使重新命名，事后证明它还是冲突的源头。）不管如何命名，这个政策都是美国政府一个“地平线式思考方式”的少有例子。
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来说，类似事件则会引起一个接一个的危机。对于这类“异见者”引发的僵局，会将多年来的外交成就置于烽火关头，会将更深一层的紧张关系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一个一触即发、无法解决的矛盾……
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都各自将自己看作亚洲一把手，他们走到今天所经历的东西却决然不同。希拉里对这个地区几乎没有文化或者情感上的喜爱，她的干练在于有意识地选择，有条不紊地考虑，以及努力工作；而奥巴马的童年在印度尼西亚和夏威夷度过，对待这个地区更像是一种条件反射的本能。对于两人来说，亚洲就像香格里拉，在远处泛着微光，是一个使美国从中东毫无希望的困境中抽身而出的绝好机会。
对中东，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政策和战略；但对于亚洲，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中国，希拉里和奥巴马都认同其日益重要的中心地位，并且都认为美国在被忽视近10年之后必须要重新夺回主导地位。
2011年11月，希拉里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除了与奥巴马文字优美的散文式风格不同之外，这篇文章宛如出自总统之手。“随着伊拉克战争的降温，美国从阿富汗撤兵，”她写道，“美国一直立于轴心地位。”就像“二战”后时期，大西洋联盟“多次得到了回报”，“现在正是美国作为太平洋强权去做类似投资的时候了。”
奥巴马和希拉里一样，对这个区域有偏见，并不在于对中国的某种特殊的情感。他像一个前伊利诺斯州参议员一样走进了办公室，将中国看作是中西部制造业的主要威胁；前纽约参议员希拉里，同样持有这样的怀疑，但她站在国家立场上看，如主要制造光纤的国有康宁公司，他们都试图让中国“遵守”国际贸易规则。这种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冷眼旁观的视角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断绝美国以中国为中心的观念。这个观念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一直存在，并在乔治·W·布什时期达到顶峰，其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负责主导亚洲政策。鲍尔森就像高盛投资的一名银行家，喜欢吹嘘他曾对中国做过的70次访问。
从他们所有的共同点来看，涉及特定的经历时，他们之间还是存在微妙差别希拉里受到她丈夫对中国摇摆不定政策的影响，以及她可追溯到1995年联合国大会的历史，她倾向于将中国看作是“大国”政治棱镜中的一面——这是一个受制于权谋的复杂关系，而不是充满承诺的伙伴关系。童年在雅加达的奥巴马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他更倾向以东亚的视角看问题，而东亚正在为中国的“帝国雄心”忧心忡忡，对其商业成功而“愤怒”不安。这两种观点都各有自身的道理。
奥巴马总统对东南亚的看法，让人捉摸不透。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于2009年11月访问了白宫。李光耀因为建立了一个完美无缺、有效运行、多民族的城市国家而在家乡备受敬重，却因为其保姆式的国家管理方式（国家禁止进口、销售口香糖和对犯错的人施行藤鞭等）在西方备受争议。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议开始之前，作了个简短的报告，两名助手提醒了他李光耀近似于迂腐的人权纪录。“我的性格形成期在印度尼西亚中度过，”他回答道，“这个人真是个英雄。他是个英雄人物。”
尽管奥巴马对待中国并没有如此的敬意，但他听取了竞选顾问贝德和斯坦伯格的建议。他们致力于促进奥巴马政府与北京的关系转暖，回避了乔治·W·布什和比尔·克林顿在总统任期内采取打压中国的办法——他们还一度因为这个在办公室里烦闷不已。斯坦伯格拟定了一个新名称——“战略再保证”来形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他们该怎样在一个建立已久的强权国家和一个新兴国家之间处理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后来当有人批评这个词文过饰非时，白宫政府又对它矢口否认了。
奥巴马总统任期的第一年，他一门心思地处理金融危机，并因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而没有时间顾及中国。即使他想，也没有余力在亚洲地区再扮演一名巡回政治家的角色。他曾三次取消了访问他童年家乡印度尼西亚的计划，原因分别是医疗保健投票、墨西哥湾原油泄漏、政府瘫痪等。这给了希拉里一次难得的机会，在这个经营着众多组合的政府中，抛开白宫西翼的精英们，在伊朗到俄罗斯的问题上扩大自己的政策影响力。奥巴马总统一次次因各种政务而忙得焦头烂额时，她一头扎入了这个遥远地区的地缘政治之中。
“尽管他们的目标也许是一致的，风格做法却截然不同。”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说，“一个是超然独立、矜持、关注战略上的考虑；另一个则活跃在前线上，尝试着去实现某些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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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在状况不稳定的时候着手，其努力最终化为泡影。为了强调这个新焦点，希拉里第一趟海外之行的目的地是亚洲而不是欧洲。在1961年鲁斯克（Dean Rusk）之后，她是第一位采取如此策略的国务卿。这个主意是斯坦伯格所提，他在为奥巴马的竞选出言献策之后被白宫提为希拉里的副手。他将亚洲之行当作是三管齐下的外交活动，期间奥巴马会邀请日本首相麻生太郎（Taro Aso）作为首个参观椭圆形办公室的外国领导，邀请韩国总统李明博共进私人午餐。2009年2月，希拉里在四国八天的访问中向公众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美国不仅仅只在乎中间地区的王国，还将关注整个亚洲地区。
她的前两站是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典型的运动式公共外交。她在日本东京大学对着满屋子站着的听众说，美国非常希望与穆斯林世界重修友好关系。在雅加达，希拉里先是在流行综艺节目“太棒了”中接受采访，坦言她最喜爱的音乐家是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接着到工薪阶层所居的市区视察了位于运河旁的水处理工程，一小撮人紧随其后，使她看起来就像一名吹笛手。“人们看到希拉里·克林顿兴奋极了，”一名24岁的律师丹尼尔?西托鲁斯（Daniel Sitorus）说道，“她是不是巴拉克·奥巴马都没关系，毕竟她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女人之一。”
行程中途，在首尔一个酒店的会议室里，希拉里与记者见面，她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挥去往日华盛顿谨小慎微的政府官员形象，摇身变成一名果敢的外交官，一幅胸有成竹的样子。她要重新定义国务卿的身份，从刻板的双边会议转向人潮汹涌的群众活动。她打算抛弃含糊的外交术语。“我觉得谈论遁世王国的成就不是什么禁忌话题，”她说。这是暗指身体抱恙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很快，她并知晓这确实是禁忌话题，于是再也没有谈及这个话题。）
希拉里这次海外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北京，她计划与中国领导人就两方可以坦言不讳的“气候变化”和朝鲜问题进行谈话。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会象征性地继续谴责其人权纪录，而这可能会以同样敷衍了事的回应收尾。
“我们非常清楚他们要说些什么，”她解释说，“因为我10多年来一直与中国领导谈论这些话题，所以我很清楚这些。”实际上，这个曾经发表过“人权即女权，女权即人权”声明的女性，也曾说过在这些问题上强迫中国接受就是在浪费时间。
希拉里的论调公布后，国际特赦组织和立法者纷纷表示抗议。经常抨击中国“侵犯人权”的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称其为“令人震惊的阿谀奉迎之辞”。她的助手迅速集结在北京威斯汀酒店的办公室，讨论这些评论是否会造成外交失言，是否要将其撤回。
第二天早晨，杰夫·贝德小心翼翼地与她洽谈。贝德并非调停的最佳人选，因为虽然他是经验丰富的中国通，是奥巴马的忠臣，但在竞选期间他曾抨击过希拉里。现在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高级负责人，陪同希拉里一起出访各国。尤其在早期，白宫官员出现在国务卿的飞机上都会被视为间谍。尽管白宫得知了她的这些评论，奥巴马的助手却丝毫不在意，这就说明了他们对希拉里“非对抗式”举措并没有多大意见。
贝德自己认为，希拉里需要阐明美国立场。于是，他翌日早晨与希拉里在她所住的宾馆会面，告诉她那番话对喜欢谴责中国的人权组织和立法者来说，“虽然是无法驳斥的真理，但都具有挑衅味道。”他交给她一张黄色的纸条，上面草草写着几个要点：奥巴马政府将人权保护看作是一个“全球至关重要的优先议题”，美国官方也计划在与中国官方的每一次会议、公开会晤和私人会晤中都提到这一点。希拉里接过纸条，放进了口袋。那天在与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一起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当她被问及之前的评论时，她相当高调地拿出那张纸条，戴上老花镜，逐字地念出纸条上的内容。
对希拉里来说，这是一个新手才会犯的错误，是一个她永远都不可再犯的错误。她在自传中没有详细描写这段插曲，但有些人认为这件事会带来严重后果。“我觉得，她在后来总想以强硬立场对抗中国，就是想要克服这些弱点和不足。”洪培博说道，“因为她提高了声音，表现得更加自信了。”
早期，希拉里并不是唯一想与中国修好关系的人。入主白宫的奥巴马也同样为与美中关系烦恼。希拉里出访行程结束的八个月后，奥巴马推迟了与达赖喇嘛访美时的会见。（美国总统会见西藏被流放的精神领袖是常见的礼节，但中国政府极力反对。）问题不在于是否会见，而是时机问题。因为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奥巴马将以总统的身份首次访华，白宫不想破坏原本友好的氛围。然而，此举却给奥巴马招致唯北京马首是瞻的批评。“我们没想到华盛顿政界人士会以这种方式作为考验标准，”贝德沮丧地说，“也许我们早就应该预料到这一点。”
白宫政府有充分的理由为奥巴马此行担忧。在全亚洲都认为金融危机让美国声誉扫地的时刻，他要访问中国。此时的美国看起来像是一个实力减退的强权国家：金融市场蹒跚而行、政治系统瘫痪，甚至沦为了中国的债务人，让中国持有万亿美国国债。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复苏唤醒了隐藏着的民族自豪感，使得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地陷入高度紧张的局面，这就给贝德和斯坦伯格制定谈判策略增加了难度。他们所制定的策略主要是想打破第一年的僵局，因为每任当选总统都会在竞选中宣扬反华言论，使得中美关系在这些总统上任的第一年非常恶劣。
比如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比尔·克林顿将中国人比作“北京屠夫”；2000年，乔治W.布什批评克林顿称中国为“战略伙伴”的行为，将中国称作“战略竞争对手”；2008年，希拉里请求奥巴马抵制参加中国奥运会开幕式。然而，奥巴马拒绝接她的电话。“我不愿意让奥林匹克成为政治抗议的场所，”他说道，“因为这场盛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全世界短暂集聚一堂。”他的中立政策加上微薄的外交经历，使他在中国人眼中成为一名费解的人物。“我们想称他为第一位亚太总统，”洪博培回想道，“但中国人很迷惘。他来自哪里？他在想什么？这个人就像一串未解的密码。”
奥巴马2009年11月的访华经历差点造成了外交危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就有关世界经济和伊朗、朝鲜核武器野心等话题进行了严肃谈判。但中国没有安排奥巴马与公众会面。在中美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也没有给他回答提问的时间；他们没有播放奥巴马在上海市政厅的会议情况，而且演讲厅中听他演讲的全是共青团团员，避免了一些“煽动性”的提问。此外，奥巴马在接受中国报纸《南方周末》的采访中，谈到贸易、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崛起等，中国政府认真审查了采访内容。当时，美国正处于守势，由此可见他有多么不受“待见”。
然而，美国媒体的报道也令人无地自容。奥巴马对中国之行很“生气”，那些被他当成记录来分析的负面报道也让他十分沮丧。五年之后奥巴马表示，他对我的这篇关于亚洲之行的报道非常不高兴，并回应了他不打算去日本签一份贸易协议的原因。他的助手还告诉我，《纽约时报》还刊登了他在日本的尴尬境遇，然而事实恰好相反。
奥巴马的暴跳如雷和非常敏感也可以理解。这反映了一个问题：日报新闻经常会忽视事情真正的进展。不过，当奥巴马过后回头再看这件事时，就会发现任期内的权力象征一定要定好基调。2009年秋，这位新总统在中国成为了“乞求者”，这可比他与中国领导人的私人交流更博人眼球。
希拉里意识到了美国正面临着挑战。2009年3月，在华盛顿与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共进午餐促膝长谈之后，她向其请教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据2010年12月“维基解密”对国务院电报泄露事件的报道，希拉里问的是：“你能对“债权人”多强硬？”陆克文将他自己描述成“在中国事务上非常不讲理的现实主义者”。他告诉希拉里美国对华要采取“双边关系为主，多边关系为辅”的策略。具体点说就是：“与中国的邻居做朋友，致中国于困难的境地。”无论陆克文是否知道，他描述的这个政策概要已渐渐在国务院中成型了。
“中国严重地误解了美国，认为我们还处于螺旋式下降的趋势，”这个新政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坎贝尔说，“在奥巴马的首次访华时，他们没有以该有的态度对待他。”
2009年，中国还不够强大，美国也没有脆弱不堪。奥巴马与国会协商的8000亿财政刺激资金，将美国从边缘拉了回来，平息了美国地位下滑的言论；中国掌握了大量美国国债及其他的债务，这就意味着美国再也承受不起经济崩溃的后果。随着美国逐渐稳定，白宫决定在与中国交往中挺直腰背。奥巴马访华的三个月后，同意将武器卖给台湾，与达赖喇嘛见面，遭到北京方面的强烈抗议。
奥巴马一直以来都认为中国没有遵循世界贸易规则，此时也开始采取行动。他对中国在美国市场倾销的轮胎收取35％的关税。（奥巴马的助手将其称为“展现了他芝加哥政客的一面”。）2010年中国国家主席访美前，贝德尝试汇报亚洲安全问题时，奥巴马不耐其烦地挥手让他离开。“没有人会关心安全问题，”他说，“他们只是关心经济。”克林顿执政期间，贝德和奥巴马手下的经济智囊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共事过，他们当时讨论了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事宜。奥巴马不但没有为他们取得的成果打动，还不止一次挖苦他们：“你们牺牲得是不是有点多啊？”。奥巴马在贸易问题上的鹰派作风展现无疑，萨默斯和会说汉语的财政部部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一起联手阻止他发挥本性反击北京。
与此同时，底气十足的中国正在安全领域玩一个“危险的游戏”。中国战舰在沿海水域扣留了日本船只，与这位老对手起了冲突。中国在2010年的冲突中，中断了对日本的稀土矿物的出口，对其技术设备制造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遥远的南边，中国开始接着就古老的南海领土问题，与邻国爆发争端。这样一来，中国先前的盟友菲律宾和越南等，都渴望得到美国的支持。
他们想要从希拉里，而不是奥巴马的身上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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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3日，在宏伟的、波浪形屋顶的河内会议中心举办的亚洲峰会上，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27个国家中的12名外交部部长一个接一个站在了话筒前发言。这些部长抱怨中国宣布中海、南海一系列的岛屿和珊瑚礁主权，与他们自己的声明互为矛盾，由此造成了紧张的局势。他们督促中国开启多边会谈，解决这些争端，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强硬手段）与小国家进行一对一的谈判。希拉里原本就安排自己最后上台发言。“美国不会站在冲突的任何一方，但可以凭借多年的旁观立场促进争端解决。”她说，“巡航自由、亚洲水域自由通行和在南海遵守国际法事关美国国家利益。”
曾宣称中海、南海大片水域是中国“核心利益”的北京，称那些都是挑衅言论，中国外交部部长猛烈地抨击了这些言论。希拉里没有事先将发言内容知会他，破坏外交礼仪的举动给他的代表团带来了麻烦。他步履匆匆地走出会议室，去向北京征求回应指示。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瞥了希拉里一眼，接着谴责那些打算插手亚洲事务的人。
然后，他转向越南外交部长，质问道：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和一个将“社会主义”这个词看作是贬义词的国家结成联盟？
对美国来说，插手亚洲事务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决定，霍尔布鲁克担心此举会引起中国的对抗。他的事业开始于越南，20世纪70年代担任了国务卿助手，负责东亚事务。“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希拉里从河内返国后，他这样质问道，“我们多少年没插手南沙群岛的事情了！”
对外国事务的看客来说，南海问题是最遥远、最晦涩的难解之题。它位于地球的另一边，那里的法律问题相当复杂，也很少开火，即使有枪声，也寥寥无几；即便是那些争议领土的地名，如南沙群岛、美济礁、黄岩岛等，也像电影《加勒比海盗》里的地名一样让人费解。不过，希拉里干预这个争端是她作为国务卿期间最重要的行动。如果美国和中国在未来10年内会发生军事冲突的话，极有可能是在南海，或是同样麻烦的中国北方东海水域爆发。为了宣示那些水域的主权，中国在南沙群岛的美济礁开展了巨大的吹沙填海工程，旨在制造足够大的人工岛，作为中国的港口和军事设施基地；还有一条约三千码（约2743米）的飞机跑道。这一举动是以获取自然资源为目标：在那些珊瑚礁和岛屿下面藏有尚未被开发的巨大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至少有610亿桶石油。对燃料如饥似渴的周边国家显然都争先恐后地想据为己有。
希拉里认为这场争夺可能成为下一场大型冲突的源头，就如同19世纪的“炮舰外交”一样。当时美国、英国和其他海军强国派出战舰去控制弱小国家，从他们那里取得特许经营权。“至少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资源争夺会瓜分掉全球大部分水域，”希拉里2011年说。这场争夺有多个国家参与，中国是主要对手。
希拉里在河内会议上让中国措手不及的发言，已经酝酿了好几个星期。坎贝尔和贝德一起，与驻东南亚的多个大使利用午餐时间悄无声息地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他们这么做是受到了希拉里任国务卿初期所主持的一场晚宴影响。宴会上的一名客人芮效俭（J. Stapleton Roy）是前驻华、驻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大使，督促希拉里与东南亚国家签署一个被长期搁置的协议，确保美国能参与他们的国家安全事务。这个协议能够与坎贝尔的计划契合起来，将美国对中国及其东亚邻居——日本和韩国的外交政策重心转移到东南亚上来。
“这是库尔特·坎贝尔的伟大洞见，”斯坦伯格说，并提议由坎贝尔管理东亚局。斯坦伯格与坎贝尔合著了一本关于外交危机如何成为新总统的绊脚石的书，举例“猪湾事件”之于肯尼迪和“黑鹰坠落”之于比尔·克林顿等。坎贝尔是一名了解日本多过中国的国防专家。他在白宫不怎么吃香，但他很快受到了希拉里的青睐，她欣赏他的企业式外交政策。他向希拉里保证：希拉里有了他的帮助，就可以左右东南亚的局势。“我们可以在亚洲得到更多的‘领土权'。”坎贝尔告诉她：“给我些时日和自由，我会做出成果来。”因此，自参与越南在湄公河三角洲开辟商业通道的项目后，希拉里便一头扎进那个美国长期以来忽略的区域。此后她也到访领属不明的地点，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
“希拉里有一点非常值得称道——即她的做事风格，”澳大利亚驻华盛顿大使比兹利（Kim Beazley）说，“这种风格是：第一你出现了；第二你尊重本地文化。她知道，东南亚对北亚的儒家文化无动于衷。”无论走到哪里，希拉里都备受赞赏。“每一次都有人指引我，”她告诉我，“我是说那个最高的领导者。‘谢谢上帝。真的十分谢谢。我很高兴您（指奥巴马）在这儿。我们都很担心美国。’”
新政策带来了两个显而易见的成就。其一，坎贝尔开始与缅甸的军事“独裁者”开展了重修于好的谈判，该国被其将军们重新命名为“Myan-mar”（Myan-mar：1989年，缅甸军人政府将“缅甸”的英文写法“Burma”更改为“Myanmar”。——译者注），并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事统治。缅甸首次与奥巴马任期内的美国建交，全赖于希拉里的计划。其二，美国修复了曾被称为印度支那地区的关系，促成了奥巴马最重大的贸易倡议构想——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简称TPP）。这个计划作为澳大利亚、文莱、新加坡和智利四个环太平洋国家的协议始于2006年，后来涵盖12个国家的组织，成员国占了40％的全球生产总值。这为奥巴马对亚洲的轴心政策锦上添花。
但TPP差点被扼杀在由萨默斯领导的奥巴马经济班子手里。他们认为它太没价值了，与亚洲更大的（和韩国签订的）贸易协议相比，TPP就是个费时费力的精品摆设协议，美国还有许多其他经济问题需要处理，没有空折腾。协议负责人主要有斯坦伯格、坎贝尔和其他国务院的官员，贝德和多尼伦做幕后支持。他们将TPP和希拉里的外交外联以及对该地区新军事承诺，看作是轴心政策的三条腿。经过六个月激烈的内部争议后，奥巴马驳回了经济政策团队，支持外交政策团队将这个协议的制定列为议程优先事项。斯坦伯格说：“过程中的纷争比我想象的要更多。”之后，奥巴马让曾在《哈佛法律评论》杂志共事的法律学校同学迈克尔·弗洛曼（Michael Froman）进行多方关系协商促成了该协议。
奥巴马坚持的TPP协议在后来越来越显示出了其重要性。由于预算缩减，加上限制美国进驻阿富汗、伊拉克和亚洲的军舰或士兵数量，以及外交政策的实质进展不大，贸易成为了轴心的驱动力量。希拉里预测：TPP将“对美国工薪族十分重要”，并称赞它是“巩固美国在亚洲地位的战略倡议。”据CNN报道，她在作为国务卿期间，称赞这个协议的次数不下于45次。
2015年秋，在总统竞选如日中天的时候，希拉里突然转变了政策方向。她表示自己不再支持TPP了，原因各式各样，包括无法在中国等国人为地控制汇率以保护美国的出口商等。“这个障碍非常大，”她说，“据我所知，这个协议应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她在民主党初选期间做此政治计算非常明确。她对白宫态度的180度大转变，削弱了奥巴马为这个协议所作的努力，也让贝德、坎贝尔和其他曾为此奋斗过的相关人员失望不已。
希拉里和坎贝尔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时，奥巴马倾向这一策略而支持了他们。2010年，奥巴马对中国领导人的耐心已经消磨殆尽。即使在朝鲜用鱼雷击沉了韩国的海军军舰，造成46名船员丧生时，中国也没有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奥巴马在首尔20国峰会上发出警告：如果中国不帮忙平息平壤的“好胜心”，他会毫不犹豫采取行动保护韩国免受核导弹袭击。中国领导人要求奥巴马阐明这些话的意思，其实奥巴马的答案里带着一个明确的暗示：美国将会派出海军军舰前往中国水域。
“奥巴马拉开了帷幕，”在会议室里目睹了这一幕的杰夫·贝德如是说。
撇开他对北京的失望不谈，奥巴马打算将政策焦点往南移。他的关注点不在三八线或者遮风挡雨的万里长城堡垒上，而是在印度尼西亚沉闷的热带空气中。相比上海的无限活力，他更看重雅加达慵懒的步调。2010年多伦多峰会的一个早晨，奥巴马与印度尼西亚总统尤多约诺坐下来一起享用了早餐，尤多约诺成为印度尼西亚总统之前是爪哇前陆军将军，他的缩写名苏西洛（SBY）更为人熟知。这两名领导人的交谈非常平静，尽管中间会有长时间的沉默，但双方都没有不自在的感觉。在总统身边高度活跃的参谋长伊曼纽尔说：“这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
“我现在理解你了，”他后来对奥巴马说：“你是在推进整个亚洲事务的进程。”
奥巴马微微一笑。“一会儿浪潮四起，一会儿风平浪静，紧接着另一个浪潮又使你猝不及防。”他说，“这些都需要我们保持冷静，才能轻松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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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秋，奥巴马的视线再次回到亚洲，白宫并没有采纳希拉里的策略。奥巴马在去檀香山经济峰会途中，针对TPP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他宣布自己将派2500名海军陆战军人来兑现承诺，加强这个地区的边防。（这个点子出自库尔特·坎贝尔，他将其兜售给了国防部长潘内达（Leon Panetta）在巴厘岛的最后一场访问中，奥巴马让这次旅程成为大新闻。他宣称要把希拉里派到缅甸，去验证启动武力是否能让这片布满佛教寺院的迷人土地就此敞开门户。
每一项举措对北京来说都是直接的挑战。因为劳工和环保问题达不到要求，中国被TPP组织拒之门外。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的海军力量虽然不大，却是美国现有“先头部队”中最具潜力的部队，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这个地区免受自称“朋友”或“盟友”的“掠夺”。中国一直将缅甸看作是自己的友好国，所以美国帮助缅甸将军独立是为了减少他们对中国的依赖。尽管奥巴马和希拉里避免使用“遏制”这个词，坚称他们很欢迎正在崛起的中国，但他们的异议和行动骗不了旁人。“这些成功的外访行程，事实上是在建立遏制中国的联盟。”布鲁门撒（Sidney Blumen-thal）在希拉里的一项行程动身之前，发电邮这样跟她说。
与此同时，他们还固执地与中国领导人保持会面。希拉里在2009年到2012年之间频繁访问北京，加深她与中国外交部门领导人之间的联系。这位领导人与她第一次见面时说，她看起来比照片上“更年轻漂亮”。他还促成了前面说到的“异见者”离开中国前往美国这件事，避免了更大的裂痕。
吸取了前车之鉴，奥巴马着手与中国新领导人发展友好的个人关系。2013年6月，他邀请其出席加利福尼亚兰乔米拉日的“衬衫峰会”，有意识地消除大国外交时的一些清规戒律。在看似不太正式，实则精心安排的八小时谈话中，奥巴马面对面地与这位难对付的中国新领导人谈论了一些棘手问题：包括网络黑客、盗版问题和中海、南海问题等。
这次会场的选址非常复古，在安纳伯格两百英亩的“阳光之乡”——戴维·韦斯特营。里面有黄色的仙人掌、上世纪中叶的现代建筑、修剪整齐的高尔夫球场，所有的景观都沐浴在共和党钱财的阳光之下，晃眼一看，仿佛还能看到尼克松和里根总统穿着V领羊毛衫和高腰休闲裤，乘着高尔夫球车在兜风呢。结束了沙漠余热中的散步，两位领导人回来的时候，巴比·福雷已经烤好了大脊骨牛排。
一开始，我以为我这个“无礼”的外国人会被中国领导人忽略掉（中国官方解释，有一项协议是各国记者只需要报道自己国家的总统所讲的话，而白宫不承认这回事。）因为会议主持人继续挑选了一家官方媒体提出问题。而奥巴马也很渴望听到中方对我提出问题的回答，他向我投来微笑，并耸了耸肩，这个总统式动作似乎是在告诉我说：“干得不错，老兄！”结果证明，中国新领导人只是在等待时机。他回答了中国记者的问题之后，兜回到我的提问上，简短地教训了我。“不，轴心政策不能遏制中国。”他说，“另外，《纽约时报》的签证问题是你们自作自受。”“在中国，我们有句古话：解铃人还需系铃人。”
两天后，奥巴马与缅甸民主领袖昂山素季站在她位于仰光湖畔居所的花园里。他出现在那里，是为了兑现四年前希拉里向缅甸开放市场的历史承诺。这时他还在为自己一星期前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中的成就而沾沾自喜。奥巴马说：如果他在亚洲的努力有共同的主线，那就是不遗余力地去促进美国价值和利益。中国领导人回答了我的问题，就是他一个小小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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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老话说，成功的原因有千百个。
尽管奥巴马与希拉里都视亚洲为良好的合作对象，但争夺轴心政策的提倡者身份，就会演变成一场令人不快的拉锯战。北京“异见者”事件导致的两人冲突加剧，已过去几个月有余。男人们制定亚洲政策，（的确除了希拉里之外的所有人都是男性。）他们组成了一个志气相投、更具有竞争力的“兄弟会”。多尼伦、坎贝尔、斯坦伯格和贝德在之前就已经一起共事、一起写书，甚至一同去爱达荷州太阳谷度假玩飞钓。从多方面来说，他们与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的美国外交使节骨干很类似。不同的是，这些人没有失败过。“这很吸引人，因为它超越了党派，是一个备受好评的战略举措，”斯坦伯格说，“谁不想参与其中呢？”
与此同时，希拉里为《外交事务》的竞争刊物《外交政策》撰稿。这是库尔特·坎贝尔的提议，明显是为了让国务院认同亚洲政策。2011年9月，杰克·沙利文在告诉本·罗兹最好在两个星期内发出文章，多尼伦大发雷霆。他让助手德里克·乔列特（Derek Chollet）去找希拉里的拟稿人，要求其缩小该文的攻击范围。随后，因琐碎小事而起的官场纷争开始了，纷争的焦点是如何传达国家最重要的政策。美国安全委员会建议希拉里写多边主义，不过她很难把握这个主题。坎贝尔跟他的同事开玩笑说，他们真正想要她写的是“1860年—1890年间印度尼西亚的农业问题”。
总统的外访之行即将展开，多伦尼的文章被打回重写，白宫通过了希拉里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的日期是2011年11月11号，题目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或许应该说是“希拉里的太平洋世纪”。她在文章中，夸耀了自己作为国务卿时的第一次亚洲之行，以及此后两年里的七次出访。她写道，美国需要实行“前位外交”政策，并阐明了她作为“先头部队”致力于与中国建立互信关系的努力。她甚至说：“于公于私，我们都明确了一点，高度关注人权问题。”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了，她第一次亚洲之行所说的维护人权简直是浪费时间的说法，并且已经成为历史。
当希拉里与总统一起前往亚洲，白宫让她去接受五个电台采访，官方承认她是轴心政策的代言人；几天后，奥巴马让希拉里去仰光履行她的历史使命，一时间成为各大新闻的头条，包括翌日多尼伦的新闻总结发布会。多尼伦曾经认为这场会议是他在亚洲留下印记的机会，他没有指望过在马尔代夫宁静岛和巴厘岛温泉池旁的演讲，因为那里距离翠蓝色的印度洋仅几步之遥，他原计划20分钟的开场白仅说了5分钟，不耐烦的记者便开始向白宫这位助手示意：“你能不能快点讲完，我们想早点去沙滩上呢。”
“好词！”她说。“我们喜欢那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