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相比于2008年，希拉里·克林顿的强硬外交政策，更符合2016年的国情。”杰克·沙利文说道。他是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的高级顾问，在她竞选期间也担任了同样的职位。
2015年12月的第二个星期二，爱荷华州党团预选会议的前53天，沙利文坐在希拉里竞选总部，传达希拉里在竞选中有关国家安全的看法。他说，希拉里的竞选策略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告诉选民，她有明晰的计划应对“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威胁；二是揭发共和党的对手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极度缺乏经验，或者说缺乏公信力。
没有人比沙利文更适合为希拉里的政绩辩护。沙利文在国务院帮助希拉里管理她的“政策规划机构”；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陪同其出访112个国家；他也在希拉里身边目睹了缅甸的胜利和班加西的悲剧。2014年，沙利文离开政府后，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任教，但是毋庸置疑他还会回到希拉里的团队（有人猜测他会成为希拉里·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现在，沙利文换下他在国务院上班时穿戴的西装领带，穿上牛仔裤和扣角领衬衫，他看起来比我们在会议室外遇到的竞选工作者年轻了不少。
希拉里的“千禧世代军团”正依次穿过那个改装过的交易大厅。厅里散发着华尔街结算室的美学趣味，暗淡又乏味。苹果台式电脑闪烁着微光，一些人戴着鲜艳的耳机，跟随音乐无声扭动，一些人甚至用健身球代替办公椅，似乎这样更符合人体工程学。竞选办公室占据了纽约布鲁克林高地一个巨大红砖塔的两层空间，内部与巴拉克·奥巴马2012年的芝加哥竞选总部惊人地相似。这并非巧合：奥巴马为数字时代的政治竞选活动树立了标杆，希拉里的团队渴望借鉴他的方法，营造出那种活力气氛。
入口处的一大片区域被数字化团队占据了，不同的颜色标志代表其他不同的部门。天花板上挂着许多爱荷华、新罕布什尔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州旗，以此区分后勤志愿者的办公桌。那些志愿者为不同的民主党初选候选人工作。
墙上张贴着候选人夸张的竞选海报，拍照的姿态试图表现出志在必得的英雄气概。休息室里有一张空气曲棍球桌，旁边的水槽里堆着脏兮兮的咖啡马克杯。室内商店有各类商品，包括塑料杯、玻璃杯，以及看起来像夹克上衣的T恤。所有T恤都印着希拉里的社团商标，它很快就会像奥巴马的旭日标识一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希拉里的顾问坦言，她的难题在于，如何既不否定总统政绩，又能突出自己的位置。她不能排斥那些于2008年将奥巴马推向总统宝座的族群，在民主党初选期间，她需要这些选民挫败激进的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大选期间仍少不了他们的支持。“保守主义者肯定会对这类报道兴趣浓厚，”沙利文说，“这很容易把她卷进无谓的游戏，阻止她发挥自己的优势。”
沙利文说，希拉计划说服选民，她最适合引领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可希拉里绕不开这样的悖论：她塑造了自己的外交策略并向全世界推进，然而在她抄袭奥巴马的竞选方法，模仿他的国内政策的时候，就开始远离了自己的外交方针。
希拉里在秋季竞选的一系列政策讲话中，重申了她的鹰派立场。她说为了帮助伊拉克和库尔德人对抗“伊斯兰国”圣战分子，美国应该向伊拉克派遣更多的特种部队，而奥巴马承诺的兵力尙不足够。希拉里要求在叙利亚上空设置部分禁飞区，但奥巴马予以反对；她还使用了比奥巴马更激烈的言辞来强调“伊斯兰国”的威胁。因此，“窥一斑可知全豹”，希拉里和奥巴马的差别更多地体现在程度上，而不是施政原则上。她没有提倡将地面部队调往中东，这与奥巴马的做法大同小异；她坚称自己的计划不是要与奥巴马作对，只是提升其政策的力度和速度。
对希拉里而言，她有充分的理由在利比亚让心中的“雄鹰”飞翔。分析家曾经预测经济将左右竞选，但是人们对恐怖主义的不安，已经改变了竞选的主题。受“9·11”和近年来发生在巴黎与加利福尼亚的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美国人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担忧本土安全。恐怖袭击后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支持向伊拉克和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相比于奥巴马任期内大行其道的厌战情绪，这是一个明显的转变，但也许是暂时的。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将这场争战比喻为圣经中的“末日大战”，以此来表达他们的决心。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威胁要对“伊斯兰国”进行地毯式轰炸，直到把沙漠的沙子都照亮为止唐纳德·特朗普则号召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能够了解和判断这个问题及其引发的危害”。他们两人都抨击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任凭美国被自由穿行的“圣战分子”“鱼肉”。他们说，奥巴马不愿承认公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恰恰更有力地证明其领导无能。
希拉里同样认为总统奥巴马没有做好面对当下处境的心理准备。在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小餐馆及高中体育馆的竞选活动中，希拉里直截了当地指出，如同在叙利亚征集“圣战战士”一样，“伊斯兰国”正通过社交媒体在美国的圣贝纳迪诺招兵买马，向美国输出战争。希拉里并不像“厚颜无耻”的共和党人那样，煽动公众的焦虑情绪；但她也不像奥巴马那样，试图掩盖恐怖主义袭击的严重性。
2015年12月6日，奥巴马和希拉里同时在首都华盛顿进行了演讲，他们的演讲相隔了六个小时、错开了两个街区，生动地传达了两人截然不同的观点。希拉里在威拉德洲际酒店向智库的听众发表讲话时说，“圣战”极端分子的威胁非但不是“远在天边，而是兵临城下”。她说，美国人“焦虑不安，是有因可寻的”。为人克制的奥巴马，第三次于总统任期内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他呼吁公众不要被恐惧打败，因为恐怖情绪的扩散正是极端分子所望。“相反，”他声明，“我们唯有让自己变得强大、明智，唯有坚韧不拔和不屈不挠，时刻信赖着美国的力量，方能战胜这种恐惧”。
“这就是我们的应对办法。”他补充道。听起来更像一个家居修缮节目的主持人，而不是温斯顿·丘吉尔。
自2014年，宗教极端组织建立“伊斯兰国”，宣布自己是“哈里发”（合法继承人）和公开处决美国俘虏以来，奥巴马采取的策略核心内容一直保持不变：他主张空袭伊拉克和叙利亚恐怖组织所在地，与此同时派出特种部队小分队训练伊拉克和库尔德战士。奥巴马再次拒绝派出地面部队。他说，美国政府“不需要在下一个十年派遣新一代的美国人漂洋过海，到外国出生入死”，也能够打败“伊斯兰国”军队。他还说，“伊斯兰国”只是穆斯林世界的其中一个“分支”，不值得成为西方与穆斯林文明冲突的导火线。
奥巴马也不准备去“夸大”恐怖主义的危害。他认为在2001年至2013年期间，相比于恐怖袭击导致的3000人死亡，比40.6万死于战争的人数要少得多。“如果你将这个‘挑战’（指死亡人数）定义为美国现存的威胁，”本·罗兹对我说，“你就会让自己做尽傻事。比如，将公民自由束之高阁或者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当我们回顾9·11事件，你会发现很有趣，小布什擅长就团结全国民众发表高谈阔论，但这也许就是触发伊拉克战争的源头。”
当然，希拉里和奥巴马有着不同的处境。希拉里在竞选中，刚好碰到了炒得沸沸扬扬的国家安全问题；而奥巴马正处于总统任期的第四个年头，他要为自己的施政方针寻找后继者。于是，希拉里与奥巴马的关系有了另一个转变：他们从对手变成同事，现在又成了这场微妙的总统竞选争夺战中的搭档。奥巴马虽然对希拉里的投机主义和鹰派作风感到失望，但他仍然把她看作是最有可能接管他外交成就的人。在一些问题上希拉里向奥巴马看齐，另一些则另起炉灶，她希望在她与奥巴马之间找到平衡点，助她进入白宫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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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当奥巴马恼怒地走进空军一号后舱，针对他的外交政策答记者问时，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生涯正处于低潮期。奥巴马曾在第一任期内取得了鹰派的信任。他在阿富汗增派驻兵，击毙奥萨马·本·拉登，授命北约空袭利比亚（即使在事后看来，这次介入是欠缺考虑的），但是此时的他已经将这些信任挥霍殆尽。面临着“伊斯兰国”迅速崛起和普京在乌克兰的“挑衅”，加上拒绝在叙利亚划定红线区，奥巴马不仅惹怒了共和党人，甚至惹怒了包括希拉里在内的所有民主党人。对于一些人来说，5五月份奥巴马在西点军校针对美国力量的局限性所作的演讲，正回应了吉米·卡特在1979年7月发表的“忧伤”声明，美国正面临信任危机。
“自二战以来，”奥巴马说，“我们所犯的一些代价惨重的错误，并不是来自我们的节制，而是来自我们全然不计后果的鲁莽军事冒险——我们的军事行动没有取得国际的支持，没有合法性，我们美国人民的牺牲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
“不能因为我们有最好的锤子，”他说道，“就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一颗钉子。”
2016年春，奥巴马的处境变得更加乐观。虽然亚太贸易协定仍受政治风向的影响（希拉里在政治上的突然转变就是一个最佳的例子），但美国在与古巴和伊朗关系、巴黎协议和亚太贸易协定上均取得了突破。“伊斯兰国”将阴影投向西方的同时，也陷入与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的消耗战中，丧失了它曾在伊拉克占领的大半土地。另外，普京仍然是一个威胁，白宫政府一直希望普京最终能在利比亚问题上与美国达成一致（2016年3月，普京宣布从叙利亚撤回部分俄军）。奥巴马曾经认为要在外交政策上取得重大成就是千载难逢、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他基本上可以否定这个观点了。对于在美伊和美古关系中取得的突破，他可以炫耀多年。
但实际上，奥巴马在2014年提出的简单法则是否会比他的任期更长久，决定了他的政治遗产的价值。当然，他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他仍然认为外交政策要对风险做出评估，避免不计后果的冒险，以免危害国家的中心利益——简而言之，就是不要做“傻事”。即便要以牺牲国家的边缘利益为代价，外交的成功会让他更加坚定地推行维持世界自由秩序的政策。奥巴马适度地在政策的“单打与双打”间来回转换，看起来无可厚非，但是正如《外交事务》杂志编辑吉丹·罗斯所言：“这种变化建立在不正当的意图上。时间潮流站在秩序这一边，而不是在秩序的剩余敌人那一边。”
罗斯的评论也没能改变大家的看法。许多外交政策执行机构的人预测，奥巴马不会在华盛顿政府留下太多足迹，将来的总统没有必要在奥巴马主义的基础上制定政策，人们会记得奥巴马的施政只是对前总统的矫枉过正。他的顾问团是个排外而鲁莽的小圈子，他们从未摆脱伊拉克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影响，而当他们的领导人回归私人生活后，他们很可能因此解散。即使一些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发展起来的民主党人，也渴望比尔·克林顿外交政策圈的回归。比尔·克林顿的圈子是一个干练、自信的团队，他们更像霍尔布鲁克，而不是丹尼斯·麦克唐纳。
他的助手说，奥巴马平静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从来都不认为对美国实力持传统看法的人会拥戴自己。“我们的外交政策执行机构一旦意识到我们美国的局限性，就会十分不自在，”本·罗兹说，“这不是一份适合外交政策评论者或思考者的工作。”
奥巴马在总统办公室的最后一年，已经将这些机构对他的蔑视当作了荣誉。“在华盛顿政府里，总统都需要按照剧本走，”他在接受《大西洋月刊》的一个热门采访中说，“这个剧本事先为不同的事件写好了标准答案，并且答案大多倾向于军事回应。当美国受到直接的威胁时，剧本就该起作用了。但是这个剧本也能导致糟糕的决策。”
奥巴马能镇定自若，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不是一名外交政策精英，而是时时刻刻站在美国民众立场上的人。毕竟，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他怒斥希拉里处理伊拉克问题不当，击败了强悍对手希拉里；他允诺结束小布什总统发动的战争，赢得了2008年大选。后来，为了兑现承诺，再次获得连任。奥巴马触碰到了掩藏在厌战情绪下更深刻的东西。他开始反思，美国在进入21世纪头一个十年里，似乎再也没有理由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是否还能像阿特拉斯一样，将整个世界扛在自己的肩上？
“我们一直生活在冷战结束后的战略迷雾里，”曾经投票给奥巴马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如此说道，“即使我接连选了三个总统，他们的成长无不被灌输了这样一个传统观念：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种观念深入他们的骨髓，但是他们也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必须买这个账（世界警察）。”
“从那以后唯一改变的是，”卡根继续道，“‘伊斯兰国’的出现。而且这件事非常重要。”
对于那些想去衡量奥巴马和希拉里差异的人来说，鲍勃·卡根是风向标一样的人物。他是新保守主义思想的“领导之光”，或许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美式和平”倡导者。卡根在一些书和文章中，提及上述想法。如2014年5月，他发表在《新共和》杂志的文章写道，“超级大国不会被取代。”当奥巴马转为保守时，卡根写道，“总统对抗的不仅是美国70年的历史，还有美国人的本性。”这篇文章刊登之后，奥巴马邀请他共进午餐，相约谈话。两人的意见针锋相对，卡根打趣道，这次“经历”堪比一场博士论文答辩。
然而，卡根很熟悉希拉里·克林顿的作风。他的妻子托里亚·纽伦在国务院担任希拉里的新闻发言人，而他则是希拉里外交政策顾问团的一员。希拉里的团队中齐集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士，希拉里的政策更贴近于迪安·艾奇逊和哈里·杜鲁门的鹰派外交政策传统。“希拉里代表了美国观念的回归，维持自由的世界秩序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责任，”卡根说，“这就是两党外交政策共识的核心。有趣的是，奥巴马完全漠视这个共识，自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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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伊斯兰国”问题讲话后的第二天，奥巴马邀请希拉里在他的私人餐厅共进午餐。新闻发言人评论说，他们的会面和“大多数的社交场合一样”。这样一些陈词滥调，比白宫政府对外宣称“奥巴马和希拉里在白宫召开私人会议”还缺乏说服力。这是2016年之前，他们进行的最后一次面谈，而那场总统角逐赛也将正式拉开帷幕，他们有许多事项需要讨论，“命运”也联系得比以往更加紧密。
奥巴马意识到，撇开他在任后期的一系列成功不谈，他的许多政治遗产如果交到一名共和党总统的手中，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伊朗协议和巴黎协议尤其不堪一击。但是，希拉里早已在这两方面押下了赌注：她完成了制裁的前期工作，将伊朗带到谈判桌上；她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与奥巴马持同样的观点，两人首次一同出席了哥本哈根会议，这个项目给地球带来的影响也许比奥巴马之前的一切作为都更加深远。协议签署之后，总统奥巴马如此告诉本·罗兹：“我们在哥本哈根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达成巴黎协议。”奥巴马可能再度需要希拉里来保存这些成果。
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将她的竞选视为己任。竞选前夕，两人的关系无疑比之前更为融洽。2014年夏天，希拉里讽刺奥巴马的叙利亚政策，导致两人在马撒葡萄园岛的宴会上冷眼相对。2015年8月，他们在维隆·乔登的80岁生日宴会上再次相遇，这次的气氛明显有所缓和。奥巴马先到，等希拉里走进拐子角农场高尔夫俱乐部的帐篷，他主动献上拥抱。
“看起来非常真挚，”两次宴会都在场的人说，“他们的身体语言看起来更随意、也更友好。”
奥巴马从最初的针锋相对，到招募希拉里为国务卿，到两人默哀班加西大使，再到共同解决从叙利亚至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的问题，奥巴马似乎开始接受这样的事实：希拉里是一只“政治动物”。当助手告诉奥巴马，希拉里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时，他只是转动了一下眼球，不予评论。他们在考虑如何发挥美国力量的问题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本能——就像杜鲁门和艾奇逊，一个像是坦率的密苏里州杂货商，一个像是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贵族，他们分别代表了美国20世纪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艾奇逊曾经是杜鲁门的一位极其忠诚的副手，相当于希拉里与奥巴马的关系。“总统与国务卿之间最重要的默契，”他评论道，“是他们深知谁是真正的总统。”然而，艾奇逊对“二战”后的态度比他的上司更消极，他的外交态度和希拉里一样强硬。他主张在必要的情况下，“动用武力”遏制前苏联的扩张主义；他怀疑美国在维持各国和平问题上做的是否足够；他将治国之道更多看作是平衡各方力量的冷血实践，而不是对一家理想企业的治理。
难怪相对于其他前辈，希拉里更常引述迪恩·艾奇逊的事迹。她赞美艾奇逊那“传统而适宜的外交手腕”，维持了美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卓越地位。“在一本正经的外表下，”她写道，“他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外交家，只要对国家和总统有利，即使打破协议他也在所不惜。”威尔斯利学院的毕业演讲曾经使年轻的希拉里闻名遐迩，她与艾奇逊就在演说的前一晚匆匆邂逅。
希拉里在吃晚餐的路上，遇到了她的同班同学埃尔迪·艾奇逊，她正是迪恩·艾奇逊的孙女。
“这位是明天要发表演讲的女孩，”埃尔迪对迪恩说。迪恩·艾奇逊把眼光转向希拉里，对她说，“我真期待你明天的表现。”